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脚踢褚民谊
褚民谊，不学无术，鲁莽粗疏。民廿一，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辟为行政院秘书长，处事颟顸，笑话百出。时国府林主席，方驻跸洛阳，汪适有一事报告林公，命褚拟电拍发，褚于电首直称“子超兄”，电末不具汪官名，而署“弟精卫叩”。林公接阅，深滋不悦。返京后，遇汪于励志社，因正色谓汪曰：“吾侪若论同志，本可兄弟相称，但行之公牍，则于国家体制未合，以后宜加注意。”
汪瞠目不知何事，林公出前电示之，汪阅悉，大惭，亟赪颜谢过。及归行政院，立命召褚，时褚已下值，汪令仆分途以电话觅之。及至，令将该电稿检阅，汪见为褚手笔，大怒！时褚方立汪书案侧，汪不暇言该电之谬误，忽飞一脚踢去，褚冷不防，立跛于地，汪厉声曰：“我为汝脸丢尽矣！”
褚亟起逃去。自是汪不敢再命褚动笔矣。
褚民谊（1884-1946），浙江吴兴人。昆曲家、国民党元老。以汉奸罪枪毙。
记臀后陈怡红
民国二十四年，南京夫子庙有红歌女陈怡红，体格丰腴，妖媚动人，因臀部肥硕，人遂以臀后称之。时隶市府左侧群乐茶社，香巢则在东约鱼巷，其门首常有汽车成列，生涯鼎盛可知。会有张某，曾任湖南行政专员，卸职到京，寓安乐酒店，因宧襄充裕，常出入夫子庙听戏，对怡红尤特别钟爱，每日必去，去必点戏，掷戏资往往超过其他观众甚巨，以是怡红甚感之！一两月间，耗资不下两三万元，尚未获肌肤之亲，而襄橐已罄，致旅馆食宿费，亦无所出，于是偃卧旅舍，不复再入群乐茶社。怡红见张数日未去，颇以为异。一夕下场，遇张友某甲，诘之，某甲据实以告，谓张已贫不能出门，怡红闻之，大为怆伤！立屏绝一切酬应，赴安乐酒店访张，张颇自惭恧，闭门谢之，怡红谓：“君事我已尽知，此来为酬君爱，非有他意也。”
张始启门纳之。怡红见张萧条憔悴之色，极力温慰，并谓：“夫子庙为销金窟，非乐土也。”
张告以将赴汉谋事，不欲再逗留首都，怡红谓：“如此甚佳，我当助君成行。”
立出资代偿旅馆欠债，并携张至其家居数日，以酬其愿。濒行，复赠资斧甚丰，自是人多以侠妓目怡红。抗战后，怡红嫔一染织巨商，伉俪颇笃，不幸于二十九年病殒，闻者惋惜！
陈怡红，民国名妓，与陆艳秋、曹俊佩、王熙春并陈“秦淮四小名妓”，后身染重症倒毙于南京中华门外尼庵走廊。
张大千与韩女春红恋诗
抗战时名震陪都之画家张大千，年事非老，而长髯过腹，有美髯公之称。为人风流跌宕，雅好幽默。所作画，恣肆放纵，极见才气。善诗，而不以诗名。抗战前，尝游高丽，与韩女春红相恋，虽言语不通，而情好极笃！尝有赠春红诗云：“夷蔡蛮荒语未工，那堪异国诉孤衷，最难猜透寻常语，笔底轻描意己通。”
又一首云：“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憨，眼角眉纹微蓄愠，厌他俗客乱清谈。”
情意缠绵，可见一般。张夫人凝素女士，与张伉俪亦笃，闻张有此艳遇，尝寓书诘问，张即以与春红合摄俪影寄夫人，并附诗二首云：“触咏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
“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
字里行间，野心尽露，夫人是否许其藏之金屋，却不可知，然画师美人，互结同心，亦艺林韵事也。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著名画家。曾出家为僧，法号大千，三月后还俗，世人称其为“大千居士”。
胡适轶事
此次胡适博士归国，国人争欲瞻其丰采，聆其宏论，使宝岛空气，顿为欢腾，诚盛事也！今偶忆其一二轶事，亟记之于此。曩胡氏在北大讲学时，尝与黄季刚同宴会。席次，胡氏偶谈墨学，季刚遽骂曰：“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忘八。”
胡氏嘿然。有间，季刚复曰：“即胡适之尊翁，亦混账忘八。”
胡氏大怒，谓其辱及先人。季刚始大笑曰：“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足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
