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歌创作概况
战争的序幕刚刚揭起，诗人们就怀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投入了战争。他们从过去狭隘的生活天地中走了出来，面临着这个关系全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战争，他们渴望以自己的诗篇歌唱人民的觉醒和战斗，想以自己的笔服务于祖国和人民。这样，就造成了抗日初期诗歌空前繁荣的景象。即以武汉一地而言，在陷落前一年多时间内，就先后刊行过三种诗刊(1)，当时诗歌产量之丰富，就可以想见了。
诗人们与实际生活有了初步接触，也就是他们拿起诗歌这项战斗武器走向人民和战争的时候，他们开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过去的作品并不适合广大人民的需要，于是很自然地有了追求新的东西的企求。这一个追求就是“要把文艺各部门中一向是最贵族式的这一部门首先换装而吵吵嚷嚷地拥进泥腿草鞋的群中”(2)去。最先被感觉出来成为这个追求的阻碍的，自然是诗的语言和形式的问题。于是在上一时期就开始被倡导了的朗诵诗运动，又重新被提了出来，而且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在武汉刊行的《时调》诗刊的创刊号上，冯乃超的《宣言》一诗，正好代表了这时候进步诗歌工作者的共同要求和主张：
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
让它吸收埋藏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
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音重张，
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
“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每一个诗歌工作者所应该担负的任务，也是抗日战争期间诗歌运动向前进展的正确方向。朗诵诗运动，一方面是对于上一时期诗歌所遗留下来的形式主义倾向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于符合于人民要求的大众化诗歌的建立的尝试。一九三七年在武汉朗诵诗曾受到广大青年群众的欢迎和爱好。以后朗诵诗运动在延安、重庆等地也陆续有所开展。以写作朗诵诗闻名的诗人，有徐迟、光未然等。很显然地，朗诵诗的推行，对于诗歌的口语化、大众化，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当然，作为一个大众化诗歌运动来看，这时的朗诵诗运动还存在着较大的缺点，它所着重的仅仅是诗的语言和表现形式问题，而没有注意到更根本的一点——克服向来诗歌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因之，多数的朗诵诗歌还缺少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充实内容，而流于无节制的感情的宣泄和空洞的喊叫；同时，读者和听众的范围，也还是拘限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层中，而没有真正把触角伸入到工农大众中去。这些缺点，在抗日初期以及后来的国统区内，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纠正的。不过，从诗歌运动发展的基本方向来看，在抗日初期兴起的朗诵诗运动，到底是代表了一种正确健康的倾向，而且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绩的。
在前面已经提过，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以后，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文学运动，担负了两种不同的具体革命任务，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活动方式，因而在创作上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貌。诗歌方面毫不例外。在解放区，诗歌工作者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天地里，党和毛泽东同志深切地关怀着诗歌的成长和发展。诗人们开始走进了生活，深入了斗争，因之，他们的诗歌也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他们歌唱了战争与胜利，歌唱了解放区的富裕、民主的生活，歌唱了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教育下日益成长的新的英雄的人民，同时，也以巨大的篇幅、无比的热爱歌颂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在地、中国人民的灯塔——延安，也成了诗人们所着意描绘和热情颂赞的地力。在解放区，诗人是时代的号角，是战斗的组织者和鼓舞者，诗人开始与人民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诗的形式，也逐渐地摆脱过去那种离开民族传统与人民喜爱的欧化倾向，而开始建立起一种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伤忧悒情调的逐渐消失和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之建立，是解放区诗歌最鲜明的特点。当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由于诗人们与工农群众还没有紧密的结合，因而思想感情与艺术观点也还缺乏彻底的改造，所以诗风的真正改变，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事。
