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农书，东魏时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著。思勰为山东益都人，做过高阳太守。这部书写成于公元534—544年之间[1]。
《齐民要术》全书一共十卷，近十一万字，“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道，靡不毕书”（《自序》）。贾思勰在这部书里，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公元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的农业和畜牧业等的生产经验。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2]，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整理了一百五六十种古书里的农业知识，又汲取了农民的生产经验，并且在自己的生产实践里证明和丰富了这些经验和知识。
《齐民要术》非常重视耕作时的土壤燥湿和耙劳的保墒作用。它在《耕田篇》里说：“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自注云：“燥耕虽块，一经得雨，地则粉解；湿耕坚，数年不佳。谚曰：‘湿耕泽锄（带雨锄地），不如归去。’言无益而有损。湿耕者，白背（等待土地干燥发白时）速楱之（赶快用铁齿耙耙松），亦无伤；否则大恶也。”同篇又说：“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犁欲廉（密的意思），劳（摩田器如无齿耙之类）欲再。”自注云：“犁廉耕细，牛复不疲，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根据今天的科学分析，为了要达到秋耕地表面疏松的覆盖层保存水分的目的，决不能使用有齿耙来破坏土壤结构，而应该使用无齿耙，尽量保持水分不太快的蒸发，以期收到“旱亦保泽”的效果。《齐民要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已经摸索到这一规律，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齐民要术》还非常重视作物的轮栽。它主张不要在同一块土地上连年种植同一种作物，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矿物质养分的损耗和病虫害的蔓延。这比以前提倡的休耕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它说：“谷田必须岁易”（《种谷篇》）；“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水稻篇》）；“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田欲岁易”（《种麻篇》）。并在《种麻篇》的自注中说：“故墟亦良；有点叶夭折之患，不任作布也。”意思是说在同一块土地上连栽，容易引起病虫害。它又说：
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麻、黍、胡麻次之，芜菁、大豆为下。（《种谷篇》）
凡黍穄地，新开荒为上，大豆底为次，谷底为下。（《黍穄篇》）
〔种瓜〕良田，小豆底佳，黍底次之。（《种瓜篇》）
小豆大率用麦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须留去岁谷下以拟之。（《小豆篇》）
以上指出了大部分作物，连栽不如轮栽，非豆科作物的前作物，一般以豆科作物为适宜。对于轮栽的重要性，可以说已有了深刻的认识。
关于施肥，《齐民要术》不但提出要应用有机肥（主要是粪），而且注意到粪有生熟之分，强调应用熟粪。《种麻篇》里说：“地薄者粪之。”自注云：“粪宜熟；无熟粪者，用小豆底亦得。”除了人粪以外，它也重视厩肥的利用。《杂说篇》说：“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即须加粪粪之。其踏粪法：凡人家秋收治田后，场上所有穰（禾茎）、谷（糠）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脚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积之。还依前布之，经宿即堆聚。计经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车粪。至十二月、正月之间，即载粪粪地。”这种堆积起来的厩肥，成为粪田的最好肥料。除了人粪、厩肥以外，在当时蚕丝业广泛发展的情况下，蚕矢也被作为重要肥料之一。
《齐民要术》还特别强调绿肥的作用。《耕田篇》说：“秋耕，掩青（将青草翻入地里）者为上”。“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撒播）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犁翻到地里闷杀它们）。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种葵篇》也说：“若粪不可得者，五六月中（稠密）种绿豆，至七月八月，犁掩杀之。如以粪粪田，则良美与粪不殊，又省功力。”因为绿肥中豆科植物能增加土壤中氮化物，所以他更为重视。
