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原名闻多,字友三,辈名家骅。考入清华学校后,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个“一”字,改为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岭。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对国学有相当造诣,一度参加过维新变革活动。
闻一多六岁入家塾读书,除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在这所学校前后读了九年半。他精力旺盛,读书很多,兴趣极广,观察问题敏锐,被同学公认为“博学之士”。
闻一多入清华不久,就编演了表现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热烈赞颂。1915年,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后又担任总编辑和《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编辑。1916年冬,清华学生成立专司戏剧演出的游艺社,他任副社长。1918年底,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又任编演部负责人。他“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1],是校内出名的编导和演员。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在清华中等科时,所作水彩风景画色彩鲜艳,层次分明,以“图画冠全级”而得奖,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参加巴拿马博览会[2]。1919年9月,他与同学杨廷宝等发起美术社,“以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为宗旨,发表《征求艺术专门者的呼声》。1920年12月,与杨廷宝、浦薛凤、梁思成等成立组成研究具形美术的团体“美斯司”,希望用“生命底艺化”促进生命的“高深醇美”[3]。
年轻的闻一多以更大的精力倾注于诗歌创作和研究。他爱读李白、李义山、陆游等人的诗,在外国诗人中喜欢济慈、雪莱、拜伦,这些诗人的作品对他的诗作有明显的影响。1920年9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于《清华周刊》,并开始以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出现在中国的新诗坛上。1921年创作十四行诗,并将这种体裁称之“商籁体”,受到新诗界公认,沿用至今。20年代他发表的新诗集《红烛》和《死水》,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钻研新诗理论探讨。1921年6月发表《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音节底研究》报告,1922年3月写定论文《律诗底研究》,接着又在《创造月刊》先后发表《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提出新诗既要接受外来影响,也要具有本地彩色等颇有创见性的观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闻一多当天深夜在清华食堂贴出岳飞《满江红》词,用以激发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五四运动中,清华成立学生自治会性质的学生代表团,他担任文书,负责宣传工作。6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会后召开学联常会,他与罗隆基等人作为清华代表出席,并担任学联日刊股编辑。
1921年6月,闻一多念完了高等科四年级,正在迎接毕业考试,准备出国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李大钊、马叙伦等人领导的国立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闻一多积极参加北京学联的罢课声援,不顾学校当局对罢考学生以“开除学籍”相威胁,拒绝走入考场。最后被学校给予留级一年处分,推迟出国[4]。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西洋美术。次年暑假后,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对他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闻一多是少有的艺术家”[5],推荐他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评选极严的一年一度的画展。
闻一多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后,逐步由学画改攻文学。他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为酷爱,予以极高的评价与赞佩。1924年秋,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与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等人共同编写排演了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又名《此恨绵绵》或《长恨歌》),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在美国舞台的演出。留学期间,他关心国内局势。1923年暑假,与清华同级同学吴泽霖、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人发起提倡国家主义的政治团体“大江会”。1924年暑假,“大江会”正式成立,成员还有吴景超、潘光旦、王化成、沈宗濓、梁实秋、吴文藻、顾毓琇、蔡公椿等人。在大江会中,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积极提倡者,曾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6]
1925年5月底,为了发动国剧运动,闻一多放弃还有至少两年的留学,提前回国。9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油画系主任徐悲鸿回国前,并兼任油画系主任。在北京艺专,与余上沅、赵太侔经过努力,创办了国立院校的第一个戏剧系。1926年4月,与朱湘、饶孟侃等在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表示对“三一八”惨案牺牲者的崇敬。文中说“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7]。他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是闻一多把文艺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的一个生动表述。
1927年春,闻一多应邓演达的邀约,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任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亲自绘制了反军阀大幅壁画,悬于武昌黄鹤楼前,唤起群众“打倒列强除军阀”。9月,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成立,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程。
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自此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秋,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本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外,还在外文系教英诗等课。这时他致力于唐诗的研究,写出《杜甫交游录》。1931年1月,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创刊,刊登闻一多的《奇迹》,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首新诗。
