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內戰再起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為軍閥的天下。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不及一年，內戰再起，歷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為數之頻，規模之大，更是後來居上。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是反獨裁。不論是何種名義，要皆為國民黨的內部之戰，其由來並非一朝一夕。
一、動亂的醞釀
國民黨的武力，以黃埔軍校學生為基幹的第一軍為主，由蔣中正統率。次為粵軍組成的第四軍，由李濟深統率。北伐前夕，增編廣西李宗仁部為第七軍，湖南唐生智部為第八軍，實力均與第一、第四軍相若。北伐軍進至長江流域，爭相擴充，少者一、二倍，多者三、四倍。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各樹一幟，而以馮的兵力為大。唐生智首先攜貳而失敗，李宗仁、李濟深與蔣中正又成為兩個壁壘。一九二八年，北伐再度展開，李宗仁部趦趄不前，迨奉軍敗退，白崇禧率軍由武漢兼程北進。
華北之戰以馮玉祥之功為多，犧牲亦大，結果僅得到一個不完整的山東，直隸（河北）、北京（北平）、天津均為閻錫山所有。一因馮的一向桀驁反覆，不易控馭，蔣不欲其勢力再行擴張。二因英、美、日惡馮接近蘇俄，不願北京、天津入於其手，蔣於外交上亦有顧慮。三因閻、馮之間早有矛盾，閻既欲向外發展，尤畏馮的威脅，因力爭聯蔣。於是馮被壓制，而生觖望，稱病請假，盛傳與閻將起衝突。
北伐前全國兵額約一百四十萬人，北伐後多達二百三十萬人，軍餉超過國家的全部收入。北京克復後，蔣中正倡議裁軍，親赴武漢、鄭州，邀李宗仁、馮玉祥北上，與閻錫山會於北平，商整理軍事方案，決定召開編遣會議，先將四個集團軍縮減為六十個師，另編憲兵二十萬人，直隸中央政府，東北、西南、兩廣各軍，另行辦理。蔣的第一集團軍約五十萬人，馮的第二集團軍約四十萬人，閻的第三集團軍及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各近二十萬人。不久第一期改編令發表，第一集團軍編十三師，第二、第三集團軍各為十二師，第四集團軍八師。近年北方收編北方雜軍，不在其內，閻雖滿意，馮、李則大為不平。
第一集團軍駐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亦即中央直轄區。第二集團軍駐河南、山東、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第三集團軍駐河北、山西、綏遠、察哈爾，第四集團軍駐湖北、湖南及冀東，廣東、廣西與之一體。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屬於張學良，四川、雲南、貴州、新疆屬於地方軍閥。此為北伐後新的割據大勢。
國民黨初設中央政治會議，北伐後相繼於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北平置分會，由當地軍事領袖主持，指導監督各自轄區的政治，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不僅握有地方軍權，而且名正言順的握有地方政權。一九二七年底，有人倡議“分治合作”。所謂“分治”，是為遷就割據軍人，“合作”為對中央而言，實際上是與中央對立，自非蔣所樂許。何況這時的南京政府已非往日的北京政府可比，有其較任何地方軍人強大的兵力與豐厚的財力。
軍權、政權多元，國民黨本身復四分五裂，西山會議派外，號稱正統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有汪兆銘、胡漢民、蔣中正派之別。北伐完成，準備實行訓政，由國民黨訓練人民，代表人民，行施政權。一九二八年八月，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議決厲行以黨治政，以黨治軍，限期撤銷各地政治分會，不得再以分會名義對外發表命令，及任免該特定地區內官員。國民政府設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統一軍政、軍令、軍事教育及財政。十月頒布訓政綱領，成立新國民政府，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五院院長，馮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事部長，閻錫山任內政部長，李宗仁任軍事參議院長，李濟深任參謀部長，國民黨右派及軍事巨頭各予位置，惟汪兆銘的左派落空。
訓政以領導人民致力於政治、經濟建設相標榜，要實施此項計劃，須先做到真正的統一，欲做到真正統一，須先裁兵。蔣強調編遣為革命的生死關頭，希望各軍事領袖犧牲自己的權利、個人的地位，使編遣成功，軍隊有一定的編制，軍餉有一定的數目，一定的支出機關。能如是，經濟方可穩定，政治方可上軌。各軍事領袖認為蔣借統一及編遣以行削藩集權【註：有人說此議出於楊永泰，其實削藩為中國歷代開國者常行之策。又說楊的計劃為以經濟方法解決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東北，尚有幾分近似處。楊為舊國會議員，屬政學會，曾在廣東反對孫中山。北伐後期，夤緣入蔣幕，日後深得依畀，權傾一時】。一九二九年一月，編遣會議在南京舉行，劃全國分置七個編遣區，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為一區，東北為一區，川、黔、滇為一區，另設一中央區，以處理雜軍，每一編遣區編留二十萬人。看來似尚公允，但中央編遣區實亦屬於蔣，加上憲兵二十萬人，蔣的全部兵額等於馮、閻、李的總和。依此規定，馮部最少裁減半數，閻部有增無減。馮主先裁將，再裁兵，裁無功，留有功，中央新收各軍尤應先裁【註：馮一面解散非己系的豫、陝軍，一面收編民團。據說馮又要求自任國民政府副主席，委派南京衛戌司令，保薦若干部長】，李宗仁、李濟深一同附和。閻錫山時恐馮不利於己，從中挑撥。會議勉強結束，馮即遄返河南，於是又有馮將與蔣決裂之說。
編遣會議加深了軍人的相互疑忌，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促成了黨人的相互敵視。汪兆銘因見擯於一九二八年十月的新國民政府【註：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黨中央委員舉行會議時，蔣中正主張准許汪派委員出席，親赴上海邀約，桂系及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等堅持不可】，十一月，汪派在上海成立“國民黨黨務改組同志會”，以恢復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為旗幟，人稱為“改組派”。一九二九年三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代表多為指派，改組派嚴詞攻詆，汪派的陳公博、顧孟餘等被開除黨籍，汪亦受到警告，改組派與南京完全破裂。蔣為南京的領袖，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的親信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一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握黨的實權，人稱CC系，最為改組派所痛惡【註：陳果夫、陳立夫為陳其美之侄。陳果夫初習軍事，後在上海經商。陳立夫習礦冶，曾留學美國匹茨堡大學。一九二五年，陳果夫始參與黨務工作，陳立夫擔任蔣的機要秘書。CC系據說為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或二陳姓氏的縮寫，日後正式組織“青白同盟”】。
二、討伐桂系
桂系的勢力分佈南北要衝，廣州為李濟深，加上廣西黃紹竑，武漢為李宗仁，輔以胡宗鐸、陶鈞，白崇禧屯兵天津、唐山一帶。蔣中正與桂系久有意見，彼此有難兩立之勢，胡、陶尤為驕悍【註：胡宗鐸、陶鈞為李宗仁部軍長，分兼湖北清鄉督辦、會辦。一九二八年六月，蔣過武漢赴北平，胡、陶拒不與見。蔣閱兵時，胡公然指摘中央】。一九二八年秋，李宗仁大事擴軍，白崇禧統率的部分軍隊亦調回武漢，並有聯結奉軍總參議楊宇霆之說【註※】。蔣亦作部署，準備派兵西上。編遣會議召開之時，白託病不至，八次呈請辭職。
※註：楊宇霆頗有智略，深得張作霖倚重，對張學良心存藐視。一九二八年九月，楊兩次與白崇禧會於冀東，謠傳楊助白抗蔣，白助楊取代張學良，復有聯交日本之說。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前張作霖顧問日人町野武馬與楊談東北鐵路問題，第二天，張學良殺楊及與楊接近的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兼黑龍江省政府主席常蔭槐。
