一
同志们都说我们的政委是捡来的，这话倒也不假。我和我们的胡政委确确实实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
那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夏间，我们第一次长途奔袭雷公墟的战斗里。
我们这支游击队是临时凑合起来的。头年秋天，长征部队刚走，县委机关便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县委负责同志牺牲了，根据地也像给霜打了的树，一点点、一片片地变“白”了。当时，我正带着一支赤卫队在赤白交界的地方活动，看着平地上站不住脚，便带起队伍上了山。沿路上又有一些村、乡的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零零星星地参加进来，慢慢组成了一支游击队。
队伍一上山，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整天围着山根转，盯住屁股追。我们就像捉迷藏似的，东山有敌人就转到西山，西山打打再转到东山。这样在山林里和敌人兜了几个月的圈子，虽然也杀伤了一些敌人，可是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冷了没衣服，饿了没粮食。今天这个问：“队长，子弹快完了，能不能补几发？”没有。明天那个问：“伤员的伤口化脓了，给点盐化点盐水洗洗吧！”也没有。看着这情形，我心里着实发急，可是究竟该怎么办呢？过去在县里当个军事部长，什么事都由上级安排得停停当当、交代得一清二楚，只要带着队伍打就行；现在什么事都要自己拿主意，可就难啦。实在苦得不行了，我下了决心：到山下去闯一闯！听说山下土豪们都回来了，打它一家伙，要是能搞到点东西，也能解决些困难；要是敌人多，拼一仗打死了也比这样困死强！
出乎我的意料，这次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原来敌人的主力都集中在山根搜山，这村里只留了十几个民团。我们打了他个措手不及，一枪没放就把他们收拾掉了。
打这次仗本来是为了解决困难的。我们搜索完敌人，没顾上干别的，便直奔一所高大的地主宅院。我原想在这家土豪身上能肥肥地捞一把的，可是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人也都跑了，只有一个穿着破烂的五六十岁的老婆子偎在当院墙角里打盹儿。我问她：“你的东家跑到哪里去了？”她抬起头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没有答腔，又两眼闭着，打瞌睡去了。我瞅了瞅屋里那两口破缸，心里真有点窝火：头一次打土豪，就碰上这么一家，大概这家伙回来还没顾上安家哩。敌人说不上什么时候来，要换一家怕来不及了；这里东西虽然不多，但能搞到一点儿也是好的。我冲二班长喊了声：“林大富同志，敌人很快就来了，快搞东西！”
同志们忙起来了：有的装米，有的找盐巴，有的抓咸菜……七手八脚地乱成一团。我正想再向这老太婆打听一下这家土豪的下落，一眼看见院里墙根下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动，原来是一只猪。我心里顿时一喜，心想：同志们好几个月没闻到点油味，这下子可该改善改善生活了，连忙三脚两步赶过去，伸手就抓。谁知这家伙又偏偏不听话，“咴咴”地叫着满院子里跑。我赶了一气，好容易瞅准了，一把揪住了它的耳朵，正要动手卡它的脖子，忽然听见一个大嗓门儿在喊：
“住手！”
这是哪里来的喊声？我一怔，手一松，猪跌跌撞撞地又跑了。我直起腰四下里望了望，除了正在搞东西的战士和那个对着墙角发愣的老太婆以外，什么人也没有。
“真是活见鬼！”我气愤地骂了一声，连忙又去追猪。
“把东西放下！”
这一声比那一声更高。随着这声音，只见墙角里那堆稻草松动了一下，呼啦一下子飞散在两边，一个人的半截身子露出来。我扭身举枪指着他，打量了一下：这人约有三十上下，脸黄瘦黄瘦的，眼窝和两颊都瘦得塌陷下去了，显得眉头和颧骨很高。胡子有寸多长，老长的头发像个“连毛僧”似的披散着，再加上那双乌黑的、充满怒气的眼睛，着实怕人。他平伸出一只手指着我，用命令的口气说：
“你，你告诉他们，把老乡的东西放下！”
“你是干什么的？”我厉声地问他。
“你是干什么的？”他反问了我一句，口气也很硬。
“红军游击队，怎么样？”我真有点火。
“红军游击队？我看不像呀！……”他摇了摇那头长到耳根的头发，讥讽地笑了笑，“红军游击队我见过不少，可没见过随便拿老百姓东西的！”
这话说得真刺耳！真是，人到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子，头一遭打土豪就碰上了这么家穷鬼；偏偏半道上又出来这么个挡驾的，你看叫人恼火不恼火。
