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领袖如不得人,徒以厉民而已,民亦何赖有此政府邪?

耿天台所为书中,记王龙溪归自都门,往晤王心斋,两家弟子侍从颇多。心斋自候于大门之外,遣弟子迎之,揖让而入。旋同登山,弟子从焉,登临歌啸,各适其适。既而归,心斋设筵相款,宾主酬酢,纵论帝王杂霸之事,弟子听焉。俄而门外喧嚷,遣人视之,则舆夫也,喻而止之。龙溪因言“皇王霸者之气象,今日尽见之矣。”弟子未喻。申之曰:“登临之乐,陶然相忘,非二帝之事乎?揖让酬酢,进退以礼,非三王之事乎?怒目恶声,攘臂相向,非杂霸之事乎?”闻者悦服。

当轴虽有意提倡,但于书院之性质未能认识明了,又无魄力,真乃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未足与语。吾之三原则:(一)不隶现行学制系统之内,(二)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三)任何仪式不阿俗举行。与彼实大相迳庭。其关于学术统类,尤非时人所能骤喻。故知其未必能相容,或且以为忤,以为谤己,亦未可知。然彼无如予何,吾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书院之成与不成,于道无所加损,于吾亦无所加损也。

昔贤遭乱世,犹可于深山穷谷之中隐居讲学,今日已不可能。故同一处困,为时不同,则处困之道亦异。但心亨之义不可变易,义理所安处即是亨,“求仁而得仁”是也。举世所由皆不仁,相率以即于危亡之途而不悟,言之益深悲测!一身之计,真有所不暇耳。

古人处灾变之礼,如亡邑亡国,变之大者。“国君去其国,则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则曰:奈何去宗庙也。士则曰:奈何去坟墓也”(文在《曲礼》),此义非今人所知。今人劝人避害为义,不知义当止则止之,义当去则去之。所谓害者,以义为断。义当止而去,则害义;当去即止,亦害义。今吾尚可以去,可以无去,翔而后集,非迂回也。若避乱不成,但有俟命。实则何必择地乃为首阳。困而不失其亨,亡而不失其正。处危乱之道尽此二言,识之!益以衰朽,惮于转徙,其或不为齑粉,尚堪假息衡门,贤辈勿为吾忧也。

衲僧家每谓达摩东来,祇觅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吾行天下,亦祗明得一义,觉人我之间,本无间隔,但习气差别万殊,浅深不同,卒难与除。若令心习顿尽,则全体是性,更有何事?此程子所以言:“我这里祇有减法,减尽便无事也。”今学校正是习气窠窟,吾持此术以德,直乃“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然吾不能变其彀率,救得一分是一分也。来此(注:指泰和)已五日,不见一兵,但见平原旷野,清江丛林,老樟合抱,荫及数丈,窗牖洞明,天宇广大。视开化之山水峭急,颇觉彼土逼仄而此则坦夷。所憾者,无叶先生之人物耳。

来此已将旬日,居处一切粗定。但感家俱缺乏,无处可借,真如净名空诸所有,唯置一榻,安住而卧。然虽家徒四壁,窗牖虚明,天宇旷阔,颇足开豁胸襟,不似在开化时终日如达摩面壁也。吾平生最爱老树,此间随处皆有之,尤多枫与樟,皆数人合抱,百余年物。樟则盘拏如盖,枫则修直干云,各有意态。朝暮云烟变幻,日月出没,凭窗可观。自昔住焦山,三十年来未有此境。所不及者,枕底无江声可听耳。山谷《快阁》诗有“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之句,吾尝读而喜之。今来此,犹仿佛此景象。若在太平时,亦可卜居,然若非避难,吾亦安得至此?释氏“业风吹动”之说,真不虚也。……顾亭林犹能载书行天下,彼草《日知录》多在行旅之中,吾今日殊不能及也。

