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它是我们各种文学样式中一种“年青的文学”。从世界范围来说，它的兴起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情。崭新的激变着的时代，要求作家迅速地反映在今日和明日之交所发生的一切事变，要求作家真实地形象地描绘出面前的“日新月异”的客观世界，而且也要求作家在报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径直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一个好的报告文学的作者，正如同一个好的诗人和小说家一样，它使它的读者清楚地认识他的国家和人民，它以美好的事物和正确的思想来教育它的读者。高尔基在《论文学》一文中说：“认识自己的国家这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象在我国这样迅速地并且以这样恰当的形式发展过。‘特写作家’向千千万万读者述说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的广大的幅员上面、在工人阶级使用创造力量的一切地方所建立的一切。”高尔基的话说明了报告文学的重要作用和它为什么要在苏联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报告文学的产生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在这以前，我国还没有过报告文学，即令有些近似的作品，也还没有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个名称还没有确立起来。“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日本的疯狂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普遍要求，这时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反帝反汉奸的爱国运动。为了及时反映这种爱国运动，给全国人民以激励和鼓舞，在各地的一些进步报刊上逐渐出现了一些短小的报导文章。这可算是我国报告文学的萌芽时期。
在我国，报告文学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是与反帝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局部抗战发生，集中在上海的作家首先表示了热烈的响应，他们除参加当时最进步的反日团体——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担当一切宣传工作外，还亲自冒着炮火，出发前线，把慰劳品和宣传品直接送到最前线的战士手中，同时也从前线搜集了许多有关战争的材料回来。此外，他们也组织了慰劳队、募捐队，亲自出发慰劳和声援上海各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工人们的反帝罢工斗争也给了他们许多宝贵的材料。作家就凭着这些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材料写成了一些翔实简练的报导文学，把斗争实况告诉广大人民。这样，我国才真正有了大量报告文学的产生。报告文学在我国新文学中确定它的地位，成为各种文艺样式中的一种新生的力量，应当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报告文学的兴起，除了反帝运动的客观现实要求而外，左翼作家联盟的提倡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推动力量。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第四项“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及形式”中，就作了如下的规定：“作品的体裁，也以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为原则。现在我们必须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宣传艺术，墙头小说，大众朗诵诗等等体裁。”为了实践这个决议，左联一方面展开“工农兵文艺通信员运动”，成立了工农兵通信运动委员会。另一方面，在当时唯一的文艺报导性刊物《文艺新闻》上也登载了许多比较短小的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介绍了报告文学的初步理论，对于报告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一·二八”前后，报告文学的产量是比较多的，钱杏邨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收集了当时一些报刊上的名字。正如《序言》所说：它反映了“这一事变经过的各方面的活动”，但有些篇章“阶级意识上非常成问题”。此外，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如沈端先、适夷等都写了不少报导文章，而两位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戴淑清的《前线通信》和白苇的《墙头三部曲》，尤为一般读者所称道。戴淑清曾经有过士兵的生活经验，而白苇则长期生活在工厂里，所以他们写的都很真切动人。
