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基础与文学特色
在没有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历史以前，简略地探溯和回顾一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在我们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从五四运动时期兴起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是有其历史的发展根源的，它的产生应该是中国文学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而演变发展的一个结果，因此，它就必然地和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坚决地反对那种把外国文学的影响当成中国新文学唯一来源的那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中国新文学，没有疑问地，它是以中国文学中的古典现实主义为其主要来源的。(1)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从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以来，有了急遽而显著的本质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到文学上来。这时期的文学思潮，在某些方面呈露了和以前时代文学不同的面貌。但正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改良运动必然地遭到失败一样，这时期的文学运动主要地也是改良主义的，而且也遭到了它的失败的命运。因为有了这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就促使中国人民另外追寻真理，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不徒在政治革命上，而且也在“文学革命”上起了显著的质的变化。在这一点上说，这时期的文学，对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运动，是起了摸索道路的先驱作用的。
第二，谁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真正领导者，那是需要拿历史事实来作证明的。资产阶级的学者曾经千方百计地把胡适之流的人物说成是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领导者。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一方面要认真地分析五四运动时期文学运动上的战斗实况；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认真地审查一下胡适之流的人物在当时所出售的货色。事实上，胡适在当时（五四运动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文学主张，基本上没有超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人的主张。如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国语文学等等，几乎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已经有过的；相反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求以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战斗精神，却在后来胡适的言论里完全消失了。这就可以充分地证明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将；他们的主张只是结束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尾声而已。
因为上述两个理由，所以我们要在叙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以前，简要地叙述一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有了两千年来第一次质的变化。它从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天朝”。但在一八四〇年以后，中国就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威力所压服了。它成了列强共同追逐的理想对象了。战争、割地、赔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得中国在外表上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实质上却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刀俎上的鱼肉了。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方面——半殖民地的社会。随着封建经济在中国的逐渐没落，资本主义也开始一天天地在生长着（自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命定地是一个先天不足的胎儿）。可是另外，封建经济的衰落却是非常地迟缓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社会，却始终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手里，对广大农民进行一种日益加甚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使农民日益陷于贫困悲惨的境遇。这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另一个方面——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千千万万的受剥削、受迫害的农民大众对于压在他们头上的这两块沉重的石头——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是没有方法长期忍受下去的，因此自发的反抗怒火一次又一次地在旧中国原野上熊熊地燃烧着。一八五〇年出现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一九〇〇年出现了义和团的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其他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更是此起彼伏地继续着。这些运动一方面加速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力量的早日崩溃，另一方面也对帝国主义者提出了中国人民有力的示威和抗议。
这时期除了自发的农民革命运动而外，还有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次政治改良运动，它代表当时中国“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本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必需的保障，就是说要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权利”(2)。但是他们并不想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只是要求在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民主”政治的成份，那就是“君主立宪”。他们拥护清朝的皇帝，反对农民革命运动。这就是他们的改良主义。由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名不符实的“共和”政体，实质上，革命以后的政权却仍然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手里。由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也和改良主义运动一样，是完全失败了的。
由中国资产阶级（其中包括要求转化为资本家的开明的地主富商）所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为什么都会注定要失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是生长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是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必然地要带着一种两面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3)。因为它具有革命性，所以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都起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因为它具有妥协性，所以由它所领导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就非失败不可。
如所周知，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是要产生出一定的文化思想来的。当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转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当中国的农民风起云涌、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当中国的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想以改良主义或革命的方式取得本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思想，也就较之过去的封建时代，有了显著不同的性质和面貌。
这时期，在文学上就呈露了如下的特色：
一、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与过去时代不同了，从事政治运动的人开始要求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且开始应用文艺这个武器来进行政治斗争了；
