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麒先生:

来书到多日,因书中有“大概或许不惜余幅,容我发表一些意见”的话,故此待至《晨光》第四号将付印时,我方作此短文以作答复。

惭愧,我第一句向先生道歉的话,就是当我作文学概论文时,实不知先生即在中大为教授,更不知此书即先生与他人所缀编。因先生不自署名为作者,所以我当然不知作者为谁。初时因会见此书,我以为不合之处,便对书而下批评。后想看看作者为谁,却只发见黄侃二字。及先生赐书,方悉此书之作是如此这般。据先生说此书非出自一人之手,且有刘黄诸位讲究国学的老先生也有稿在内,而先生竟肯负大部分的责任,我实在佩服得很!

但我敬重对于国学有研究的人(如刘申叔);尤敬重所信仰的真理,况且时代不同,所说的话,自未必都完全无疵。章太炎所下文学的定义,虽经人辩驳过,以为狭隘而无当,而太炎的真学问著作,也不能因此即失其价值。一个人的见地,绝对不能没有一点错谬的地方,况且时代不同,更不必强为牵引。不过我们在今日而研究各种学术,可不容不明目张胆,作批郤导窍的说法,虽然或者我们的学问不及他人。先生以为我骂人,在一方面也可这等说法;但先生所举的例子,如“俯服于旧日传统的思想”“以虚谬之说遗误后人”“极勉强,极武断”“甚至于这样教育的学生,都能明了其错误”这几句话,即说是严重,然有一句是对人而发者否?我相信对于《文学概论》一书中下的定义,痛加攻击,我自承认。如谓是对人而发,先生太量浅了。我轻易不愿作此等文字,况与作者无一面识,又何至如此呢。

至于我那篇文字上,偶然提到“文学是无时间性的,更不应用空间性去隔离分割”这句话,先生以为莫测“高明”以为“大概讲国别文学史的实在多事”。我想讲国别文学史诚然不必即是多事,一国文学有一国的国民性包含在内,我也是这等主张,但文学的综合研究,却实在是目前急需的课程;实是大学或专门学校教文学史及文学概论的教授们,应该细心研究的问题。无论研究什么学问,总贵有比较,综合,分析的功夫。从前研究文学,或教文学的人们,只知道讲究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国家的文学。既不能有纵的连接,考较的涂术;又少有排比综合的研究。固然以教者及学者的程度所限,其实总得算是局部的研究,而不能贯彻文学的全体。况且“文学概论”这四个字更是含混,因为只说此四个字,并没有区别出是中国的,或是英国的,或是世界文学的概论。即退一步说,先生所主讲的是中国的文学概论但也不能说我所说的“……更不应用空间性去隔离分割”为不对。——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今日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知道,而加以研究,无怪先生以为莫测“高明”了。这个问题,我的友人郑振铎曾讨论过,我且引他的文字一段给先生看看。他说:“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段的局部的;知道一个人的文学,却不知道他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却不知道它的前回的来源与后来的结果,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学,却不知道他与别的地方的关系,他所影响于人的,或是他所受于人的影响;知道一种的文学,却不知道别的文学的详细。如此研究文学的人,对于文学不能有全体的统一的观念。……譬如讲到文学的起源,如非综合世界各国的最初文学的方式而研究之,又怎么知道他是从那一种形式起的呢?又中讲文学的进化,如作综合世界全体的文学界的进化的历程,又怎么会明白文学的进化究竟是怎样的呢?至于论文学的原理论文学的艺术,也是非把全部的世界文学会于一处而研究之不然得最确实的观念的……”

