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之此稿，初非有意撰述，乃由孔孟学会主持人亲来敞舍恳请撰述孔孟两传。其意若谓，为孔孟两圣作小传，俾可广大流行，作为通俗宣传之用。余意则谓，中国乃一史学民族，两千五百年前古代大圣如孔子，有关其言论行事，自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以后，尚不断有后人撰述。今再为作传，岂能尽弃不顾，而仅供通俗流行之用。抑且为古圣人作传，非仅传其人传其事，最要当传其心传其道。则其事艰难。上古大圣，其心其道，岂能浅说？岂能广布？遂辞不愿。而请求者坚恳不已。终不获辞，遂勉允之。
先为孔子作传，搜集有关资料，凡费四月工夫，然后再始下笔。惟终以《论语》各篇为取舍之本源。故写法亦于他书有不同。非患材料之少，乃苦材料之多。求为短篇小书，其事大不易。非患于多取，乃患于多舍。抑且斟酌群言，求其一归于正，义理之外，尚需考证，其事实有大不易者。
余此书虽仅短短十章，而所附疑辨已达二十五条之多，虽如《史记 孔子世家》，亦有疑辨处。此非敢妄自尊大，轻薄古人。但遇多说相异处，终期其归于一是。所取愈简，而所择愈艰。此如《易传》非孔子作，其议始自宋代之欧阳修。欧阳修自谓上距孔子已千年，某始发此辨，世人疑之。然更历千年，焉知不再有如某其人者出。则更历千年，当得如某者三人。三人为众，而至是某说可谓已得众人之公论。则居今又何患一世之共非之。但欧阳所疑，不久而迭有信者。迄今千年，欧阳所疑殆已成为定论。余亦采欧说入传中，定《易传》非孔子作。此乃是孔子死后千余年来始兴之一项大问题大理论，余为孔子作传，岂能弃置不列？又此有关学术思想之深义，岂能仅供通俗而弃置不论？
书稿既定，送孔孟学会，不谓学会内部别有审议会，审查余稿，谓不得认《易传》非孔子作，嘱改写。然余之抱此疑，已详数十年前旧稿《先秦诸子系年》中。余持此论数十年未变，又撰有《易学三书》一著作，其中之一即辨此事。但因其中有关《易经》哲理一项，尚待随时改修，遂迟未付印。对日抗战国难时，余居四川成都北郊之赖家园，此稿藏书架中，不谓为蠢虫所蛀，仅存每页之前半，后半全已蚀尽，补写为艰。吴江有沈生，曾传抄余书。余胜利还乡，匆促中未访其人，而又南下至广州香港。今不知此稿尚留人间否。
学会命余改写，余拒不能从，而此稿遂搁置不付印。因乞还，另自付印，则距今亦逾十三年之久失。今原出版处改变经营计划，不再出版学术专著，故取回再版付印。略为补述其成书之缘起如上。至孟子传，则并未续写，此亦生平一憾事矣。余生平有已成书而未付印者，如上述之《易学三书》。又有已成书，而其稿为出版处在抗日胜利还都时坠落长江中，别无抄本，如《清儒学案》。今因此稿再版，不禁心中联想及之。而《清儒学案》一稿，则尤为余所惋惜不已者。兹亦无可详陈矣。
1987年4月钱穆补序时年九十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