自柳州至大塘,颇多平畴,可喜。远山巉崿,不觉可厌。过大塘以上,则山径盘迂陡仄,至庆远,始有平原。虽城市,而颇具乡村风味,在平世亦可居也。

大局已成孤注,亦何所容身,将来志事,决不能如梨洲、亭林之安然肥遁,可知也。譬之弈然,全局已无一活子,而犹自诩国手,其谁信之。吾行如得免沟壑,当思如何绵此圣学一线之传,如何保此危邦一成一旅之众,如何拯此生民不拔之苦,此乃今日士类人人当负之责也。乃见闻所及,犹是虚憍矜伐,涂饰欺国故习,岂复有望?不学之害,一至于斯,可哀也已……世间事无定相,业风所吹,不由自主。所能自主者,但审之义理,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至于行止之利害,不能逆睹,不可计,亦不必计。如此,则随处皆可绰然矣。

曼倩玩世,梁公屈身,未足语于心斋也。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非有心于刑人。人之陷于刑辟者,实自刑也,故曰“天讨有罪”。

今之习言“永存”,“永存”者,超乎时间。人人觉得有个不能自已,觉得非如此不可,不如此不行,此便是性,便是诚,便是无妄。太极也,无极也,皆此之谓也。然此非初学所知,要在自己体会。又云:虽恶如桀、纣,终有本性发露时,亦是不能已处。方望溪《原人上》揭出此意,可选作国文教材。

唐太宗确有帝王之略,贞观之治可称小康。当时所定书,如《唐六典》开元时定、 《唐律疏义》,均见开国规模。《群书治要》《魏郑公谏草》等书,皆可存之作。惜其虽有知人善任之才,而不学无术,家庭父子兄弟之间竟不可问耳。

友人某君当日在杭州教陆军小学,日写小篆、饮酒、作《选》体诗,甚恬澹,颇好议论。尝云:西洋politics与policy,po-lice皆出一源,而policy则起于希腊之city,citizenship所谓议会,亦即沿袭当时之市府会议。实则希腊之文化,海盗商人之文化也。酒色歌舞,好勇斗狠,故其政治祗尚力。中国则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王者之政,自是以德化为本。虞芮讼田,入境而返。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所用力,尚安用警察为哉!当日言论如此,不意后来一变至是。方其初办刊物,亦祗以维持生计,意在标新领异,用以取悦于人。既其骑虎不下,祇得变本加厉,此亦始愿所不及料者也。

李长者,唐之宗室。隐居山中,着《华严合论》,多精义。惟语文字处,其说多陋,如荆公所谓“波为水皮”之类。

民族、国家等主义,同人于宗,吝道也。

《申报》载美国亚力山大教授Prof. Hartlay. B. Alexander在浙大讲演,略谓中国虽需要机械文明,而机械文明一事,实不足以尽人生。西人之于人生,往往不见其全,中国人所见远过欧美,以其能求真、善、美之生活也。大抵单调雷同,便灭杀生趣。各民族各有其文化,应互相了解尊重,而不必强归一律云云。先生云:今日情形,真所谓单调雷同。亚力山大教授之言,不为无见。特彼所谓真、善、美之生活,既当作一件事物,向外求取,便无从得。性者,真、善、美兼具者也。然而合下现成,不待外求之义,恐非所及知耳。

战祸愈扩愈大,将来一切机械多归破灭,人之好杀或倦而知返。《春秋》之义,王者有征无战。须是国联有兵,而各国无兵,乃能保持和平耳。

罗斯福虽亦资本主义者,而力倡非战,冀保西半球之和平,有足取者。问西人战祸之愈趋愈烈,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有以启之。先生云:亦是推波逐澜。纵无达尔文,亦复如是,以其处处从利上着想也。圣人之言,非彼所知。如武王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义,彼中殆难了解。故对治西人之病,当参用老氏之旨。

客来谈游览。先生因言:瀑布可观不可听,其声暴厉。古人造字,“瀑”字从“暴”,盖有取于是。往在焦山枕江阁听江声,爱其动中有静。又滩声亦较轻松,胜瀑声多矣。

报载丹麦科学家波耳言:研究原子,知虽在细微之物,其中亦秩然有序而不可乱。又言:科学无国界。理有可信,言有可采。

论汉初人物云:萧何、张良辈均不足数。萧为刀笔吏,陈平六出奇计,世莫得闻,总之不出今人金钱收买运动一类伎俩。又如汉武以子少母壮为非国家之福,而杀钩弋夫人,曰:“汝不得活!”复语侍者曰:“此非汝曹所知,不见吕后事耶?”其为人亦自可知。而褚先生乃盛称之曰:“谥为武,岂虚哉!”其陋可笑。