《齐民要术》非常重视选种的工作，它认为种子必须纯净。《收种篇》说：“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疵，炊爨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它讲到选种的方法：“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作为种子。选出的种子，到春天播种在特设的留种田里，准备下年大量播种。对留种田里的种子，还要常常加以锄治，使它不生稗子，生长得更好。种子收获后脱粒时，打谷场要打扫干净，不使它和别的谷物混淆。《收种篇》又指出种子要单独窖藏并且随即用禾藁遮盖窖口。“不尔，必有为杂之患”。尽量避免所收种子同其他谷物混杂，以保证种子的纯净。最后，在播种之前的二十余天，还要采用水选法，剔去秕粒，然后晒干下种。
《齐民要术》所记的播种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随作物的种类而异。它把各种作物的播种期，一般分成为三个阶段——上时、中时、下时。如《黍稷篇》说：“三月上旬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小豆篇》说：“夏至后十日种者为上时，初伏断手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中伏以后则晚矣。”《种麻篇》对播种期的重要性，尤为强调。它说：“夏至前十日为上时，〔夏〕至日为中时，〔夏〕至后十日为下时。”自注云：“谚曰：‘夏至后，不没狗。’……又谚曰：‘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假。’言及泽急。……夏至后者，匪唯浅短，皮亦轻薄，此亦趋时，不可失也。父子之间，尚不相假借，而况他人者也？”这一段话充分表示了贾思勰对适时播种强调到何等重视程度。
《齐民要术》认为播种必须结合雨泽，但雨后播种，也还需要看雨水量多少而灵活处理。它在《种谷篇》里说：“凡种谷，雨后为佳。遇小雨，宜接湿种；遇大雨，待生。”自注云：“小雨不接湿，无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湿辗，则令苗瘦。若盛者，先锄一遍，然后纳种，乃佳也。”这是说小雨之后，可以趁地湿时下种；大雨以后，杂草萌生，索性等待干燥一下，重新锄一道，然后再下种。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对播种量和播种期的关系，也讲得很详细。《大豆篇》说：“岁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稍晚稍加种子。地不求熟。”这里不但掌握了迟播应该增加播种量这一正确原则，而且又指出迟播大豆，土壤不能太肥（即地不求熟），太肥的土壤，容易使豆叶滋长，成熟推迟。
《齐民要术》十分强调播种要疏密得宜。它说如果播种疏密失宜，不但会影响产量，而且也还影响质量。《种麻篇》说：“良田一亩，用子三升，薄田二升。”自注云：“ （密）则细而不长，稀则粗而皮恶。”所以疏密之间的距离，要恰到好处。贾思勰一方面主张在播种时，下种的种子应该多于生长的种子几倍。到了出苗以后，他主张采用间苗法，使株与株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引用汉初刘章《耕田歌》“深耕种，立苗欲疏”，来说明播种时，要种得密；立苗时，要留得稀。他还指出过分密植的坏处，所谓“苗穗不成”（《粱秫篇》自注）。同时他还主张在空白缺苗处，采用补苗的办法，所谓“稀豁之处，锄而补之”（《种谷篇》）；并自注云：“用功盖不足言，利益动能百倍。”
《齐民要术》对中耕除草培土工作，也极其重视。如《种谷篇》说：“苗出垄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自注云：“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所谓“地熟”，是指土壤肥力的增加；“实多”，是指产量高；“糠薄米息”，是指粟米的壳薄颗子多。这种“锄不厌数”的方法，在北方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是完全有必要来这样做的。《大小麦篇》也说：“正月、三月，劳而锄之。三月、四月，锋而更锄。”自注云：“锄麦倍收，皮薄面多，而锋劳锄各得再遍为良也。”总之，它对锄劳是非常重视的，认为锄劳适时，可以提高单位面积的收获量。
贾思勰很重视保墒工作。认为北方气候比较干燥，对雨雪的保存特别重要。他在《耕田篇》和《大小麦篇》里都引用了《胜之书》中保墒的办法，如说：“冬雨雪止，以物辄兰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耐寒多实。”（《大小麦篇》）在《旱稻篇》里他还指出：“每经一雨，辄欲杷（耙）劳。”使水分不致散失。他在《种瓜篇》里也说：“冬月大雪时，速并力堆雪于坑上，为大堆。至春草生，瓜亦生茎叶，肥茂异于常者，且常有润泽，旱亦无害。”
《齐民要术》在讲到栽培水稻的时候，强调“曝根令坚”这一工序。《水稻篇》说：“稻苗渐长，复须薅（拔草）；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这段记载，说明南北朝时期栽培水稻，不是长期浸水，而是时排时灌的。所谓“曝根令坚”，实际就是烤田的具体内容。
《齐民要术》在防霜冻方面，介绍了熏烟防冻法。《栽树篇》说：“凡五果，花成时遭霜，则无子。常预于园中，往往贮恶草、生粪。天雨新晴，北风寒切，是夜必霜。此时放火作（没有光焰的火），少得烟气，则免于霜矣。”这是指果树而言，实际上适用于一切农作物。近世所用熏烟防冻法，我国劳动人民在一千四百年前与自然气象作斗争时，已经广泛地应用了。