“怎么不像？”我生气地往前跨了一步，扭身指了指那栋青砖大瓦房，“看，不是红军游击队能打土豪？”我越说越有气，要不是那个老太婆拉了我一把，我真想给他一巴掌。
那老太婆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边。她把我的枪苗子往旁边推了推，一摇一晃地走到那人跟前，弯腰搀住了他的胳膊，给他把头上、身上的碎草叶子掸了掸。一边掸、一边责备地说：“咳，看你这火暴性子，有话不能慢慢地说？”说着，便扶着他往草堆外面爬。
这时我才看清：他穿身灰军装，在左腿上，齐短裤边的地方缠着一些布带子，带子上正渗着血水。大概不是受了硬伤就是生疮了，看样子还不轻，连站都不能站，只得两手扶地、一颠一蹦地往外爬。他一面爬，还在接着我的话往下说：“土豪，土豪，你怎么知道这家就是土豪？调查过了没有？”
看到他的打扮，听了他的话，我知道这不是坏人了，而且他说得对，为什么没有调查呢？难道这家不是土豪？……想着，我的气平了些，可口里却还想辩解几句：“住这样的好房子还不是土豪？就算这不是土豪，可我们真是红军游击队呀！……”
“知道，知道！要不知道你们是游击队我能出来？”他说，语气比刚才温和多了，“可是刚才要不是听你们称呼‘同志’，你们这阵行动差点让我不敢认了。你就忘了这是我们的根据地，土豪的房产早就分了？你们不经调查就乱打，这不对呀同志！”说完，他在院子当中的地上歪坐下来，然后揭开衣服，撕开了缝在衣里子里的一块补丁，拿出一件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张临时党证，上面写得明白：胡志得，红二师四团二营的教导员，正式党员，党证里夹着一张师政治部签发给他的因伤“寄留”的证明。“自己人哪！”我心里一阵激动，连忙把东西还给他，就势拉住他的手，叫了声：“同志！”
“同志——”他一下子扑到我的肩膀上，紧紧地抱住了我。我觉得他是那么衰弱，他的肩膀、胸膛和那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指都在瑟瑟地抖。
这工夫，战士们早已弄懂了是怎么一回事，赶紧悄悄地把米、菜归置好了，都围拢过来。胡志得同志松开了手，擦了擦眼睛，深情地望了望同志们，又对我说：“队长同志，请你派几个人，去把这村里那个叛徒收拾掉，把那个刚回乡的土豪崽子抓起来。”
“好。”我说，“就是敌人可能马上要来，得先商量一下怎么安置你。”
“不慌嘛！”他笑了笑说，“大队敌人在楸树岗，离这里二十多里。你们刚才没有打枪，这会儿只要把叛徒和土豪搞起来，是可以安稳一阵的，倒是天黑回山好些。”他又对那位老妈妈说：“三妈，你快去告诉阿榕哥，要他派个人领着同志们把方学武那家伙整了，把潘猴子抓起来。还有，要他们都来一趟，把我们准备的东西也带了来。”
这会儿我才发现，原来这位老妈妈的身体很硬朗，腿脚也挺洒利。她伸手解下包头，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扭身问我：“哪些同志跟我走哇？”
我一面叫二班长派人，一面和她开个玩笑：“老阿姆，咋不再睡一觉？”她嘻嘻笑着朝我扬了扬巴掌：“这会又跟我逗乐子了？刚才把人当土豪打，差点没把我这老婆子给吓死哩！给你讲，你老阿姆还没老糊涂，什么事都得看清楚了才办哩。”一顿话说得我脸通红。
二
趁同志们去处理坏人的工夫，我把胡志得同志扶进屋里，靠桌边坐下，和他谈起来。原来他是在部队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时候负的伤。因为伤势较重，组织上决定把他“寄留”在老乡家里养伤。他原以为苏区还在，加上“寄留”的地方是新区，他怕连累了群众，便决定返回苏区来找党。往回走的这段路实在不容易：腿不能走，便在手上、膝盖上绑上四只破鞋底，一步一步地往回爬。白天，找个树窠子或者坟洞子睡睡，夜里，就沿着荒山小道往东爬；饿了，挖点笋芽、啃啃红薯，渴了，在河沟里舀捧生水喝喝。这样，餐风饮露、忍饿受冻地一连爬了一个多月，就在爬到这里的那天，伤口发作了，昏倒在树林里，被这位老大妈早上拾柴时救回家来。这村子里的党组织在他到这里以前，就因叛徒的出卖，遭到了破坏，他就躲在这里，一面养伤，一面暗暗地联络起了村里的积极分子，和叛徒、白匪、回乡土豪进行着秘密斗争。经过了这几个月，他的伤快收口了，全村的斗争也搞起来了。
“不容易啊！”他讲完了自己这一段艰难的经历以后说，“离开了组织，一个人瞎搞，实在是不容易啊！”说着，他的眼睛突然一亮，悄悄地凑近我，压低了声音说，“怎么样？你们和上级党有联系吧？”
“没有。”我把游击队的情况简单地向他谈了谈。
“唉，也是很困难哪！……”他眼皮一垂，眼里顿时蒙上了一层晦暗的神情。