合座哗然欢笑。又三十五年胡氏五十初度，友人赠寿联极多，有饶趣味者二联，一曰：何必与人谈政治，不如为我做文章。一曰：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五十岁为中年。盖胡氏喜白话文，此二联皆以白话出之，甚有意味。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著有《胡适全集》。
胡适嘲杨杏佛大鼻
鼻，为五官之一，位置虽无大异，形状却有高低不同。有所谓隆准、悬胆、竹节、鹰钩诸名称。旧说人之胚胎，鼻先受形，故称始祖为鼻祖。今世生理学家似无此说。曩在沪被刺之杨杏佛，鼻最大，胡适尝为诗嘲之曰：“人人有鼻子，独君大得凶，直悬一座塔，倒挂两烟囱，亲嘴全无分，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
此形容大鼻，可谓尽致。胡氏作诗，向为白话，惟此系五言律句，虽类似打油，而韵味甚佳，从知胡氏固善调侃人也。昔宋刘贡父，邃于史学，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其为人疏隽，不修威仪，鼻踏，眉脱，为状甚丑。苏东坡素与善，尝赠以诗曰：“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梕？”
此亦诙谐有趣。
杨杏佛（1893-1933），名铨，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江西樟树人。留学期间发起创办《科学》杂志。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
曾仲鸣恋新艳秋
二十七年在河内被刺之曾仲鸣，为汪精卫最宠信之人，其人小有聪明，亦能摇笔为文，故汪倚为左右手。民十九，曾随汪赴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北平为平剧大本营，名伶辈出，当时有坤伶主席新艳秋者（本名王玉华），色艺俱佳，曾一见钟情，每日必往捧场，掷巨金不惜。时艳秋正豆蔻年华，曾又炙手可热，遂获作入幕之宾。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曾为铁道部次长，适艳秋莅首都，入南京大戏院演戏，曾以久别重逢，恋之若狂。
艳秋原为名伶程砚秋及门弟子，是时程正在顾无为经营之大世界演戏，依伶界规矩，门徒例不能与师傅抗衡，艳秋因恃曾势，竟与程打对台，程演玉堂春，艳秋亦演玉堂春，俨然与师傅争雄长。以是捧之者众，议之者亦多。艳秋原寓中央饭店，每晚散戏后，即共曾缱绻。后曾以中央饭店人杂，恐他人染指，乃令艳秋移寓陵园新村，自是几成曾之禁脔。顾艳秋体素弱，在南京大戏院出深不久，即以病辍业，次年乃由其母挈之回北平，曾遂不能再享此温柔福矣。
曾仲鸣，福建福州人。早年留学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国民政府秘书、铁道部次长、交通部次长等职。
陈布雷之挽联挽诗
陈布雷以书生参与帷幄，功高不伐，名重不矜，终日尘首伏案，确有儒者风度。体素弱，而任务重，卒之积劳成疾，于三十七年遽归道山！当时庆典隆重，备极哀荣，极峰曾亲临致祭，并颁“当代完人”挽额。凡都中政要名流，无不亲往祭吊。挽联极多，已不尽忆，惟记黄少谷一联甚佳，联云：“一手文章扶国运，终宵忧乐系苍生！”
寥寥十四字，写尽布雷平生。又潘公展一联云：“平生风谊兼师友，痛哭元戎失佐衡！”
亦属写实之作。挽诗中，沈宗濂一绝，颇合布雷身份，诗云：“运筹六出安刘计，草檄群推倚马才，烽火中原犹未戢，哲人梁木有余哀！”
越三年，旅台友好，复为布雷举行三周年祭，挽词亦多，惟洪兰友律诗一章最佳，诗云：“人天终古总茫茫，韩孟云龙感未忘，三度凉秋三堕泪，百年风义百回肠，每参前席思帷策，会待收京展墓堂，犹记送归亲执绋，昨宵枕上梦钱塘！”
于怆怀公谊外，尤充满私人情感，洵佳构也。
陈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在国民党中有“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之称。历任《商报》主编、浙江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等。
唐生智与王熙春
