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講過了尙書、春秋、三傳，附帶提到國語、國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簡單地講了。秦以後，漢代有司馬遷的史記，為中國第一部正史，一路下來，直到淸末共有二十五史。以後我們不知，但秦漢以來二千年，則只是一部史記作標準。我們講歷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後分成兩個很顯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稱作「上古史」。秦以後，倘使我們學西方名稱，亦可叫作「中古史」。現在我們上古段落已經講完，接下要講中古。
我想我們該再回頭來重看一下。此是做學問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兩眼只看著腳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階段，該要抬起頭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總要爬一段回頭來四面望一下。特別跑到山頂，當然不看腳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峯又一峯，每上一峯必該一望，這是必然的。諸位讀一部書，不能一條條盡作材料看，要懂得綜看此一部書，又該懂得合看其他諸部書，有一番登高遠矚的景象。
從西周書到戰國策，古代史籍，我們都該通讀一下。現在要講漢代，該回頭來凌空一望，我們該望到那沒有書沒有字的地方去。諸位不要認為西周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都講過，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該聽漢代了。等於跑上一峯，又跑一峯，兩眼儘在腳下，這等於沒有上。現在古代已完，可說是中國上古的史學，或說是中國上古的幾部史學名著，都在眼前了，我們該要自己放開眼睛來一看。看些什麼呢？此諸書是都看完了，正如兩腳著地跑，已上了巔峯。現在該要一番掩卷深思。這是做學問千萬要記得的一個習慣，或說一番工夫。能學到這一點，做學問一項很大法門已開在這裏了。
如何深思呢？這該我們自己發問。所以叫「學問」。讀書就是學，到了發問，是第二階段。無師可問，則且各自問自己。故說做學問要「會疑」。「會」者「能」義，我們要能疑，懂得疑。現在只說「懷疑」，要你不信，常懷著疑；如此又那肯拼命讀書呀！讀了書要會疑，不是要不信，儘疑著，又何必去讀？「會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會發問。
我今告訴諸位，中國有一部司馬遷的史記，到現在已兩千年。但在司馬遷史記以前，從尙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到司馬遷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現在已有三千年，西周以前還有唐、虞、夏、商，還有上面的，最少說也該兩千年，或還不止。諸位聽了這幾次講，自己心裏該來一問題，為什麼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學，才有尙書？這問題沒有書本詳講過，可是我們心裏應該有疑。好像我們到了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麼？我們應該問：為何有了尚書，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馬遷太史公的史記呢？這裏至少是一番中國史學之演進。中國歷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書，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漢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馬遷之史記。
倘使照我上面講，西周書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後當然是孔子。中國人尊經，但為什麼後起的史學，不尊尚書，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馬遷的史記呢？為什麼尙書、春秋都不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著司馬遷史記這個系統呢？這是不是開新？抑仍為是守舊呢？儻說是開新，為甚麼依然要尊尙書、春秋為守舊呢？這問題値得研究。但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諸位都說中國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經，但寫史便尊司馬遷，寫文章又有屈原離騷一路到漢賦、文選，這些都不關孔子。這些也都是問題。而這些問題則在書本之外，是憑空的，要讀書的人自己懂得發問。若論答案，則成為一討論文化傳統的新問題。而果欲討論文化傳統的新問題，則不得不依循這些問題為根據，但卻不一定能平易找到答案。問題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