听了他的这一段经历，想着他在军队的职务和刚才初见面时的情景，我觉得自己打心眼里爱上这个“连毛僧”了，不由得涌出了一个想法：政委，真想有个政委！山上多么需要这样一个人啊！我向他谈了谈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说：“上山去吧，我们没有个政治委员，你来干好不好？”
“不成，不成，这个担子我挑不起。再说，”他指了指腿上的伤说，“我这腿还没好全，要给你们添麻烦的。”
我说：“那有什么？只要你不怕苦，我们可以背着你走！”这是真心话。只要他能上山，我们情愿整天背着他。
“那……”他沉吟了一阵说，“上山倒也可以帮你干点工作，不过……等过些日子伤好利索了再说吧，这会儿我们先联合起来干。”说着，他又掏出了他的党证，仔细地看了看，问我：“你是党员不是？”
“是。”
他把党证递到我手里：“交给党支部的负责人，把我编进去吧。”
“党支部？”这句话说得我一阵心跳。因为和上级党没有联系，又加上在山上东转西转的，把人都给转得糊里糊涂的，倒把这样重要的问题给忽略了。我只得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没……没来得及组织。”
我的话刚落音，他的脸唰的一下子变了，变得像我第一眼看见他时一样，又严肃又气愤。
“就是剩一个，他也是个共产党员嘛！”他气冲冲地说，声音有些发颤，“你……你为什么？为什么不组织起来？”
“……”我，我没有什么理由好讲。
一阵紧张的沉默。
他定睛看看我的脸，又低头望着地面，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哐啷”一拳砸在桌子上，斩钉截铁地说：
“上山！”
就在这时，那位老妈妈领着几个农民进来了。他们有的扛粮，有的拿菜，你一袋、我一篮，在门前堆了一大堆。刚才我追的那只猪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他们捆倒了，扔在门旁直哼哼。还有几支枪、十几排子弹和一提篮手榴弹，也摆在桌子上。原来这些人都是老胡在这里组织起来的农民积极分子。他们正打算组织一支游击队和敌人干呢，东西大致都准备好了。这会儿把这些东西连同几个青年人，一道交给了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过久地停留的。当时便由老胡主持着开了一个会。我们一道研究了山上的需要、山上山下联系和配合的办法等。随后，他又把村里今后的工作布置了一下：怎样进行关于红军游击队的宣传，怎样扩大斗争面，向别村发展，怎样进行保粮保田的斗争……他了解情况那么具体，工作想得那么周到。我望着他那乱蓬蓬的一头长发，看看那些精神奕奕的农民们，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地下斗争，竟是这么一个瘦得皮包骨头、拖着一条伤腿的重伤员领导着干的。
傍晚时分，我们背起老胡，带着东西，返回山上去。路上，他又要我详细地谈了谈山上的情况，还要求我把他交给已经知道的党团员同志替换着背。这么着换了一个又一个，我们边谈边走上了山。
到了山上，天已经快放亮了。一天两夜走了一百多里路，又干了一仗，实在困得不行，我布置完岗哨，找了棵树底，抓了把茅草一铺就睡下了。刚刚合上眼，老胡往我腰眼里捅了两拳，凑到我耳边上说：“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看明早咱们把支部组织起来吧？”我点了点头。他要我把游击队成立以来的工作报告一下，又说：“老黄，准备一下吧，你还要在党员大会上做检讨！”
“检讨什么？”
“你的错误呀！”他说，“第一，你不经调查就乱打土豪；第二，你没有及时组织党的活动。”
听说要我当众检讨，我又有点扛不住气了。我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谁让我检讨的？”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但又很果决地回答：“党！”
有什么话好讲呢。挨了他两次批评，又要向大家做检讨，这就是老胡给我的“见面礼”。可是，我高兴。我在那软软的茅草上平躺下来，透过树叶的缝隙，望着那红艳艳的一抹朝霞，我觉得两个肩膀像轻松了许多。
三
打了这一仗，倒把敌人迷惑了一阵，但几天之后敌人又发现了我们，一连几天，都紧盯住我们，穷追不舍。