“一·二八”抗战虽然因为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国投降而被迫结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停止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相反地，它是更为扩大而深入了。随着反帝运动的进展，报告文学也蓬蓬勃勃地在生长着。在“一·二八”的时候，报告文学的题材不外前线战斗，士兵生活和群众活动等。到了一九三二年以后，在左联计划推动之下，“文艺通讯员”运动不断有了开展，担任通信员的除了专门文艺工作者而外，还有都市店员、工人、学生、各种薪金劳动者以及一部分农村知识分子。因此，通讯报告的题材范围就大为扩大。这些作品，虽然很多不是直接反映群众反日运动，但是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人民生存的最大威胁，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和各种现象，就莫不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着各式各样的直接间接的联系，所以这些作品，也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报导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害和中国人民的日益炽热的抗日要求。一九三五年梁瑞瑜编的《活的纪录》一书，收辑了当时在报章杂志上所发表的某些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们忠实地记录下了在前进中的时代的脚步声音。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要求更加高涨，这时的报告文学又有了更重要的发展。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和爱狄弥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这两部以中国事实为题材的著名外国报告文学作品，都在这一年有了中文译本，给与了我国报告文学以很大影响。一九三六年，上海文学社请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体例是仿照高尔基主编的《世界的一日》，要求全国作家和其他人们写下五月二十一日一天中所见闻所经历的职业范围内或非职业范围内的事件，通过这一天的报导来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全貌。正如编者当时在书前所说：“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
一九三六年以来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都刊载在《大众周刊》、《读书生活》、《中流》、《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上。这些报告，差不多都是以反日运动为中心的。例如《光明》杂志上所登载的报告，就有以下几篇，夏衍的《包身工》，洪深的《天堂中的地狱》，圣旦的《岱山的渔盐民》，陈锦波、廖英鸣的《无烟糖》，魏东明的《四个降兵》，冉幸的《在百灵庙》，空茑的《魔窟》和翁翔的《黄鱼汛》等。从这些报告之中，很显然地可看出两点：第一，它们之中绝大多数是描叙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或是与之有关的事实，例如日帝和汉奸们在中国的一切罪恶活动，等等；第二，这些报告的作者除开极少数知名作家而外，大抵是些青年文艺工作者、学生和各种职业的青年。
刊载在《光明》创刊号上的夏衍的《包身工》，是当时最成功的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它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在上海杨树浦福临路“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东洋纱厂工房区域内“二千左右穿着褴褛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包身工’”的非人生活。这些“包身工”，原来都生长在农村里，她们的父母因为贫穷和饥饿，不得已将她们的身体“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从此，她们就永远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堕入到一种“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人间地狱的生活里。作者着重地描写了其中一个外号“芦柴棒”的女工的悲惨遭遇，强有力地暴露了日本资本家和与他勾结残害工人的工头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据说，作者在写这篇报告的时候，曾经在东洋纱厂工房区域附近生活过，对于“包身工”们的生活有一个较长时期的了解，故能描叙逼真而又充溢着强烈的感情。这篇作品，发表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我国疯狂进攻的一九三六年，大大地加强了读者们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
还应提到的是，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这也是报告文学中的优秀之作。作者通过自己在太原的所见所闻所感，揭露了反动派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变本加厉地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罪行。作品用新闻剪辑的形式，第一人称的写法，具现了弥漫于太原的白色恐怖气氛，使读者强烈地感到，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只有冬寒，没有春暖。它剪裁得当，笔墨明净，言已尽而意未了，发人深思。《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出现在文艺界较为忽视反映阶级斗争的时候，无疑地更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报告文学，在本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作者和作品，但一般说来，还只能算是它的萌芽生长时期。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才因为时代的激变、读者的需求和作者们比较丰饶的生活经验，而大大地昌盛起来。
二 散文
本时期散文方面最高的成就要算是鲁迅和瞿秋白的杂文。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一些必要的论述。现在要说的，是其他几个作家的散文作品。