湖南位於武漢、廣州之間，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譚延闓舊屬。桂系欲將兩廣、湖北聯為一片，暗結湖南師長何鍵，謀去魯滌平。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胡宗鐸假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將魯免職，派兵佔領長沙。李宗仁時在南京，當天秘密走上海，命武漢備戰【註：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胡宗鐸、何鍵到北平晤白崇禧，二十八日，桂軍自湖北入湖南岳州，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何鍵撤回圍攻井岡山的湘軍，二月二十五日，李濟深、黃紹竑會於梧州，皆與湖南事變有關】。蔣知非和平可了，令中央軍出動，號為“討逆軍”【註：此後中央軍均冠以討逆名號，以示討伐反抗中央政府者的決心】，吳敬恆等約同自廣州北來的李濟深調解。胡宗鐸等責中央軍西進，聲言將“迎頭痛擊”。三月二十日，蔣發表演說，斥其“擅自調兵，違背編遣會議決議，破壞統一，不得不加以制裁。中央對地方只有命令，不容所謂調停”。又說：“地方高級軍事領袖多屬中央政府人員，當群聚首都，共謀國事，乃自放棄責任，遄返地方，反誣中央負責者為把持、為獨裁。近日各將領通電，多曰服從中央，又曰和平，事實則違抗中央，所謂服從皆為虛名，反抗乃其事實，所謂和平只是橫行武力。革命險像已至於極，必須以全力維持中央威信，保障國家統一，為適當處置。”不僅為對桂系而發，且兼指所有地方領袖。“適當處置”，就是軍事制裁，無異是一篇武力統一宣言。地方以武力對中央，中央亦以武力對地方。三月二十一日，李濟深被禁，二十五日，戰爭開始，二十六日，國民政府頒布討伐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令，時距全國統一尚不到三個月。蔣親行督師，中央軍約十六萬人，桂系約十萬人。
瓦解桂系內部為蔣的主要策略。屯駐天津、唐山一帶的白崇禧部五萬人，原屬唐生智，白擬率之由津浦鐵路經山東進攻徐州、南京。唐生智受蔣之命，以一百五十萬元的餉銀及“打倒桂系，返回湖南”口號，收回了舊部。三月初，白狼狽出走。白的另一計劃為放棄武漢，全部退入湖南，再合自廣東、廣西北來的粵、桂軍，與蔣決戰。胡宗鐸、陶鈞戀棧不從，李宗仁無法西歸。李濟深被扣後，粵軍將領陳銘樞、陳濟棠經胡漢民勸說，逼走黃紹竑，武漢桂軍失去了南北策應，陷於單獨作戰。不料內變又生，桂系自有湖北之後，胡宗鐸、陶鈞以鄂人掌握軍政財政，私囊充盈，桂籍將領大為不平，說是“廣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發財”。蔣以對白崇禧、李濟深的同一策略，施以分化。俞作柏，初與李宗仁同起廣西，後遭排斥，至是蔣用以運動桂軍師長李明瑞等歸附中央。四月四日，胡宗鐸、陶鈞下野，中央軍佔領武漢。這次戰爭，政治運用實多於軍事行動。
桂系在華北、華中、廣州失敗後，僅剩下黃紹竑的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據以與蔣繼續對抗。蔣命粵軍、湘軍分道進攻，李、白先發，東入廣東。五月，粵、桂軍激戰於廣州附近，桂軍大挫。六月，李明瑞會同粵軍續進，桂軍紛紛投降，李、白及黃紹竑出亡，廣西為俞作柏所有。
三、護黨救國軍的起伏
經過編遣會議，蔣與馮玉祥的關係已到不易維持的地步，蔣與桂系行將決裂之時，雙方均欲爭馮的支持。馮命韓復榘、石友三兩軍進駐豫、鄂邊境，謀坐收漁利，以桂系尋即戰敗，毫無所獲。山東問題使蔣、馮的關係更為緊張。是年一月，中日開始談判濟南事件，爭執不下。南京以準備對桂系用兵，對日本大事讓步，三月十八日解決，中國放棄賠償、道歉要求，日本允於兩個月內退兵，由馮系的山東主席孫良誠負責接收。蔣平定武漢後，變更辦法，不許孫良誠接收膠濟鐵路及青島，顯係不願馮有海口。馮以閻錫山助蔣，恐陷於夾擊，為集中兵力，令孫良誠部星夜撤回湖南，韓復榘、石友三兩軍同時北退，中央軍亦向山東、河南出動。
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汪兆銘的改組派以“護黨救國”為反蔣口號。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李宗仁首在廣西稱護黨討賊軍南路總司令。十五日，馮部將領宋哲元等推馮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外交用人不當，馮亦責中央違背編遣會議，要求蔣一同去國。二十日，蔣列舉馮的罪行，馮斥蔣破壞黨章，南京政府不能代表全國。出乎他的意外，他的主將韓復榘、石友三採取四年前他對吳佩孚的行事，竟然背叛，宣布服從中央【註：馮為立威，對於部將動輒責罰，或言語諷刺，韓復榘貴為河南省政府主席，亦所不免。馮為集中兵力，命韓西退，韓不願放棄河南，自請與孫良誠、石友三進攻武漢、南京。馮認為近於孤注一擲，嚴詞申斥不准。是年四月，韓曾到漢口見蔣，受到渥遇厚贈，於是遂合石友三叛離】，馮的武力討蔣，遂成不可能的事。
閻錫山時恐馮玉祥不利於己，與蔣深相結納，蔣亦多方籠絡。及蔣與馮反目，命閻節制華北各軍。閻為促成馮的反蔣決心，使與蔣兩敗俱傷，反以蔣的軍事計劃洩之於馮。韓復榘叛變，馮已不能有為，閻計未得售，轉而勸馮忍耐，解除兵權，前來山西，偕同出洋，用意則在挾以操縱馮的餘部，不令盡為蔣得。馮以眾叛親離，只好勉從。六月，自陝西至太原，遂失去自由。
第四師師長張發奎，新任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為助蔣討伐桂系的有功人物。張發奎原與汪兆銘近，俞作柏與改組派交往亦密，兩人均參加了護黨運動。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張通電主張重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率領所部二萬餘人，自湖北宜昌南去。二十七日，俞作柏獨立，稱護黨救國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註：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準備響應，事敗被拘】。汪兆銘正式宣布討蔣，主由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職權，不承認本年二月後南京的一切命令及決議案。俞作柏並不能掌握廣西各軍，復受粵軍攻擊，迅告失敗，廣西復為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所得，聯合張發奎共圖廣東。
退集陝西的馮玉祥軍由宋哲元、孫良誠統率，仍有二十萬之眾，惟給養無著，經蔣派人商洽，願接受改編。閻錫山大為恐惶，九月十七日，與馮面商，決聯合張發奎共同倒蔣，馮求之不得。十月十日，以宋哲元的名義自太原發出通電，擁閻、馮為總副司令。閻仍採兩面政策，對馮不許他返回軍中，挾以要脅南京，對蔣允出兵相助，藉以勒索軍餉。十月二十六日，宋哲元等與政府軍戰於豫西。十一月一日，馮告外國記者，此次戰事責任，自負十分之六，閻任十分之四。四天後，閻接受南京的陸海空軍副司令的任命。當天路透社又發表馮的談話，謂與閻完全合作，一致討蔣。閻極為尷尬，再三否認，稱病不出，將馮實行幽禁，扣留馮部彈藥。十一月中旬，宋哲元戰政府軍不下，退回陝西。蔣以東北有對蘇俄之戰，南有對桂系之戰，不旋踵又有出乎意表的大變，無暇追擊馮軍。
唐生智於豫西之戰，頗為出力，蔣倚畀不疑，命在豫各軍悉歸指揮，並代行總司令職權。唐野心不死，與汪兆銘既有淵源，與閻錫山亦有聯絡，但深惡馮玉祥。宋哲元退兵後五天，十二月一日，唐在鄭州通電反蔣，擁汪、擁閻、聯張（發奎），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第二天，背馮投蔣的石友三在南京對岸的浦口響應，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註：唐為中央討逆軍第五路總指揮，石為十三路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蔣命石率部援粵，集中浦口待船。石擬乘蔣前來檢閱時予以劫持。蔣以故未至，石知事泄，遂叛。唐叛變後，致蔣電報仍稱“職”，石叛變後，以為南京已有準備，不敢渡江。胡漢民戲為一詩，有“造反猶稱職，逞兵不渡江”句】。河南韓復榘及部分政府軍將領的態度為之動搖。石友三舉兵後，率部北去。唐生智欲重有鄂、湘，自鄭州南下，一九三○年一月四日，為政府軍大敗於豫南，二次出亡。
張發奎與桂軍聯絡後，直趨廣州。十二月中旬，為粵軍及中央軍所敗，退向廣西。粵軍追踪而來，雙方勝負相當，護黨救國軍已近尾聲。此後南北反蔣運動雖進入最後高潮，然已不再張護黨救國旗幟。