《齐民要术》在树木栽植方面，也总结出当时劳动人民的丰富经验。首先，那时已经广泛应用苗圃育苗的方法了。对有些树木，它还说明为什么要先在苗圃培育几年后才能移栽的原因。如《种榆白杨篇》自注云：“初生即移者喜曲，故须丛林长之，三年乃移种。”槐树种子应当和麻子一起下种，它说：“槐子……种麻时和麻子撒之。当年之中，即与麻齐。麻熟刈去，独留槐。……明年，地令熟，还于槐下种麻。”自注云：“胁槐令长。”这样就使新长的槐树“亭亭条直，千百若一。若随宜取栽，匪直长迟，树亦曲恶”（《槐柳楸梓梧柞篇》）。楮也要和麻一起种，因为楮怕冻死，所以“秋冬仍留麻勿刈，为楮作暖”（《种谷楮篇》）。这种其他作物和麻合种的方法，有四个优点：一，利用闲地；二，使麻迫使树苗向上生长；三，借麻力量排除杂草；四，利用麻保护树木过冬。
在果树的种植方面，如种栗树是“栗种而不栽。栗初熟出谷，即于屋里埋著湿土中。至春二月，悉芽生，出而种之”（《种栗篇》）。种桃树是桃子“熟时，合肉全埋粪地中。至春既生，移栽实地”（《种桃柰篇》）。种梨树是“梨熟时，全埋之。经年，至春地释（解冻），分栽之；多著熟粪及水”（《插梨法》）。这些都是结合各种果树的特性来进行培育的，因此不能强求一致。
《齐民要术》根据果树不同的品种性能，提出采用扦插（即埋枝）的方法，可以使果树提前结实。《种李篇》云：“李欲栽（即扦插）。李性坚，实（结果）晚，五岁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岁便结子也。”对于杨树、柳树，它也主张用扦插法来蕃殖。除了扦插法以外，还认为如果采用嫁接法——“插”法，可以使某些果树提早结实。《插梨篇》云：“插者弥疾。插法用棠、杜，杜如臂已上皆任插。”嫁接梨树之所以采用棠树或杜树做砧木，这是因为棠、杜和梨是同属的植物；但也可以用枣、石榴、桑树来作砧木，那就不是同科的植物了。贾思勰在《插梨篇》里，还细致地介绍嫁接的方法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尤其强调利用高大砧木，使嫁接上去的梨树能迅速地长成大树。他还特地指出：“凡插梨：园中者，用旁枝；庭前者，中心。用根带小枝，树形可憘，五年方结子；鸠脚老枝，三年即结子而树丑。”据现代农艺学家研究，果树较低部位和较高部位，对于结果子的准备程度不同，贾思勰的说法，完全符合这个原理。而且近根的小枝是发育枝，生长势强，容易整枝而培养成可爱的树形；鸠脚老枝是短果枝，生长慢，不容易整枝，所以树形丑陋。贾思勰的说法也符合植物生长规律的[3]。
在畜牧饲养方面，贾思勰重视了选种、品种改良和畜牧的繁殖及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他不厌其详地收集了医兽疫病的医方，同时还记载了阉割牛羊猪的方法。考虑到动物的繁殖，他还详细地介绍了乳制品酥、酪的制作法，以及铰毛、制毡的各种方法。
《齐民要术》还用了不少篇幅来介绍酿酒的方法和制造酱、醋、豉、菹（泡菜）、饧（糖稀）等的方法。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虽也引用了如《杂五行书》、《师旷占》、《玄中记》一类带有迷信成分的书籍，可是他自己却并不完全相信。例如他在《种谷篇》引了《胜之书》里的“小豆忌卯，稻麻忌辰……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等语以后，自注说：“《史记》曰：‘阴阳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从之。谚曰：‘以时及泽为上策’也。”显然他认为不必对禁忌顾虑太多，还是根据适当的时期和土壤的燥湿程度来播种，最为上策。
《齐民要术》是继西汉胜之所著《胜之书》之后的一部农学名著，它的出现，说明自东汉以来的五百多年间，我国北方劳动人民始终坚持着和自然界作斗争，并且在生产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种胜利，是在当时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生产经验的条件下获得的。《齐民要术》总结出来的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知识，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重视。一千四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农业科学上已经有了这样卓越的成就，这是十分可贵的。
医学与药物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张机（约公元150—219年），字仲景，东汉末年南阳人，灵帝时尝举孝廉，其后官至长沙太守。建安时代（公元196—219年），瘟疫流行，仲景在其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文中称：“余家属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而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伤寒卒（杂）病论集序》）这十六卷《伤寒杂病论》后来经晋王叔和编次，就成为现存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继承了《内经》、《素问》的六经分证方法，把疾病分为三阳（太阳、阳明、少阳）和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大类型。一般抗病力强，病势抗奋者，称为三阳之病；抗病力弱，病势虚弱的，称为三阴病。每一种类型都具有它们的基本特征，但病情是在不断发展和转变的，因此需要根据病情变化来处理治疗。他在这样基础上，提出他的治疗方法来。他认为治疗方法，不外汗、下（泻）、灸几种，但进行治疗，却需要恰到好处。他说：“不须汗而强汗之者，出其津液，枯竭而死；须汗而不与汗之者，使诸毛空闭塞，令人闷绝而死。又须下而不与下之者，使人心内懊恼，胀满烦乱浮肿而死；不须下而强与下之者，令人开肠洞泄不禁而死。又不须灸而强与之灸者，令人火邪入肠，干错五藏，重加其烦而死；须灸而不与灸之者，使冷结重凝，久而弥固，气上冲心，无地消散，病笃而死。”（《医心方·治病大体篇》引张仲景语）总之，他认为病情是变化起伏的，必须寻找到它的规律，然后辨证施治。
