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月季专著。作者自署评花馆主,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仅知为江苏人。成书年代亦不详。全书分为浇灌、培壅、养胎、修剪、避寒、扦插、下籽、去虫、品种共9目,品种一节列举吴下月季著名品种名称55个,并记载有栽培技术。 查看详情>>
三卷。闰集 一卷。清胡世安撰。是书前有作者万历戊午(1618)年间自序一篇,是胡氏未中进士之前所作。因为杨慎《异鱼图赞》还有很多缺漏,胡氏广采遗说,编成此书。卷上、卷中,共补鱼类一百五十四种,有赞五十七首。卷下,补海错类三十八种,有赞二十八首。《闰集》,记载摩竭大鱼以下三十多种异鱼,并各为之赞。胡氏之子璞及其门人雷琯等人共加笺释。是书目录与内容多不相应,前后相互抵触,赞文也往往缺佚,怀疑是当时没有修改完的本子。胡氏之本,仿效杨慎《异鱼图赞》体例,而源出于郭璞。引经据典,采集广博,文字雅驯。胡氏之书、杨氏之书,相辅相成,鱼类、海错品目基本具备。现存《函海》本、别本《函海》本、《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记述清代上海栽培水蜜桃的专著。作者褚华,字秋萼,号文州,清乾隆时上海书生, 成书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水蜜桃系品种在12世纪的文献中已有记载,开始仅限于浙江省有栽培,明代后期传播到上海一带,成为显宦顾氏露香园中的名品。在清代, 上海一直是水蜜桃的名产区,水蜜桃不断向外地传播,且被引种至英、日等国。水蜜桃既是当时上海的名产, 作者了解甚详, 实录其事。全书共约2000字,采用分条叙述的方式, 记述了上海栽培水蜜桃的历史、水蜜桃的特性、繁殖方法、栽培管理技术等。 查看详情>>
笔记。清陆烜辑。不分卷。烜字子章,平湖(今属浙江)人。乾隆时人。人参为中国特有之名贵药材,有延年益寿之功,关于其奇异的药效,传说亦多。王士祯(渔洋)欲撰人参谱而未成,其诗文见于《池北偶谈》等书。陆烜因生病检书而完其志。其自序云:“余得怔忡疾,医者谓‘非人参不可’,顾近日辽参贵逾珠琲,贫家安所得?因感是,遂遍忆旧览,检书几百种,披阅手抄,稍加论列,不十日谱成,而病若失。岂人参有买,能阴相耶?”此乃穷书生无钱贪人参补体而以著述人参以疗疾者。其书分释名、原产、性味方療、故实、诗文等目,特别是后二目中,辑录史籍所载人参故事多种,为从文学角度研究人参文化的深刻影响提供大量资料。此书毕竟所费时日不多,有未尽完善者。然文字简洁,便于披阅,亦其长处。有《昭代丛书》(辛集)本。 查看详情>>
清人黄汉仿昔人《虎荟》、《蟹谱》、《蟋蟀经》之例,广为搜辑,博采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关于猫的记载而加上颇有见地的按语撰成此书。全书2卷,分种类、形相、毛色、灵异、名物、故事、品藻七门,条分缕析,典故诗文各以类从,可读性很强,当时即有“妙趣横生,无义不备,其传必矣”(张应庚《序》)之誉。此书可以使人增广见识,如卷首先释“猫”字:“鼠害苗而猫捕之,故字从苗。《埤雅》猫有苗、茅二音,其名自呼。《本草纲目》”但纵观全书,编者之意,决不仅在于此。如:“前朝大内猫狗皆有官名食俸。中贵养者,常呼猫为老爷。宋牧仲《筠廊偶笔》明万历时,御前最重猫,其为上所怜爱及后妃各宫所蓄者,加至管事职衔。《野获编》”矛头所向,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书中最后一则是:“汉按:近传一官,惟耽曲蘖,不视事,人皆呼为醉猫。或以为诘,则曰:‘我尚廉,无患也。’殊不知权已旁落,下人窃弄威福,其害尤甚于自作孽也。自古故重廉明,若昏而不明,虽廉何补!”作者在这里完全是借题发挥,借此讽刺那些自诩廉洁却纵下作恶的达官显贵。由此看来,该书不只是务于博雅,使人知猫之大有功于世,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堪称一部奇书。 查看详情>>
童华著。华字心朴, 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曾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办理屯田与军运。河西郡军需官杭州人杨载揆善驯养骆驼,作者就教于杨及当地牧民,著成比书。约成书于雍正十年(1732)。其内容为相驼之法, 牧养知识和治驼之方。有清雍正刻本,又收入《童氏杂著五种》。 查看详情>>