第二節 聯合反蔣
一、反蔣派的大聯合
閻錫山於馮玉祥的反蔣戰爭中，縱橫捭闔，大有所獲。唐生智的叛變，縱非出於閻的教唆，最少又授以操縱的機會。閻主張黨事由黨員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武力應居於服從多數地位。此時蔣的處境至危，更不得不屈意相就。等到閻遂了他的初步慾望，對蔣表示唯命是從，出兵豫北【註：蔣先後派吳敬恆、李煜瀛、何成浚赴太原，由何成浚經手付給閻的軍餉，約在千萬元以上】，實則與唐生智暗通。報紙傳說，閻的此舉，意在對蔣。一九三○年一月三日，閻親到鄭州，準備採取進一步行動，但是唐生智的大勢已去。閻自知年來所作所為，遲早必為蔣所不容，乃積極招納反覆的軍人，結好反蔣的黨人【註：閻到鄭州後，委任韓復榘等為中華民國軍各路總指揮、司令，並縱唐生智出走。返太原後，派代表赴上海與西山會議派、改組派聯絡。西山派反蔣最力的為鄒魯、謝持、許崇智、居正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居正在上海以煽動軍隊被捕】。
一九三○年一月九日，蔣電閻論當前局勢。第二天，閻異想天開，約蔣“共息仔肩”，一同下野，說是武力統一不易成功，應以“禮讓為國”，揭開了由閻領導的倒蔣第一幕。蔣答以革命救國為義務，不容諉謝，對於憑藉武力，謀危黨國者，惟有武力制裁。閻說戡亂不如止亂，下野後可使攻擊者無目標，無藉口。蔣發表談話，謂出處進退，一以黨國命令為依歸，在目前困難萬狀之下，決心不顧成敗利鈍，為黨戡亂，為國除奸。行政院長譚延闓、立法院長胡漢民、司法院長王寵惠亦責閻出爾反爾。此後雙方的電報戰，歷時月餘。蔣斥閻以禮讓為名，爭奪為實。閻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蔣個人的大會，編遣、討伐皆蔣一人的命令。二月二十六日，蔣對閻作最後忠告，結束無益的辯論，閻說“只好各行其心安”。
閻素稱老謀深算，此次弄巧成拙，再無迴旋餘地，不得不挺身而出。李宗仁、張發奎請他武裝迫蔣引退，汪兆銘勸他以武力對蔣制裁。二月二十三日，閻率領河北、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福建、察哈爾十一省，四十五將領通電，主由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組織臨時幹部會議，成立第四屆中央或由全體黨員總投票，完成整個的黨。二十五日，閻親迎三個月來被軟禁於晉北五台縣（閻的故鄉）的馮玉祥至太原，派兵進向山東，東北的張學良、河南的韓復榘，因蔣的運用，均倡導和平，使閻大為驚愕。尤令他恐懼的為馮部將領的態度。宋哲元等痛憤去年反蔣之戰，中途為閻出賣，重謀與蔣言好，他們之不參加唐生智的叛變，原因即在於此。唐生智失敗，宋哲元等請蔣接濟餉械，全力攻取山西。蔣亦調兵遣將，準備摧毀閻的根本。閻為緩兵之計，電蔣辭職，急撤已入河南、山東的晉軍，先圖自固。三月七日，與馮玉祥最後商定，誓言一致倒蔣，不再返顧，並予馮現款八十萬元。三月十日，馮由太原馳抵潼關，收回軍權，不顧部下的反對，定要與閻聯合舉兵【註：馮到潼關時，宋哲元等正會議進攻山西，馮堅決反對】。一年以來變幻莫測的反蔣行動，現在算是步調一致。
二、罕有的內戰
這次反蔣運動，聲勢空前浩大。以領導人論，軍事方面，包括前國民革命軍三個集團軍總司令，黨務方面，包括國民黨左派（改組派）、右派（西山派）。以兵力論，閻、馮各約二十萬人，李宗仁、張發奎約七萬人，加上附從的石友三等的二十萬人，總計不下八十萬之眾。以地區論，有河北、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察哈爾、廣西九省，北平，天津兩市，及河南、安徽的一部分。
南京方面可說是蔣獨力奮鬥，胡漢民、譚延闓在軍事政治上亦各有相當的影響力，可用之兵約六十餘萬人，統轄的範圍為江蘇、浙江、江西、湖北、山東、福建等八省，上海、廣州、漢口三市，及河南、安徽的一部分。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三省，近乎中立，名義上仍奉南京為中央。蔣直接所統各軍，比較精銳，裝備武器在反蔣軍之上，復有空軍、海軍助戰。長江各省及廣東的財力，更非華北、西北所及【註：時北平、天津《英文時報》刊出一幅頗有意義的漫畫，蔣一手握機關槍，一手捧銀元；馮一手執大刀，一手捧窩窩頭；閻一手執手榴彈，一手托算盤。雙方的勝負可以想知】。至於人心，十餘年來人民飽嚐戰禍，北伐期間，蔣的威望已經建立，克復北京之後，立時倡導裁兵，即令別有居心，要為名正言順，事所當行。閻、馮以往的歷史，眾所共知，無論如何措詞，究難令人置信，認為不脫軍閥行徑。一朝獲逞，勢必互不相下，又回到割據局面。如果能保全一個中心力量，有一個較為強固的中央政府，國家社會可望安定，終勝於無休止的廝殺。具有此項資格，可能實現人民的最低願望的，不得不推蔣所領導南京政府。江浙財團對蔣的一力支持，實有其故。
閻的“禮讓為國”，好像是想使堯舜之事重見於今日，他亦明知絕無可能。蔣得閻的來電後，立將主力部隊集結於津浦，平漢兩線南段及隴海線東段。二三月間，先進攻與閻勾結的魯南、皖北、豫東駐軍，以固徐州外圍。閻舉棋不定，忽進忽退，軍事部署落後一著。三月中旬之後，馮軍由陝西進向豫西與豫、鄂之交，閻軍再入魯北。四月初，閻在太原就任中華民國海陸軍總司令，指蔣專橫獨裁，挾黨部以作威福，決陳師中原，以救黨國，馮與李宗仁分就副司令。南京正式宣布閻的罪狀，通令緝拿。五月一日，蔣誓師討伐。馮駐鄭州主持前方軍事，蔣奔跑於徐州、漢口、豫南、山東之間，席不暇暖，躬自調度。
此一罕見的大規模內戰，通稱“中原大戰”，可分為河南、山東、湖南三個戰場，而以河南為中心，次為山東，再次為湖南。河南又分為隴海鐵路東段，平漢鐵路南段，而以隴海線為決戰之區。反蔣軍以馮部為主力，輔以閻軍及石友三軍，謀一舉而奪取徐州，再下南京，對平漢線採守勢。政府軍（討逆軍）的精銳，亦悉萃於隴海線，謀直搗開封、鄭州。平漢線的政府軍成分龐雜【註：大都為孫傳芳、張宗昌舊部，由何成浚指揮，何係政治軍人，忙於撫綏羈縻】，擔任助攻，阻馮、閻軍南窺武漢。五月十二日，隴海線政府軍，開始攻擊，佔領歸德，進與馮、閻軍劇戰於開封東南地區。馮、閻軍堅守陣地，相持不決。平漢線政府軍觀望徘徊，不肯力戰。
閻軍為策應隴海線之戰，循津浦線北段南攻山東，分自濟南以東、以西渡過黃河。山東政府軍總指揮韓復榘但圖自保實力，六月二十五日，放棄濟南，退往膠東。閻軍續佔泰安，深入魯南。隴海線馮、閻軍乘機進攻，政府軍一再後撤，改取守勢。七月初，馮軍夜襲，直逼蔣的總部所在地（歸德析河），另支沿平漢線前進，政府軍兩路不利。
南方反蔣軍圖粵失敗，粵軍西入廣西，湖南、雲南出兵會攻。河南戰起，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改變戰略，以主力北入湖南，與馮、閻呼應。五月，張軍與桂軍乘虛疾進，六月五日，下長沙，十日，下岳州，武漢震動。政府軍分由廣東、江西、武漢赴援，張、桂軍不過數萬人，急劇南撤，岳州、長沙復為政府軍所有。七月，粵軍大捷於衡州，張、桂軍損失慘重，敗回廣西。
濟南失守後，蔣移隴海線軍於津浦線，加調在湖南獲勝的粵軍北來，合力反攻。八月初，大破閻軍於山東泰安附近的大汶口，閻軍損折三萬，十五日，退出濟南，此為政府軍的一大勝利【註：閻軍多嗜毒品，將海洛因置於紙菸一端吸食，時陰雨連綿，紙菸火柴潮濕，不能點燃，官兵癮發疲倦，遂至大敗】。隴海線馮軍再度進攻，劇戰七日，以山東閻軍潰敗，無功而退。加以豫東大雨，平地水深數尺，戰事暫為停頓。九月初，政府軍轉返隴海線，準備總攻。以往雙方為陣地戰，馮軍深溝為壘，不易突破，這時政府軍改編為縱隊，避堅不攻，乘隙向開封、洛陽挺進。未幾，張學良出兵，直趨天津、北平，戰局全部改觀。
三、擴大會議
反蔣派與南京唯一的一致點是擁護國民黨黨治，不同處是一方否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方堅持其為合法。反蔣派領袖在國民黨中，以汪兆銘的資歷最深，倡導護黨最先。一九二九年九月，汪派宣言，主由廣州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委員行使職權，重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閻此次舉兵以反對第三次代表大會為名，但為聯合西山派，並不完全支持改組派的主張，因為西山派亦有在上海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委員，向不承認改組派所說的第二屆中央委員。一九三○年三月，閻的代表邀集改組派陳公博、王法勤，西山派謝持、鄒魯，會於北平，建議由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共組中央擴大會議，雖說是調解兩派的爭執，亦是為自己設想。閻、馮與改組派均指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為非法，但是閻、馮的中央委員資格則是由這次大會取得的。中央擴大會議如不包括第三屆中央委員，他們就無從參加此一最高權力機關。改組派雖不反對，惟以正統自居，西山派主彼此平等。閻左袒西山派，對改組派初頗冷落，終以急於組織政府，轉勸西山派讓步。七月十三日，妥協達成，改組派以廣州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提議召開中央擴大會議，西山派以上海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宣言贊成。當日由汪兆銘、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謝持、鄒魯等三十人另發宣言，將改組派、西山派與閻的主張溶而為一。宣言中先責蔣背叛黨義，篡竊政權，託名訓政，以行獨裁專制，剝奪人民公私權利；次為於短期內依法召集國民會議，以“整個的黨返之同志，統一之國返之國民”。
