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约465年—约520年)南朝文学评论家,思想家。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得婚娶,乃恃依沙门僧佑,与之相处十年余,遂博通佛学经论,并区别部类,录而序之。梁武帝天监初年(502),刘氏任奉朝郎迁东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今浙江衢县)令,政有清绩,除仁戚南康王记室、兼东宫事舍人,后迁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萧统好文学,深爱接之。刘氏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其制文。后奉诏与慧震和尚于定林寺编集经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烧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与寺中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心雕龙》乃刘勰之主要著述,其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自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此一文论专著,强调创作之指导思想,畅述文休及文学之演变,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虽无系统明确的哲学思想的论述,但他的文学之“道”,却有明显的哲学二元论倾向。它承认天人的一致性,以为“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仿声气于风雷。天地两仪既生,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故人为五行之秀,实地之心,其超出才物,为最灵之物。并且,人之灵性,还表现在不依恃鬼神而自己掌握自己。然而,人尽管灵于万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相同无异的。刘勰认为,“人禀五材(五行),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人的才性是不同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才性来于天资,天资由内而发,是后天的环境和学习改变不了的。但是,人的真正价值不是形,而是名。形同草木,有生有灭,名逾金石,坚而不朽。所以,刘氏认为,君子处世,树德逮言以留名。显然,刘勰的人学思想是不完备的。刘勰当时有文集行世,存至今者有《灭惑论》一篇及《文心雕龙》五十篇。后者古来校释甚众.今人主要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等。
(1)人为五行之秀 刘勰继承中国传统的关于“气”的学说,认为人与万物都禀阴阳二气以生;无气.便无人与万物。但是,人与万物禀赋的气是有差别的。人禀灵秀之气而生,所以能超越万物,为万物之灵。他说:“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乎万物,亦已灵矣”。又说:“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显然,刘勰试图对人与万物的关系作出解释,但这个解释是非科学的。
(2)情出于性而情违性 刘勰从气一元论出发,认为“人之禀气,必有性情”。人禀气而生,生而有性情,有了性情,便有欲望。他对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作了说明:“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欲也。情出于性而情违性,欲出于情而欲害情。情之伤性,性之妨情,犹烟冰之与水火也。烟生于火而烟郁火;冰出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精销,情炽则性无。是以珠莹尘埃不能附,性明则情欲不能染也”。就是说,“性”感于物所发为“情”,“情”的载体或表现为“欲”; “情”虽产生于“性”而违“性”;“欲”虽产生于“情”而害“情”。所以,他又说:“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于衷,而彼此还相疑。故无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触应而成碍。由此观之,则情之所处,物之所疑也”。就是说,情欲是产生是非的主因,形成利害的根源,沟通人心的障碍,倘若发展下去,必将毁灭人身。
(3)将收情欲必在危微 刘勰从否定情欲存在的观点出发,提出收敛情欲于危微萌芽之中的修养论。他认为,人的耳目口鼻身体之欲,“此五者,所以养生,亦以伤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为贤智,或为庸愚,由于处于异也”。人之所以有生死之差、贤智庸愚之异,其根本点就在于是否能够收敛情欲。他举例说:“人有牛马放逸不归,必知收之;情欲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人的情欲与放逸的牛马一样,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收敛。刘勰认为,收敛人的情欲,必须在情欲尚处于微小的萌芽状态。他说:“将收情欲,必在危微。情欲之萌,如木之将蘖,火之始焚,手可掣而断,露可滴而灭。及其炽也,结条凌云,煽熛章华,虽穷力运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势盛也。嗜欲之萌,耳目可关,而心意可钢;至于炽也,虽襞情卷欲而不能收,其性败也。如能塞先于未形,禁欲于危微,虽求悔恡,其可得乎?”刘勰的这个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
(4)善恶性殊在染化 刘勰非常重视客观环境对人性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他曾说:“尧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纣之人,可接屋而诛。非尧舜之民性尽仁义,而桀纣之人生辄奸邪,而善恶性殊者,染化故也”。刘勰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人性的影响。他说:“昆山之下,以玉抵鸟,彭蠡之滨,以鱼食犬;而人不爱者,非性轻财,所丰故也。挈瓶丐水,执萑求火,而人不恡者,非性好施,有余故也。……食不满腹,岂得辍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体而施物?非性俭恡,不足故也。饥馑之春,不赈朋戚;多稔之秋,飨及四邻。不赈朋戚,人之恶;惠及四邻,人之善。盖善恶之行,出于性情,而系于饥穰也。以此观之,太丰则恩情生,窭乏则仁惠废也。”就当时来看,这个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5)人性怀慧积学而成 刘勰特别强调人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来铸造、培养自己的性情,他认为,“人能务学,钻炼其性,则才慧发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染使然也;冰生于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镜出于金而明于金,莹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生,长而异语,教使然也。……人性怀慧,非积学而不成。”当然,刘勰所主张的学的内容没有脱离传统的诗词、文章、音乐等。但是,刘勰有见地的是,主张“思顺”与“顺性”,即根据不同的时代、地域、风俗习惯等,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教育。他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厚薄,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是以先王伤风俗之不善,故立礼教以革其弊,制礼乐以和其性,风移俗易而天下正矣。”刘勰肯定教育对培养、改善人性的作用,这是可取的。
文学理论专著。南朝梁刘勰作。十卷。分上、下编,各二十五篇。包括绪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五大部分。绪论包括上编《原道》至《正纬》四篇,是全书理论基础;文体论包括上编《辨骚》至《书记》二十一篇,论述各体文章性质、源流及其写作特点;创作论包括下编《神思》至《物色》二十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及写作技巧等问题;批评论包括下编《时序》至《程器》四篇,论述批评标准及方法,兼评历代文学和著名作家;总序包括最后《序志》一篇,说明写作动机和全书结构。此书以儒家正统文艺观为论文标准,虽含有封建思想杂质,但在文学与时代、艺术形象与艺术思维、文学体裁与风格、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欣赏与批评等方面,俱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并在前人理论遗产基础上,根据当时文学创作实际,总结阐发,建成一完整文学理论体系,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十分深远影响。因用骈文写成,加上征引浩繁,故历来注本较多。著名者有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本)、近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本)、今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本)、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本)、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本)等。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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