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历世皆传儒素，尤尚书法。十九代祖东汉左中郎邕，有篆籀八体之法。六世祖陈侍中景历；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记室君知，咸能楷隶，俱为时所重。从叔父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有邻，继于八体之迹。第四兄缑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阳尉希寂，并深工章隶，颇为当代所称也。
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为隶书，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仲，又以楷法变为八分。其后继迹者，伯喈得之极，元常或其亚。草圣始自楚屈原，章草兴于汉章帝，楷法则曹喜、师宜官、梁鹄、皇象、罗景、赵嗣、邯郸淳、胡昭、杜度，穷草法则崔瑗、崔寔、张芝、张昶、索靖、卫瓘、卫恒、羲、献，宋、齐之间，王僧虔、羊欣、李镇东、萧子云、萧思话、陶隐居、永禅师，唐初房乔、杜如晦、杨师道、裴行俭、高士廉、欧阳询、虞世南、陆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琅琊王昭宗、颖川钟绍京、范阳张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继其能者，东汉崔瑗及寔，弘农张芝与弟昶，河东卫瓘及子恒，颖川钟繇及子会，琅琊王羲之及子献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望，东海徐峤之及子浩，兰陵萧诚及弟谅，如是数公等，并遭盛明之世，得从容于笔砚。始其学也，则师资一同，及尔成功，乃菁华各擅，亦犹绿叶红花，长松翠柏，虽沾雨露，孕育于阴阳，而盘错森梢，蘴茸艳逸，各入门自媚，讵闻相下，咸自我而作古，因奇而立度，若盛传于代，以为贻家之宝。是八体之极，是归乎钟蔡；草隶之雄，是归乎张王。此四贤者，自叹百载来未之逮也。
右军《笔阵图》云：“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笔。”昔李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哂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近代已来，多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弃姓名。夫书匪独不调端周正，先籍其笔力。始其作也，须急向疾，不鹰视鹏游，信之自然，犹鳞之得水，羽之乘风，高下恣情，流转无碍。蔡中郎云：“欲书先适意任情，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须正坐静虑，随意所拟，言不出口，气不再息，则无不善矣。”凡欲结构字体，未可虚发，皆须象其一物，若乌之形，若虫食木，若山若树，若云若雾，纵横有托，运用合度，可谓之书。昔钟繇与胡昭俱能为行狎书。繇初师刘德升，后传蔡邕笔法，由是学之致妙。繇临终，于囊中出授子会曰：“吾精思三十余年，行坐未尝忘此。常读佗书，未能终尽，惟学其字，每见万类悉书象。若之止息一处，则画其地，周广数步；若在寝息，则画其被，皆为之穿。”用其功如此。
右军云：“夫书之为意，取数非一。”故纸者，阵也；笔者，刀槊也；墨者，凿甲也；水砚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帅也；心意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若欲书，先乾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繇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见繇，潜心改迹，每画一波，常三过折，每作一点，常隐锋为之，由此而成。晋太康年，有人于许下破宋公墓，遂获此法。审此而行，用笔之理明矣。
右军云：“若作点，必须悬手而为之，若作波抑而复曳。忽一点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画失所，如肚士之折一肱。”可谓难矣。每辽皆须骨气雄中，爽爽然有飞动之态，屈折之状，如钢铁为钩，牵掣之踪，若劲针直下，主客胜负，皆须姑息，先作者主也，后为者客也，既构筋力，然后装束，必须举措合则，起发相承，轻浓似云雾往来，舒卷如林花间吐。每书一纸，或有重字，亦须字字意故殊。何延之云：“右军书《兰亭》，每字皆措别体。”盖其理也，时议多之。
右军每叹曰：“夫书者，玄妙之伎，自非达人君子，不可与谈斯道。”右军之迹，流行于代众矣，就中《兰亭序》《黄庭经》《太师箴》《乐毅论》《大雅吟》《东方先生画替文》，咸偶得其精妙。故陶隐居云：“右军此数帖，皆笔力鲜媚，纸墨精新，不可复得。”右军亦自讶焉，或佗日更书，无复似者。乃叹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过江游诸名山，见李斯、曹喜书；之许，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见蔡邕石经；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于是遂改本师，新于众碑焉。”是知学成非一师之能致，非好奇博艺之士，不能存之。予顷尝为一《体书赋》，亦略陈梗概，今复论之，用臻其理。
夫始下笔，须藏锋转腕，前缓后急，字体形势，壮如虫蛇相钩连，意莫令断，乃须简略为尚，不贵繁冗。至如棱侧起伏，随势所立，大抵之意，圆规最妙，其有误发，不可再摩，恐失其笔势。若字有点处，须空中遥掷，下其势犹高峰坠石。又下笔意如放箭，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然则思于草迹，亦须时时象其篆势。八分、章草、古隶等体，要相合杂，发人意思，若直取俗事，则不能先发于笺毫。张伯英偏工于章草，代莫过之。每与人书，下笔必为楷，则云：“匆匆不暇草书。”何者？若不以静思闲雅发于中虑，则失其妙用也。以此言之，草法尤难。仲将每见伯英书，称为草圣。卫瓘、索靖俱效于张，亦各得其妙。议者以为卫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汉魏以来，章法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子敬以来，学者虽各擅其美，故亦抑之远矣。
迩来率府长史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有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又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扎于屏，则群象自形，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常云：“或问书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变通适怀，纵合规矩；其次纸笔精佳。五者备矣，然后能齐古人。”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间，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荩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
又崔长史云：“其为书也，推意结字，以断天下之疑；垂明示象，以纪天下之德。山川草木，反覆于寸纸之间；日月星辰，回环于尺牍之上。”汉光武以中兴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池御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赐万国者，皆一扎十行，细书成文也。灵帝时，中郎伯喈硕学多闻，经籍去圣人久，俗求正宗六经。灵帝许之，遂令伯喈丹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时晚儒后学，咸取正焉，观视摹写，车乘填溢。岂惟一台推妙，十部称贤而已哉！古之君子，夙夜强学，不宝尺璧而重寸阴，或缉柳编蒲，或聚萤映雪，寝食靡暇，冀其业广，匪直禄取一朝，故亦誉流千祀，勉旃为之。〔 见《书苑菁华》十二 按：与《全唐文》三百五所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