七月二十五日，擴大會議通過以黨建國的基礎條件，大都出於汪的手筆。一為籌開國民會議，以職業團體為構成分子。二為制定基本大法，確定政府之組織，人民公私權利之保障。三為民眾運動與組織，由地方自治做起，嚴防階級混鬥禍端。四為各級黨部對政府及政治立於指導監督地位，不直接干涉。五為不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六為以黨治國乃以黨義治國，應集中人才，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七為採均權制度，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汪又發表聲明，國民黨不限制其他政黨。此乃由於近年南京高唱“黨（國民黨）外無黨”，不容異己，自由人權復備受壓迫束縛，社會人心憤怨，時有指摘【註※】，汪乃標榜民主、法治，以博時譽，雖未必具有誠意，亦鮮實現可能，要不失為開明之舉。
※註：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清黨後，對於反共的國家主義派，即中國青年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成立）繼續取締，梁啟超一派仍備受壓迫。一九二八年八月，青年黨領袖曾琦致書國民黨，責一黨專政。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啟超病卒，蔡元培以梁生前對於中國學術頗有貢獻，請政府下令褒獎撫卹，胡漢民謂與黨的立場衝突，指梁反革命、反國民黨，事遂不行。是年三月，與梁有淵源的中國憲政黨，函勸國民黨取消黨治，速開國民會議。五月，國民黨禁止紀念“五四運動”，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七月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九月，教育部去文警告，被胡退回。國民政府又通令各機關職員，先盡黨員任用，裁員先裁非黨員。一九三○年一月，胡適等出版《人權論集》。二月，上海有“自由大同盟”，三月魯迅等有“左翼作家大同盟”。
八月七日，擴大會議在北平成立。第二天，閻軍大敗於山東，擴大會議仍積極進行組織政府。九月一日，推閻為國民政府主席，九日就職。不到十天，閻離平返晉，北平的國民政府即告結束。
四、反蔣軍的瓦解
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為反蔣派與南京政府共同爭取的目標。張因中俄中東鐵路之戰，對南京至為不快，但無意加入反蔣陣線，依違兩可，坐現其變，比較上則傾向南京。一因中東鐵路問題未了，日本圖謀東北方急，有賴南京代為應付。二因張對蔣頗為欽慕，而與閻、馮則有宿怨，特別是對馮。三因南京的兵力財力均較反蔣派為雄厚，所許給的報酬復較反蔣派為優，反蔣派如敗，他尤易於向關內擴張。一九三○年三月，張通電主張息爭，勸蔣、閻領袖群倫。看來似不作左右袒，但同時增兵山海關、熱河，予反蔣派一大威脅。反蔣派推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始終不受。南京與反蔣派代表麇集瀋陽，遊說活動【註：蔣的代表有張群、吳鐵城、方本仁、李煜瀛；閻的代表有賈景德、孔繁蔚；馮的代表有薛篤弼、鄧哲熙；汪的代表有郭泰祺、陳公博。張群、吳鐵城手腕靈活，據云吳攜款二百萬元，廣交張的左右。閻、馮的代表困於資斧，難以施展，據孔繁蔚云，閻僅予五千元】。六月，張屢電閻、馮，願事調停，雙方撤兵，以鄭州為緩衝區，公開政見，以備中央採行。同月，南京授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彼此顯已有了諒解。閻軍佔有濟南後，南京促張出兵，張表示俟政府軍奪回濟南，允為考慮。七月，張自瀋陽去葫蘆島，接見蔣的代表而拒晤閻、馮的代表。
八月，政府軍大破閻軍，張學良自葫蘆島進駐山海關內的北戴河【註：北戴河駐軍部分將領受南京運用，準備行動不成，北平、天津盛傳張學良死訊】。不數日政府軍克復濟南，張回至瀋陽。九月五日，對山海關駐軍下準備動員令。閻知情形不佳，允以北平政府部長半數歸張支配，作為贊助的交換條件，否則請張出任調停。如俱不能辦到，自願率部歸晉，以河北委諸馮玉祥，隱示張不一定就能得到北平、天津。九月十八日，張電請各方即日罷兵，靜候南京中央措置。閻以大勢已去，宣稱政府軍使用毒氣，“惟有退避三舍，以全民命”。十九日，張軍沿北寧鐵路西進。二十日，北平反蔣派人士倉皇出奔。張出兵之前，負責指揮的軍長於學忠建議兩個方案：一為由熱河直趨張家口、大同，根本解決閻軍；一為預先通告閻軍，命和平讓出北平、天津。張為留有餘地，採取後者。二十一日，張軍入天津，二十二日入北平，閻軍退回山西。南京以五百萬元匯往瀋陽，作為張軍的開拔費，並以張部將領分任北平、天津衛戍司令及河北省政府主席，張亦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地位僅次於蔣，這是張在反蔣內戰中的收穫。
東北軍入關的前夕，政府軍在河南大舉反攻，閻錫山令所部後撤。馮玉祥集結兵力於開封、鄭州，作困獸之鬥。但軍心搖動，各謀出路，有的向政府投誠，有的向豫北、陝西退卻。十月初，政府軍佔領開封、鄭州，續佔洛陽，十一月一日，佔西安，馮與殘餘之眾入山西。
閻於退出平、津後，對蔣舊事重提，又有共同下野要求，跡近兒戲。所部後撤之時，既有馮軍為之掩護，張學良復不為已甚，故得安全退歸山西、綏遠，只是失去了兩年前所得的河北、察哈爾。犧牲最大的是馮，所部僅餘十分之一二，從此一蹶不振，閻則終又再起。汪兆銘到太原後，加緊完成約法草案，擴大會議總算有一交代，於十月二十七日，宣告解散。汪取道平、津，復去香港。閻揚言釋權歸田，仍不肯離開山西。南京再三逼迫，張學良允保證他個人和晉軍的安全，始於十二月底，東往大連。晉軍十萬人，馮軍三萬人，由張學良收編。
桂軍及張發奎部自湖南敗回廣西後，粵軍、滇軍分自東西夾擊。滇軍雖被拒退，全局亦不可為，由黃紹竑出面與政府接洽。十二月，李宗仁、白崇禧離桂，反蔣軍全部瓦解。
這次內戰，雙方動員一百四十餘萬人，為時八個月，傷亡二十五萬人。身與其事的人曾說：“戰區之廣，戰禍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與擬，即民國以來，絕無其例，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此誠中國之浩劫，而中國國民黨之奇痛。”人民身家生命財產的損失，無從得詳，據當時報紙的報導，可窺一斑，而以河南為烈。戰爭初起之時，河南全省一百十二縣，受旱災者一百零四縣，被匪患者七十六縣，罹兵災者二十八縣，災民一千五百五十萬人，每日餓死一千人。是後數月，有加無減。豫東“戰溝縱橫，屍骨遍野，禾稼未收，房屋倒塌，十室十空，疾疫流行，滿目淒涼”。至於政府財政，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央軍政費已負債一萬三千八百餘萬元。戰爭時期，每月軍用約一千五百萬元，全恃發行公債為挹注。所可知者，有編遣公債五千萬元，捲菸公債二千四百萬元，善後庫券五千萬元，稍後有鹽稅短期庫券八千萬元，合計二萬萬餘元，大多由上海銀行界認銷。閻、馮的軍用，雖不若南京之巨，為數亦甚可觀，除發行公債外，並有戰時通用票，及向銀行強迫的抵押借款。
五、廣州獨立
反獨裁為反蔣派的最大口實，擴大會議特別強調民主，法治，立即著手起草約法。十月三日，蔣為順應時勢，自河南軍次電請中央黨部，於三個月內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召開國民會議案，頒布憲法日期，並決定在憲法頒布以前，制定訓政時期通用之約法，準備以國家政權奉還國民，謀副全國人民的期望。另電請國民政府於軍事大定後，大赦政治犯，共產黨人自新者，於三年後赦免。跟著又宣佈在不違背三民主義原則的範圍內，盡量容納國民意見。