又说:“我们所谓文学的统一研究就是:‘综合一切人间的文学,以文学为主观点,而为统一的研究。’并不必管什么关于国界的历史的关系”。

总言之:文学的统一研究,也就是我所谓“……更不应用空间性去隔离分割。”所谓世界的文学(World Literature)亦即此义。固然在世界上未曾完全通用世界语时,实行作文学统一的研究,未免有时感到困难,但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现在通外国语的人已多极,况且有正当的译本,不知外国语的,也可藉介绍之力,得一点世界文学的兴趣。郑君也曾如此主张过。不过讲究到这等重大问题,恐非一般治文学的人所赞成且了解;而且牵涉到程度问题上去,所以我在那篇短文里,并没敢以此为绝对的标准立说,不过附带一句,而承先生疑怪,我不能不少加叙说。

在大作中,所下的文学定义,先生不掠他人之美,声明完全本于章太炎的文学总论和黄侃的中国文学史叙意既以为不敢如此“虚谬”,是学有师承的,我甚佩先生能实言,也就不再多说了。但章黄二君的文学定义,其不能令人满意,我早在那篇文中说过,此处不再重复。至于先生说“讲义:是止要声明师承,正可辑众人的长”的话,是另一问题我更不愿多生枝节,加以讨论了。

下文学的定义固然人各不同,先生不满意于“文学是表现人生”这句话,诚然是略含混些,但先生以为“历史是表现人生”则大错了。表现二字,在文学上自有其用法,若说历史是“表现人生”请自细思,历史是讲述比较人生进化之迹象的,(这句话是极概括的说法)其实真正的历史,是要将社会的内部绪构,及其如何演进的历程,与一切文化的过去现在的状况,加以精当的纪载,与比较推论的观念,可以看出人类进化的关键来,这方是好历史,如H. G. wellg所作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就是一个好例。但勿论如何,以之与“表现人生”四个字相比拟,恐怕不合宜的。况且治文学的,仅仅以此四字作规定的范围,也不免窄狭,而意义也稍涉含糊呢。先生所仅仅要辩明的是没有经过“摹仿”决不能创作的这句话,然“摹仿”之程度与界说如何?所谓Imitation究竟不是事物的终极。即退一步说;必先有“摹仿”而后方能产生创作,(此说之可靠与否姑舍不论)也不能作为“论其规矩法度使人可仿效谓之文学”。我还是武断一句话,文学是每个人真情的呼声,加之以艺术即文字——的修饰,及经验的暗示乃有文学的创作。至于论文学,或研究文学史及文学概论等是用综合,分析,比较,推论的方法,作一种学术的研究,说不到“规矩法度使人可仿效”上。定义之下,由于各人的见地,但也不能以己说为天经地义,不容人有所批评。这一层道理,先生研究文学有年,当然能以明白的。

一个人研究一种学问,发一种议论,当然自己要有自己的Standard但却不是教每个人都来摹仿自己的。先生没看清我所不赞同的是“考其源流正变著其文章废兴尊其条贯究其利病比较其得失以求为文之准的”这句话。“为”文之准的,都要这样,那末文学作品到底是由什么地方产出。由桎梏中呢?还是由坟墓中呢?先生以此“为文”之“文”字的定义如何,我不得而知。若说是将此“文字”等于“文学”二字我实不敢附和先生的说法。

“各尊所闻”,诚然是忠厚待人之道,但闭口结舌,完全不说一字时,字典中要“批评”二字何用。荀子正名,庄子齐物,惟求名之正,故不能不有所讨究。至于齐物论中的话,是东方的哲学家的思想的片段,与此处所论,不可同日而语,我此语又未免得罪先生,但我想如此,我说到的亦如此,先生亦可原谅吗?本想作简短的答复,但因落笔时,辙欲借此与先生作更深长的讨论,不觉言之冗难。我想先生既在女高教授文学概论当然对于文学上有兴味及有研究的人。在现在新文学发萌芽的中国里,先生不可太持己见,或以为受自章黄诸师者,为万世不更之的。

时代有变迁,学说有新旧,我窃愿先生对我所言者,不必介介,本来一己所见所言,何能尽当——此后再作切实的研究,在中国文学界作共同的努力,则将来所贡献者,正自多多。我们应当小心同力以护此未来的文学之花,先生其亦有意否?草草此复。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

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日《晨光》第一卷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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