茅盾在本时期除致力于小说创作而外，也写了一些散文，后来都收在《散文集》、《话匣子》和《速写与随笔》(1)等集中。（小说集《野蔷薇》、《宿莽》中也收了一些散文。）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茅盾散文集》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从来有‘小题大做’之一说。现在我们也常常看见近乎‘小题大做’的文章。不过我以为随笔之类光景是倒过来‘大题小做’的。在这时代，‘大题目’多得很。也有些人常在那里‘大题小做’，把天大的事说得稀松平常，叫大家放下一百廿四个心静静地去‘等候五十年’。我的所谓‘大题小做’不是这么一种作法。我的意思是：大题不许大做，就只好小做做了。而这‘做’字就很难。太尖锐，当然通不过；太含浑，就未免无聊；太严肃，就要流于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读者以为当真是一桩笑话。所以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论，则随笔产生的过程是第一得题难，第二做得恰好难。……不过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而且并不是大家都象我那样不济事的，真真出色的‘大题小做’的随笔近来已经产生了不少。细心的读者自然会咀嚼，不必我在这里多说。”
“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这句话很重要。这里规定了茅盾散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风格。第一，他的散文不是落在“性灵”的窠臼中的与现实无关的东西，而是对于现实的一种直接的批判；他的散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评论体的杂感”(2)。第二，他的散文是“大题小做”的，但又不是把“天大的事说得稀松平常”，而是在反动统治之下，通过一种介乎“尖锐”与“含浑”、“严肃”与“幽默”之间的“特殊的文体”来达到自己写作的目的。这种特点，在茅盾的散文中，越到后来越发清晰地呈露了出来。收在《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大都是近似“散文诗”一类的作品，作者的愤激抑闷的心情大半寄托在低徊沉郁的文字里。《话匣子》中的散文，特别是后来刊登在《申报月刊》上的一些速写和随笔，对于世态的摹描和鞭挞，就日益明显而有力了。
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是两本介绍苏联的好书。那正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对苏联肆意中伤污蔑的时候，这两本书的出版，以铁的事实粉碎了敌人的无耻谰言。鲁迅在林书的序文中说：
……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闻见录》。……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作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不过象了人样，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那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象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象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鲁迅的文章指出了这两本散文著作的真正价值和特色：以朴素简明的文字，报导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的惊天动地的然而又是极平常、极切合人情的社会变革，以及他们的“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的高贵品质。它们不徒揭穿了敌人对于苏联的恶毒诽谤，同时也给了当时正在血泊中前进的我国人民以极大鼓舞。它们和那些流连自然景物，抒写个人胸臆的“游记”作品，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正如《燕泥集》和《预言》中的诗一样，是他的“思想空灵得并不落于实地”时的产品。他“从陈旧的诗文里选择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烧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联想的典故”来叙说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他在《扇上的云烟》（《〈画梦录〉代序》）中说：“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在《梦中的道路》一文里他又将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诠释：“我是一个没有是非之见的人。判断一切事物，我说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世俗所嫉恶的角色，有些人扮演起来很是精彩，我不禁伫足而倾心。颜色美好的花更需要一个美好的姿态。对于文章亦然。有时一个比喻，一个典故会突然引起我注意，至于它的含义则反与我的欣喜无关。”这些话说出了何其芳当时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倾向，也说出了散文集《画梦录》中十六篇文章的以华丽的词句装饰着空幻的悲哀的共同特色。