擴大會議轉移至太原後，明知一切絕望，汪兆銘仍加急趕成一部約法草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公佈，存心與蔣競賽，頗獲輿論佳評。十一月十二日，擴大會議發表最後宣言，就兩點說明約法的重要，迫南京採行。一是訓政以來，忽略促進民權的基本條件，人民生命、財產、自由，失其保障，中央與地方制度亦未劃分，一任互相攘奪。二是政府未依法產生，不依法遞嬗，復不肯頒布約法，人民無依法監督政府之途，失望憤激，而致橫決，一發而不可收拾。如果要想永息內戰，必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約法，一切設施，以法律規定為範圍。“倘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除異己為得計，以窮兵黷武為能事，則誤國殃民之罪，必有所歸。”所論雖一面之詞，要不可以人廢言，確能道出不少人的心聲，引起共鳴，蔣不能完全置諸不顧。
胡漢民與蔣為中央政府的二大柱石。胡為國民黨元老，言行嚴正，對於主義、政綱、法紀持之至堅。蔣的早年資歷不能與胡比擬，但已成中心力量。蔣的約法主張，事前未謀之於胡，且未待中央黨部討論逕自公佈，胡大不謂然。加之五年以來，胡對汪兆銘深惡痛絕，制定約法出於汪的號召，更不願拾其牙慧。秉性沖和的譚延闓為胡、蔣之外的第三首領，是年（一九三○）九月去世，胡、蔣之間失了緩衝疏導。十一月，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由於胡堅決反對，只通過召開國民會議，不言制定約法。蔣百戰元戎，以政府主席之尊，竟為胡所扼，而不能施行自己公開宣布的主張，聲譽不免有損。胡亦自視甚高，固執己見，以往與蔣的見解又往往相左，不滿於胡者，從中構陷，兩人衝突，卒不克免【註：蔣擬以國民政府委員、陸海空軍副司令畀張學良，胡反對無效。十一月，張來南京，以非中央執行委員列席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並被推為政治會議委員，內政部長亦由張薦舉，並以東北要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政治會議委員，胡皆以為不可，蔣以去就爭。胡最惡蔣所倚重的楊永泰、張群，亦不喜參與蔣的大計的吳敬恆、李煜瀛，自不免影響其與蔣的關係】。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蔣、胡再商約法問題。胡謂約法無裨實際，仍主從緩制定，詞鋒至為嚴刻，蔣難再容忍。二十八日，責胡反對政府，勾結蔣的政敵，運動軍隊，破壞行政，阻撓約法【註：時傳國民會議將制定總統選舉法，胡與粵軍相結，欲與蔣爭總統】。胡不稍讓，逐一駁斥，情緒激昂，遂被幽禁於南京東郊湯山，無異一次政變。三月二日，國民黨中央准胡辭職，國民會議得制定憲法，即日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時距聯合反蔣的大戰的結束僅四個月。
孫中山卒後，蔣的權勢逐漸升高，許崇智、汪兆銘相繼遭到排擠，一向在國民黨居優越地位的粵人，早有不平之感，至胡漢民被禁而決裂。三月五日，廣州軍事當局陳濟棠請蔣對胡愛護，以免內憂。時在廣州的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連電請辭，司法院長王寵惠、鐵道部長孫科留滬不歸，均為對蔣的抗議。李宗仁、白崇禧乘機復返廣西與廣東聯合。四月三十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等通電劾蔣，汪兆銘與粵軍將領分別響應。南京方面的大老和將領紛起辯駁，照例又是電報戰。五月二十七日，反蔣的中央委員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有似北平的擴大會議，自立政府。十七名國民政府委員中的十一名為粵人，唐紹儀、汪兆銘、孫科、鄒魯、陳友仁等均在其內，餘為李宗仁、唐生智等，可視為反蔣派的又一次聯合，不過聲勢不及去歲，廣東、廣西之外，應者寥寥。
當廣州、南京相互攻訐之時，五月，國民會議在南京舉行，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勸告廣東軍民擁護和平統一等案。時江西等地共產黨勢張，政府軍不利，蔣一面勸全國將士戒除內戰，一面剿滅“共匪”。六月，南京復推胡漢民、李濟深為政治會議、國民政府委員，藉以安撫廣州，有化戾氣為祥和的可能，孰料華北又起廝殺。
石友三擁兵數萬，朝秦暮楚，一變再變。此時盤踞河北石家莊以南，與廣州相通，並受日本關東軍策動，七月，揮軍北進，謀奪北平。廣州政府下令討蔣，八月，日本飛機送閻錫山回晉，但石友三已被東北軍解決。粵、桂軍仍進向湖南、江西，蔣亦決定迎擊。眼看又是一場戰爭，因瀋陽為日本襲據，不得不進行和解。
第三節 中共武力的發展
如將北伐後的內戰，與辛亥革命後的內戰作一比較，頗多相似之處。辛亥革命是由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領導，實際上與之對抗的為北洋派，結果歸於妥協，政權為北洋派所得。不久雙方決裂，而有國民黨對北洋派之戰。繼之而起的為北洋派內部之戰，最後仍為國民黨對北洋派之戰，即北伐。國民黨勝利的最大原因之一為北洋派的內爭與相互牽制。北伐初由國民黨與中共攜手進行，因中途乖離，而有中共對國民黨的鬥爭。國民黨取得政權，內部循環之戰不休，最後又成為中共對國民黨之戰，即中共所指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共崛起的最大原因之一為國民黨的內爭與相互牽制。國民黨初視中共的反抗為癬疥之疾，星星之火，不及二年，竟成膏肓之病，燎原之勢，中共的紅軍遍布大江南北、華中腹地。南京政府能戰敗閻錫山、馮玉祥等的數十萬聯合軍，對於數萬紅軍，反無如之何，窮於應付。
一、紅軍與蘇維埃區的創建
江西寧岡縣井岡山，是紅軍建立的第一個根據地。此山介於江西、湖南兩省之間，為羅霄山脈的中段，峰高崖陡，樹密林深，南北三百里，東西一百十里，上為平地。洪江會首領王佐駐山上，袁文才駐山下，有眾四五百人。湖南秋收暴動失敗，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率所部約七百人前來，和他們會合，消滅了附近團隊，成立工農紅軍一團，這是毛的“統一戰線”。建立軍中黨的組織，整飭軍紀，推行農民協會、赤衛隊，發動土地革命，按人口分田，使農民為保衛自身利益、鞏固紅軍基地而戰，這是毛的“人民戰爭”。一九二八年二月，江西四縣，湖南兩縣，悉入於紅軍活動的範圍。三月成立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註：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澤東曾在湖南茶陵組織蘇維埃政府】，五月成立湘贛邊界共產黨特別委員會。
葉挺、賀龍部，在廣東潮州、汕頭戰敗後，朱德率領一千餘人西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駐防粵北韶關的國民革命軍（滇軍）軍長范石生收編。一九二八年一月，因不容於廣州當局，復率所部北走湖南，稱紅軍第四軍，連佔三縣，兵力大增。毛澤東得到消息，前來會合。五月，朱德為政府軍擊敗，隨毛同上井岡山，紅軍第四軍擴大至五千人，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政治委員）【註：朱部多於毛部兩倍。當時並無紅軍第一、二、三軍，其所以稱第四軍，似為襲用與中共關係頗深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番號。隨朱同上井岡山的有陳毅及黃埔軍校畢業生林彪】，訂定游擊戰術，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註※】。他們的戰略與政策為堅決作戰，造成以井岡山為中心的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該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的黨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創建新的割據，採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毛認為中國的廣大人力物力在農村而不在城市，所以必須在農村中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
※註：游擊戰術為“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住我擾，敵疲我打”。續增“化整為零，集零為整，旋磨打圈，脫離敵人，猛打猛追，飄忽無常”等項。三大紀律，初為一絕對服從命令（行動聽指揮），二不准拿老百姓一個紅薯（不取人民一針一線），三籌款要歸公（一切繳獲要歸公），其後又有修正。八項紀律初為六項，續增為八項：一、說話要和氣，二、買賣要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不罵人，六、不損壞青苗，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不搜索俘虜腰包。