唐生智为人，好大喜功，偶遭困踬，即思异动，其垂老投共，亦坐此病。然平居好女色，如见佳丽，必思染指。民国二十二三年，任军事参议院长时，某日为其母七十寿辰，同寅亲友，称觞庆寿，并有大堂会，以娱来宾，凡夫子庙歌女，俱被征召，笙歌鬓影，颇极一时之盛。时歌女中有四小金刚之一名王熙春者，绝美，含苞初放，活泼玲珑，一曲既终，清澈入云，生智见之，大为颠倒！
熙春有母王凤翔，视熙春如掌上珠，生智使人以重金啖之，必欲致熙春，顾为凤翔所峻拒，往返再四，卒无所成，生智大为怏怏！后熙春拜王瑶卿为师，下海演戏，二十七八年常在汉口重庆出演，人多誉之。近年复在香港演电影，不知身属何人也？又生智之弟生明，亦好色，上海标准美人徐来，即其闺宠之一。抗战时，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徐来因逃空袭，坠楼受伤，旋跛一足，遂无复有标准风格矣。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湖南省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
吴稚老论官气
吴稚老幽默诙谐，人尽知之；凡与接谈人，话锋一动，由人到鬼，由道德到性交，恒能历二三小时不辍，不独妙绪横生，且亦多至理。民国二十四年，稚老在京，与人谈及做官妙诀，乃大发高论谓：“现代做官，确有妙诀。未登仕版之先，必须善于用气，用人得当，遂能做到大官。盖气分数种：曰耐气、忍气、下气、使气，甚至大发脾气。同时应当小气地方，虽一碗残羹，也要小气。若须大气地方，即使自己是一位微员，也要大气。切不可在应该耐气忍气地方，而使气。下气地方，而大发脾气。以及该小气反而大气，该大气反而小气。如能这样用气，就不患不达到气概十足、颐指气使的地位。总而言之，谓之官气。”
确能道出当时官场恶习，迄今十余年，其言似犹可应用。惟吾人不能做官，且不敢与官往来，其故即在不善用“气”，既不能忍，又不能下，有时且须发气，遂致与官终成枘鉴也。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民国政坛名人。清末辛卯举人，曾参加有名的“公车上书”，后加入同盟会。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人称“吴疯子”。著有《吴稚晖先生全集》。
再谈马君武与义女尹羲
民国二十五六年间，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时，尝致力于改良桂剧，并自编剧本，令梨园演唱。时桂剧四名旦中，有名小金凤者，色艺均佳，马极爱之，乃收为义女，改名尹羲。马每夜必至南华剧场包厢，观其义女演剧，一时佳话，流传甚广。英雄垂暮，怡情声色，固不足为马氏病。时诗人某，曾有一诗纪其事云：“词赋功名恨影过，英雄垂暮意如何。风流契女多情甚，频向厢房送眼波。”
马见之，亦不以为忤也。马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二十六年冬，参政会在汉口开会，马赴汉出席，深以别尹羲为苦，尝于火车上吟诗寄尹云：“百看不厌古时装，刚健婀娜两擅长。为使梦魂能见汝，倚车酣睡过衡阳。”
其倾倒如此。迄二十九年，马以胃病逝世，尹闻耗，抚尸大恸。葬时，亦临穴痛哭，如丧生父。后数年，尹嫁一行营小职员甘某，且生一子，旋以反目脱离，仍登观献艺，每于春秋佳日，必携香纸赴马墓祭吊。青山埋恨，红粉多情，马氏有知，其瞑目否耶？
穷教员的呻吟
近十余年来，战祸频仍，国家财力枯竭，故公教人员生活，最为清苦，而尤以中小学教员为甚。抗战胜利后，上海有某穷教员，住一亭子间，以卖稿为副业，而仍不得温饱，乃自作一联云：“伤心亭子间中，黯淡电灯，替学生改么呢的了；埋首故纸堆里，凄惨稿费，为举家供柴米油盐。”
确是写实之作，读之凄然！又有署名昭陵叟者，作《教书苦》新乐府一章云：“教书苦，教书苦，舌焦唇敝，搜肠枯肚，兀兀终日，无问寒暑。一年新俸几何多，仰事俯蓄而无补。既不如老农，又不如老圃，复不如行商，更不如坐贾。妻寒不能暖，儿饥不能抚。有钱之人嗤以鼻，邻里乡村羞与伍。况复末世趋颓风，今日人心已不古。教育居然有派系，不论人才论门户。洁身自好遭排挤，曲事逢迎得称许。怀才慎勿露锋芒，恐防校长猜疑汝。今年未了患明年，明年教书在何所？君不见大学教授亦闹穷，纷纷还闻解聘中。”
此非操粉笔生涯者，不能道出。然语语幸酸，不忍卒读！
曾琦有远见