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個疑問便立刻要一個答案，這是一種功利主義，急著要成果。今且不要著急，問題不能立刻就解決。倘使拿不到結果，那些問題就不發生，如此一來，則成為「淺見薄識」，便是不會疑，更不會深一層疑，就沒有大見解。見識則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問。好學深思，使此問題存在，存在於自己腦子裏。
諸位儻學科學，科學上很多大發現，便都從一個小問題上慢慢地花了一輩子乃至幾輩子工夫來解答這一個問題。如蘋果為什麼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當然立刻無法回答，書本上也沒有回答，而此問題發生了，亦終於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學家的腦子裏，總存有很多很多問題，無答案，慢慢兒在那裏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問題擱在一旁，在大問題中再舉出幾個小問題。如說：我們人為什麼要老？這在醫學上也是一大問題，不曉得有多少科學家在從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沒有確切答案。
諸位做學問，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說這即是做學問者之生命所在。要有問題而不急求答案，書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讀，埋頭讀。有尙書，讀尙書。有春秋，讀春秋。有左傳，讀左傳。現下又有史記，我便讀史記。埋著頭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該要放開眼睛四邊看，學了要懂得問。所謂「高瞻遠矚」，又說是「博覽綜觀」，要綜合起來，向高遠處看。如我剛才所講，中國人有了歷史文化兩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書。再進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進五百年，才有司馬遷史記。再進兩千年到今天，當然下面的問題不再是史記了，但又是些甚麼呢？
這問題我曾問過章太炎先生，我說：現在是二十五史，下邊寫新國史該怎樣？他沒有能回答我。此一問題，我仍留在腦子裏。諸位千萬不要當我是在空談，諸位要學史學，便該學到這個地方去。我不教諸位做學問的方法要憑空瞎想，或胡思亂想。只是講過了這幾堂課，便該總結起來說，中國有歷史以來兩千年，有周公的詩經和尙書；中間又經過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經過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記。太史公史記到今兩千年。這些話千眞萬確，沒有一個字落虛。但為什麼如此？那是一大問題。下邊我們該怎樣？又是一大問題。諸位做學問能到這地方，諸位胸襟自寬，抱負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雖有個遠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達得到。這樣一來，至少使你做學問可以不厭不倦。
二
我且說詩經和尙書、春秋和左傳、史記，這是中國史書中三個階段，也有三種以上的體裁。如做一件袍子，或條褲子，怎麼裁？諸位現在只知要材料，要的是布。但有了布，應要懂得剪裁。這便是創造，或說是製作。袍子、馬褂、短衫、褲子，各從其便。詩經、尙書、春秋、左傳和史記，雖然都是寫的歷史，而其體裁各不同。此層前人都講過。詩經是詩體，尙書是記事的，春秋、左傳是編年的，而史記是傳人的，中國歷史體裁不外此幾種：事情、年代、人物分別為主。一切歷史總逃不過此三項。尙書是一件一件事的寫，春秋與左傳是一年年地記載，而太史公史記，就一人一人地寫下。但列傳體中有編年，編年體中有記事。為甚麼新的起了，舊的還存在？又為甚麼舊的存在，新的還起來？西方人只看重新的，不再看重舊的，因此他們根本就沒有歷史。他們的歷史是最近始有的。但新與舊是比較而來的。果使沒有舊的，也就沒有新的。所以西方人縱使一意求新，而終亦不成其為新。西方文化乃至如最近般，將只見失敗，不見有成功了。