毛澤東到井岡山不久，南京李宗仁、白崇禧、程潛與武漢唐生智之戰發生，毛的勢力尚小，未受到注意。朱德初入湖南時，唐生智已經戰敗，白崇禧正向湖南進兵，朱德的活動漸引起重視。湖南戰事結束，朱德已至井岡山，湖南約江西圍剿。江西派出的部隊為紀律不整的滇軍兩師【註：此兩師滇軍原屬廣州楊希閔，後投降北伐軍，北伐後歸朱培德，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九軍金漢鼎部，朱、金均滇人】，約九千人，擔任主攻。一九二八年六月，為紅軍所敗，損失一千餘人，湘軍不戰而退，這是紅軍第一次的勝利。七月，兩省第二次進攻，雖收復江西永新，反為紅軍包圍封鎖，江西軍又起內訌，損失較前次更巨，湖南軍後撤。朱德再入湖南而敗，復返井岡山。九月，紅軍擊退第三次來攻的江西軍。此時毛澤東任紅軍前敵委員會總書記，獨掌大權。
一九二八年七月，駐湖南平江第五師團長彭德懷、營長黃公略叛變，成立紅軍第五軍，東入江西修水、銅鼓、萬載。十一月，來至井岡山。十二月，湘、贛軍第四次進攻，兵力約三萬人，採圍困戰略。紅軍以供給困難，以彭德懷、黃公略的第五軍留守，朱德、毛澤東率第四軍突圍，開闢新的根據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初，湖南師長何鍵，與武漢桂系合謀奪取湖南，暗將湘軍撤走，朱德、毛澤東乘機自井岡山進向贛南，大敗追擊軍於瑞金大柏地，出沒於江西東南地區，兵力增至一萬餘人。三月，東入福建，攻破汀州，消滅駐軍一旅。汀州為閩西大城，紅軍獲得步槍二千枝，機關槍數十挺，及大量物資、機器，然後西返贛南。留守井岡山的紅五軍彭德懷，因政府軍的壓迫，於二月間突圍，東與紅四軍相會。毛澤東以國民黨內爭方酣，命紅五軍再去贛西，紅四軍於五月復入福建，連下龍巖等城，奠立了紅軍在閩西的根據地。朱德主繼續進攻，與毛澤東意見相左。十月，朱德入粵東失利，又回江西，吉安綏靖大隊長羅炳輝響應。十二月，紅四軍第三次入福建。毛澤東在上杭古田召開會議，批評朱德的行動錯誤，今後仍當加緊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政權，以群眾的人民戰爭，實行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則。一九三○年初，閩西、贛南十餘縣盡入於紅軍的勢力範圍。三月，成立江西及閩西蘇維埃政府，即中央蘇維埃區，並增編紅軍第三軍，黃公略為軍長。
紅五軍彭德懷折返贛西後，奪回井岡山【註：一九二九年八月，殺王佐、袁文才】，分向贛西南、贛西北、鄂東南地區活動，開闢湘鄂贛邊及湘贛邊蘇維埃區，增編紅軍第八軍及十六軍。一九二七年九月，曾參加南昌暴動的方志敏起於贛東北，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勢力漸及於皖浙閩邊區。一九三○年，成立紅軍第十軍，及贛浙皖邊區蘇維埃區。
聲勢次於江西的為鄂豫皖邊區的紅軍。一九二七年十月，起於湖北東北境的黃安、麻城，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進入豫南地區，以大別山為根據地。一九二九年，乘武漢與南京之戰，紅軍大為活躍。中共中央派徐向前前來，以黃安七里坪及豫南光山新集為中心。另一支起於豫、皖之間，以六安金家寨為中心。一九三○年，合併為鄂豫皖邊區及紅軍第一軍，許繼慎為軍長，徐向前、蔡申熙任師長【註：許、徐、蔡均為黃埔軍校畢業生，曾在國民革命軍中任職】。
紅軍另一個重要根據地為湘、鄂兩區。賀龍在潮州、汕頭戰敗後，返回他的湘西舊地，與周逸群組織紅軍第二軍。一九二九年，北入鄂西，會同叛變的川軍旅長鄺繼勳向湖北洪湖一帶發展，成立紅軍第六軍，建立湘鄂邊蘇維埃區。
一九二九年，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引用不少中共黨員。俞反蔣不成，餘部由中共領導【註：鄧小平、張雲逸、龔楚等】，分集右江百色、左江龍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成立紅軍第七、第八軍及蘇維埃政府。不久第八軍失敗，第七軍北入湖南、江西，左右江蘇維埃區隨之消滅。
此外陝西北部、中部，廣東東江、海南島均有紅軍，但力量有限。陝西紅軍之漸成局面為以後之事，領導人為劉志丹、高崗。
截至一九三○年初，紅軍約為六萬餘人，有槍者三分之二，活動區域達一百二十餘縣，蘇維埃區已初步建立。紅軍與蘇維埃區之得以發展存在，第一個重要原因為中共的土地政策。中國農民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而有田可耕者不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為地主、富農、中農所有，以南方各省為甚。蘇維埃政府成立，實行沒收土地，重新分配。滿足了農民畢生所願，對紅軍自大為感戴，惟恐其敗。另一重要原因，為國民黨的內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為內戰最劇烈時期，亦為紅軍迅速發展時期，毛澤東曾說：紅軍處於四面包圍之中，紅色政權之能存在和發展，有其獨特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國民黨不斷的戰爭和長期分裂。只要繼續戰爭和分裂，紅軍就可日益發展。復以進攻紅軍的政府軍，觀望推諉，且非精銳之師。圍攻井岡山之功敗垂成，可為明證，所以紅軍多擇邊區為據點。如果不是內戰，政府軍又能協同一致，紅軍恐不能長期立足，更說不上發展。紅軍如不能存在，中共的前途必加倍困難。槍桿子出政權之說，畢竟不能完全否認。
二、紅軍攻勢
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一一失敗，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瞿秋白失勢。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在莫斯科舉行，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或冒險主義，決定繼續為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及軍閥國民黨的政府而奮鬥，通過建立蘇維埃政府及工農革命軍，立即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土地及少土地的農民，先求一省或數省的勝利，所採仍為左傾路線。此後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為向忠發，但僅有其名，實權操於宣傳部長李立三，組織部兼軍事部長周恩來，毛澤東遭受排斥。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間，中俄有中東鐵路之爭，中共中央號召反對進攻蘇俄，反對軍閥戰爭，並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口號。陳獨秀責其不當，被開除黨籍，斥為“革命取消派”。陳亦正式反擊史達林與中共中央，擁護托洛斯基，所以又被稱為“托派”。一九三一年五月，陳自立中央【註：陳派召開中央統一大會，反對武裝暴動及建立蘇維埃，主採合法活動】，完全喪失了他在中共的地位和權力。
一九二九年十月，護黨救國戰爭爆發，中俄中東鐵路之爭未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準備群眾，實行革命，建立蘇維埃式的工農獨裁，開展階級鬥爭。一九三○年二月，復以南京與閻錫山決裂在即，已達成革命新的浪潮。紅軍應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獲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大有可能，特別是武漢及其鄰近省區。這時南京已將可用之兵，悉行調往北方，不少江西、湖北縣城為紅軍佔領，南昌，武漢震動。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命江西紅軍向贛江下游發展，攻奪九江，與進向武漢的紅軍配合。五月二十日，李立三在上海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制定蘇維埃政府根本法令，設立蘇維埃大會準備會，定期舉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創造蘇維埃的中國，並通過擴大紅軍、武裝農民，奪取南昌、長沙、武漢中心都市。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認為全世界資本主義已至嚴重的恐慌時期，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日益增長。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日益高漲，國際形勢有利於中國革命發展，另一方面，中國軍閥戰爭的擴大，農村暴動的廣泛發展，兵士群眾的動搖與譁變的增加，只要在產業區域政治中心爆發一個工人鬥爭，便馬上可以形成一個革命高潮，應即組織一個同盟罷工，地方暴動，與紅軍的有力進攻相配合，向主要城市及交通道路發展，變游擊戰為正規戰，這就是所謂李立三路線。