国统区诗歌运动也获得了比较巨大的成绩。在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与民主自由的长期斗争中，国统区的诗歌工作者担负了历史所交给他们的艰巨的战斗任务。他们生活在黑暗的不自由的天地里，而他们所追求的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的明朗的明天，他们遵行的仍然是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们所要烧毁的是“那罪恶砌成的金字塔”，所要扫除的是那“掩盖着自己的眼睛”的、“浓重得令人不能透息”的“千层万层的雾”(3)。愤怒和讽刺成为了国统区诗歌创作的主调，也偶然流露着难以遏抑的郁闷的心情。与人民群众生活的远离，使得国统区大部分诗人们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抖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种不健康的忧悒多感的心情。在形式方面，比较浓厚的欧化倾向是依然存在的。诗人们使用惯了这样的形式，而一种新的富于民族传统色彩、适合人民需要的艺术形式，又不可能是在与人民大众生活隔离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样，就使得国统区的诗歌，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点。而这样的缺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即在“国统区”成为历史的名词之后），才能够得到纠正和克服的。
以上是本时期诗歌创作的一般趋向。
二 时代的号角
在这一节里我们所要评叙的是生活和战斗在解放区的几个主要诗人及其作品。
从上一时期起，就以诗集《大堰河》显示了优异诗才、获得广大读者称誉的诗人艾青，在本时期以巨量诗歌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他自己说：“这是我创作最多的一个时期。”(4)他写了《向太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献给乡村的诗》、《火把》、《黎明的通知》、《雪里钻》、《溃灭》、《反法西斯》等诗集。这些诗集歌唱了诗人所热爱着的祖国的土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诗人的火热的情感与精炼的诗句凝成了耀眼的光芒，也说明了诗人自己的巨大的跃进。
在“七七”抗战爆发的前夜，诗人就预感到：
……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北方·复活的土地》）
战争一爆发，诗人就满怀希望，投进了沸腾着的生活的激流。他“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才算真正看见了光明”。一九四二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参加了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的整风学习。他说：这“对我是一次大改造，我将永远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给予我的教育。这个期间，我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交识了一些劳动人民里面的英雄人物，写了一些记录性的散文，学习采用民歌体写诗……”(5)
在没有去延安以前，诗人“乘着热情的轮子”，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用“嘶哑的声音歌唱了”他所“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向太阳》），但也没有完全抹去他上一时期的忧伤的阴影。
诗集《北方》中收录的十六首短诗，就交织地显现着艾青的欢愉和忧伤的心情。他说他“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复活的土地》），他赞美着站起来了的“必须从敌人的死亡夺回来自己的生存”的祖国（《他起来了》），他咏叹着“在黄河的彼岸庄严的守卫着祖国的平安”的潼关（《风陵渡》）。但是在他的诗行里却又笼罩着一层多么深沉的悲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爱这土地》）
长诗《他死在第二次》作于一九三九年春末，是本时期的一个重要诗篇。在这首长诗里，艾青描述了一个“把自己的血流洒在我们所守卫的地方”的兵士。他，一个朴质而简单的农民，在战争中以“曾经拿过锄头的手”拿起了枪，在第一次受伤痊愈之后，认为“兵士必须在战争中受伤，伤好了必须再去参加战争”，他重又走上了战场，他“要从敌人的手里夺回祖国的命运”，他“朝向炮火最浓密的地方，朝向喷射着子弹的堑壕”，勇敢“挺进”，于是“在燃烧着的子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呵——穿过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倒下了”，“他所躺的是祖国的土地”。这个兵士的形象，应当说只是诗人自己爱国热情和理想的化身，他还缺乏作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和兵士的性格与感情，而且也没有从现实生活的广泛联系上来描写它；过长的、欧化的诗句与诗的内容也还不是那么谐和一致的。但是，我们从这首诗里，却依然亲切地感受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的深挚的热情和它的对于劳动人民的纯朴勇敢的颂赞。同他的另一篇有名的长诗《吹号者》(6)一样，诗人是通过他所描写的人物来完成他的主观抒情的目的的。