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离别十年的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以及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接着又先后讲授诗经、楚辞、唐诗和乐府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36年,他还讲授艺术理论和美术史。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带着家眷离开北平南下。11月1日,清华、北京、南开三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遂到长沙。1938年1月21日,临大再迁昆明,他放弃乘车,参加二百多学生和十数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三千五百里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中,和青年学生一道收集研究歌谣、民俗、神话以及苗区的服装、语言,并画了百余幅风景写生画。由于步行途中的匆忙和劳顿,他蓄起一把丰茂的胡须,誓言要等抗战胜利了才剃掉。由于深入民间,他开始了解到人民的痛苦。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5月4日,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1940年暑假后至1946年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其间一度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闻一多主持中国文学部,整理《易经》、《诗经》、《楚辞》等著作,并指导研究生。1942年3月,《楚辞校补》出版,次年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审,获社会科学类学术二等奖(一等奖汤用彤、陈寅恪等六人,二等奖朱光潜、刘节等十四人,三等奖洪深、郑天挺等三十二人)。新学年起,他讲授周易、乐府诗、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943年春,周新民、李文宜、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旋邀闻一多参加。他们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开始主要讨论学术,后来渐渐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期看到的。
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8]。他赞美解放区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赞美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表示,“鲁迅对,我们错了”,要坚决学习鲁迅的榜样。年底,他严肃而沉重地在护国战争纪念大会上说:“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袁世凯还没有死,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9]大游行完毕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激动地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无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闻一多的这些言行,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尊敬,而反动派则视他为眼中钉。日本投降后,闻一多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呼喊:“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我们第一是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他写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参加了大规模的时事晚会、讲演会、新诗朗诵会、文艺座谈会、营火会、几千人几万人的大游行。这时候,正如他自己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所说的,“非现身说法不可”了。他要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于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2月,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担任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异常,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凶残的程度“简直是黑色恐怖”。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同张奚若、吴晗、潘光旦等一道为青年人辩护,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闻一多走在四五万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愤怒地向反动派示威抗议。
5月,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分批复员北上。为了工作,闻一多留下来晚走一步。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以北方的青年还需要他,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因而谢绝了。
6月,蒋介石发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加剧白色恐怖,迫害爱国民主活动。在昆明的特务、暴徒对闻一多不断进行造谣、威胁、恐吓和监视,但他毫不畏惧。
为了争取民盟的活动公开,和当地各界联系开展工作,并粉碎反动派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造谣诬蔑,6月26日至29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在商务酒家举行招待会,说明民盟的立场和态度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事,反对暴力。
7月11日晚,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无比悲愤,赶到云大医院,抱住李公朴的遗体哭喊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大家劝他暂时避开,以防不测,他坚定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他不顾疲劳和危险,仍然按计划做好善后工作。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虽经亲友多方劝阻,仍毅然出席大会,作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他出席民盟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5时半左右,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在离宿舍大门才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被特务用乱枪打死,时年四十八岁。为了保护父亲,闻立鹤也身中数弹。
闻一多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外的强烈反应。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赞:“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致电悼唁,并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罪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各地人民以及加拿大、美国的爱好和平人士,都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
