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机(公元1463—1539年),字省之,安徽祁门县人。明代医家。因世居祁门之石山,人亦称之为石山先生。名医汪渭(字以望,号古朴)之子,其随父行医几十年,遂成一代名医。他年轻时为邑诸生,后因母病而究心医学,行医几十年,临床经验丰富,学识宏博,汪氏钻研医业刻苦,医德亦好,“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祁门县志》)其医学主要继承朱震亨,对内、外科,针灸和痘疹方面都有一定见解。研读诸医家书,参以《周易》及儒家性理奥论,治病屡效。尝据《内经》等古典医籍,以为人体应阴阳平衡,气血调和,不能偏执一端。强调治病应四诊合参,缺一不可,若偏恃脉诊以断人之吉凶生死,是为自欺欺人。认为治病应博采众长,辨证论治,如病当升阳,治从东垣;病当滋阴,法随丹溪。共有十余部医学专著,其中以门下弟子所编辑的《石山医案》最具代表性。
所著有有《石山医案》(1519年)、《医学原理》(1519年)、《本草会编》(佚)、《续素问钞》(1519年)、《运气易览》(1519年)、《脉诀刊误》(1523年)、《外科理例》(1531年)、《痘治理辨》(1531年)、《针灸问答》(1532年)、《伤寒选录》等书。
明代汪机著,成书于1530年。汪氏取《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及诸家针灸之书,条析其说,设为问答,以阐发其义。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从内容可以看出,本书推崇《内经》、《难经》,在84对问答中,完全引录《黄帝内经》、《难经》及其注者的就有46问。正是由于推崇经典,因而对后世医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如对《子午流注针经》,他认为“素难不载,不唯悖其经旨,而所说亦自相矛盾多矣”。对《金针赋》的手法,也持不同态度,如对“男子左泻右补,女子左补右泻”的针法,他认为“知补泻转针,左右皆可,但当识其内则补,伸则泻耳;后人好奇,广立诸法,徒劳无益”。对《金针赋》十四针法,他认为“考其针法,合理者少,悖理者多,错杂紊乱,繁见重复”。总之,汪机的学术特点,是以古典针灸医籍为本源,治学严谨,力求实效。原书收入作者自著的《汪氏医学丛书》,近代有单独刊行的石刻本和排印本。 查看详情>>
外科专书。7卷,并附方1卷。明·汪机辑撰,为汪氏晚年之作。刊于1531年(嘉靖10年),后收入《汪石山医书八种》中。汪氏鉴于当时之疡科医生,在诊疗病患时,往往只靠外症所见,不重视脉理虚实之殊,经络表里之异,故撰辑此书。他在“外科必本诸内,知乎内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导下,广辑刘河间、朱丹溪、李东垣等金元医家有关疡科之论,并收录当代医家薛己的疡科临症经验。此书从医学理论出发,较深入地阐述了诸外科病的症治经验,每论一症之后,均附有医案,并以按语形式加以剖析。本书之所以取名“理例”,意在使后学重视整体,学其理,仿其例,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对痈疽的治疗大体以调补元气、先固根本为主,重申“以消为贵,以托为畏”的观点,反对滥用刀针,不轻易投用寒凉之剂,强调详审脉症,或舍脉从症,或舍症从脉,根据具体情况,施以不同的治疗方法,充分体现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观点。此书理论联系实际,在处方遣药方面,随症变通,不拘成法,对后世外科治疗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建国后有排印本出版。 查看详情>>
医案。明汪机 (1463—1539)撰。三卷,附录一卷。机另有《运气易览》已著录。此书乃汪氏弟子陈桷于正德十四年(1519) 编辑而成。上卷论述营卫气血、内科杂病医案,中卷为外、妇、儿病案,下卷为答银宋公书。汪氏持论多宗丹溪。认为丹溪的 “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说明“日明于月”的自然现象,结合到人体则为“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在临床上,强调辨证论治。“遇有病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不拘泥于成方,善用参芪益气补血,治疗多种疾病,疗效颇著。纠正宋金以来 《局方》 用药偏于温燥,刘河间用药偏于寒凉之弊。汪氏重视四诊合参,尤长于脉诊与望诊,故案中多记述患者形体、色泽,或以形治,或从脉症入手,施治灵活,对临床有一定参考意义。附录载汪氏门人陈钥论参芪用法二则和李汛所撰汪机小传一篇。有《四库全书》本,上海食竹山房石印《汪氏医学丛书》本。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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