从《他死在第二次》起，艾青开始了长篇叙事诗的制作。写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的长诗《火把》，以明快有力的诗行歌颂了在暗夜中举起火把前进的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们来了 举着火把 高呼着
用霹雳的巨响 惊醒沉睡的世界
就在这“洪流般的火把摆荡”的夜晚里，唐尼，一个为了爱情而流着烦悒的泪水的女性，认识了“感伤并不能把我们的命运改变”，认识了“世界上有比家属更高的感情”，认识了“只有反抗才是我们的真理”。“经了这一夜”，她变得“坚强起来”了。在这首诗里，重叠的诗句与急骤的旋律表现了时代的精神，也传达出了诗人的内心激动，读者的感情也因之而感到剧烈的震撼。
这是矿石的声音
这是钢铁的声音
这声音象飓风
它要煽起使黑夜发抖的叛乱
诗人对于开会时台上演说词的描绘，是可以移来形容整个诗篇的。
诗集《反法西斯》中所收的诗歌，有不少是诗人来到民主圣地——延安以后的作品。这个诗集分为三组：第一组《中国人民的歌》，第二组《希特勒主义》，第三组《敬礼啊——苏维埃联邦》。这三组里的诗歌都是诗人对于当时国内外政治事件的直接的反映。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爱慕与憎恨，在其中鲜明强烈地表露了出来。诗人这样满怀热情地歌颂了中华民族的救星、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
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
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
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是政论家，诗人，军事指挥者，
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
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
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
“一切都为了法西斯主义之死亡”。
（《毛泽东》）
向伟大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英勇地打击着法西斯德寇的伟大的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诗人致着遥远的热忱的敬礼，预祝着他们光辉的胜利：
我向你敬礼——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我们闻到你土地的芬芳的气息，
在我们的想望里你的月亮特别圆，星特别亮，
你的水特别清，草特别绿，花特别香，
你向世界放射光明象永恒的太阳。
……全世界劳动人民环护在你们周围，
每个早晨和黄昏都在祝福你们的胜利。
我们相信明年春天太阳温暖了顿河，
你们将乘着溶雪的冲水把匪徒赶出境外，
西方的边疆将重新翻飏着鲜艳的红旗…
（《敬礼》）
诗人向全世界宣布了解放区人民的“象初升的太阳滚动在澄碧的空中”的“真实而明确，强烈而美丽”的自由与幸福的日子（《向全世界宣布吧》）；诗人号召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保卫“中国民主政治的苗圃”、“革命的理想的花园”，诗人满怀信心地警告了那些惯于使用阴谋诡计的敌人：
今天我们已排好队伍了，
每个人心里都燃烧着愤怒，
只等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手势，
只等朱总司令的一个口令，
我们将全体勇往直前，毫无畏惧！
（《起来，保卫边区！》）
这首诗写在一九四三年七月，这正是蒋介石反动集团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袭击陕甘宁边区（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诗人的激怒的声音与庄严的号召，揭穿了反动派的无耻阴谋，也表现和鼓舞了全边区人民的英勇无畏的战斗意志。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诗论》中，艾青说：“诗人的行动的意义，在于把人群的愿望与意欲以及要求，化为语言。”又说：“政治诗是诗人对一个事件的宣言：是诗人企图煽起更多的人去理解那事件的一种号召；是一种对于被欺蒙者的揭露，是一种对于欺蒙者的警惕。”他的政治诗集《反法西斯》实践了他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诗集《雪里钻》包含着两首长诗：《雪里钻》和《索亚》。《雪里钻》通过对于一匹神骏的战马——雪里钻——的描绘，写出了在河北平原上进行着的英勇残酷的战斗，和在战斗中显现出来的人民战士的英雄的形象。另一首长诗《索亚》，写的是苏联英雄少女索亚在被德寇捕去后的宁死不屈的崇高坚贞的精神。在这两首诗中，诗人运用了素朴的语言，明快的诗行，为我们勾勒出了两幅栩栩如生的动人的画面，显示了我国抗日时期和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们从这两首长诗中，看出了作者的与前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他的日益广阔的创作前途。