闻一多的遗著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潘光旦、叶圣陶等负责编成《闻一多全集》,共四册,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为纪念闻一多八十诞辰,1980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闻一多还有大量遗稿未曾发表,为此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重新整理编辑了十二卷本的《闻一多全集》,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闻一多(1899-1946),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诗集共收录了闻一多现代诗97首。 查看详情>>
诗与批评,闻一多文艺评论集,收文(含书信)17篇。什么是诗呢?我们谁能大胆地说出什么是诗呢?我们谁能大胆地决定什么是诗呢?不能!有多少人是曾经对于诗发表过意见,但那意见不一定是合理的,不一定是真理;那是一种个人的偏见,因为是偏见,所以不一定是对的…… 查看详情>>
闻一多曾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闻一多与高孝贞的爱情没有一见钟情的开始,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互相搀扶,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在战火纷飞中不离不弃,他们的爱情在曲折的生活中分外浪漫,好似一坛美酒在岁月中酝酿出醉人的醇香。 这本书除了收录了闻一多给高孝贞的信件之外,还收录了他写给家中其他人的信件,从闻一多写给家人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闻一多先生从血气方刚的清华学子,到留美的爱国青年,再到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的成长过程。对于父母,闻一多是孝顺谦恭的儿子;对于妻子,闻一多是顶天立地的丈夫;对于姊妹弟兄,闻一多与之互相督促亦师亦友;对于儿女闻一多是慈祥可亲的父亲。 查看详情>>
闻一多著。收录作者有关唐诗的评论及考据文章九篇。《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三篇探讨初唐诗风的转变,从唐初宫体的沿袭六朝,经王、杨、卢、骆对旧体制的破坏和新体制的建设,以至刘希夷、张若虚完成诗歌境界的升华,为一百来年唐诗的演进勾画出清晰的轮廓,体现着环环相生、有机相联的内在逻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孟浩然》、《贾岛》两篇论作家,除对其诗风的清淡和清冷有相当准确且富于诗意的概括外,还把问题提到更高的历史层面,如联系宋末“四灵”、明末竟陵派、清末“同光体”,以说明每个朝代“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因而“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见《贾岛》)。这都体现了闻氏作为诗人的慧心和史家的卓识。《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两篇属考据文字,前者有不少新见,后者则属于开创性的力作,显示了作者渊博的素养与深厚的学植。此外,《杜甫》作为一篇未完成的传记文学,写来笔意灵动,神形俱现;《英译李太白诗》是对小畑薰良用英语翻译《李白诗集》所作的批评,兼及中英两种语言和诗体的比较,亦资参考。此书因包含深刻的历史观念和丰富的审美感受,一直受到人们推重。原书作者生前未加出版,1948年辑入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第四卷,1956年古籍出版社据以重印单行。 查看详情>>
文集。闻一多杂文集,收文16篇。闻一多著。收于《闻一多全集》第3卷。这是由别人记录的一篇讲演稿。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因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昆明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在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作了这一讲演。当晚,在回去的路上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最后一次讲演》标题是整理者给加上的。演讲开始,从李公朴无罪而遭毒手,“杀死了李先生,又不敢承认”,还要嫁祸于共产党等方面,义正辞严地痛斥了反动派“最卑劣最无耻”的暗杀行径,热情颂扬了李公朴为争取民主和平而献身的精神;继而就这一暗杀行为,揭露反动派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指出人民必胜的客观真理,最后,号召昆明青年要继承先烈遗志,百折不挠地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努力奋斗。文章论点鲜明,证据确凿有力,用词极富感情色彩,鼓动性强。 查看详情>>
闻一多的第一本新诗集。《红烛》最早的版本是1923年9月,由泰东书局出版的,诗集中共收入诗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62首,其中分为“李白”“夜雨”“青春” “孤雁” “红豆” 5篇。《红烛》 中的作品,大多是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创作的,大多数作品中流露出思恋祖国之情和对美国的侵略势力的极度不满。《红烛》中的大多数作品反映了 “五四”以来青年要求思想解放、求索真理的精神风貌。诗集中收入了作者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太阳吟》、《忆菊》、《西岸》、《雪》、《红豆》、《国手》、《艺术上的忠臣》、《黄鸟》、《春之首章》、《色彩》、《去思》、《钟声》、《印象》、《红烛》等等。诗集中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对爱情的讴歌、对自然的赞颂、对生活的思考、对劳动的颂扬以及对黑暗现实的批评等等。闻 一多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题材丰富,讲究构思,注重意象,着意提炼,音韵铿镪,色彩浓烈。《红烛》是闻 一多的 一本风格独特、具有独创性的新诗集,为中国现代诗坛增添了绚丽的光彩。1955年,《红烛》被收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闻 一多诗文选集》之中。 查看详情>>
中国现代诗集。闻一多著,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内收诗歌28首。是继《红烛》之后的第2本诗集。本诗集中所表现出来的浓烈的爱国情思、独创的艺术风格、鲜明的民族特色,使作者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赢得了声誉。《死水》是诗集中最具代表性的诗篇。诗人把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比作一潭死水,丑恶在这里滋生,到处弥漫着腐败。因此他激愤地主张“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而在《发现》中,诗人则“迸着血泪”般地呐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作者望着这“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死水,苦闷而又愤懑。与作者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不同,《死水》中似乎投下了更浓重的阴影。被朱湘誉为“神品”的《你指着太阳起誓》显得灰白而且惨淡;《末日》刻画死神的来临,又如“一股阴风偷来摸着我的口”;《大鼓师》以一种约束和沉静的调子写爱情的悲哀,与《红豆篇》大相径庭;《忘掉她》写失掉爱女的情怀,就好像诗人真的想忘掉死去的爱女,使人深深地感受到悲痛的力度。《死水》在艺术上较明显地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的影响。诗中,作者把丑的东西加以美化,如油腻可以织成“罗绮”,泡沫也美得象“珍珠”,正是受到波德莱尔的启示。《死水》和《女神》一样,都滚动着炽热的感情,一个是奔突在地壳之下的岩浆,一个是喷突而出的火山。同样的爱国情怀、对旧世界的愤怒,无不在诗中流露,这也正是《死水》影响至今的现实意义。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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