经支部决议，老胡临时代理了游击支队的政委。他由同志们轮流背着，随着大队一道和敌人跳圈子。见天，爬山过河，风吹日晒，他的伤口不但没有痊愈，连快收口的伤口又给累犯了。没有药治，也没有时间治，每天能找到条小溪水把烂肉冲冲、化点盐水洗洗就算不错了。我看他似乎比刚上山时更憔悴了些，眼眶子也塌陷得更深了。可是不知他哪里来的那股劲，行军的时候，他总是不住嘴地讲着；一到宿营，他便找棵大树一靠，把那条伤腿在石头上垫得高高的，一会儿叫个班排干部来汇报情况，一会儿召开个党的会议，同志们的情绪如何？有没有掉队的？生活怎样？保密灭迹搞得好不好？直至当天的警戒、第二天的行动，他都要和我一块来处理。只是当事情都弄妥当，同志们休息了，他在我身边躺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那么痛苦、那么困难。有时，伤口疼得他狠命揪着自己那满头长发，牙齿咬得嘎嘎响，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半夜“哎哟”一声被伤口疼醒了，一哼就是大半天。每逢这时候，我真后悔把他弄上山来。我劝他：“下山去养几天吧！”
“不！”他总是固执地摇摇头，然后长叹一口气，“就是……把同志们给拖累苦了。”
记不清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早晨，我们伏击了敌人一下，接着便一气走出了六七十里，半夜时来到一道山坳里蹲下来。睡了一觉以后，我起来查哨去，一摸，身边空荡荡的，起身一看，锃明的月亮底下，同志们睡得正香，只是不见了老胡。前些日子都是晚上转移、白天休息，他也有几次不在，当时总以为他大概去洗伤口去了，也不在意，这会儿深更半夜，东一沟西一壑，他拖拉着条伤腿跑出去干啥了？
实在放心不下，我便借着查哨，去看一看。我转了两个哨位，正走到一丛竹林边上，猛听得林子里传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嘿哟！嘿哟！……”
那声音很像一个人在背着一袋沉重的东西走路，被压得直喘粗气。我悄悄地蹲下身，向竹林深处一看，原来正是老胡。只见他站在那里，两手紧握着两棵竹子撑住身体，先迈出一条好腿，然后两手用力，“嘿哟”一声，把那只受伤的腿试探着跨向前去。一步，两步……
“他这是干啥呀？”我奇怪地想。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在干什么。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心像叫谁使劲捏了一把，又紧又痛。他……这简直硬是在难为自己嘛！我真想把他叫住，抱住他哭一场，又想狠狠地骂他一顿。可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悄悄地走开了。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往我睡觉的那棵樟树底下走。步子那个沉啊，就像老胡挨的那一枪是打在我腿上似的。我愣愣怔怔地来到树下，平躺下来。这时，月亮已经偏西了，晨风掠过山林，沙沙地响；清亮的月光拨弄着树影，是那么乱。我的心也像那树影一样乱，乱得连老胡爬到我的近前都没发觉。
他大概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便蹑手蹑脚地挨着我侧身躺下。看来伤口又疼得不轻，躺下就连哼了几声。我望着他那抽搐着的肩头，心里更是激动。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问他：“老胡，你刚才在竹林子里搞什么鬼？”本想把话说得凶些，不知怎的却说不出口。
“你看见了？”他翻转身看了看我，蓦地坐起身，抓住了我的手。他那袖管都被露水打湿了，冰凉；手却滚烫滚烫的，像块烙铁。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情地说：“唉，老黄呀，我能整天在同志们脊梁上过日子？要能走，走个三步五步也好让他们歇歇啊……”
“胡来！”我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啊，看来这法子怕不行……”
我说：“这回你听我的，下去休养休养吧！！”
“嗯……我想想……”他又轻轻地叹了口气，一面慢慢侧身躺下来，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唉，要是能一下子好了，那该有多好啊！”
四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像是负了伤，正在爬一个崖头，崖头那么陡，又那么滑，怎么也爬不上去。忽然，老胡来了，他变得跟棵老黄松似的，又高又大，伸出像个小葵扇那么大的一只手，拉住了我……哟，手指让他捏得好痛呀……一睁眼，可不是，我的手正在他手里攥着呢，他正坐在我的身旁，两眼呆呆地望着我的脸，似乎在想着什么。
“老黄！”见我醒了，他把我的手捏紧了，突然问我，“老黄，咱俩是同志，我，我求你个事成不成？”
“怎么不成！”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被这拂晓时的月光一照，更是苍白，简直像块白石头刻出来的。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又追问了一句。