谈战事云:日人自以为求民族生路,实则以此求生,真所谓斩头觅活。中国士气之盛,犹是尊王攘夷之思,先王之遗泽历数千百年而未泯者。为士卒者虽不必人人识字读书,而耳熟焉,而非近几年来某某等几人训练之结果。至于汉奸之多,却是嗜利无耻之训练所致,此则今人所不识者也。

常人之情,闻胜则喜。实则消除战祸,端在哀矜一念。杀念之动,在佛法便是业,是业便有报。蚊蚋嘬肤,一拍而死,出于无心,等于误杀。怒而杀之,便有业报。

战事未可预料,而将来生活方式总须变更。财可私有,产不可得而私有。井田之制不可复,井田之意在均平,仍当取法。物质享受,须是化除悬殊,去泰去甚。农工自食其力,商则消费合作,办法尚为近理。士则劳心,亦须善于教人,非同裨贩,乃为有益于人。今人言生活,虽引车卖浆者皆知养家,家以外能推而及之者实少。须知生活不为一己方好。

此时纵不高谈仁义,但以现代国家而论,如苏俄未尝不肤革充盈,望之俨然,而其腹心之中未必无疾;如中国则百孔千疮,内外交病者也。

谈种族云:女生为姓,先有姓而后有氏。如王氏出于王子晋,姬姓之后;马氏出于马服君赵奢,为嬴姓之后。姓氏书云:十四姓皆出于黄帝。今内地不开化处,犹有两姓械斗之风,结党成群,俨然国际战争之雏形。六朝时代犹有门阀阶级,不通婚姻。自唐兴科举以后,白屋可至卿相,世家或夷为庶人,而阶级渐泯。今大多数人民以姓氏不同而互相歧视者,固已绝无矣。不特此也,吴越当日世仇,今则化为一家。由是言之,则今日国际种族之界限,将来亦终当消灭。意大利人某君着《政治罪恶论》Political Crime,余尝依日人译本重译之,原稿登于《民立报》,未竟。彼意直以为政治便是罪恶。又如罗素对于现代国家亦深致不满,托尔斯泰亦然。所惜者,彼等于中土圣人学术大本大源尚无所见,有如佛经所谓边僻之人不得闻佛法者然。使此等人可以多得数辈,不过三言两语,可以开悟。人人性分具足,非待取而与之故也。

先生由桐庐赴开化避寇,江行多滩,水声时急。滩尽水平,声亦寂然。舟近龙游,先生云:深则平矣。

日本将来之崩溃,当由一部分军人思想之左倾,而推翻万世一系之天皇,预料事亦不远。但中国之危视日本为更近耳。

“支那”之名,不始于日本,佛书中已有之。明人陈士元着《象教皮编》,《学海类编》中有之,释“支那”云“文物之邦也”。

嘉庆初,阮芸台抚浙,时海内承平,公务清简,乃集其督学浙江时所取门下士为《经籍籑诂》,以陈仲鱼鳣主其事。当时涌金门茶肆为文士聚集之所,讨论汉学训诂,皆在杯壶茗肴间。书成,遂为讲训诂者必不可少之典籍。俞曲园生时较晚,亦闻其风而悦之者。前代掌故,昔贤风流,由今追忆,殊足动人向往。

今之中日,犹昔之吴越,今之俄德,犹昔之秦楚。春秋战国之际,纵横捭阖,此起彼仆。由今观之,同是中国,何有畛域?将来世界大同,中外一家,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乎?

