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为林语堂1936年应赛珍珠邀请举家赴美国时在旅途上（横滨舟次）所写下的篇章。发表于1936年9月16日的《宇宙风》第25期。）
朋友送别，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寄回发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不过题目太大了。为今日中国之民，离今日中国之境，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不过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千绪万端，何从讲起？言简意赅，亦难完作。只是题目虽大，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札中语）。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绝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处于今日二十世纪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总是不适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二十世纪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愿。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戛戛乎其难矣。事至今日，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谁能负起救亡大策，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谁便须滚蛋。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与其政府独负，不如与民共负，后来国家荣盛，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当尊重些。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
（一）文学——提倡幽默，本不必大惊小怪，然偏有惊之怪之者。不过平心而论，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与悲壮、激昂等同为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没有不承认的。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但根本上反对幽默，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由道统遗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而易以较诚恳、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子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模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么的新，想后仍是那么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地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地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有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模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
（二）思想——中国今日举国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夸大狂，或忧郁狂，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可虑的，是失了自信力。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也都因国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旧交汇，青黄不接所致。总而言之，乱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个而论，思想之健全，总不致如此乱嚷乱喊，稍有自信，也不致如此。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能达斯能勇。对付非常时期，诚然非坚毅不可，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唱唱两声“坚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来，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乐观。号为“革命”、“前进”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说他落伍，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否认中国祖宗，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一味复古，也只是黯者之丑态。在这种各走极端，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无论维新与复古，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宽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因此今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说“政简刑轻”，使人人得安居乐业，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大国风度是如此的。中国要大家活下去，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硁硁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无论哪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当留此宽大二字，否则一时炙手可热，日久必无成就。
关于思想，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就是统制思想。不要以为德国俄国实行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们便应该赶时髦也来统制思想。统制思想之祸莫甚于八股，而依我的定义，凡统制思想都可名之为八股。八股驱天下士人而置之笼中，流毒千余年（包括一切科学），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于千余年之后，闻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后，复欲以新八股自茧茧人，真可谓见道不明信道不笃了。统制思想政策行后，其效果亦必同于旧八股，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这普遍的沉寂中，自有读书干禄之徒，为讨政治饭碗，受你笼络，亦自有一二宁舍富贵不肯干禄之书生终笼络不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