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两句话实可以包括全部《墨子》。“非攻”是从兼爱衍出来，最易明白，不用多说了。“节用”“节葬”“非乐”，也出于兼爱。因为墨子所谓爱是以实利为标准；他以为有一部分人奢侈快乐，便损了别部分人的利了；所以反对他。“天志”“明鬼”，是借宗教的迷信来推行兼爱主义。“非命”，因为人人信有命便不肯做事不肯爱人了；所以反对他。
墨子讲兼爱，常用“兼相爱交相利”六字连讲，必合起来，他的意思才明。兼相爱是理论，交相利是实行这理论的方法。兼相爱是托尔斯泰的利他主义，交相利是科尔普特金的互助主义。试先述墨子兼爱的理论：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自不相爱。……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兼爱上》）
此言人类种种罪恶，都起于自私自利。但把自私自利的心去掉，则一切罪恶，自然消灭。然则怎么方法去掉这自利心呢？墨子说：
凡天下祸篡怨恨……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爱中》）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持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兼爱下》）
墨子最要紧一句话，是“兼以易别”。他替当时的君主起一个绰号，叫做“别君”，替当时士大夫起一个绰号，叫做“别士”。他们的“墨者”，自己就号做“兼士”。兼和别的不同在那里呢？老实说一句：承认私有权的叫做“别”，不承认私有权的叫做“兼”。向来普通的教义，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的推出去。所以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讲的社会伦理，都以此为立脚点。所以最要紧是一个“恕”字，专以己度人。既已爱自己，便连自己同类的人也要爱他；爱自己的家，也爱别人的家；爱自己的国，也爱别人的国；孔子讲的泛爱，就是从这种论式演绎出来。但孔子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处。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国”的观念，既已有个“己”，自然有个“他”相对待；“己”与“他”之间，总不能不生出差别。所以有“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在旧社会组织之下，自然不能不如此。墨子却以为这种差别观念，就是社会罪恶的总根源，一切乖忤，诈欺，盗窃，篡夺，战争，都由此起。（《兼爱中篇》云：“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因为既有个己身以示“别”于他身，到了彼我利害冲突时候，那就损害他身以利己身，也顾不得了。既有个己家己国以示“别”于他家他国，到了彼我利害冲突时候，那就损害他家他国以利己家己国，也顾不得了。在这种组织之下讲泛爱，墨子以为是极矛盾，极不彻底。他说：
爱人，待周爱人然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小取》）
他的意思以为：不必等到什么人都不爱才算不爱人，只要爱得不周遍，（有爱有不爱）便算不爱人了。差别主义，结果一定落到有爱有不爱，墨子以为这就是“兼相爱”的反面，成了个“别相恶”了。所以说：“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
然则兼相爱的社会便怎么样呢？墨子说：
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
简单说：把一切含着“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的团体；就是墨子的兼爱社会。
这种理论，固然是好，但古往今来许多人，都疑他断断不能实现。当时就有人诘难墨子，说道：“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墨子答道：“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墨子是一位实行家，从不肯说一句偏于理想的话。他论事物的善恶，专拿有用无用做标准。他以为“善”的范围和有用的范围，一定适相吻合。若不能适用的事，一定算不得“善”。他的根本观念既已如此，所以他自然是确信兼爱社会可以实现，才肯如此主张。墨子何以证明他必能实现呢？墨子以为从人类的利己心，也可以得着反证。他说：
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兼爱下》）
墨子还引许多古代圣王兼爱的例证，如成汤为民求雨以身为牺牲之类，说明兼爱并不是不能实行。古代社会，是否有这种理想的组织，我们虽不敢轻下判断，但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的理想之一部分。他们是否出于道德的动机，姑且不论；已足证明墨子的学说，并非“善而不可用”了。
墨子的兼爱的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但孔子的大同，并不希望立刻实行；以为须渐渐进化，到了“太平世”总能办到。在进化过渡期内，还拿“小康”来做个阶段。墨子却简单明了，除了实行兼爱，不容有别的主张。孔墨异同之点在此。
非攻主义，是由兼爱主义直接衍出。既已主张兼爱，则“攻”之当“非”，自然不成问题，为什么还要特标出来做一种主义呢？因为当时军国主义，已日渐发达；多数人以为国际上道德和个人道德不同，觉得为国家利益起见，无论出什么恶辣手段都可以。墨子根本反对此说。他说：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杝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
墨子这段话，用极严密的论法，辩斥那些“偏狭的爱国论”，可谓痛快淋漓。不独是发明“非攻”真理，而且教人将所得的观念来实地应用。读此并可以知道墨子做学问的方法了。
反对战争的议论，春秋末年已经萌芽。宋向戎倡晋楚弭兵，就是一种趋时之论。但这是政治家的策略，彼此并无诚意，正与前俄皇亚力山大提倡海牙平和会相同，在思想界可谓毫无势力。孟子的“《春秋》无义战”，算是有力的学说，可惜措词太隐约了。认真标立宗旨，大声疾呼，墨子算是头一个。后来尹文、宋钘，都是受墨子学说的影响，继续鼓吹。但墨子还有格外切实可行的地方，和普通之“寝兵说”不同。墨子所“非”的，是“攻”，不是“战”。质言之，侵略主义，极端反对；自卫主义，却认为必要。墨子门下，人人研究兵法。本书《备城门》以下十一篇所讲都是。墨子听见有某国要攻人的国，就跑去劝止他。若劝他不听，他便带起一群门生去替那被攻的国办防守。有这一着，然后非攻主义总能贯彻。墨子所以异于空谈弭兵者在此。（例证详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