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长篇小说。东平著。1937年3月上海潮锋出版社初版。 查看详情>>

《中校副官》中的主人公中校副官是一个普通的基层战士，他有修养，真诚地尊重领导，他与敌人战斗到底的激情也代表着当时广大官兵的心声。相反，军长的形象却是一个虚伪、强权、滥杀无辜的形象，虽然平时能给部下一个好形象，但关键时刻却暴露无遗，用所谓的“战略需求”来掩盖自己胆小怕死的想法，毫无民族责任感。 查看详情>>

现代中篇小说。丘东平等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1月初版。小说出版时署名欧阳山、草明、东平、邵子南、于逢等集体创作，东平执笔。实际上其它人只是“聚谈了几次”，最后由东平独立完成。作品以十九路军在抗战前后的活动为背景，写出了这支抗日爱国的旧式军队的某些本质。这支军队有抗日爱国热情，但在政治上有很大盲目性，分不清为谁抗日。官兵们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主人公黄伯祥由司机升为连长，他思想单纯，忠于职守。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面前，终于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妻子、儿女和父母都“给予”了祖国。他在上海“八·一三”战斗中，指挥炮兵轰击日寇时，轰毁了他自己在虹口的家。后来他在瓦砾堆里看见了6年不见的亲生女儿。他吻了将死的女儿的前额，然后提起枪继续阔步向前。作家力图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用了自己的全生命献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爱国主义精神。茅盾曾在《〈给予者〉》中指出：“中国人民大众的抗战意志如何在压迫下、践踏下、侮辱下、欺骗下，沉郁而坚定地发展，终于达到‘由自己来担当’，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步;而这，是在主人公黄伯祥的惨痛而平凡的经历上得到了形象的反映的。” 查看详情>>

丘东平著。作于1941年。写新四军一支部队在茅山下的斗争生活。他们不仅要和日寇汉奸作战，还要和顽固势力作斗争;同时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存在矛盾。郭元龙是工农出身的参谋长，夏伯阳式的指挥员，作战勇猛，处事果断，但傲视知识分子，有严重游击习气，甚至还犯过错误。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周俊，看不惯郭元龙那独断的作风。他充满革命热情，工作积极，但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动摇性，缺乏斗争经验。另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林纪勋，虚心好学，作风扎实，克服了自己经验不足的弱点。他们在以陈毅为原型的新四军的司令员关怀下，在实际斗争中克服了彼此矛盾。小说通过这支部队成长的描写，表现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交织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部队内部矛盾，反映了新四军初创时期战斗风貌，歌颂他们高昂的战斗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作品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注重人物性格刻画。 查看详情>>

短篇小说。滕固著。发表于1922年11月《创造季刊》1卷3期。主人公崔太始在东京学画五年，颇有些艺术天才，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给他带来莫大的痛苦，一直单恋着业师的大女儿和日本模特儿少女，但一片恋情终于成为泡影。从此，他性情孤僻，放浪形骸，最后在亲戚的一次宴会上因饮酒过渡而呕血。归寓后，他用自己的鲜血在壁上涂了一幅画，画面上的一个女子站在一个僵卧的男子腹上狂舞，以发泄自己失恋的悲哀。作品受唯美主义艺术的影响，通过青年人的性的苦闷曲折地反映一代青年的迷惘。文笔奇峭，感情浓烈，是创造社为艺术倾向的一篇代表作。 查看详情>>

现代中篇小说。滕固著。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5年3月初版。收作者《序》1篇。作品描写一位意志薄弱、性情忧郁的青年因爱情不幸而自戕的悲剧。少年秦舟因避战祸，与表侄女H小姐一起到K县亲戚家寄居。他们在一起交谈，观海，拾银杏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嫡母以两人辈份不合为由破坏了他们的恋爱。秦舟带着感情的创伤赴上海求学。他讨厌父亲的专制教育和苛刻的督导，又渴望得到感情的寄托，便引诱了女学生Y小姐并与之同居，结果导致Y小姐遭到世俗舆论的攻击，自己也受到同室朋友的谴责和警告。秦舟感到无法在这片世俗的空气里生活下去，只身赴东京留学。他企图以异国的风景和文化来陶冶自己悲哀的心情，但终因精神不安、生活寂寞而逐渐沉沦。正当他怀念H小姐并为她祝福之际，传来了她不幸早逝的消息。秦舟的精神受到刺激，终于在银杏树下投渊自尽。小说通过主人公秦舟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悲剧，揭露了封建伦理和家长专制作风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幸福生活的扼杀，表现了“五四”时期青年一代对幸福的追求。小说带有作者自叙传的性质，虽然气氛悲哀，但“取材亲近”，感情诚挚，“人物的性格、事件的推移都很真实”，带有一种“写实的作风”(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查看详情>>