艾青本时期的诗歌，同上一时期比较，其进展是非常显著的：第一，在本时期（特别是来到解放区以后），作者的生活幅员扩大了，与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了，因此，他所歌唱的东西是更为深广而丰富了；在诗集《大堰河》某些诗中出现的“流浪者”的感情已经消退，代替它的是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人民的苦难、战斗和胜利的信心，是工人阶级的更坚实更壮阔的胸怀。第二，诗的风格是更为明朗而健康了。如果说，艾青的上一时期的诗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晦涩和过度欧化的毛病，那么，这种缺点在本时期就逐渐地得到克服，而一种明朗的平易近人的艺术风格是在慢慢地形成了。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一个作家的生活锻炼与思想情感的改变对于他的创作风格有着怎样重大的影响。
从上一时期起，就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走上中国诗坛的诗人田间，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又有了更多的创造和更大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期间，田间的诗集，计有：《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给战斗者》、《抗战诗抄》和长篇叙事诗《她也要杀人》(7)等。诗人将他的诗篇全部献给了争取祖国的自由和解放的战争，它们成为了鼓舞和激励人民战斗的一种重要的武器。他早期诗中的特色有了更高度的发扬，过分生拗和不够精炼的毛病也得到了很显明的克服。田间的诗是显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实有力了。
诗集《给战斗者》中的《给战斗者》一诗，是田间本时期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抗战初期人民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对于日本强盗的强烈愤恨，以及正在祖国土地上进行着的战争的风暴，在这一首诗里有了十分鲜明的、动人的反映。诗人用点得着火的炽热的语言来抒写自己的胸臆。诗句的沉重而激越的节奏是那样深深有力地扣紧着读者的心弦。七月是开始伟大战斗的年月，是人民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赶走日本强盗的最初的年月，诗人对它进行了如此充满激情的歌颂：
七月，
我们
起来了，
呼啸的河流呵，
叛变的土地呵，
爆烈的火焰呵，
和应该激动在这凄惨的地上的
复活的歌呵！
因为
我们是
生长在中国。
“因为我们是生长在中国”，这里面包含了多么丰厚深广的爱国主义的感情。畏怯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感伤也与伟大的人民绝缘。我们有的是“呼啸的河流”、“叛变的土地”和“爆烈的火焰”。我们“守望着中部，和边疆”，“呼唤着爱与幸福，自由和解放”。而《给战斗者》一诗便是高歌在我们的土地上的一支“复活的歌”。祖国是宽广而美丽的，而我们的人民则是在祖国的土地上被养育起来的。有什么地方能够像我们的祖国一样地可爱呢！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我们底灵魂里，
飘散着
祖国底
热情，
祖国底
芬芳。
每天，
每天，
我们
要收藏——
在自己底大地上纺织着的
祖国底
白麻，
祖国底
蓝布。
在诗人笔下出现的是这样的土地和人民，是这样“伟大的祖国”。然而就在祖国的土地上，现在践踏着敌人的兽蹄；祖国的“田园”和“池沼”“散布着”敌人的“炸弹和毒瓦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从祖国的土地上赶走那一群喝血的野兽，人民是需要战争了：
我们
必须
拔出敌人底刀刃，
从自己底
血管。
……
在斗争里，
胜利
或者死……
这些简短、遒劲的诗行，充分地反映出了人民的战斗要求和真实情感，是抗战初期充满着苦难和斗争的时代特色的忠实纪录。《给战斗者》中的诗篇一发表，就受到广大读者和批评界的重视，是完全有理由的。诗人闻一多在读到田间的诗作后，就给了它如下的恰当的批评；它“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8)的确，说田间是“时代的鼓手”，这称誉是一点也没有过分的。
由于战斗的需要，田间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不少的“街头诗”，分别收辑在《给战斗者》和《抗战诗抄》中。“街头诗”是一种短小精悍的诗的形式。它用寥寥的几行诗句，从一个平凡的事例中揭示出深远的政治意义。它的词句是浅显的，但却悍泼锐利，发人深省。它使人一目了然，但又余味不尽。它是一样很灵活轻便的宣传武器，但又是很精炼完美的艺术作品。下面举《给饲养员》一诗为例：
饲养员呵，
把马喂得它刮刮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从这短短的几行诗句里，我们感到的是“雷霆万钧”的艺术力量，从我们心底升起的是对于祖国的无限热爱。
收在《抗战诗抄》中的《英雄谣》，是对于解放区七位劳动英雄的热烈的赞歌。从这七首诗中，读者是那么亲切地接触到了在党和毛主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忘我劳动的崇高精神。《参议会随笔》中的五首诗，描绘和歌颂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正的民主制度，也显示了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武装的不可抗拒的威力：