“一定！”
他微微一笑，扭身戳了戳正在酣睡的林大富。小伙子一骨碌爬起来，愣眉愣眼地问：“要出发？”
“不，有任务！”老胡说着抓起脑袋边上的一个挎包，对我说，“别把同志们惊醒了。走，咱们到那边竹林里去。”
我疑惑地背起他，三个人又来到了那片竹林边上。这时，启明星贼亮贼亮的，东天已经现出鱼肚白了。老胡四下里看了看，选了一棵粗大的毛竹，靠在上面坐下来。又问了我一句：“真的叫你干啥你就干啥？”
“真的！快说吧！”我被他弄得又糊涂又心焦。
“好！”他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不知啥时候准备好的两根绳子，“噗”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然后两手往竹子后头一背，厉声地说，“把我绑起来！”
“该不是叫伤口疼得他神经错乱了吧？”我想。本想不干，无奈已经有言在先了。我一面绑，一面问：“这是干啥？你疯啦？”他没答我的腔，只是一个劲叫着：“绑紧点，绑紧点！”等我们把他两手绑好，他又把那条伤腿伸开，蹬住了另一棵竹子，“把这也绑住！”我们也照办了。
看看我们都弄妥了，他咬咬牙说：“好同志，来，使劲挤它！”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是要用这办法来挤掉伤口里的脓血呀！我本想劝住他，可是我知道他这脾气，说也无益；而且我的嗓子里也像塞进了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我叫过小林，轻轻地打开了他伤口上的布带子。伤口，像个发得过了火的开花馒头，又红又肿。这会儿，既没有器械，又没有麻药，硬是把脓血从伤口里挤出来，这痛苦……我双手捂着那滚烫而又霍霍跳动着的伤口边缘，心也在霍霍地跳个不停。
“快，快下手呀！”他在催我。
“我，我干不来！”我痛苦地说。真的，要我一气砍几个白鬼子，我眼睛都不会眨一眨，可是这事……
“你答应过我嘛，黄兴和同志！”他哀求似的说，“你总不能瞪着眼看我受罪呀，是不是？俗话说，‘疮口出了脓，比不长还受用’，帮我挤挤就好了。好了，那不给队上减少了个累赘？又可以多帮你干点工作。”对我说完软的，又对小林来硬的：“林大富同志，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令是不是？二班长，我命令你：挤！”
他说得也对，我不能眼看着他遭罪呀！再说这样的环境，要是拖下去说不定……我横了横心：“干！”便让小林抱住他的腿，我两手握着伤口按下去。随着手劲，我觉得手底下他的肌肉猛地哆嗦了一下，我不由得心头一阵紧张。我问：“老胡，怎么样？”
“没关系，你，你别管我！”
我继续用力挤着伤口。这会儿我真想看看他是不是吃得消，却又不敢看。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减少些痛苦，我故意把话岔开来：“老胡，你看打了这一下以后，今天敌人还会不会再跟上来？”
“说……说不上……”他低声回答。他把上字说成了“桑”，听得出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要是再追上来我们可该怎么办呢？”我又问。虽然我明明估计敌人一时追不上来。
“嗯……”他猛地抖了一下。
随着我每一次用力，他就这么抖一下；那两株竹子也跟着索索地抖一阵。露珠，像一阵小雨似的，随着这突然的战栗，沙沙地洒落下来。
“要是真来了，咱就再干它一下，好不好？”
“嗯……”又是一阵小雨。
一连两个问话没有回答，我心慌了，连忙停住手，扭头斜眼向他望了望。只见他两手紧紧抠住地面。因为过分用力，指头都深深地插进了泥土里，手背被憋得乌紫乌紫的。他紧咬着牙，腮边颧骨突起得更高了，那被痛苦扭歪了的脸上，像被谁兜头泼了一盆水，几绺长发贴在了脸颊上，汗水顺着那浓黑的眉毛和鬓角，一串串地流着。
我赶忙回转头，一眼看见了小林。他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停住了手，这会儿正低着头蹲在那里，一手按着驳壳枪套，一手撩起缚在枪套上的手巾在擦眼睛。我用脚踢了他一下，向他做了个擦脸的手势。他才慌慌张张地解下手巾，噙着泪把手巾捂到老胡的脸上。老胡却没让他擦脸，他把两道黑眉毛一拧，一张口把手巾噙进了嘴里。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抑制住自己滚在眼眶里的泪水，压下了想住手的打算。我火辣辣地喊了声小林：“快，快去化杯盐水来！”
