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5月4日—1895年6月29日),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伦理学的代表。生于伦敦的伊林,父亲是小职员。赫胥黎8岁上学,两年后因生活艰难而休学,10岁走上自学的道路。后来在强德勒医生的私人诊所里当助理医生。17岁时,获查令十字医院颁发的奖学金,在琼斯先生的帮助下,首次发表一篇关于生物学方面的论文。1846年,经伦敦大学医学院考试通过,赫胥黎进皇家海军斯拉医院当助理外科医生。以后,在院长的推荐下,他随“响尾蛇”号探险船出海进行科学考察。赫胥黎回国后,着手研究探险途中收集的资料,撰写了一篇《关于水母的解剖学》的文章,因此,获得了皇家奖章,并当选皇家学会会员。并先后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政府直属矿业学校教师,皇家研究院的讲师。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震动了整个科学界,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赫胥黎旗帜鲜明地站在达尔文的一边,并且进一步提出“人、猿同祖论”。这一理论遭到牛津大主教的讥笑,但赫胥黎说,他并不觉得有一个猿猴的远祖是件丢人的事。他为捍卫进化论坚持斗争了25年之久。斯宾塞说:“赫胥黎不但热爱真理,而且还热爱一件更为稀有的东西——光明正大。”1885年,赫胥黎因年老体衰,辞掉了教授、渔业部视察官和皇家学会会长的职务,但仍然为捍卫进化论斗争不息。他被封为爵士,任命为剑桥大学科学院院长、法学荣誉博士。他的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论我们对生物现象因果的认识》、《进化论与伦理学》、《论文全集》九卷。
“社会进化过程不同于生物进化过程”赫胥黎十分推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是他不象有些生物学家那样不加哲学思考,直接把生物学的进化过程应用到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去。在他看来,生物进化过程本质上属于宇宙的进化过程,而宇宙进化过程与“园艺过程”或“社会进化过程”是相对抗的,宇宙过程通过变异,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而进化;社会过程则通过强化社会结合,制止内部生存斗争而进化。人类还没有从动物界中完全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同动物一样,不仅受大自然的绝对统治,而且受生物界“生存竞争”规律的无情支配。后来,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把自己与同类团结、组织起来,才能对付来自自然界和动物界的威胁,于是,人类组织起家庭,建立起园地,进而构成了社会,并通过分配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生存资料的办法来制止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加强社会的结合,以对抗宇宙和改变宇宙过程,或者说通过建立小宇宙去对抗大宇宙。因此,社会的进化过程不同于宇宙或生物的进化过程,从而“生存竞争”就仅仅适应于自然界或生物界,而不适应于社会领域。
至于那些认为社会也通过“生存竞争”才能进化的人,其错误是由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意上含糊不清引起的。因为“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因此,人们就以为适者生存是最好的生存。事实上,在宇宙自然界,“最适应者”是赖有各种条件的,因此,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的半球要再冷却下去的话,那么,在植物界,最适应生存的东西,可能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生物,一直到最适应生存的是苔藓和硅藻,以及诸如能够把白雪染上红色的微生物。”《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社会中的人,虽说一开始也受生存斗争的支配,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越来越小,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同上)可见,社会的进化过程具有伦理的性质。这是社会进化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区别所在。
“伦理的过程就是情感的进化”过程 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从无情的“生存竞争”走向社会结合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人类情感进化的过程。人类在开始的时候也象他们的祖先——猿类一样,对享乐贪得无厌,他们“自行其是”,为争取一点点生存资料而不顾一切。因此,在这个时候,人类生活基本上是残酷无情的。但是,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类便异常强烈地发展着一种倾向,这便是人与人之间原始结合的情感。“社会发展每前进一步,都使人们和他们伙伴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也就增加了由同情心产生的快乐与痛苦的重要性。”这样,从人类社会原始结合的情感到“我们叫良心的这种有组织的和人格化的同情心”,便完成了情感的进化过程,这个时候,“我们以自己的同情心去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以别人的同情心来判断我们自己的行为。”(第21页)于是,法律和道德便建立起来了。从此,人们的一切行为就能“自我约束”,而避免“自行其是”。社会一旦制止了“自行其是”或“生存竞争”,便能“创造比自然状态更为有利的条件,以促进公民的天赋能力在公益一致的情况下达到自由发展的目的。”因此,“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用其他科学工作中所采用的同样的观察、实验和推论的方法,去确定最有助于达到此项目的的行为方针。”(第30页)
反对个人主义 赫胥黎强调社会责任而反对个人主义。他说:“我们时代的狂热的个人主义企图把宇宙自然界同人类社会加以类比。”(第58页)他们试图把生存竞争规律引进社会领域,让人们“忘记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自行其是”,这样做必然使人的情感退化,进而破坏社会的结合。因此,赫胥黎要求“每个得以享受一种社会利益的人,都不要忘记那些曾经艰苦创立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惠;并且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致削弱允许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组织”。(第58页)他一生都把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作为崇高的目标。他生前虽然地位显赫,但从不看重“贵人”,而瞧不起穷人。他说:“假如有教育机会的话,又有什么贫穷和地位卑贱的人们办不到的?至于不少的所谓的‘社会的精华’又会是什么货色呢……大家都知道,又有那么一些达官贵人,如果不是门第之类的社会势力把他们抬高了,现在充其量也不过干着车夫、看守猎场的人或者台球桌上的服务员的工作而已。”为了实践他的这一理论,1870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物,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让贫穷人的子女享受免费教育。
赫胥黎的一生是宣扬进化论的一生,他把进化论思想引进社会领域,又严格区别生物进化过程与社会进化过程,反对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规律引进社会领域。他用社会的结合去说明道德的起源,把情感的进化看作是社会结合逐渐强化的结果。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他毕竟不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及其规律,从而也不懂得道德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道德的阶级性。
近代严复所译英国科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半部。分两卷,三十三篇。1897年译成,在天津《国闻报》增刊《国闻汇编》连载,次年正式出版。1931年收入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十几年间,先后出现了三十多个版本。译书采取“达旨”方针,既介绍原著基本精神,又“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天演论》译例言),附有译者自序及大量按语,“取便发挥”,表达己见,力求服务于当时斗争需要。严复受庸俗进化论者斯宾塞影响,认为生物进化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但他不同意斯宾塞的弱肉强食、“任天为治”的主张。故翻译《天演论》,以赫胥黎“与天争胜”的观点,“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之致意焉”(译《天演论》自序)。严复强调,面对生存竞争,弱者不应消极悲观,坐以待亡,而应奋起抗争,求得生存发展。时值甲午战后,《天演论》的发表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它不仅为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最新式的理论武器,而且教育和鼓舞几代人走上革命道路。严复亦因此成为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康有为称赞:“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书中以“内籀”和“外籀”即近代科学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为“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提出了“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的机械唯物主义宇宙观。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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