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溟若
偶检旧簏，得朱自清先生的一封旧信。那是一纸短笺，是我来台湾后给他去信报告近况的回信，用的是国立清华大学的信封和信笺，都发黄了。
志超（笔者学名）仁弟惠鉴：前次接来信，知道令尊大人和弟的近况，很为欣慰。但是弟来信后不久，台湾就起了大变。这件事真伤脑筋，弟大概也很受惊罢？弟现在台大文学院任什么课？是用日语还是夹国语教授？最近台湾情形似乎稳定了，还得政府好好的做才成。现在一切无从说起，我们只好努力守住自己岗位工作，有一天是一天。祝好。
朱自清三、廿九
虽是这样寥寥数语，却勾起我太多的记忆和对朱先生的怀念。三月廿九日是一九四七年的；所谓“大变”，乃指“二二八”事件。
这封信以后，我便没有与朱先生再见面了。
朱先生是我的国文的启蒙老师。宣统初年，四五岁的时候，虽曾有过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秀才替我发蒙开笔，但那只是装的幌子，没有给我教过书。就在那一年，家母指点我认方块字。第二年上小学，进了当时新创办的勤业学堂。家母后来告诉我，做孩子的时候，我是“出格”的顽皮，学堂的校长是家父的朋友，便给在日本的家父，告了我一状。第二年暑假，家父从东京回来，索性把我带在身边，也跟着到了东京。这以后，从小学到中学，我便与国文绝了缘。一九二二年，中学毕业尚差一个学期。心想，毕业后须得准备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不会有时间回国，便提前绕道上海，回了家乡。
想不到就在我回国期间，东京发生了那次历史性的关东大地震，我所住的江户川一带，在一夜之间尽成瓦砾场了。家母知道了这一事，再也不答应我重回那个随时有被活埋之虞的海岛上去读书了。家父也说，应该让我留在国内，打下国文的根基。这倒是的，四五岁时跟母亲学认方块字以来，出国后一直没有接触过国文。家父于我升中学时回国，连给父亲写的家信，都是用的日文，真有点说不过去。商量的结果，便留下来了。
父亲要我进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便是浙江省立温州中学的前身。我插入四年级上学期，是准备正正式式读好一年的国文，待中学毕业后，再作别图的。但这一年间，我在学校里所得的国文课业，可说只是一张白纸。在日本的中学里虽也有汉文一科，记得读的课文是《战国策》之类的节选。而且读起来颠三倒四，仍是日文，现在要我从上而下顺着文字读，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棒读”，已是搅昏了头。再加上现在的课文尽是汉魏六朝的文选，国文老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自我陶醉，却要我们“不求甚解”地生吞活剥，简直使我越读越糊涂了。
下学期家父接长省立十中，聘请来了好几位外地的老师，很有几个是当时的知名之士。朱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但朱先生在十中里不教国文，教的是社会学和论理学——当时的中学是有这两门功课的。父亲知道朱先生是新文学家，见我为国文懊恼，便商得朱先生的同意，请他特别为我指点。我去叩访朱先生四营堂巷的寓邸时，距我中学毕业之期，只有四个多月了。
朱先生邀我进他的书房。那是一间狭长的横轩，给一张学校里借了来的学生自修桌挤得结结实实的。桌子紧靠在前方的双扇门下，只剩下靠壁约二尺许的空隙，是朱先生摆坐椅的地方。记得那是有靠臂的老式藤椅子，把那条空隙截作两段。他叫师弟（大概有六七岁吧）给我拿来一张木椅子。
他与我并排坐在桌子前，便问我在日本读书的情形。我把自己喜欢文学，在日本时曾得一位文学造诣甚深的老师指点，读了许多西洋文学的日译本，并随时接触到当时日本著名作家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他告诉我文字的运用和艺术的境界是国际性的，所不同的，只在所使用的符号——即文字的不一。他要我在这一原则下去领悟自己国家的文学。他是说，以我当时的文字训练，不论以前读的是日文、英文，同样能有助于国文的进修。同时，他选了一本古文今译的新书《辛夷集》给我讲解。那时，我能够运用日本的汉文读法去啃古文，但对语体文便束手无策了。于是我跟朱先生闲聊，借以先搞通了能够口讲完整的国语，再进而读通用国语写成的文字。《辛夷集》是六十四开的小册子，薄薄的仅有三数十页，因朱先生讲解得很详尽，竟花去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所得于朱先生的，与其说靠着这本《辛夷集》，毋宁得益于闲聊，尤其是他给我指示的“文字的运用和艺术境界的国际性”一语。