毛竹梢头的露水抖了一阵又一阵，露水早已摇完了，竹叶却还像打摆子似的，沙沙地抖个不停。蓦地，竹子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两片硬硬的小碎骨片跳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滑过指缝掉落到脚下的草丛里。我停住了手。这才觉得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冷，原来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俩把他的伤口用盐水洗净，包扎好了，然后解开绳子，扶他在草地上平躺下来。他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紧闭着眼，像睡着了似的。我捋把野草擦着手，坐到他的身边，小心地把他嘴上的手巾拿下来。手巾的当中像被谁用刀子戳过，布满了破洞。小林正在掰着他的手指，手指里紧握着一把潮湿的泥土。
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淡淡地洒在他的脸上。他无力地睁开了眼，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他握住我的手，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老黄，痛——啊！”
我没有说什么。我紧握着他那沾满泥土的手，激动地望着他的脸。那脸上挂满了豆粒般大的汗珠。汗珠映着阳光，晶亮晶亮的。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仿佛被这晶亮的反光刺得发痛，一滴咸咸的东西滚下来，流到了嘴角上。
五
经过这样一番“治疗”，他的伤果然好了许多，伤口慢慢平复了些，已经用不着天天爬来爬去，可以拄根竹杖走几步了。但是，敌人对我们的“围剿”却丝毫没有放松，他们除了调动两个主力团和几个挨户团轮着班盯住我们追以外，又改变了战术，开始采用了“驻剿”的办法，在我们经常来往的道路要冲修上了碉堡，派上了部队，企图连追加堵，把我们消灭在山上。我们活动的圈子越来越小，道路越来越少，和敌人遭遇的情况更多了，部队还受了一点儿损失；加上供给又完了，伤病员增加了，这样拖来拖去实在是困难。我心里又愁又烦，不由得埋怨起那次下山来了。心想：当初为什么那么冒失，搞那么一次奔袭战斗；这可好，烧香引出鬼来了！看看老胡，他大概也在为这处境发急呢，一空下来就躺在树底下沉思，宿营的时候还是照样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过这不是因为伤口痛了，是愁的。
这天，好容易敌人“给”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我打算找老胡商量商量。
一道小山沟里，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人，有的在挖起土灶烧饭，有的在溪水里冲洗野菜，有的干脆枕着枪托子躺在树荫凉里打着鼾……我打听了几个战士，才在半山坡上小树底下一个睡着了的同志身边找着了老胡。睡觉的是二班长林大富。这个愣小子大概睡下以前想都没想这树影还会移动，这会儿正被太阳暴晒着。老胡坐在他的身边，旁边立着个用树枝搭成的架子，架子上挂件他的衣服，给小林挡着身子；他手里擎着只很大的芭蕉叶子，遮着小林脸上的太阳。旺毒的太阳正晒在他那光脊梁上，汗水像脚下那条小溪似的，顺着他那干瘦的脊梁骨流下来。他却像什么也没有发觉，只顾大睁着眼睛，注视着小林的身上。忽然他轻轻抬起手，把爬到小林耳朵边上的一只大蚂蚁捏下来，接着，又一翻手把爬近小林身边的蚂蚁捻死一只，又捻死一只……他做得那么仔细、那么专注，活像一个年轻的妈妈守候着酣睡在摇篮里的娃娃。他那长长的头发轻轻搭在额前，脸色那么舒泰、那么温和，嘴角上不时掠过一丝笑意。我惊奇地发现，他原来是个那么年轻，又是那么文静的人。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家伙，怎么不睡……”
“嘘……”他生气地瞪了我一眼，似乎怕我把小林惊醒了。其实这很多余。这孩子睡得跟一坨泥块似的，这会儿别说说句话，就是在他身边敲通锣鼓怕他也难得睁睁眼。他拉拉我的衣角要我蹲下来，然后指了指小林的脸，柔声和气地说：“看，这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多好的孩子！……”
小林倒真是个好孩子，才十七岁，一股子孩子气，脾气倔得像个牛犊子，可打起仗来，哪里危险往哪里钻，这几天来少吃没喝又不住脚地跑，皮带一连紧进去了四个新眼也没叫过苦。我说：“不假。要不是白鬼子，这会儿他怕还光着屁股捞鱼摸虾呢，可昨天，他一支枪打掩护，把白鬼子撂倒了五六个。”