這裏卻有一件要特別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講過，即是中國人事中極看重講話。中國人說「言行」，講話也在事之中。其實講話當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課，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別重要的在講，講這一堂課，就是一件事。中國古人有記言、記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講這句話，諸位回去記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講此，這是記言，同時亦即是記事。尙書中詔、誥、命、謨，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傳記叔孫豹講三不朽，鄭子產講鬼神，何時向何人所講，是事。然而此兩番講話，實像與事無關。既不是外交，也不是軍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經濟，什麼都不是。那只是記言，記他講過了這樣一番話。而在中國歷史裏，記言的地位和份量很重，可能超於記事之上。
為何中國人更看重言？那得重新討論。諸位當知，事有輕重大小，寫歷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記下，便只有選擇。如十位新聞記者訪問同一件事，記下十篇文字，可能各不同，此因選擇不同。如我今天這番話，諸位每人寫一篇報告，也可寫來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選擇不同。如擴大寫一篇聽某人講中國上古史學名著，諸位把今天以前聽過的各記一篇，這將是不同更大。你所聽經你選擇，此外的忘了。有的沒有忘，認為不重要也不記下。可見本領在挑選。如寫「中國開國六十年紀」，各人一篇，限五萬到十萬字，寫來還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寫歷史。寫史須有見識、有選擇、有組織，不能老是要參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許多材料湊配，寫史卻變成了一工具。做學問該以自己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為材料所用的一個工具。
三
我們要問，周公當時為何會有一部西周書？諸位把西周書十幾篇文章都看過，便見那裏記言重於記事。這至少有周公的選擇。諸位當知，在周公時，中國古代本沒有所謂歷史。「史學」的觀點，連周公腦子裏也還沒有，直到司馬遷時，中國還沒有所謂史學。不僅如此，在周公時也沒有所謂「經學」。孔子作春秋，孔子腦子裏也何嘗有所謂經學，更不論史學。後來人崇重他的春秋，奉之為六經之一，但孔子春秋卻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變成史學了。但在孔子腦子裏，也沒有如我們所謂「編年史」三字。但又為何寫出了一部編年史，寫出了在他腦子裏所沒有的東西來？在周公腦子裏，也沒有所謂記言、記事的分別，但卻編出一部西周書。諸位當知，學貴創作，如是才是眞創作。我們強說要學創作，卻只是假創作。要別人給我一題來找材料，這怎麼能算是創作？創作既有眞假，也有高級與低級。講到這裏，我們就該懂得做學問用心之所在，來怎樣用我們自己的心。書大家會看，文章大家會寫，材料大家會用，但這裏有一甚深妙義，則在各人的「心」。當時周公如何般用心？周公久已死了，也更沒有人來講這些。我今提出此問題，說周公當時心裏怎麼樣？其實完全為的是當年的政治，全是一套周公當年的政治措施。像詩經，古人謂之制禮作樂。這「制禮作樂」四字，諸位都知道，這是舊話；我們該以新義來翻譯舊話。諸位不能儘查書，說禮是什麼，樂是什麼。禮樂只是當時周公拿來治國平天下的一套政治措施。在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後，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論。
講到此處，諸位當知，中國歷史演進和西方有不同。諸位讀希臘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有他們一套政治思想寫在書上，但他們沒有在實際政治上做過事。周公是中國一位大政治家，難道他沒有一套政治思想嗎？然而沒有著作，沒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論的書。諸位假使能看西周書，來寫一篇「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論」，這不是個大題目嗎？要講中國政治思想史，先從周公寫起，把西周書做材料。如我上一堂所舉，周公只講文王不講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為什麼周公反而不講他？這裏便見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過於重「事」。周公制禮作樂，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而文王這些功德，則寫在詩經大雅文王之什裏，這就接上了歷史。周公講了文王，還要講上去，講后稷、公劉，那麼周代一路下來的歷史在詩經裏全有了。孔子懂得周公，論語中稱文王也比武王偉大。中國人此一套精神直傳到今天，為西方人所不懂。經濟、武力，羣相講究，像周文王便打不進近代人心裹去。