三代学制,书阙有间。自汉以来,学制固可考见,而学校从未办好,人材亦从不出于学校。两汉经师均非博士俗学可比。后汉郭林宗颇事标榜,大学生时或干政。魏、晋以降,遂不复有学校,乃以九品取人,大中正掌进退之权,渐成门阀之风。唐、宋以科举取士,而后来国子监以及府县各学,乃至仅存虚名,实无一人。四十年来废科举,代以学校,求其真能化民淑世者无闻焉。吾意学校欲办好,必也主其事者稍知办学之要,慎选人师,日共讲论。至于技术人才,祗可别立专科学校,不必于大学造就。

问办外交者忠信不能两全。答云:此言祇是随人起倒。今之外交,无非纵横捭阖,更无信义。须知世界不能长此混乱。或云:在此过渡时代,总是如此。答云:所以成为过渡时代者,正以举世颠倒,执迷不悟耳。吾人信念终不可无,第一当信性善,第二当信圣人可学而至。徐徐体究,真有所知,则不至随俗起倒,可以立矣。

诸葛武侯一法家耳,犹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今人则予智自雄,绝无虚心咨询之意。孔子之对哀公曰:“惟其言而莫予违,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是可畏也!

问制度变革与顿渐。答云:顿渐本说修省工夫。然内圣亦可说顿,外王亦可说渐。

中国学制不能自立,全用钞袭,名词多不妥。如大学有“校长”,不称“学长”。书院之山长,今之讲师、导师,皆出佛经。山长本之诸山长老(讲师则本禅师、律师),日人袭之而不知所自来。中国复袭日本,不待兵戎相见,而国已亡矣!

清廷之于亭林、船山、梨洲,待以宽大,征聘不至,听其讲学。将来中国若亡,虏辈必无如此度量。古人一成一旅犹可中兴,今则不能。颇冀于深山穷谷中,集有志之士,相与致力此学。人数不可多,不预政治,庶免遭忌。然是非所在,固当详论及之,但不可发表耳。又如中土终不可居,则羁旅异域,如昔之马克思,今之爱因斯坦,亦何不可。如能得精通西文人士数辈,可以说明此理,公之于世,庶几或有明眼人,可以留下几许种子。故外国文自是紧要,非不可学,但须别于今之所以为教者耳。

问师范国文教材,答云:可选授《孟》《荀》《国语》,《孟子》可多选。因言:保氏教国子以六书,识字在古人是小学之事,今则在大学为专科。《凡将》《训纂》《急就》皆古人之小学教科书,然多枯燥。如以六书授学生,为言象形、指事,自然有趣,惟假借、转注稍难耳。吾意小学教本当用《论语》《孝经》,使了文义,能背诵、能默写。义理不妨稍迟,及其记忆力之强而授之,可以终身不忘。此外则数与方名,择要授之,使通珠算,足备日用。如是,则小学卒业,文理通顺已过于今之大学矣。英文、几何之类,本不必人人学习,徒耗脑力。有志于工程机械一类职业者,可入专校,各就所需选习之,则所学所用不至判然两途矣。

讲学诚不可已,然形式则不必具。书院成否,有何加损?聚人虽多,不必有益。姚兴供养鸠摩罗什,徒众三千余人,而高足弟子不过生、肇、融、睿四人。孔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真得闻道者,亦祇颜、曾二人,游、夏之伦但能说《诗》而已。释迦福报过于孔子,弟子盛极一时。魏文侯之于子夏,齐宣王之于孟子,视定、哀、季康子之所以待孔子者,殆有过之。吾观近日所接人,如陈百村以军人来问儒学,意态恳挚,如赖振声以历史为理欲消长之纪录,如王驾吾驳陈独秀论孔子与中国,似吾穷居间谈,无意中亦未尝毫无影响,又何以形式为?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刘静修文集•读药书漫记》有云“岭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药以治毒;湖南多气,而有姜桔茱萸以治气”云云,以譬天将降乱,必生弭乱之人也。

先生草书院简章毕,出示学者,因言:宗教家置身政治之外,故丛林会堂能不随朝代之转易为兴亡。邱长春之白云观至今无恙,而唐、宋寺院犹有存者,且逾千年矣。儒家则每以达官致仕,主讲院中,或名士论政,足以左右与论,遭忌贾祸,书院遂不能久。其为当道所延揽者,又不免望风承旨,同于博士之陋,是以皆不足以治学。此文之作,超然政制之外,经济亦属之社会而不仰给于政府。冀创立之后,可与丛林教会同其长久也。尚嫌时间短促,不及详细规划,得暇当参考《百丈清规》,重立规模。此亦儒家向所未有,所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不必自我成之也。