太阳有如金片，
抹着枪和大地。
在白杨林边，
聂荣臻将军
绿的大氅
灿灿的飘起。
（《阅兵》）
诗人是用了多么热情而美丽的诗句来描摹参议会开幕时的阅兵典礼的啊！《名将录》五首塑下了人民将领的神勇的英姿和他们的无坚不摧的威武：
师长飞马上山
谁也不曾听见
那马蹄一响
他已到半山间
将军轻轻的
冷声一笑：
“一块石头
也不许他侵犯！”
（《山中——题贺龙将军》）
诗人的钢铁似的诗句为我们雕塑下了钢铁似的英雄。在抗日战争行将胜利、蒋介石反动集团进攻解放区的阴谋日益显露的时候，这种诗句（它写于一九四五年左右）的出现，无疑地是起了鼓舞人民战斗情绪的重大作用的。
写在一九三八年的长篇叙事诗《她也要杀人》，在田间本时期诗作中，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诗篇。人物（主人公白娘）性格的不够真实，是它的主要缺点；同时在表现方法上也还存在渲染过度和不必要的叠句太多的毛病。比起他同时期的许多短诗来，这首长诗是多少有些逊色的。
诗人柯仲平在大革命前后就开始了诗歌创作活动。他的第一个诗集《海夜歌声》，收录的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他还有些诗发表在《狂飚》周刊上。后来发表的诗剧《风火山》，则是一九二九年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它的饱满的战斗情绪，曾经获得不少读者的爱好，也招致了反动统治者的禁止和迫害(9)。
到了本时期，柯仲平来到延安以后，在一九三八年先后发表了两首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边区自卫军》是反映边区人民武装抗敌锄奸的英雄事实的诗篇。作者在诗前写了这么一小段话：“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向前进。这诗，可以用民间歌调唱。”《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中国描写工人集体英勇斗争的第一首长诗，只写了第一章——破坏大队的产生。在《自序》中，作者说：“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生和成长，是近代的事。中国工人作家到将来也一定会产生许多。当我写《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时候，我曾这样想：‘你们看，我用的言语，是每一个工人都能听懂的言语吧？不要说你们不能够创作，工人同志们，只要你们学会使用文字，你们一定可以比我写得好，并且会好过许多倍。……’”在这首诗的《前记》中，作者又说：“为使这作品稍为完整些，我已花几天工夫，读了又读，增删又增删，以后有机会朗诵给工人同志听，得工人同志的帮忙，一定还有很多地方要增删。古代的史诗就是从一次次朗诵中增删好的。”诗人的这些自白，说明了这两首长诗在思想上和在艺术上的独特的地方。
这两首诗发表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同时也被读者认为“是今日迫切需要的诗歌”(10)。这两首诗在当时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首先，这两首诗，不同于上一时期的诗剧《风火山》，它们不是作者“没有战斗经验时写出来的战斗作品”(11)，而是作者深入了实际斗争生活，和工农兵群众有了进一步结合之后的产品，因此，它们不是以空泛的热情来代替实际生活的描写，而是有血有肉，充溢着生活和斗争的火热的气息。《边区自卫军》中李排长和韩娃的忠勇和机智，《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阿根和老刘的坚强和勇敢，都得到了鲜明而生动的塑绘。在这些人物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生活愿望。这就首先决定了这两首诗的吸引读者和教育读者的重要素质。
你看诗人是这样来刻画《边区自卫军》中的李排长的：
他的命令，
不但代表自卫军，
代表老百姓，
是代表一个战斗民族的声音。
在诗人笔下活跃的是这般可敬可爱的英雄人物，读者怎么不会欢迎这样的诗歌！其次，这两首诗，在形式上也有它的特色：它具有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歌谣风味，语言明白而流畅，节奏自然而响亮，它便于朗诵，容易为广大读者所乐于接受。例如在《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就多的是这样的诗句：
铁好打，钢好炼，
争取一个人好难。
小树不服大树荫
不服它自高，服它根柢深，
不服它皮厚，服它心里有很多年轮。
在过分浓厚的欧化诗风广泛流行的当时，这种诗歌的出现，无疑地会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除上述两首长诗外，柯仲平还写了一些短诗，后来都收在诗集《从延安到北京》中。这些短诗，也依然洋溢着旺盛的战斗热情。诗人自己说：“诗的花是为人民而开，爆炸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爆炸。”(12)他本时期的诗作实践了这个崇高的创作目的。