当时朱先生的年龄仅三十岁左右，但在我这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看起来，好像已经很老了。但我们很谈得上，忘记了年龄的距离谈各种问题，星期假日常邀约几个欢喜文学的同学陪着朱先生出游。朱先生的兴致很好，常由他主动要我邀人结伴去郊游。温州的近郊，都印下我们的足迹：我们到过三角门外，去看妙古寺的“猪头钟”；到江心寺后看古井；渡瓯江去白水漈；坐河船去探头陀寺；访仙岩的雷响潭和梅雨台。那些游踪，朱先生都把他收入《温州的踪迹》中。《踪迹》问世时，朱先生已离开温州，我也到了上海，是印成后邮寄了给我的。当时与朱先生同游的伙伴，今日除了我们夫妇，其他尽成古人，一眨眼间已整整四十年，真是太“匆匆”了。
朱先生在温州所写的散文，除了游记，有写马孟容横幅的《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一九二三年暑假，朱先生作了一次假期旅行，与俞平伯同游南京，夜泛秦淮河，各写了一篇游记，便是那篇美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后来与平伯的那篇，用同样题目，刊在同一期的《东方杂志》上。那篇曾哄动一时的散文诗《毁灭》和小说《笑的历史》，也是那个时期在温州所写，都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朱先生很少写小说，压根儿他是诗人型的作家，《笑的历史》确是一篇好小说，但终嫌感伤了些，孕育着不少诗与散文的气息。那些在温州写的，有的未被寄走前，我曾看过原稿，或则看过留下的底稿。朱先生是“认真”的人，做人认真，做事认真，对己对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而他的写作态度，更是认真，原稿上留下的涂改痕迹，重重叠叠地，有时简直使人难以辨认，可谓一字不苟的了。这份认真，只要看过他文章的人，便不难窥知。
我追随朱先生半年，慢慢地知道运用中国文字。我写出了第一篇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散文，题为《孤人杂记》。朱先生看了，居然很欣赏，把它寄给了时事新报的《学灯》上发表，并为我取了“溟若”两字，作为笔名。这是我的第一篇散文。后来又写了一篇《我来自东》，朱先生也要了去，刊在《我们的七月》上。《我们》是朱先生与俞平伯两人的私人不定期刊物，创刊号上只登载他们两人的作品，那一个月出版，就称“我们的×月”，后来也刊些熟人的东西，大概只出两三期便停刊了。那两篇散文，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间，我把它们收入散文集《残烬集》中，交给了李小峰，由北新书局发行，也是敝帚自珍之意，可惜手头已无存本。
我于一九二三年冬到上海，朱先生好像是第二年暑假离开温州，到了北平。他受聘清华，曾一度回南，也许是接师母来着。当时我在上海读大学，一面替北新译《有岛武郎全集》。小峰替我在同孚路租下一间房子，常常彻夜不眠地写，但结果仅完成了一本记米勒、罗丹，及惠特曼的评传《叛逆者》，刊在郁达夫和周树人合编的《奔流》（北新发行）上。另有两三篇有岛武郎的小说，则寄给了商务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始终没有成书。朱先生南回正在那个时候，他来同孚路找我未遇，当天晚上我到闸北叶家去看他，谈了一回别后的情况，约定第二天在开明编译所见面。在开明见面时，记得还有夏丏尊、方光涛、章克标、叶绍钧等，谈了一回北平的事和上海文坛的动态。那时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仍在闹别扭，新月的学院派与鲁迅则各树一帜，超乎这些的写作者，颇有左右做人难之感。从开明出来，陪朱先生绕了几个圈子，同到正兴馆吃饭时，他曾慨叹着说：“拿笔杆的人，最好不要卷入任何圈子里去。”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这次晤谈后，我与朱先生便各自西东，除了信札往还，从未见面了。抗战前在上海，由来信中得知师母病故，得知他的欧洲之行，得知他第二次又结了婚。抗战军兴，连这一点音讯都戛然而断。直到战争结束，我接受了台大的聘书，知道朱先生仍在清华，才去信告诉他别后的情况，和在台大教书的事。上面那封短笺，就是他的回信。原想过一两年见面细细谈的，想不到他走得这么“匆匆”，再也没处寻觅，给人留下徒然的怀念。
朱先生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江都。身材矮短，广颡肥耳，望之拘谨如乡人。自云：“余生性谨敕，事事后人，故取名佩弦。”但朱先生何尝“后人”，他的内心是满坚强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五期（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