“逼的嘛！知道不？上山前不几天，他一家子被白鬼子杀了个光……”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我，“你家里怎么样？”
我回答了他，又问他：“你呢？”说也是，我俩还没顾上好好聊聊呢。
“我可没有你那福气。全家就剩了我这么个独丁丁。爹、妈、老婆，还有个一岁半的小伢子，叫土豪一个坑给……”他摇摇头叹了口气，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他低下了头，伸手把爬到小林手上的一只毛虫揪下来捏死了。
“算了，扯点别的吧。”好半天，他抬起头，把话岔开去说，“咱这样净叫白鬼子跟着个屁股追，这不是事呀。”
他这一说，正触起了我的心事。我说：“有什么办法呢？我这队长又不能下命令叫他们不追。”
“下命令叫他们不追……”他重复着我的话，沉思着。忽然，他一把扳住了我的肩头：“你说，要是我们派一支小部队下山，散在敌人屁股后头去活动一下，怎么样？打打民团，搞搞宣传工作，那样，一来可以发动起群众，二来，我们的吃穿群众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伤员和部队也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息几天了。说不定还可以打开个局面呢。”他的话说得又快又流畅，看来这个想法他想过好久了。
我没有马上答话。自然，这倒是个办法，可是他这个大胆的想法却又使我吃惊：过去大家在一起，被敌人追上来还要受些损失，现在一分开……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我说：“怕不行吧？这样太暴露了。”
“怕暴露？你不活动敌人就不知道你啦？”他不满地摇了摇头，向我偎近了些说，“给你讲，这些日子我对你有意见哩！”
“什么？”我惊奇地问。怎么又有意见了？
“就是这一条呀！”他说，“我在山下待了好几个月，可是不知道近处就有自己的游击队。你光是怕暴露，敌人还是知道你，可就是群众不知道你，你说这算什么？再说，你不想和上级党联系了？”
“谁说我不想？”
“想，就要有办法呀。我们到处展开活动，让敌人弄不清我们在哪里，让群众知道红军还在。你把红旗打得高高的，还愁党发现不了你？”他越说越快、越说越兴奋。
对，说得对！随着他的话，我觉得自己窝在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了。我仿佛看见了敌人到处应付的模样，看见了我们安安稳稳休整的情形，看见了上级党的来人……我劈胸给了他一拳：“嘿，你这个脑袋！”
“我？我才没有那么个好脑袋呢。这都是他。”他指指小林，对我诡秘地笑了笑，“前天夜里这小家伙讲他偷土豪的果子的事，还记得吗？”
噢，是了。前天晚上我俩去查看同志们宿营的情况，几个战士正在树丛里围着一堆木瓜和野香蕉，在吃着、谈笑着。老胡拉拉我，悄悄走近他们旁边，正赶上了小林的一个话尾巴：“……我就下手了。我爬到树上，故意弄得树叶子稀里哗啦的。那家伙耳朵灵着哪，一听声就提根矛子追过来了。他肥得像个水牛样，能追得上我？我三转两转就把他甩得没影儿了。我找个地方歇口气等着，不大工夫六伢子就背着满满一口袋来了。他在那边，一不担惊二不受怕，从容得很，净拣大个的摘。哈哈……”人丛里爆发出一场大笑。我们走出了好远，隐隐约约还听见有个同志在讲：“偷果子还得俩人哪！可咱们……”这天晚上，老胡一个人靠块树根闷着，直到快睡的时候，才没头没脑地说了句：“同志们批评我们哩！”当时，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倒是他把这句话捡起来了。
他爱抚地向小林望了一眼，说：“看，说得多好，‘偷果子还要俩人哪？’”
我觉得怪不好意思，就把话岔开来，问他：“你看，我们俩谁下山？”
他定睛看了我一眼，笑着指了指鼻子：“我！”
六
这几天，是我们游击队成立以来最安生的日子。一个月以前，胡志得同志带着一个分队下了山。他们一下山就分散成若干小组，展开了活动，搞民团、打土豪，秘密组织群众，为山上筹粮办菜……这一来，敌人连忙抽出了兵力赶了回去，在几个主要村镇驻扎下来。我们这里果然轻松多了，不但有了喘息的机会，还瞅空子打了一仗，搞掉了敌人一个排。尤其使我们高兴的是，就在他们下去半个月以后，特委派人找到了老胡他们，取上了联系。两天以前，特委陈书记还亲自上山来了一趟，了解情况，布置了工作。陈书记给我们讲话时，表扬了我们，说我们搞得对、搞得好。他帮我们整理了部队，当时就批准，正式任命胡志得同志为我们游击支队的政治委员。特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准备配合其他各地游击队，“以红对白”，向敌人展开一次反击。并要我们设法尽快捕捉一个白军正规军的俘虏，搞一批敌人的服装，做袭击敌人的准备。