《金匮要略》一书的卷帙虽然没有《伤寒论》那么多，但其中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内容也极其丰富。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认为致病原因，不外三条，所谓“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凡详之，病由都尽”。第一类是由内因引起的；第二类是由外因引发的；第三类是因意外的伤害所致。对于内因引起的疾病，防治的方法是，“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对于外因引发的疾病，防治的方法是，人的“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类似气功疗法）、针灸、膏摩（包括运动、按摩、洗澡等），勿令九窍闭塞”。对于意外的伤害，要尽量加以避免并注意克制自己。这样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张仲景一方面反对人没有病胡乱吃药。他说：“人体和平，唯好自将艰，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则令人藏气不平，易受外患；唯断谷者，可恒将药耳。”（《医心方·服药节度篇》引《养生要集》引张仲景语）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人真的病了，就应该赶快服药。他说：“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金匮要略》）这是说疾病一经拖延，就会变成痼疾，很难治好。
作为一位卓越的医学家，张仲景医道高明，能兼用多种技术治疗疾病。《金匮要略》就记载了使用人工呼吸来急救病人的方法：“救自缢死……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拌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息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他还告诫人们注意饮食卫生，如说：“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金匮要略》）在药物的应用方面，如用白虎汤（由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四味组成）治疗乙型脑炎，白头翁汤（由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四味组成）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组成）治疗外感风寒等症，都有显著的效果。
由于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局限，在张仲景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糟粕，如劝人不要吃燕肉，说吃了“入水为蛟龙所吞”，“六甲日勿食鳞甲之物”，“父母本命肉（如肖牛、肖猪）食之，令人神魂不安”（《金匮要略》）之类。这些迷信和不科学的东西，是应该加以排除的。
华佗，一名，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曾游学徐州，通晓医理，在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一带行医。曹操常患偏头风病，请他去做侍医，他不愿意为曹操一人服务，结果被曹操杀了。
华佗在当时是一位杰出的医生，精通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针灸科，尤其擅长外科，后世称他为外科鼻祖。相传他发明一种麻醉药，叫做“麻沸散”，“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三国志·魏志·华佗传》）。我们知道要施行这种外科手术，第一要懂得人体解剖，第二要有可靠的麻醉剂，第三要消毒工作做得好，华佗在这三方面可能都做到了，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有一次，彭城夫人的手在晚上给毒蝎咬了，很是痛苦。华佗叫她用暖酒来热敷，到第二天早晨，疼痛已止，肿也消了。热敷的应用，可以说是华佗的发明。
华佗很重视平日的运动与锻炼，对他的学生吴普说过：“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不过度）。动摇则谷气得消（肠胃容易消化），血脉流通，病不得生。”（《三国志·魏志·华佗传》）“卿见户枢，虽用易腐之木，朝暮开闭动摇，遂最晚朽。”（《医心方》卷27引《华佗别传》）他创造了一套医疗体操，“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就是模仿这五种动物的动作姿态，可以使全身各个关节和肌肉都得到舒展，“沾濡汗出”，“身体轻便，腹中欲食”。吴普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后来活到九十多岁，还是“耳目聪明，齿牙完坚”（《三国志·魏志·华佗传》）。