紅軍既決心攻取中心城市，從事正規戰，於是編贛南、閩西第三、第四、第十二軍約二萬人為第一軍團，以朱德為總指揮。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會同贛東北的第十軍五千人進攻南昌、九江；編湘、鄂、贛區及湘、贛區第五、第八、第十六軍約二萬人為第三軍團，以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治委員，進攻長沙，並調廣西的第七軍約七八千人北來相助；編湘、鄂西區第二、第六軍約一萬人為第二軍團，以賀龍為總指揮，鄧中夏為政治委員，會同鄂、豫、皖的第一軍許繼慎部二萬人進攻武漢，等於出動了全部紅軍【註：第一軍團第三軍長黃公略，第四軍長林彪，第十二軍長羅炳輝，第十軍長方志敏；第三軍團第五軍長彭德懷兼，第八軍長何長工，第十六軍長孔荷寵，第七軍長張雲逸；第二軍團第二軍長賀龍兼，第六軍長段德昌】。
一九三○年七月起，紅軍第一軍進攻武漢以北地區，截斷平漢鐵路，第二軍團進攻武漢以西地區，漢口戒嚴。第一軍團連下贛江下游城鎮，八月十日，攻南昌不下，退往贛西北，進向九江的第十軍亦失利而退。長沙之役為紅軍進攻的高潮，第三軍團乘湘軍與桂軍及張發奎部相戰，七月三日佔岳州，破湘軍於湘東北的平江、瀏陽，七月二十七日，佔領長沙，八月五日退出。這是紅軍成立以來佔領過的第一座省城，雖為時甚暫，然已震撼了中外。第一軍團自江西赴援，與第三軍團合編為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兼前敵委員會書記，大舉反攻。自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三日，劇戰二十餘日，兩度迫近長沙，皆被拒退，復回江西，攻佔袁州、吉安等城。第一軍亦攻佔鄂東、豫南、皖西數縣。第二軍團幾盡有洪湖流域及洞庭湖以北地區，但是南昌、九江、武漢終未能奪得。
中共內部不盡贊成李立三路線，說是不合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李悍然不顧，謂“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紀律是一件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俟佔領武漢之後，再去和共產國際說話，就不同了”。又說：“共產國際不知道當地情形，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的趨勢。”等到李立三的軍事冒進失敗【註：除進攻各大城市無功外，北來的紅軍第七軍亦損失大半，並失去廣西的根據地】，反對派攻擊愈力。九月，中共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三中全會），新自莫斯科歸來的周恩來（周於五月去莫斯科），採調和政策，謂李立三路線與共產國際路線是一致的，不過對於當前中國革命發展情形，在程度上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以致造成個別的策略錯誤。共產國際召李立三赴莫斯科【註：李立三到莫斯科後，雖向共產國際悔過，仍被留十五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始回國】，派米夫（Pavel Mif）來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又召集中央會議（四中全會），清算李立三路線，改組中共中央，以陳紹禹（一九○五至一九七四）為首的國際派當權【註※】，派項英、張國燾、夏曦分別主持江西、鄂豫皖、湘鄂蘇維埃區中央局，加強蘇維埃區及紅軍的領導。
※註：陳紹禹（王明）及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沈澤民、陳昌浩、楊尚昆、王稼祥、夏曦等均曾留學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受知於校長米夫，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稱。此次中共中央委員全體會議，米夫代表共產國際出席，一力支持陳紹禹等，陳任中央常務委員，沈澤民任宣傳部長，張聞天任農民部長，向忠發續任中央總書記，周恩來續任軍事部長，秦邦憲任井產主義青年團總書記。遭國際派排斥的何孟雄、羅章龍另立中央，不久何被捕，由羅領導，終於失敗。
三、江西前期圍剿
中原大戰期間，留駐江西的軍隊約三萬人，留駐鄂東、豫南、皖西的約二萬人，留駐湘、鄂之交的約二萬人，留駐福建的約二萬人，均所謂“雜牌軍”，戰鬥力甚弱，防禦紅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留駐湖南的約六萬人，防禦廣西軍是他們的主要任務，結果長沙一陷於桂軍及張發奎軍，再陷於紅軍，南昌同受紅軍威脅，岌岌不保，政府始知紅軍之不可小視。中原大戰終了，一九三○年十月十日，蔣中正宣布今後五項政治方針，第一項即為“肅清匪共”，大軍絡繹而南。黃河流域的戰爭方畢，長江流域的戰爭又起，江西及鄂豫皖邊區為主要戰場。
江西戰場統帥為南昌行營主任兼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兵力約十萬人。十月初，分東西中三路推進，既不認識紅軍的性質，更不了解紅軍的戰略戰術。十一月十七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剿共、鏟共為最要急務，三個月至六個月內完成。時紅軍甫經內變【註：十二月七日，紅軍第二十軍衝入吉安富田，驅逐江西蘇維埃政府，聲言反對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十餘日始平。毛澤東大殺反對派，指為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團】，情勢甚危，處於內線作戰，迅速撤至有利地區，再迅速集中，對進剿軍分別包圍猛攻，予以各個擊破。進剿軍以中路湘軍為主，實際參加戰鬥的亦為此路，兵力約三萬人，連克吉安等城。十二月九日，蔣中正在南昌召集軍事會議，懸賞購緝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等，限三個月肅清匪區。十二月十九日，中路軍輕易地佔領紅軍基地吉安東固，紅軍彭德懷、林彪、黃公略、羅炳輝四個軍約四萬人，集於吉安、興國間的龍岡。十二月三十日，圍殲中路進剿軍八千餘人，俘總指揮張輝瓚。三天後再破另一師於寧都、吉安間，共得槍約一萬枝。東路進剿軍急劇後撤，西路未參加戰鬥，第一次圍剿結束。
紅軍之勝，一由於政治訓練有素，官兵一體；二由於民眾組織嚴密，與紅軍通力合作；三由於國軍進剿為紅軍存亡所繫，必須死中求生；四由於戰略戰術靈活，處處主動，集中兵力，以眾擊寡；五由於戰場地形複雜，易於掩蔽，進剿軍遂一敗塗地。
第一次進剿失敗，蔣續行增兵，為爭取民心，嚴禁土豪劣紳活動。紅軍亦積極蒐集食糧，動員群眾，再將兵力集中，以逸待勞，俟機迎擊戰鬥力較弱的國軍。一九三一年四月，第二次圍剿開始，軍政部長何應欽任總司令，兵力約二十萬人，參加戰鬥者約半數，突破紅軍陣線兩道。五月十六及十九日，紅軍六萬，兩敗西路國軍各約一萬人，然後折而東趨，二十日以敗中路國軍二萬人，二十七日及三十日，連敗東路國軍三萬人，五戰五捷，國軍損失約二萬人，第二次圍剿結束。
紅軍再勝的原因，與第一次略同。國軍的挫敗，則尚有特殊之故。一為增調南來部隊，官兵多為北人，既不習於江南生活，復鑑於前次進剿覆轍，心存畏葸。二為西路中路以北軍為主，不願為人作嫁，甚至認為政府係以毒攻毒，使其兩敗俱傷，所以紅軍首向此兩路進攻。三為指揮未能統一【註：西路軍總指揮為王金鈺，統六個師，兩師主力為孫傳芳舊部，另兩師為收編的北方軍隊。中路軍指揮為孫連仲，統三個師，均馮玉祥舊部。東路軍指揮為朱紹良統六個師，能戰者不過兩師。何應欽於戰爭開始後，返回南京，出席國民會議，全局主持無人】，行動未能協同，一軍遇挫，他軍即行後撤，敗不相救。四為廣州對南京的反抗已經發動，西路軍右翼為防北來粵軍，未積極參戰，紅軍亦避而不與接觸【註：西路軍右翼指揮為蔡廷鍇，所統兩師最稱善戰】。但是紅軍東西奔馳，缺乏休息，雖然獲勝，而無力追擊。