梁启超撰。载《饮冰室文集》卷十六。清光绪二十六年一月(1900.2)维新变法失败后避难日本时,发表在《清议报》第35册上的一篇著名政论散文。作者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驳斥了帝国主义者所谓中国是“老大帝国”的论调,极力赞颂了他理想中的勇于进取、情豪气盛、日新月异、“与天不老”、“与国无疆”的少年中国,嘲讽和批判了造成中国“一切凭人作弄”的可悲现实的清王朝的腐败无能、顽固保守和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称作“老大帝国”,以示讥讽,作者在文中用“我中国其果老人矣乎?”加以反诘,然后回答:“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揭出题旨。然后从老年与少年的性格特点加以比较,说明老年人保守、怯懦;少年人进取、豪壮。再列举古今中外的事实,指出老大者不能成“回天之事功”。过去中国虽曾有过至治盛世,可从清朝末年以来,中国已成了任外人宰割的“怀中之肉”。中国的积弱无能,完全是由那些老朽昏庸的老后、老臣、老将、老吏所造成。最后号召,中国青年的责任是创建一个“少年中国”,他犹如红日初升,奇花初胎,前途似海,与国无疆!全篇表现作者渴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文章热情奔放,感情充溢,常连用几十个排比句,有一泻千里之势,极富有鼓动性。 查看详情>>
清人黄六鸿著。该书是作者对地方行政的情况、阅历、经验和体会的记录,分十四部,三十二卷。撰于康熙三十三年,刻于康熙三十八年。书中对州县钱谷、刑名、户口徭役编审、土地清丈、保甲、教育、荒政、邮政等言之甚详,对地方弊端内幕亦有所揭露,是了解清初地方社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黄六鸿为官地方颇具政绩,多次被人称赞,入朝后卷入“长生殿”案被人所诟病,去官后却留下了官箴巨著《居官福惠全书》。《居官福惠全书》是清代最大的一部官箴书,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官箴书之一。它以“造福”、“施惠”为理念,体现了的是黄六鸿“仁慈”、“爱民”的慈善思想。 查看详情>>
余治撰,《得一录》是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 在晚清民初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余治,江苏无锡县人,字翼廷,号莲村、晦斋,别号寄云山人。过世后,其门人私谥其孝惠先生。早年入学应科举试,27岁时补金匮县学。后五应乡试不售,中年后,遂绝意仕进,“专以挽回风俗,救正人心为汲汲”。仆于江浙之地,游走于官绅与乡民之间,一意行善,广施善举。“奔走劝募,如拯溺救焚,不遗余力。”成为当时江南最具声名的善人之一,“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余治在行善的过程中,将平日自己施行或所见著有成效、足资仿办的善举章程,汇编成集,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编成《得一录》一书。然在刊刻过程中,“剞劂过半,旋罹劫火”,半途而废。同治六年(1867年),余治前往上海,欲再谋付梓,并重为补辑,后在友人吴宗瑛、粤商蔡桂培等人的帮助下,终竟心愿,于同治八年,刻成全书,凡十六卷。《得一录》之名,取自《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之句,其意乃是得一善事则拳拳然奉持之而不失善道,编者的寓意应是希望人人都能奉持善道,珍惜每一个从事善举的机会。该书收录的主要是各类善堂善会的章程,同时也包括一些乡规族约、家训格言、官府有关善举的文书以及教化论说。虽然余治一直对教化深为在意,但该书与一般的主要以宣传教化为宗旨的善书明显不同,其重心主要不在教化,而在求有实效。“是编所集,事事可以仿行,溥为实惠,固非空言无补可同日而语者。”(《跋》)即希望通过提供具体“切于时病,平实易行”(《许其光序》,的章程,让世人仿效而收实效。堪称晚清新型的“善举章程类善书”的代表作。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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