青年党领袖曾琦，去年病逝美洲，论者惜之！曾因昔年主编《醒狮》杂志，人遂以文人目之，实则曾于政治动向，亦具有远见。三十五年，蒙古兵侵入新疆白塔山，曾方养病南京中央医院，有人询其对此事感想，曾即断言二次国难即将来临，并呼吁国人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勿谓抗战胜利，国家可保无虞，昔宋人不亡于金而亡于元，历史俱在，可为殷鉴！尝就此事作感时咏史诗四首，意在警惕同胞，不料今日皆成事实，可见曾实有先见之明矣。其诗云：“北塔山同长白山，胡兵怱寇玉门关。请君试问中行说，可有匈奴匹马还。”
“竟作螟蛉称贼父，直无羞耻在人间。汉奸古有毛延寿，故遣昭君慰虏颜。”
“向戌弭兵终莫济，宋使游说亦从然。输攻墨守差堪效，九塞神游庶万全。”
“金人侵宋愚堪矣，元寇吞华智可惊。直入西南堂奥地，赵家天下竟为平。”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民国时期曾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创办《醒狮》周报。
章太炎为人治病
章太炎晚年，研究内经，自谓精于歧黄之术，但无人敢就医。一日其厨司有疾，太炎为配方药，令夫人亲往调之，途过门人汪旭初，索方观之，似不对症，急止夫人曰：“何不救人一命？”
夫人曰：“此汝师之意也，将奈何？”
旭初曰：“生死攸关，不可戏也。”
遂密侵其事。未几，厨司病愈，太炎喜甚，语旭初曰：“古方灵验，惜世人不省耳！”
旭初不禁哑然。又太炎少时，所居与烟馆为邻。烟馆主人年五十矣，娶少妻仅十五，结婚之日，太炎撰一联贺之，工整而有趣，联曰：“五十新郎，十五新娘，天数五，地数五，但愿儿孙添五代；两三好友，三两好土，损者三，益者三，互相谈笑到三更。”
其少时已善调侃人如此。
张自忠伪装孝子脱险
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张自忠方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兼天津市长。迨事变扩大，北平危急，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率军离平，张奉命掩护，并维持一切。及日军入城，张已无法出走，初易名匿居美国同仁医院，旋为院方所悉，遂迁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时汉奸江朝宗已成立治安维持会，索张甚急，张恐为敌所得，乃伪装孝子，身着麻衣，首扎白布，携钱纸香烛一包，骑脚踏车出朝阳门，守城日军初不识其人，检查时，张告以出城扫墓，竟获放行。
张出城后，乃骑脚踏车急驰，途中车数坏，皆张亲自修复，傍晚始抵天津，与所部李文田部会合，撤退后方。后日方闻张脱走，大为懊丧！张抵渝后，中枢慰勉有加，旋奉命鏖战鄂北，随枣一役，歼敌一师团，敌为之寒胆。时张原可退回河西，可以不死，然张决心许国，不失寸土，竟以身殉焉！中枢念其忠烈，追赠上将，予以国葬，并入祀忠烈祠，可谓备极哀荣矣。
张自忠（1891-1940），著名抗日将领，山东临清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杨俊生说服日军司令
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中日军队在沪郊作战。有大中华造船厂厂长杨俊生，在虹口为日军捕去，欲加枪杀。杨自幼即留学日本，毕业于帝大工科，其妻亦日人，且生有子女，是日被捕后，杨要求面见日军司令，及相见，日军司令问其为何反对日本，而为中国效忠？杨答曰：“我自幼即受日本教育，凡所训诲，皆为爱护祖国，效忠祖国，我为中国人，当然要爱中国，此乃深受贵国教育之成果，宁得谓为过错？”
日军司令复问：“尔既是中国人，为何娶日本人为妻？”
杨答曰：“此亦幼时闻教师所言，世界女子，以日本女子最好，最服从，能为贤妻良母，能教子女忠君爱国，故我始与日本女子结婚，此亦受贵国熏陶所致。今两国相争，而欲杀留学生，此后恐无人再赴贵国留学矣！”
日军司令闻言，无可置答，乃释杨，嘱速离上海，倘再被捕，恐难幸免，并派宪兵送入公共租界，其日籍妻及子女，则由日军送回日本，迄事变结束后，始复团聚。观杨与日军司令对答，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无怪日军司令无词可措也。
杨俊生（1890-1982），造船专家、实业家，江苏淮安人。清末赴日本宏文书院求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