华佗的学生，出名的有三人。一个就是吴普，著有《吴普本草》；一个叫李当之，著有《药录》；还有一个是善于针灸的樊阿。吴、李两人在药物学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他们的原著虽然散失了，但有一小部分还保存在《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
王熙，字叔和，西晋太医令，著《脉经》十卷。《脉经》总结了西晋以前的脉学经验，详细辨析了三部九候及二十四种脉象，并论述了脏腑各种疾病的诊断方法，为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王叔和除了撰写《脉经》以外，还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做了细致的整理工作。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西北）人，后徙新安（今河南渑池）。因家道贫寒，他边耕边读，勤学苦练，成为史学专家，著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书。中年患风痹疾，半身不遂，乃悉心研究医学，精通针灸术。他根据《素问》、《针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结合自己取得的经验，撰成《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病理变化，厘定了腧穴的总数和部位，详尽地介绍了针灸的操作方法，和应该注意的禁忌。它既然说明了针灸疗法的效验；而又慎重地指出人体的有些穴位，是不能下针刺的，如“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刺中肝，五日死”；“刺中脾，十五日死”；“刺中肾，三日死”；“刺中胆，一日半死”，刺坏大血脉，“血出不止死”。《针灸甲乙经》是我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对于后世针灸疗法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后来这部书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国际医学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晋的葛洪，是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同时也是医学家，他对医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著作有《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卒救方》三卷。葛洪采录张仲景、华佗各家的验方，集为《金匮药方》百卷。以后感到《金匮药方》卷帙繁重，“非有力不能尽写”。同时各家所著的备急方，又“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因此他住到交、广以后，就编写这样一部简易的方书——《肘后卒救方》。书里记载的方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他又认为针灸科灸易针难，“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人体生理结构和穴位）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所以葛洪在《肘后卒救方》中，只讲灸的操作方法而没有介绍针的操作方法，因为“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葛洪《肘后卒救方》序），不比针那样容易发生医疗事故。成书后因卷帙不多，携带便利，可以随身挂在肘后，故以取名“肘后方”。书中备列急性传染病、各脏器急慢性病、外科、儿科、皮肤科、眼科以及六畜病的治疗方药。对每种疾病，都讲到病源、病状、治法和药方。由于药方从“便”、“廉”、“验”三方面着眼，因此这部书流行很广。
葛洪在《肘后方》中，对结核性传染病，已有了深切的认识。他把传染病叫做“尸注”、“鬼注病”。他说：“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约使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他对结核性传染病的症状和传染情况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肘后方》里，葛洪还介绍了天花的症状，他称之为“虏疮”。他说：“比岁有病天行发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疗，剧者数日必死。疗得差后，疮瘢紫黯，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也。世人云，以建武中（公元317年）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外台秘要》卷3引《肘后方》）。这是中国关于天花的最早记载。在药物的应用方面，葛洪也经常用常山来治疗疟疾，用黄连来治疗痢疾，用麻黄来治疗咳嗽和哮喘，用昆布、海藻来治疗甲状腺肿大，用大黄来作泻剂，用松节油来医关节炎，用雄黄、艾来作消毒剂，都收到显著的医疗效果。不过葛洪的方书，也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里面掺杂有许多迷信和不科学的东西，那些糟粕部分，是应该加以剔除的。