诗人何其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后来都收在诗集《夜歌》(13)中。这些诗歌，大部分是诗人来到延安以后的作品（主要是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四二年以后作者就很少写诗了）。这时候，诗人已经否定了他在写作《预言》中那些诗篇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见解，也有了“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是思想情感上还存在着新与旧的矛盾和斗争，《夜歌》集中的大部分诗作便是在这种“新旧矛盾的情感”之下写作，而且是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矛盾和斗争的。作者后来是不满意于自己这些诗篇的，他说：
……我写得真是乐而淫，哀而伤，充分发泄了我当时的那种伤感，脆弱，空想的情感。现在时过景迁，更主要地是我经过了最近两年来思想上的变化，这些夜歌和白天的歌又和我隔得相当远了。当我这次把它们编成集子，重读一遍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各种事，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面的为什么这样少啊。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里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谈写诗》）而且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反复地说着那些感伤，脆弱，空想的话啊。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那样缠绵悱恻，一唱三叹呵。现在自己读来，不但不大同情，反而有些感到厌烦与可羞了。(14)
诗人的深刻的自我批评是有理由的。《夜歌》中许多诗篇，由于作者当时还没有很好地克服掉旧知识分子的弱点，所以它们还残存着某些感伤、脆弱和空想的痕印。但是从这些诗篇中，我们所获得的却也有大量积极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读出了诗人对于旧世界的愤怒和对于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读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他参加了革命行列而还没有和工农兵群众真正结合时的矛盾苦闷的心情，读出了一个革命诗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进展的痕迹。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一诗里，诗人对于旧的成都，那给“污秽、陈腐、罪恶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的成都，吐出了那样深沉的憎厌，而对于它的觉醒和新生又是那样充满了热情的希望。在《一个泥水匠的故事》里，诗人以朴素的、燃烧着热情的笔端歌唱了一个劳动人民的故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当中的一个，但他却集中地体现了千万劳动人民的受难和觉醒的道路以及坚贞不屈的高贵品德。在诗中，诗人这样充满信心地赞颂了英勇无畏的苏联人民：
你最先开花的黑土，
你最先实现了人类的梦想的人民！
你们有着人类最响亮的名字，列宁，斯大林，
它们响着就象真理和信心！
没有人能够抢走你们的乌克兰，
没有人能够攻下你们的莫斯科，
没有人能够用枪枝把地主、资本家重新抬上宝座！
（《让我们的呼喊更尖锐一些》）
在诗中，诗人这样热情而又形象地描绘了解放区人民的劳动生活：
我们使荒凉的地方充满了歌唱。
在寒冷的夜晚我们感到温暖。
我们开垦出来的山头突起而且丰满
象装满了奶汁的乳房，
从它们，我们收获了冬天的食粮。
（《快乐的人们》）
在诗中，诗人发出了这样坚决的喊声：
一切腐烂的东西都在死亡！
一切新生的东西都在成长！
腐烂的和新生的
已经清楚地分别开
象黑夜和白天！
全中国的兄弟们，
站到革命方面来！
（《革命——向旧世界进军》）
这些诗篇，正如一位读者给诗人信中所说，是可以引导一些青年走上“生活的正路”的(15)。如果拿它们来和《预言》中的诗比较一下，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进展真是惊人地巨大的。
何其芳的诗不缺乏对于生活的热情和敏感，也很着意于艺术的锤炼，所以绝少粗制滥造之作。但在形式方面，也还存在着句子过长，欧化句法太多的毛病。这当然也影响了何其芳诗作更广泛的流传。
三 愤怒和讽刺之歌
下面叙述的是本时期生活在国统区内的几个重要诗人及其作品。
诗人郭沫若在战争刚刚开始时，就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始终不懈地领导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进步文化运动，同时也写下了不少的诗篇鼓舞广大人民的战斗情绪。抗战初期的诗歌后来都收在《战声集》(16)中。在《战声》一诗中，诗人十分有力地传达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愿望和决心：
战声紧张时大家都觉得快心，
战声弛缓时大家都觉得消沉。
战争的一弛一张关于民族的命运，
我们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依然主人？
站起来啊，莫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
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
追求和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天性，