我当即写了封信让交通带给老胡，把上级党的指示传达给他，又把我拟订的计划和他说了说，并且请他尽可能上山来一趟，商量一下如何行动。
这天吃过晚饭，我给战士上时事课。这讲课提纲是老胡在山下搜集了些敌人的报纸，分析推断以后编成的。刚讲了半截，突然，“砰，砰砰！”山腰竹叶冲方向响起了一阵枪声。
我立即命令大家准备战斗。这时，一队老百姓急匆匆地向我们跑过来了。他们有的挑担子，有的背口袋，看来是送东西的。走在头里的是二班长林大富。他一下子扑到我的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政……政委要你派……派几个班，从水晶坳下去，抄敌人的后路！”
我厉声地问：“政委呢？”
“他在那里阻击……一个人，受了伤……”他抽抽搭搭地哭着说。
我一听，像谁迎头给了一棒子，眼前直冒金花，胸膛像要炸开了。我抡起驳壳枪，敲着他的头骂了句：“你，你把咱支队的脑袋给扔啦！……”拔腿就跑。
跑出几步，才冷静了些，我急促地向小林问了问情况。原来政委接到了我的信，便带上小林和几担粮食往山上走，想不到在山根上和敌人一个排碰上了。他看看敌人不多，孤军进山，是吃掉他们的好机会，正好合了我诱敌进山的计划，便故意用粮食担子做目标，把敌人引进竹叶冲，然后他卡住了冲口，命令小林回来报告我。我按老胡说的，派三分队长带上七八十个人，火速从水晶坳插下去，然后喊上小林，带上两个班，脚不沾地地向出事的地点跑去。
快到竹叶冲冲口的时候，远远就看见老胡跪在路口一块山石后面，右手握支驳壳枪，脸前摆着小林的步枪，他抬手打几个连发，再抓起步枪打几下。
看看和他只隔百来步远了，忽然一块乌黑的东西落在了他的身边，哧哧冒着烟在打转转。“趴下，快趴……”我的话刚出口，“轰”的一声，一团黑烟把他裹住了。
我眼前跟这团烟一样黑。我命令小林带这两个班去把敌人反下去，自己便三脚两步地奔到了老胡的身边。
他平平地躺在小山道上，把条小路挡得严严的。胸前像被谁乱抓了几把，衣服全烂了，满胸膛都在流着血，也看不出究竟伤着了哪里。血，把小山道上的土染得通红。
我坐在他身旁，扶起他的脑袋搁在我的腿上，低低地叫了几声。他慢慢醒来了，那眼睛像蒙上了一层灰，呆滞地望着我，好半天，认出是我，眼睛顿时睁大了：“是你？你……谁叫你到这……这里来？……”他话说得很吃力，却透着怒意。这神情使我倏地想起了初见面时他的模样。
“……”什么时候呀，还管这个。我觉得眼里像揉进了一把沙子。
“去，去！”他挣扎着离开我的臂弯，用手拼命地往外推我，不知是伤痛的还是气的，话都说不成句了，“去，去插，插断他们呀！……俘虏！……衣服……”
“你看！”我激动地扶起他的头，向山道下面指了指。他选的这地形实在好，从这里下去正是一条山沟，两边都是笔陡的悬崖。小林他们反扑下去以后，三分队长他们也已堵住了山口，敌人全被压缩在这条沟里，像一窝堵在死胡同里的老鼠，正在一簇簇的手榴弹烟里爬来滚去。
他笑了。他把脑袋往我身上一靠，宽慰地笑了。
我弯腰把他抱住，说：“走，到山上去！”
他冲我无力地摆了摆手，闭眼停了一会儿，问我：“支部会开过了？”
“没有。”
“开一开吧……讨论……林大富，我……我介绍他……”他的话越说越不连贯，声音越说越小，忽然牙齿一咬，又昏过去了。
我叫了几声，他没有应声。我含着泪撕开了他的衣服，想把他的伤口包一包，突然手触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在他衣服里子上缝着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是几块光洋，还有他的党证和一张用毛纸画成的敌军分布图。党证和地图已经被血染得全红了。
我撕下自己衬衣的袖子，刚想动手给他包扎，他又醒了。他一眼看见了我手里的东西，眼睛一亮，精神又来了：“差，差点忘了。这，这是……第一批新党员的……党费。”他把“第一批”说得特别用力，眼里爆发出一星喜悦的火花。大概这种心情支持着他，他话音提高了些：“党员名单、地址，交，交给小林了。接头户是……是个铁匠……”
因为说得太急，他不停地喘息着，随着急促的喘息，血，从胸部伤口里汩汩地流出来。我按住他说：“别说话啦！”
“不，来，来不及了。”他继续说，“联络暗号是……问，问一句：‘这里的……柴刀，好吗？’他，他回答：‘好，好……是……是纯钢打成的！’……”
起风了。风，掠过山林，搅起松涛，“哗哗”地响。风，拂动着他那低垂着的长发，一飞一飞地飘动。我紧紧地抱住了他那渐渐变冷的身体，脚步踉跄地往山上走。在我的身后，同志们押着一长列俘虏，一眼望不到头。我没有理他们。我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成了个空壳壳，什么也没有了，里面只是回旋着他那最后的两句话：
“这里的柴刀好吗？”
“好！是纯钢打成的！”
1958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