今再問：周公為何把此許多事都寫在詩裏，而不寫在書裏呢？我上面已講過，周代的歷史不僅在書，還在詩。這裏卻有一個比較小的新問題，即是文學與史學的問題。而且在古代，似乎運用韻文還比運用散文來得較省力，詩經比尙書反易讀。只因詩用韻文寫的是人的心，散文寫的只是人的事。中國人重心不重事，這就韻文更重過散文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會讀。只十幾個字，一講通便能讀。而尙書就難。為何韻文易讀，散文難讀？亦可說散文講事運用難，韻文講心運用易。
四
這裏我試牽涉出去講得遠一點。正因中國是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拿字拼出他們的講話來。本來西方如埃及，文字開始也是象形，但後來這條路走不通，只能改成拼音了。在地中海周圍做生意人，相互講話，只用文字拼音。而中國人能從象形文字跳出，有象意、象事、象聲、轉注、假借共六書。這樣一來，中國文字就變成全世界唯一的一種文字，可同口語脫離。把文字上的話同口裏的話脫離，好讓兩條路進行。當然這兩條路還是有關係，還是時常糾合在一起，但我們還可以說它分著兩路進行。若單就一面講，在同一時代裏，詩經中韻文流利反而勝過了書經中之散文艱澀。中國古代散文，直從龜甲文到鐘鼎文，尙書裏的字法句法一路而下；要到孔子春秋，才是中國散文字法句法上一個大進步。
試舉一諸位易懂之例。如春秋用「崩」「薨」「卒」「死」這四字，其實只一「死」字就得。但天子死稱「崩」，諸侯死稱「薨」，卿大夫死稱「卒」，而庶人之死才稱「死」。孔子春秋裏便把這崩、薨、卒、死四字分淸楚。因此春秋不書死，因庶人死了跑不進歷史。孔子之死也稱卒，因孔子也是魯國的大夫。今試問孔子為何牢守此分別？我們今天稱之為封建頭腦。這是今人對古人硬下批評。這中間本無學問可講，至少做學問不該先駡人。孟子明明說：「其文則史。」孔子春秋裏的文字，大體根據周史官，則天子稱「崩」、諸侯稱「薨」，那是遠有來歷的。我想周宣王派出史官就有這一套，而這一套也就是周公制禮作樂裏的一番禮。它自有階級觀，這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套。而這崩、薨、卒、死四字，便成為當時的一種官用話。至於死了就叫死，這是民間話。如孔子在論語裏說：「予將死於道路乎？」用的是死字，並沒有用卒字。又如說：「顏淵死，子哭之慟。」也沒有叫「顏淵卒」。莊子說：「老聃死。」也只用死字。文字流用到民間，此在孔子以後事；而後崩、薨、卒這些字眼再不需用。又如尙書堯典稱「涉方乃死」，只這一字，我便覺得尙書堯典是後人作品。想必到了論語、孟子以後，大家只用一死字也用慣了，所以偽造堯典的作者也隨手用了死字；而孔子春秋則依然用了崩、薨、卒諸字。孟子似乎早知道我們今天會羣起詬駡孔子，故早為之解釋曰「其文則史」。但試問：只用崩、薨、卒諸字，又於事何補？所以又繼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有些處，我們且莫先駡古人無知，該自責備自己讀書不細心纔是。
我再推想到一部說文，中間有很多花樣還値得研究。如馬，可因顏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馬、有黃馬，便有各別的字。此可見中國古人把文字和語言分開。如說「驪」，諸位要問這是什麼顏色？驪馬和黃馬不同何在？我們只有查字典，查說文了。但到今可謂此「驪」字已廢不再用，這是一匹黃黑色的馬，拿口語來寫下便是。如此之類，說文裏有極多字現在都廢，用口語代替了。在沒有廢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來代替一句話。這樣的文字運用實還不够進步，後來才又進步到多用口語而省去了異字。
今試再舉一例，此是春秋中最出名的例。有「隕石于宋五」與「六鷁退飛過宋都」這兩條。「石」同「鷁」是名詞。「隕」是動詞，「飛」是動詞。可是「隕」放在石前，「飛」放在鷁後。「五」、「六」是形容詞，但又稱石五、六鷁。豈不很複雜？公羊春秋講此極好，他說：
石記聞，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說：
