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二年,是时东坡二十二岁,赴礼部试,举进士,被欧阳修所赏识,受仁宗的知遇,是他开始过他的政治生活。

东坡虽然也有他的政治天才,不过,他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政绩,他的一生的政治生活,自从受神宗知遇起,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从岭外归来,卒于常州为止,无非是颠倒于知遇贬谪之中。翻来覆去,有好几次。

仁宗嘉祐二年,和他的弟弟苏辙,同举进士。时东坡二十二岁,他的弟弟十九岁。仁宗读了他们的考卷,很快乐的说道: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可见仁宗是怎样的看重他们。那年,遭母丧,暂时离开了政治的生涯。服除后,入京,授大理评事,出为凤翔府判官。英宗治平二年,转殿中丞,自凤翔还朝。不久,遭父丧,又暂时离开政治生涯。

英宗在位四年而崩,于是神宗即位,他任用王安石,行他的新法。新法的好坏,很难判断,我们现在暂且不论。只说在那时候反对的人很多,就是东坡也是不满意王安石的一个人。那时东坡居父丧,已经除服了,入朝后,就被神宗召对,问他王安石的新法是怎样。他大概答应说:

求治不宜太急,听言不宜太广,进人不可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虎头求雨

时在元丰元年,年四十三岁。先生《起伏龙行序》:“徐州城东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与泗水通,增损清浊,相应不差,时有河鱼出焉。元丰元年春旱,或云置虎头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说作《起伏龙行》。”

退朝之后,他又上了一封万言书。这封书是很有名的著作。东坡的政见,都在这封书里,就是论文章,也做得很好。现在把他录在这里: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至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刻减兵吏廪禄,甚至欲复肉刑,民且狼藉。然而莫之愿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靡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济之逃亡;不还,则累及邻保,势必有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法,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科,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从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这封书上了之后,王安石见他和自己的政见不同,就暗使他的同党毁谤东坡。东坡见局面不好,也就不和他多辩,只求外任,想借此免避政争,于是出为杭州通判。由杭州移密州,而徐州,而湖州,做过许多地方的官。而在这时候,虽然避免了政争,然暗中正酝酿着文字之狱。

东坡到湖州谢表里有句道:

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王安石的私人指他为讪谤。

东坡有诗道: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王安石的私人指为刺课士。

东坡有诗道: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王安石的私人就指为斥盐政。

平心两论,东坡在那时候,借文字刺讽时政,也是实事。但是。这样的刺讽,也不至于有什么大不了罪名。却是在专制时,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刺讽时政,就是侵犯了皇帝,一旦被人告发,便有性命之忧,仅仅的贬谪贬谪,还是算万幸了。

东坡的文字之狱,本已酝酿了好久,到元丰二年,便突然暴发。因李定、何大正等人的检举,便将东坡从湖州逮赴御史台监狱。在这时生死是不可知的。

东坡在监狱中,是他的长子苏迈送牢饭。东坡同迈约:平时送肉和菜。倘然一听到不好的消息,就送鱼。如此过了几日,一天,迈因有事不能送。托他的亲戚代送,偶然忘记了前约,刚巧这位亲戚,那天买到了鱼,他就把煎鱼送进去,也没肉,也没有菜。在亲戚本是无心,却不料东坡在监狱里接到了煎鱼,他是如何的焦急啊!他以为他的性命是保不住了。

他在万分焦急中,忽然想出一条计策。他想:神宗待他本来很好,只不过听了王安石一班人的话,所以如此。倘然有机会感动神宗,或者可以免得一死。他就在狱中做了两首诗,寄给他的弟弟子由,做得十分凄恻动人,交给狱卒带出。他想狱卒拿得这两首诗,一定不给子由,一定要给神宗。如此,他的计就行了。果然,狱卒拿得这两首诗,送给神宗看。那诗道: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乡应在浙江西。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神宗读了这两首诗,果然感动了。况且神宗本无意杀他,读了这诗,更觉得他可怜,于是就从宽解决,把东坡贬谪到黄州去了事。同时被贬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及王诜等人。

东坡初到黄州,是很穷苦,只是借住在道院里。后来难为马正卿替他请于郡守,得到旧营地几十亩,给他耕种,才可以安乐度日。那地在东坡下,故自号东坡居士。于是我们要知道,东坡二字的别号,是到此时才有,以前是没有的。他的诗集中,有东坡诗八首,就是把他在东坡种田的事。其小叙道:

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他虽然有田可耕但是我们可要读了这篇小叙,就可以知道他开荒的困苦了。

他本有田在常州,就上书请到常州居住。朝廷允许了他,他回到常州。于是黄州的谪居生活,就算结束了。

神宗之后是哲宗,复用司马光为相,罢王安石新法,诏东坡入朝,为中书舍人,兼侍读。仁宣太后很敬重他,召他到宫中问对。

但是他和司马光的政见也不能十分相同。又因地方的关系,当时在朝诸人,各立党派,有什么洛党、蜀党、朔党的分别。洛党以程颐为首领,朔党以司马光为首领,蜀党就以东坡为首领。因为党派的争论,东坡第二度出官杭州,在那啸傲湖山,很留了一些遗迹。现在西湖的苏堤就是东坡那时候在杭州筑的。

以后几年,时而入朝,时而出知他州,经过好几番出入,到哲宗绍圣元年,终因党争的关系,被贬到岭外(惠州及琼州)。

在岭外过了多年的贬谪生活,到建中靖国元年正月,才回到常州,就于那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就卒于常州。(距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年六十六岁。)他的一生,也就于知遇贬谪中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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