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朝文体不同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之大较也。”（《隋书》卷七十六）后代承之，亦有谓中国因南北地理不同，文体亦未可强同者。然就各家文集观之，即殊不然。《隋书》之说，非定论也。试以晋人而论，潘岳为北人，陆机为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后世学者亦各从其所好而已。若必谓南北不同，则亦只六朝时代为然。盖名理初兴，发源洛下，王、何、嵇、阮之流，各以辩论清谈成风，西晋承之，无由变易。及五胡乱华，中原文士相率南迁，于是魏晋以来之文化遂由北而南。其时南北之所以不同者，北方文句重浓，南方文句轻淡，自东晋以降，北如五胡十六国，南如晋、宋、齐，大抵皆然。揆厥所由，则以晋承清谈之风，出语甚隽。宋、齐踵继，余韵犹存，及齐、梁之际，宫体盛行，则又加以绮丽。沿流溯源，殆仍洛下玄风，逐渐演变，而非江南独有此派文学也。北方经五胡之乱，名理弗彰，文遂变为质实。元魏、北齐、北周大都如是。及庾信入周，乃始沟通。周、隋之际，南北又趋混一。准是以言，则南北固非判若鸿沟耳。上溯两汉，南北之分亦不甚严。《教官碑》为江南石刻，而作法与北碑无别。班孟坚、蔡中郎均超迈当时，而学之者不间南朔。更就清代论之，胡天游本为浙人，而追摹燕、许，功候甚深；其他北人而擅长六朝文学者，尤不可胜数。倘能于古人文字精勤钻研，无论何人均不难趋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风，然则，文学奚必有关地理哉？
一代杰出之文人，非特不为地理所限，且亦不为时代所限。盖文体变迁，以渐而然。于当代因袭旧体之际，倘能不落窠臼，独创新格，或于举世革新之后，而能力挽狂澜，笃守旧范者，必皆超轶流俗之士也。如祢正平之在东汉，远逊孔融、蔡邕，而其文变含蓄为驰骋，全异东汉作风，故能见重当时；又如曹魏章奏以质实为主，惟陈思王篇制高华，不偭旧规，亦能独迈侪辈，并其例也。故研究一家之文于本人之外尚须作穷源竟流功夫。如研究阮嗣宗当溯源于陈琳、阮瑀，推而上之，更可考及祢衡。又如张平子文颇得宋玉之高华，在当时虽无影响，而能下启建安作风，不考平子无以知建安，亦犹不考琳、瑀无以知嗣宗耳。汉代章奏虽未必篇篇皆如刘向、匡衡，而规模大致不远。至如赵充国《屯田颂》之句句切实者，在两汉殊不多觏，然至曹魏之际，其体遂昌，此亦当代不能盛行而为后代推崇之例。他如陆士衡《辨亡》、《五等》各长论，实由《六代论》、《运命论》开之；潘安仁清绮自然之文及下笔转圜之处，实由王仲宣开之；任彦昇下笔轻重及转折法度，实由傅季友开之。而欲知庾子山转移北方风气之故，尤不可不溯源于梁代宫体。盖徐陵、庾信之文体，实承《南史·简文帝传》所载徐摛、庾肩吾之家风。而为宫体导夫先路者，则永明时之王融也。今之谈宫体者，但知推本简文，而能溯及王融者殆鲜，斯何异于论清谈者，但知王弼、何晏，而不能溯源于孔融、王粲也哉？此穷源之说也。
晋宋文人学陆士衡者甚多，而颜延年所得独多；学潘安仁者，亦不一而足，而谢庄所得独多。延年诗文均摹士衡，《赭白马赋》尤酷肖。谢庄亦长哀诔，华丽虽逊安仁，而饶有情致。故研究陆、潘二家者，于本集外尚须涉览颜、谢之文，以究其相因之迹。傅季友、任彦昇之后颇少传人，惟汪容甫确能得其仿佛。陈其年摹拟庾子山虽不甚高，顾自唐代以来，鲜出其右，撷其佳作亦往往可以乱真。故研究傅、任、子山者，不可不以汪、陈为参镜。此竟流之说也。
今之研治汉魏六朝文学者，或寻源以竟流，或沿流而溯源，上下贯通，乃克参透一家之真相。真相既得，然后从而摹拟之，庶几置诸本集中可以不辨真赝矣。（如江文通所拟古诗酷肖古人，斯乃摹拟功候之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