然而和平的母体呢，朋友，却是战声。
《战声集》是作者继《恢复》之后的一个重要诗集，它以作者所特有的奔放而豪迈的气势与风格，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胜利信心，同时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张一弛”的抗战态度，提出诗人的鲜明的正义的抗议。这以后，郭沫若还出版过一个诗集——《蜩螗集》(17)，其中收集的是在武汉陷落后，蒋介石集团日益走向反动和腐败的时候所写下的诗歌。无法遏抑的愤怒和谴责成了这个诗集的主要部分。例如在《罪恶的金字塔》一诗中，诗人就发出了如此激昂的呼声：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连长江和嘉陵江都变成了火的洪流。
这火——
难道不会烧毁那罪恶砌成的金字塔吗？
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诗的产量是不算多的，他的重要作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几个剧本，这里面贯串着作者作为诗人的丰富强烈的情感和对于丑恶现实的不可调和的搏斗精神，诗的素质是异常地显著的。这些剧本当在后面再作评介。
臧克家是本时期留在国统区的诗人们中产量最多的一个。当一九四四年编印《十年诗选》的时候，在序文中他这样提到自己抗战初期的诗作：“……一双眼睛看过去，看过去写下的诗篇，我羞于承认它们是我生产的。这并不是因为抗战没能够写出好诗来，而是没深入抗战，没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战斗员，才没能够写出好诗来。我歌颂士兵，而自己却不能真正彻底了解士兵，因为他们卧在战壕里，而我只是在战壕边缘上站了一忽儿；我歌颂斗争，却不是从同样斗争的心情出发，这样，我的歌颂就悬在了半空。这歌颂，你不能说它没有热情，但它是虚浮的，刹那的；这歌颂，你不能说它没有思想内容，但它是观念的，口号的。而且，写它们的时候，也来不及作内心和技巧上的压缩，精炼，切磨。而不幸的是，一个真正的好诗，却正需要深沉的情感化合了思想，观念，锻以艺术熔炉。”
臧克家的这一段自我批评，是指他在本时期前一阶段的诗作——《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集子中的诗歌而言的。在这以后，作者又写了《淮上吟》、《黎明鸟》、《泥土的歌》、《第一朵悲惨的花》、(18)《向祖国》和《古树的花朵》等诗集。关于这些诗集，作者后来说：“后一阶段，热情凝固了，幻想破灭了，光明晃远了，代替了这些的是新的苦闷和抑郁。心，从波动中沉垂了下来。这个时期，回味体会了五年（一九三七—一九四二）的战地经验，面对着眼前的世界，有时间给它们以较深沉的刻画。光明的，歌颂它；黑暗的，讽刺它；爱与憎，是与非，真理与罪恶，界线是分明的。”(19)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作者本时期的诗作，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的。
在后来写的几本诗集中，臧克家最钟爱的是《古树的花朵》（长篇叙事诗）和《泥土的歌》。《古树的花朵》完稿于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是为了歌颂“以轰轰烈烈的死，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与人格的英雄”——范筑先而写的一首五千行的长诗。作者在《序》中说：“我的范筑先是我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个艺术上人的人型。”他是冀图改变向来谨严的风格，以恢廓的气势、奔放的笔调来描画在抗日初期出现的这位抗日英雄及其英勇事迹，使他“一家的红血化一道长虹，耀眼放亮的挂在历史的天空”（《小引》）的。在语言的熔铸和材料的剪裁安排上，也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经营、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来。但是，由于作者这时还不能从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洞察生活和表现生活，所以诗中多的是一些比较浮泛的热情的语句，而缺乏对于时代和人物的更本质和更真实的刻画，因此，也削弱了它作为一首现实主义史诗的重要社会意义和艺术力量。
《泥土的歌》共收短诗五十二首。在诗集前，作者说：
我给了它一个活栩栩的生命
连带着我湛深的感情。
（《序句》）
因为它有着作者“湛深”的感情，是作者从“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序——《当中隔一段战争》），所以它特别赢得作者的衷心喜爱。原因不难理解，臧克家对于中国苦难的农村原是有着比较深切的联系和关怀的。但是《泥土的歌》却没有真实地反映农村的生活。它没有描画现实农村里的熊熊燃烧的阶级斗争的火焰，没有表现蕴藏在农民身上的深厚的战斗力量。读者在它里面看不见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风貌。作者为读者展开的仅仅是一幅恬静而平和的农村画图，仅仅是“压死了不作声，冤死了不伸诉”的农民形象。作者笔下的农民，是：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葬埋。
（《三代》）