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整理出《刘涓子鬼遗方》五卷。这是一部较早的外科学方书，书里收集了很多有关痈、疽、金创方面的药方，对当时外科治疗，起了一定作用。书里对痈、疽两大证状的鉴别和诊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它对于辨别痈的有无脓和手术地位，也有详细的记载。它说：“痈大坚者，未有脓，半坚薄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便可破之。所破之法，应在下逆上破之，令脓得易出。……脓泄，去热气，不尔长速，速即不良。”这一部书到今天还完整地保存下来，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外科学的重要参考著作。
葛洪的《肘后卒救方》，原本有八十六方。到了南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陶弘景认为这部书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有不少新的验方可以补充。于是他把葛洪的八十六方删并为七十九方，另外又采集补阙，增添了二十二方，合为一百零一方，并重新加以编次，改名为《肘后百一方》。《肘后方》经过陶弘景的补充以后，在民间广泛流传，其影响更大了。
陶弘景除了增订《肘后方》以外，在药物学方面，又撰成《本草经集注》七卷，这书亦称为《名医别录》。原来从汉代就流传着一部《神农本草经》，因为这部书中有后汉的地名，所以许多人怀疑是张仲景、华佗等人所编录的。到了华佗的弟子“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故陶弘景加以整理。他把《神农本草经》原来著录的药品三百六十五种，详细地加以订正，另外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三百六十五种，合成七百三十种，订为七卷。《本草经》是用朱笔来书写的；《本草经集注》是用墨笔来书写的。他把七百三十种药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七大类，这种分类方法，对后来修撰的药典有深远影响。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里，在每一种药品之下，还指出药物的疗效和它采集的季节、产地等等。他还考订了古今药用的度量衡，并且规定了汤、酒、膏药及丸散的制造常规，这在中国古代药剂学上具有重要意义。陶弘景又著有《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隋志》著录，惜已亡失。
陶弘景既是一位药物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他平日常对人说：同时治两个患同一种疾病的人（如都是肺痨病），也应该根据他们各人的工作性质、生活条件、乡土习俗以及各人的情绪好坏等等，分别处理。所以他说：“复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褚澄（南齐名医）疗寡妇尼僧，异乎妻妾，此是达其性怀之所致也。”（《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1引）可见他观察人的疾病，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1] 《齐民要术·种谷篇》自注称：“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予言曰：‘昔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刘仁之据《魏书》列传载，出帝初（公元532—534年）为著作郎，兼中书令；出除卫将军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当时之誉，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卒。则思勰成书，当在公元534—544年之间。
[2] 《齐民要术》中所采用的歌谣、谚语，有三十多条，都是极好的经验总结。如关于黍穄的收割时期，引谚曰，“穄青喉，黍折头”（《黍穄篇》自注），谓穄当在穗基部和秆相接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褪色以前收割，黍当在穗子完全成熟到弯下头来的时候才收割。如关于种黍的时期，引谚曰，“椹（桑椹）厘厘，种黍时”（《黍穄篇》自注），谓桑椹成熟，正是种黍的季节。如关于耕作，引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耕田篇》自注），谓翻耕不摩，简直是闯祸。如说明锄地要及时，引谚曰，“锄头三寸泽”（《杂说篇》），谓多锄一次地，犹如多下一次雨。如强调雨水对麻的重要性，引谚曰“夏至后，不没狗”，“但雨多，没橐驼”（《种麻篇》），谓夏至后种麻，不易长大，连狗也遮蔽不住；只要雨水多，麻会长到遮得住骆驼。又如说小麦要种在低地，引歌谣曰，“高田种小麦，不成穗（有气无力不结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大小麦篇》），用男儿作客他乡，形象地来比喻高田种小麦。这些都是用一两句话或谚语、歌谣，概括出人民在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3] 参考万国鼎教授著《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石声汉教授著《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