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10期。金斗坪村有一座龙王庙。解放前，每逢遭受旱灾，金斗坪的人便集中在庙里跪祷求雨。地主周伯元总是趁机用粮食低价买地。土地改革后，土地回到农民手里。这年夏天又遇上旱灾。村党支部书记于长水动员大家开渠引水。可是在动工的同时，仍然有八个老农民，在龙王庙敲钟鼓求雨。而且，求雨的人愈来愈多。庙里定出轮班跪香制，连参加开渠的人上下工时也去磕个头。两天之后，开渠遇上石崖，进度很慢，这一来，开渠的人更少了。于长水冥思苦索，想出了架槽的好法子，开渠的劲头又鼓了起来。当渠道通了水之后，庙里求雨的人溜得一个也不剩。作品表现了建国初期我国农民对封建迷信的斗争和胜利。 查看详情>>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福贵》叙述了一个破产后迷入下流社会的青年农民的经历和遭遇。福贵本是个正派青年，庄稼活“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又是民间戏班中的好角色。只因娶亲和安葬母亲，他借了地主王老万30块钱，被迫到王家做长工抵债，但是，所欠的债还是一年比一年多，到第四年，连本带利滚到了90多块钱，最后他的四亩地和三间草房也被地主盘剥去了。福贵成了游民无产者，到处流浪，并沾染了赌博和偷盗的不良习气。然而，他那时挣了钱，还要拿回来补助家庭，赌输了，绝不回家剥削妻子。后来王老万借口他当吹鼓手玷污了本族的清白，要把他“打死”、“活埋”，逼得他背井离乡，逃亡在外七八年。后来这个地区成了根据地，抗日政府组织改造流氓、懒汉、小偷，福贵被组织到难民组开荒，获得了新生。不久，他回到家乡，找区干部和农会主席诉说自己的经历，在群众会上，他控诉了王老万对他的剥削和迫害，说明自己背上坏名声完全是地主阶级和旧社会所逼迫的结果。作者在《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中写道，“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作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我写《福贵》那时候，就专为解决这个问题”。 查看详情>>

长篇小说。赵树理著。1946年1月华北新华书店初版，标为“通俗小说”。它“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全书共16章，以太行山区的一个村庄的几度变迁，反映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山西农村的阶级斗争。作品涉及了抗战以来山西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张铁锁是作品的主人公，他被以李如珍为代表的地主势力害得倾家荡产、流落他乡。后来在共产党员小常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家乡组织农民和地主斗争，几经曲折，最后终于惩处了李如珍，得到了翻身解放。作品揭露了社会黑暗势力凶残狠毒的本质，歌颂了八路军和劳动人民忠贞不屈的品质和斗争精神。作品是中国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变革的真实映照。它显示了中国农村变革的必由之路，同时也预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道路。作品结构完整，情节跌宕交错。表现手法富有中国传统评书的特点：朴素、简洁、明快;语言是来自群众的口语而又经过加工的文学语言，通俗、生动、形象。“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泛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质朴而醇厚，……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此书曾先后被改编为话剧、曲艺等，并译成几国文字流行于国外。 查看详情>>

中篇小说。赵树理著。初载于1943年7月25日至8月13日《晋绥日报》副刊。同年底由新华书店初版。它是作者的代表作。小说“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的描写手法，围绕着阎家山民主政权的归属和减租减息的开展，广阔而又深刻地展示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生活。阎家山抗战后虽成了根据地，但历来只手遮天的恶霸地主阎恒元，仍依仗权势和奸滑，伪装退居二线，实际上继续操纵政权，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他还利用上级派来的章工作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骗得了“模范村”称号。因此，尽管杰出的民间歌手、“板人”李有才不断地以快板为武器，揭露抨击阎恒元势力，团结“小”字辈展开斗争，仍不能挣脱压迫。直到县农会主席老杨深入下来，才发现了问题，并发动和组织农民斗倒了阎恒元，取得了“翻天地”的“大胜利”。作品成功地运用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质朴明快的语言，在色彩诙谐的喜剧氛围中，深刻地揭示了根据地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它“让我们看见了解放区的农民生活改善斗争过程和真相”(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周杨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认为，“作者在这里正确的处理了农民斗争的主题，写出了斗争的曲折与复杂性，写出了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地主，农民;包括积极的，中间的，与落后的;两种类型的工作干部。他没有把人物与行动简单化，……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的严肃，那样热情。”郭沫若也认为：“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板话〉及其它》)。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