读者在诗中所感受到的只有“愁苦”和“悲愤”，没有“新生”和“希望”。而这与作者当时创作这些诗歌时（一九四二）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与现实斗争生活的脱节和对于国统区都市生活的不安和不满，使得作者一方面看不见日益觉醒和成长着的新的农民和新的农村，另一方面也只好把自己的愁苦和悲愤寄托在一种并不真实的古旧农村的回忆里。因而作者的诗篇就不得不落在历史和时代的后面。在这一点上，作者歌唱农村的诗作，就很少有超过他上一时期作品的地方。默涵在《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20)中说：“……作为一个人民诗人的创作与认识，不能不是统一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而在今天，作为一个写农村的诗人来说，他不能不是从今天中国农民革命的实践中，去直接认识这革命的实质和意义，而通过这种认识与感受去歌唱出农民的真实的思想感情。所谓‘面向农村’，并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地位，‘居高临下’地去俯视一切，而是勇敢地投入到他们的生活与斗争中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取得了诗的真实。”默涵在这段文章中指出的正是《泥土的歌》的缺点产生的真正根源。而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在《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一文里，臧克家也从这一方面作了比较深刻的自我批评了。
以后，在抗战最后几年和解放战争时期，生活在国统区的臧克家对于反动统治有了更深更多的愤怒和不满，他的诗中的讽刺的火焰日益猛烈地燃烧了起来。这些愤怒和讽刺之歌在下编中当有所论述。
力扬的《我底竖琴》和《射虎者及其家族》，是本时期应当提起的两本重要诗集。诗人是这样地来说明自己写诗的原因的：
当黑夜将要退却，
而黎明已在辽远的天边
唱起红色的凯歌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当严冬将要完尽，
而人类底想望的春天
被封锁在冰霜的下面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当镣链还锁住
我们底手足，鲜血在淋流，
而自由已在窗外向我们招手
一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当悲哀的昨日将要死去，
欢笑的明天已向我们走来，
而人们说“你们只应该哭泣”！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击退“黑夜”、“严冬”、“镣链”和“悲哀的昨日”，迎接“黎明”、“春天”、“自由”和“欢笑的明天”，这便是力扬愿意以他的诗作来担负起的神圣的战斗任务。《我底竖琴》中的二十多首诗作就洋溢着“向明天歌唱而前”（《短歌》）的战斗的歌声。《射虎者及其家族》是一首著名的叙事长诗，旧中国农民的受难的历程和他们遗留下来的强烈的仇恨构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内容——
他的遗嘱是一个永远的仇恨，
挂在我们的心上。
而诗人，射虎者的子孙，二十多年来，抓着他的笔，“象抓着决斗助手底臂膊似的”，就是“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那永远的仇恨”的！朴质简洁的语言，明朗坚实的风格，使得这首长诗具有比较深刻的感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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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三个诗刊是《时调》、《诗时代》、《五月》。
(2) 茅盾：《为诗人们打气》，载《时间的纪录》。
(3) 《沫若文集》第二卷：《罪恶的金字塔》。原注云：“这首诗是为大隧道惨祸而写的。日寇飞机仅三架，夜袭重庆，在大隧道中闭死了万人以上。当局只报道为三百余人。”
(4) 《艾青选集·自序》。
(5) 《艾青选集·自序》。
(6) 载诗集《他死在第二次》中。
(7) 《她也要杀人》，现收入1954年重印的《给战斗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易名为《她底歌》。
(8) 《闻一多全集·丁集·时代的鼓手》。
(9) 《风火山》出版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严禁。
(10) 柯仲平在《边区自卫军》诗前说：“这诗写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发表后，作者曾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说这诗“才是今日迫切需要的诗歌”（见诗前《自序》）。
(11) 《风火山·小序》。
(12) 柯仲平：《创作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诗歌》，载《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
(13) 1952年作者将《夜歌》中的诗再加上后来写的一些诗，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
(14) 《夜歌·后记》一，作于1944年10月。
(15) 《夜歌·后记》一，作于1944年10月。
(16) 收辑的是1936年至1937年的作品，初版于1938年。
(17) 收辑的是1939年至1947年的作品，初版于1948年。
(18) 《黎明鸟》、《第一朵悲惨的花》未出版。
(19) 《我的诗生活》，作于1942年9月。
(20) 载《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