北宋王质相太祖,尝言鼻中须能吸得三斗热醋,方可为宰相。太祖在军阀中可谓宽厚,而为之相者其难如是。故钱若水之事太宗,未及四十岁便求引退。可见后世君臣之际无道甚矣。

“五族共和”本是欺人之语,不妨各自为政,而合为联邦。将来世界大同,终须由此而成。亚、美、欧各洲先各自成一联邦,拥戴共主,比于天子。有王者起,百年之后可矣。

伊川语韩持国:“当自求士,不当使士来相求。”持国虽未能用其言,闻之犹爽然自失。今则并持国其人者亦无之矣。

强敌压境,沦亡可惧,当思所以保存文物,绵延先圣血脉之计。张荫麟谓墨者之钜子即是领袖,弟子数百人实有组织。诚得有心人于今日,可以略仿其意。谋生之道,各听其便,仕宦商贾,一概不加限制,但须有聚集之所。生事无忧者,以其所余供养大众。而所为大众者,亦皆求力能自给。百工之事,不待外求,庶几退足自存,进可以易风移俗、淑世救人。此中最要一事为不争政权,否则必不容于今之世矣。

兵之为物,祇能备而不用,用之则危,故曰“圣人以此毒天下”。先儒于“毒”字曲为之解,惟伊川《易传》以“害”字释之为得其义。用兵焉得无害!

川中以产药名,而求药于肆,乃往往不可得,得之亦每不堪服食。药材遍山野,而人多不识,识之者乃在田夫野老,缁衣黄冠。彼其伏处岩穴,不与人世相交接。樵苏之余,时有所得,仅以自服,或以施人。其意未尝不美,惜其于种植之方,培养之道,种性科别之要,不加之意。加意于花木者,乃在大学生物系,而其心思之所营注,又仅止于种植培养区分而已,于其用途,则未尝尽心,无怪货之弃于地也。古人卖药,传为美谈。使吾人能自辨药物,躬亲种植,不惟自用,兼可济人。乱世能是,足以自活,较之仰给嗟来之食,岂不大佳。天下事可为者多,但不遇有心人,终于无可奈何耳!

书院讲义理,违俗好,相去太远。吾尝思之,舍义理而谈词章,亦可以专明诗教。然词章亦岂易治?先须熟读古籍,经部必不可少,次则《国语》《老》《庄》《楚辞》《史记》、两《汉书》《文选》,皆当熟。熟于两汉文字者,可以明文章体制。然讲师亦难其人,吾一人力有不足,祇合杜口。此有近于老氏之旨,不得已而遁于二氏,后之人必有以此议我者矣。

浙江图书馆有覆刻北宋本《四书》,余借取一观,并不甚好。后记并姓名而无之,当是坊本。宋本不必尽善,世人每视为古玩。傅沅叔自言近得《周易》单疏宋本,书祗两册,二三百页,至以万三千元购之,而津津乐道,以为宋本以经为贵,经以《易》为首,而单疏又为海内孤本,日本人各经单疏本皆有之,独缺《易经》,吾今得之,书目增光不少云云。此等人祗知版本,校勘且未之敢许,题跋且不尽通,书之内容则不问也。张菊生跋张子韶《孟子传》,但云书经朱子评驳,遂至湮没,今复得以问世,引以为幸。至于两家是非,可以存而不论云。既无真知灼见,亦祇得存而不论耳。

先生尝论中国与夷狄之辨曰:分中国与夷狄,不可专从地域与种族上计较。须知有礼义即是中国,无礼义则为夷狄。夷狄尚知礼义,则夷狄可变为中国;中国人不知礼义,中国即变成夷狄。内中国而外夷狄者,乃重礼义而轻视非礼无义之谓。由此可知,区别文明与野蛮,亦当以有礼义、无礼义为准。有礼义谓之文明,无礼义谓之野蛮。非曰财富多、物质享受发展快便是文明也。

先生曰:我为学得力处,祇是不求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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