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还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丹。平常所谓良药，用了得法固然可以起沉疴，用了不得法也许可以杀死人。世上也没有绳之万古都相宜的真理。太戈尔劝人少读书。他对于东方的文艺，虽然洞见症结，对准了毛病发药，可是说给现在的中国人听，实在如像煎了一剂催命汤。新中国诚然有许多地方用得着外国朋友的指导，可是不读书那一层是已经毋须劝驾的了，虽然不读了书也不见得就与自然相接近。
自然是要亲近的，人生是要观察的，生活是要经验的，同时书也是要读的，虽然不一定要至少读破多少卷。许多的天才是不用读什么书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博览群书的。许多的天才是没有经过学习时期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化了多少年的心血才逐渐成熟的。况且天才向来是凤毛麟角般少见的，大多数以天才自负，或是被朋友以天才见许的人也许不过是野鸡毛鹿角之类吧？
自从有书已经有二千多年，这二千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在艺术之园里培养了多少花草，在理智之塔上加了多少砖。谁能在艺术之园里去种一枝还不曾有过的花树，或是在理智之塔上砌上一块小石，已经尽了天才的能事。你不进园细细的赏鉴，或是不费力爬到塔顶，这希望是容易落空的。
书是要读的，可是不一定要读中国书。不但这样，努力于新文学的人，我以为，虽然不能如吴老先生所说，完全不读线装书，也得少读线装书，多读蟹行文。我不是说中国没有优美的文学。我们的祖宗实在曾经给我们无数的宝山。只恨子孙不争气，非但不能发扬光大他们的先业，却在宝山上压着层层的砂碛，弄得我们的文学成了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的文学，与自然没有一点关连，与人生更没有一点关连。近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讣闻式”的文学，因为讣闻很可以代表中国人表示情感或意见的方式。“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显妣”了，“孤哀子□□等泣血稽血稽颡”了，“苫块昏迷，语无伦次”了，甚而至于“所以不即死者，徒以有？”了，那一句是真话？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假话，可是大家还得用它，正因为大家觉得自古以来大家就这样用。在文艺里也是如此：你自己的情感，或是没有情感，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古人对于这事怎样的情感。所以，最美妙的文章得“无一字无来历”！结果争事模拟，陈陈相因的牢不可破，再没有半点新鲜活泼的气象。
我们觉得一个人能说一句自己心腔中的话，胜于运用一百个巧妙的典故——不用说太多数的典故是粗笨无聊的了——一个人能写一段自己亲见的风物，胜于堆砌一千句别人的典丽斌媚的文章。文学家的天才正在他的感觉特别的灵敏，表现力特别的强，他能看到人所不能见，听到人所不能闻，感受到人所不能觉察，再活泼泼地写出来。同一风景，我们不能十分领略它的美，可是读了天才的作品，他好像给了我们一双新眼睛，我们对于那风景增加了欣赏。同一人事，我们也许漠然的看过了，经天才作家的赤裸裸的一描写，我们就油然生了同情心。所以世间伟大天才的作品，我们非但不能不读，还得浸润在里面。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要摸拟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要抄袭他们的文章，只是为了要增高我们的了解力，扩充我们的同情心，使我们能够赞美自然的神秘，认识人生的正义。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样说来，线装书不是不可读，只是读的人不得法。要是换了方法，线装书还不一样可读么？线装书本来不是不可读。就是吴老先生也不过“约三十年不读线装书”罢了。可是，第一，披沙寻金，应当是专门学者的工作，文艺作者没有那许多功夫，也不应当费许多功夫去钻求。第二，适之先生说过：“人类的性情本来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古文的积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小言之，种种的烂调套语，大言之，种种的陈旧思想，就不免争向那最没有抵抗的地方挤过来。你一方面想创造新东西，一方面又时时刻刻的尽力排弃旧东西，当然非常的不经济。所以要是你想在文艺的园里开一条新路，辟一片新地，最简单的方法，是暂时避开那旧有的园地，省得做许多无聊的消极的工作。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
书是要读的，并且得浸润在里面，只是那得是外国书。中国人的大错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他们以为外国人胜过我们的就是在物质方面，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及别人。就是以文学来说，我们何尝胜过欧洲呢？就算中国与欧洲的文学各有它们不能比较的特点，欧洲文学也不能不作我们新文学的“因斯披里纯”。他们的文学，从希腊以来，虽然古典主义也常擅势力，特殊的精神还是在尊自由，重个性，描写自然，实现人生的里面。这当然是新的文学，活的文学当取的唯一的途径。中国的文学里虽然不是没有这样的精神，例如陶渊明，李太白，也窥探过自然的神秘，杜少陵，曹雪芹，吴敬梓，也搜索过人生的意义，可是他们在几乎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是沙漠中的几个小小的绿洲罢了。
我们只要一读各国的文学史，就知道文学不是循序渐进不生不灭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艺好像是火山，最初只见烟雾，渐渐的有了火焰，继而喷火飞石，熔质四溢，极宇宙之奇观，久而久之，火势渐杀，只见烟雾，再多少时烟消雾散，只留下已过的陈迹。有些火山过了多少年便一发，所以在两个发动期之间，静止不过是休息，有些却一发之后，不再发了。文学运动也是如此。
由小而大，渐达澎湃扬厉的全盛时期，又由盛而衰，也许由衰而歇，如希腊文学一样，也许改弦更张，又达美境，这样盛衰往复，循环不已，如近代欧洲的文学。每一种运动，在崛起的时候，都有奋斗的精神，新鲜的朝气，一到了全盛之后，暮气渐渐加增，创造的精神既然消失，大家弃了根本去雕琢枝叶，舍了精神去模仿皮毛，甚而至于铺张的正是它的弊病，崇尚的正是它的流毒。在这时候，精神强健的民族，自然就有反动，它们或是回溯往古，如韩退之的“非秦汉以前之文不敢观”，或是饮别国的甘泉，去作革新运动，它们的方法虽然不同，对于已过的运动，大都不问良莠，排斥不遗余力，是一样的。复古的办法，虽然也可以一爽耳目，可是仍旧徘徊在古典文学范围之内，好像散种子在不毛之地，难望它开花结果。在别国的文学里去求“因斯披里纯”，结果却往往异常的丰美，犹之移植异方的花木，只要培养得法，往往可得色香与原来大异的美本。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这自然不过是开端，将来的收获如何，要看他们和其他作家努力的结果了。
可是很不幸的，提倡新文学的恰巧是胡适之先生，一个对于研究国故最有兴趣的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而且不比其余的科学不重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三期里有一篇极好的文章，把这一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几乎没有一句话不同意。可是让顾先生胡先生去研究他们的国故好了，正如让其余的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等，好了。不幸的是胡先生是在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人物。他研究国故固然很好，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新文学运动的结果弄得北京的旧书长了几倍价——几年前百元可买的同文馆版《二十四史》现在得卖三百元——这是许多人常常引了来代新文学运动夸张的，可是这是我觉得最伤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