二次圍剿結束之日，即廣州政府成立，準備與南京一戰之時。蔣重申剿滅“赤匪”決心，親至南昌部署，改討逆軍為“剿赤軍”，以示全力以赴。六月二十五日，任命何應欽為剿赤軍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官，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官，另有各軍團總指揮，各路追擊軍總指揮官。設南昌行營黨務政治委員會，蔣自兼委員長，鼓勵江西民眾赴鄉里之難，縣長棄城者處死，重申連坐法。七月，第三次圍剿開始，兵力約三十二萬人，參加戰鬥的約十三萬人，半數為中央軍，並出動空軍。蔣躬自督戰，十餘日間，以雷霆萬鈞之力，急進猛攻，連克要城，深入蘇維埃區，宣稱十天之內可盡復失地，肅清散匪。紅軍的戰略與以往相同，集結於興國、寧都之間，“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八月八日及九日紅軍五萬人，分別擊敗西線國軍各一師【註：均為北方軍隊】，十一日，又擊敗東線一個師，共獲槍一萬餘枝。時粵、桂軍北侵湖南，蔣轉赴武漢。九月九日，國軍主力自江西西調，紅軍跟踪攻擊，為蔡廷鍇軍所敗，損失頗巨，此為圍剿以來的一大勝利，可見紅軍並非特強。時蔣的注意力集於粵、桂軍，放鬆了紅軍。九月十八日，日軍之突襲瀋陽，更無法再對紅軍進攻，第三次圍剿完全停止。否則紅軍局促於南北東西不及二百里的山區，久戰力疲，不僅不能乘勝追擊，以其有限的物力人力，如果戰事持續，最後勝負正不易言，所以中共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並不特別強調。
當國軍對江西圍剿之時，對鄂豫皖邊區亦一再進攻，主力為新改編的馮玉祥部與雜牌軍，屢次挫敗。一九三一年初，紅軍成立第四軍團，西斷豫鄂交界的平漢鐵路，俘國軍師長以下數千人，東敗國軍於皖西。六月，召開豫鄂皖邊區黨員及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成立軍事委員會及黨務委員會，張國燾與沈澤民分任主席及書記，徐向前任紅軍第四軍團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註：張國燾與陳昌浩於一九三一年四月，自上海經漢口進入鄂豫皖邊境，沈澤民亦經安徽蚌埠，進入皖西，陳、沈均屬國際派。一九三二年沈病死】。八月以後，攻下皖、鄂之交四縣，大敗國軍於豫南商城。十一月七日，舉行鄂豫皖邊區第二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第四軍團擴大為第四方面軍，兵力約三萬人，赤衛軍約二十萬人。
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現
蘇維埃區以江西為大，紅軍亦以江西為強，毛澤東的貢獻自不可否認。不過毛的措施，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不盡謂然，紅軍將領復不滿毛的專斷。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曾要他和朱德離開江西，將紅軍化整為零，以減輕國軍攻擊的目標，免召被消滅的危險，毛抗不聽命。一九三○年全國蘇維埃區域聯合會議召開之前，中共中央兩次召他出席，並命將紅軍合編，統一行動，歸中共中央節制，毛又拒絕。對於李立三路線，他雖然執行，然有幾分勉強。全國蘇維埃區域聯合會議決定於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紀念日）召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因李立三路線失敗，國軍開始大舉圍剿，未克如期舉行。陳紹禹取代李立三後，採行所謂國際路線，依然是左傾路線。派往江西的項英到後，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以代理中央蘇維埃區中央局書記身份，發出第一號通告，明定今後路線和主要工作：一為堅決執行土地改革；二為建立各級蘇維埃機關，使真正成為農工的政權；三為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立即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四為發展廣大群眾組織；五為加強武裝工作與反對富農鬥爭；六為蘇維埃區應向南昌、長沙、武漢發展，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最後為發動一百萬工農群眾與紅軍，擊敗敵人進攻後，即舉行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央臨時政治局。
同月二十一日，上海中共中央為準備對抗第二次圍剿，作了幾項決議，迅速召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為其一。及紅軍擊退第二次圍剿後，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指示目前緊急任務，仍為實現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對抗南京的國民會議。六月，復訂定至遲必須於八月一日前召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七月，共產國際亦有同樣指示。由於第三次圍剿正急，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無法如期舉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書蘇維埃區中央局及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前敵委員會（總前委），除嘉獎紅軍戰績外，並指出不少錯誤缺點，總不外蘇維埃區的工農群眾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進攻的鬥爭，尚缺乏更寬度的發動，未能使之達到極高度的尖銳化。為進行階級戰爭：第一應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不可僅著眼於紅軍問題，必須組織群眾力量，衝破第三次圍剿向外發展，佔領一兩個較大城市；第二徹底消滅地主殘餘；第三更著力於改造和擴大紅軍的任務，打破游擊主義傳統與小團體觀念，使紅軍編制適應於大規模作戰；第四堅決執行發展黨、鞏固黨的任務，以極大力量加強地方黨部工作；第五建立蘇維埃區中央政府，定於十月革命節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凡此可見中共中央希望成立中華全國蘇維埃政府是如何殷切，同時又可知國際派對於毛澤東領導的不滿。
反第三次圍剿之戰結束，中共中央說是革命情勢的急劇發展，與反革命統治的日益崩潰，明白顯出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勝利的前途。又說，在衝破第三次圍剿與滿洲事變運動高漲的基礎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實為工農民主專政在國內勝利先聲。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到江西，接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十一月七日，即十月革命紀念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在瑞金開幕，歷時約二十餘日，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土地法、勞工法、經濟政策、紅軍問題等案。全國蘇維埃大會為最高政權機關，其下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再下為人民委員會，即中央行政機關，主席均為毛澤東，副主席為項英、張國燾，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無產階級的祖國蘇維埃的同盟者，號召全國勞苦群眾，繼續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聯合世界被壓迫民眾，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驅逐日本出中國。大會曾嚴厲批評蘇維埃區的錯誤，說是土地問題不曾根本解決，中央蘇維埃區仍是流動的，紅軍不曾完全脫離游擊主義、小團體主義，黨內存有狹義的經驗論與農民的落後意識，均為對毛澤東而發。毛雖被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主席，但一切須聽命於國際派控制的中共中央【註：近年中共編印的黨史，幾皆不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中央政府成立之事，亦不強調瑞金時代】。至是中國計有南京、廣州、瑞金三個政府，日本已奪據東北兩個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