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另一个散文集——《刻意集》，收录的还是何其芳在抗战前的散文。作者在初版的序文中，已经开始向他所“有过的忧郁的苍白色的少年期，一个幼稚的季节”作着最后的告别了。他说：“……我不是在常态的环境里长起来的。我完全独自的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摸索着道路。感谢自己，我竟没有在荆棘与歧路间迷失。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追悔的呢，假如走了许多曲折的路，有过许多浪费时间的半途的徘徊？”他又说：“现实的鞭子终于会打来的，而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诚实，就是当无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时候应当从梦里惊醒起来，看清它从哪里来的，并愤怒的勇敢的开始反抗。我自己呢，虽然我并不狂妄到自以为能够吹起一种发出巨大声响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变成鞭子还击到这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刻意集》中的散文已经是何其芳最后的忧悒的低唱了。在写这些散文的时候，由于作者“对于中国这民族和它的社会还不大了解”，“还没有一个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还不知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以它们不免只是已失了的青春“残留在白纸上的过去的情感的足印”。
《还乡杂记》，何其芳在抗战前写的第三个散文集子，标志着作者写作的一个新的天地。关于这本散文，作者说：“从前我象一个衰落时期的王国，它的版图日趋缩小。现在我又渐渐的阔大起来，因为现在我不只是关心自己。因为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当我陆续写着，陆续读着它们的时候，我很惊讶。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从《画梦录》到《还乡杂记》，深深地刻镂着何其芳的进步的足痕，它们说明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走上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是经过了多么艰苦又曲折的历程。
李广田的散文集——《画廊集》，流露的仍然是诗集《行云集》中的那种浑厚而又略带忧郁的气息。故乡山东的风物和儿时的记忆是作者所着意描叙的所在。他告诉我们：“说起‘故乡’两字，总连带地想起许多很可怀念的事物来。我的最美的梦，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乡之梦了。”把精神的丝缕牵着已经逝去的不再来的时光，很显然地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逃避的心情，不可避免地也给文章带来些轻微的感伤。另一个散文集《银狐集》中的文章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它里面的十六篇文章，很少写自己和身边琐事，差不多都是写“人”的，个人的感伤色彩逐渐消退，而对于文章中所描写的人物（尽管他们是平凡而卑微的）则又藏着一颗深爱的心。对于客观现实的注意，表现了作者这时思想上的改变，也为以后更远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是一颗“漂流的心”的抒唱，低徊而忧悒的情绪回荡在他的美丽又深宛的文字里。作者是从个人的遭遇来开始感受这不公道的世界的，所以低徊而忧悒正是必然的后果。到了写作《鹰之歌》和《白夜》（特别是《白夜》）的时候，从低徊而忧悒的调子中，我们就可以发见一些愤怒和希望的种子了。艺术上的开拓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进境。但我们却再没有听到作者在继《白夜》之后的更雄浑的歌声，他是把更多的力量用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上了。
《海星》、《竹刀》和《囚绿记》这三本散文集成了青年诗人陆蠡遗留给我们的绝响。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法西斯强盗谋害了诗人的年轻的生命。他的散文带着诗一样的特质，亲切而忧郁地描绘着故乡的山水和人物，也委宛地诉说着自己的衷曲和期待。他说：“我怕那迷幻莫测的人们的眼泪的晶珠。我怕信口开河的Fortune teller的唇边的恶语有时竟会幻成事实。我再也不敢象从前一样地在卖卜的摊前戏谑地随意掷下几个铜子。当他问我何事求卜的时候，思索一回才回答道：‘我问一位远地的哥哥的平安’，因为我爱我的哥哥。我也怕听在我的头顶上从寒空里投下一串乌鸦的‘哇声’。我怕听见丧夫的邻妇朝暮的啼哭。我欢喜看新年时在破旧黝黑的门窗上贴上大红的楹联，我赞美满街的爆竹和空气里硝磺的气味。我也预备了红红绿绿的希望和吉祥的祝福，来分赠给比我年幼的和比我年长的人，愿他们幸福。”(3)虽然也带着一丝儿感怆的心情，但也可看出作者对于人间的热爱。在《竹刀》的《后记》中，他又说：“我真再也无心去搜寻感怆的比兴了，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但就在他正要去追寻“世界上更高贵的东西”的时候，他却只剩给我们以无穷的怀想和愤怒而永远失去他的生命了！
萧红（署名悄吟）的《商市街》和《桥》，是她的流浪生活的片断的记录。跟其他的作家不同，她没有让她的年轻的心为寂寞和忧郁所侵蚀。她带着一种挑战似的反抗和轻蔑的心情面向着她眼前的生活——一种充满着饥饿和寒冷的流浪在祖国土地上的生活。刚健轻快的气息流转在她的作品里，每一篇短文就像是一幅生活的剪影。这两本薄薄的小书，也应当是本时期散文园地上一种值得珍贵的收获。
我们把本时期的散文，作了如上简略的叙述。一般说来，散文的成绩同本时期其他文艺样式比较起来，它的收成是并不怎样丰饶的。几个青年作者的作品，很少例外地都有着忧郁和感伤的色彩，有时还浮荡着一种悲观的气息。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归因于作者们所处的那个苦难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应当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不满意于现实而又没有摸索到正确道路这一点上来追寻它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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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速写与随笔》除收辑了1935年作者在《太白》和《申报月刊》上所发表的散文外，还选录了《散文集》和《话匣子》中的一部分文章。
(2) 《速写与随笔·前记》。
(3) 《竹刀·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