先隕而後石，隕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這裏就顯見是穀梁後起，知道了公羊說法而改變其辭。簡單說，這只是文法問題。後代顧亭林日知錄據此取笑公、穀，認為行文造句自當如此，不値大驚小怪。但在後代散文文法進步以後，固極簡單。在古代，孔子春秋以前，如此簡潔明淨的句法，實也少見。韓昌黎所謂「文從字順各識職」，春秋此兩條正可為例。公、穀縱是村學究，對此兩條用力發揮，說：「君子於物無所苟，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正見當時人對文字文法上之欣賞。實足證明孔子春秋時代，散文有新的開始；文字的運用，文法的組織，都大見進步。西周時代這五百年中，正是中國散文文學一大進步的時代。若使周公當時早有孔子春秋時代般的文字文法，便也不會有像西周書艱澀文體之出現。
這些都是隨便講，我們是在講史學，但諸位若有人對文學有興趣，這也是個大題目，裏邊有很多東西可以研究。我不過舉一個例。若論材料，則很簡單，不多幾部書，一翻便完；但這裏大有文章。我們研究說文，研究龜甲，只跟前人走一條路，不開新路，總嫌太狹。如做菜，最先只懂放鹽，後來才懂放醬油、放油、放糖、放醋，還要放點辣，或許還要放牛奶，放別的；菜愈做愈好了，總不能單純一味。做學問也千萬不該做一味一色的學問。諸位儘說是專門，但一味總是太單調了，先把自己聰明阻塞了。我們定該把自己聰明活潑而廣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區域，一格局。
五
現在我再進一步講孔子春秋為什麼來一個編年史？剛才講的是為什麼周公來個西周書？我話並不曾講完，也不能儘在這上講，且由諸位慢慢去想。今要講孔子春秋為什麼來編年？今天諸位讀西洋史僅是記事，而記言在記事裏的份量又來得少。西周書專重記言，已可異；春秋編年，更値得當一個問題。近代科學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觀察。觀察所得，要懂記錄。如天文氣象報告，雨量啊，風向啊，溫度啊，一切都得經過觀察與記錄。中國人對於人事上的觀察與記錄，從古就注意到，那就是「歷史」。中國人對於人事特別看重本、末、常、變四個字。人事有本有末，又有常有變。能把一件事分著年記載下，一年中又分著時、月、日記載下，這才可以記載出這件事情演變的眞象。前人如何做學問，也不易知，但有個簡單方法，便是讀他的年譜。他怎樣開始做學問？怎麼想到著作？又怎樣寫出？後來怎樣寫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該讀其年譜。如王陽明怎會發明良知之學？讀陽明年譜較易見。寫歷史能寫到編年史，那麼本、末、常、變都在裏面。
如中國人八年抗戰，日本人打進中國，而止於無條件投降，此事並不簡單。要從蘆溝橋事變起一路看下，這八年中國人打得眞辛苦，一路失敗，到最後始獲得了勝利。所以我們要懂一件事，定該把這事分開看。一人幾十年做學問，我們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們來臺灣二十年了，下邊怎樣？我們不知。前面呢？該懂得講究。不能待我們反攻勝利了，再來寫臺灣二十年歷史，那多半將成假歷史，靠不住。最好是從初到臺灣就有人寫，直到最後，年年寫下，才是眞歷史。我們今天不曉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寫下，不要到了明天再來追記今天，這裏就易出問題。事情的複雜性，變化性，定要從編年裏去看，才懂得這事之本末與常變。何況孔子春秋已經是列國紛爭的時代，所以這時的歷史有晉國的、有齊國的、有楚國的、有魯國的，更非編年不行。回顧周公時代只隔五百年，但變化相距已很遠。在周公時代寫史還不需要編年，而孔子時代寫史，則正貴有編年。
但為何又從孔子春秋變成了史記？太史公也不是忽發奇想心裏來一個直覺。他不照孔子編年，而分為一個一個人來寫。他這一套，正又是從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間慢慢兒造成出。這是時代演進，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創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經有一個來源遠遠在那裏。諸位且先想一想，怎麼從孔子「編年」到太史公「列傳」？有沒有些痕跡機緣，我們可以拿來講太史公史記的來歷？列傳體怎麼來？如此般的講，固然是講周公，講孔子，講司馬遷；然而也即是在講時代、講演進，看重它的一層又一層般地演進。
我雖極崇拜孔子，但並不是說今天我們只要學孔子。縱是學孔子，而我們此下儘不妨有一個新天地新創造。我們的史學也不必定要學司馬遷，我們下邊的新歷史，也還有新創造。只要我們把上邊弄淸楚，下邊就能來。上邊的弄不淸楚，諸位說：這二十五史全已過了，現在該要新歷史了。但新歷史究在那裏呢？讓我說穿一句，諸位只想一意學西洋，但西洋這一套還比中國落後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來歷，這非一言可盡。我今天且只講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