二、中国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也反映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上来了，在诗歌、小说和其他文学样式中，暴露和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黑暗和丑恶的作品一天比一天地多起来，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始抬头了；
三、因为文学内容的性质有了变化，所以文学工具和形式的革新的要求和呼声也逐渐普遍起来了，有些作者在创作上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新的尝试。
但是正如资产阶级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政治革命的任务一样，资产阶级也是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文化革命的任务来的。本时期文学虽然有了某些方面的改变和革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起了一定程度的先驱作用，但它的改变和革新是极其不彻底的，那只能算是文学上的一种改良运动。彻底的不妥协的文学革命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领导之下才可能得到实现、得到成功的。
二 文字工具改革思想的萌芽
本时期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用白话代替文言的思想已经开始在萌芽着了。
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本来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曾经利用文言文这个武器把广大劳动人民赶在文化圈子的外面，作为语言的作用来说，文言文已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需要了。而且文言文的本身又只是一个作用极小的工具，它只能适用在社会生活比较简单的时代里。因此，当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当中国的资产阶级想利用女学艺术的武器来帮助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当中国的广大人民要求利用文学艺术来暴露和抨击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的时候，文言文用途的局限性就开始非常敏锐明白地被人们感觉出来了。于是就非常自然地产生了要求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思想。
梁启超在他的《劫灰梦传奇》的《楔子》里(4)借用剧中主人翁杜如晦的口气，说过下列一段话；
（自语介）我想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你看从前法国路易第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件，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
在这段话里，梁启超虽然说他写的这篇传奇只是供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余饭后的消遣，但是他懂得文学艺术的武器作用，他要求他的作品能够转移人心风俗，把一国的人都从睡梦中唤了起来。梁启超的这种看法，这种对于文艺的武器作用的认识，正代表了当时一般具有开明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但是事实却是这样：如果要创造“儿童走卒”能够看懂的文学作品，要收到“转移人心风俗”的效果，文言文这个工具是没有方法担负起这个任务来的。所以要求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的思想就在这时开始萌芽了。
文字工具改革思想的萌芽是旧民主主义文学的进步的地方，它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要求。
黄遵宪（关于他，后面再作介绍）在《日本国志》卅二《学术志》记日本文学中，后面就有这样一段：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学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周秦以下，文体渐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在这一段话里，黄遵宪要求“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这一点与梁启超要为“儿童走卒”写作文艺作品，其用意是完全一致的。但黄遵宪在这段话里更进一步地指出了三点：一、中国文字之所以难学，是因为语言和文字不相合的缘故，这是最基本的病根；二、文字和文体的日趋简便晓畅，以便应用，原是很自然的道理。这一点与后来胡适辈所说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者也”的进化论思想几乎是前后一致的；三、小说家以方言笔之于书是语言文字的复合，而且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字的用途，将来只有更趋简易之一途。这就把文学改良主义者胡适所标榜的“国语的文学”也隐约地指出来了。当时主张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的，还有裘廷梁(5)。他在《白话丛书·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里，更明白剀切地提出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他说：
使古之为君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另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将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为文字之奴隶乎？……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然而走耳。……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
裘廷梁的这一段话所提出来的主张较之梁启超黄遵宪又前进了一步。他不惟反对文言文，而且把文言文的坏处说得很具体彻底：“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这话该说得多么沉痛有力！“五四”时期“文白论战”当中胡适等所持的论点和理由，实在很少超出这个范围。
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已萌芽，但是它还没有力量发展成为一个广泛的运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他们一方面具有中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另外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地主阶级的落后性和保守性。所以在当时，他们的主张是十分不彻底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思想内容的改革和文字形式的改革一同提到“文体维新”的日程上来。同时他们对“文体维新”的认识和实践也是十分不够的。他们一方面认识了文艺的宣传武器的作用，认为如果要让“儿童走卒”都能读懂，运用白话文来写作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白话文只能收一时宣传的效果，至于“名山事业”，那就非用文言文不可。因为这样，所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话文的思想虽然萌芽，但是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广泛的运动。
三 “新文体”和“诗界革命”
当时在散文方面风靡一时，收到宣传鼓动的效果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等所提倡的“新文体”；在诗歌方面，黄遵宪、谭嗣同和夏曾佑等也曾作过一些革新的尝试——所谓的“诗界革命”。
“新文体”也有人叫作“时务文学”，又因为这种文体是创自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所以又叫作“新民体”。它是一种从“八股文”，“桐城古文”和“骈文”里解放出来的文体，其中间杂着新的语法和词汇，比较浅易而流畅。他们当时便利用这种文体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文体”的创始者其实不仅梁启超一人，谭嗣同也曾作过这一类的文章，而且内容的精悍有力还超过了梁启超的文章。不过他死的较早，所以影响不及梁氏之大。
谭嗣同，有人说他是“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他的思想较之他的同时代诸人要勇猛果敢些。他死于戊戌政变的时候，为“六君子”之一，年才三十二岁。他在就逮前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是中国第一个为资产阶级民权运动牺牲的人。他著有《仁学》一书，里面充满了反因袭、反礼教的精神。他要求冲决一切网罗：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
他又说：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
更其值得提出的是，他还不同于康、梁的“保皇”思想，他在，《仁学》中曾经愤恨过民族的压迫，要求过民族的解放。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激进的思想。他如果晚死几年，他的思想可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的。
但是谭嗣同的思想认识，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根性的限制，不能不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一、他对于旧礼教，只是一味排斥，没有从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好好地、深入批判；二、他和康有为一样，只是要求改革“孔教”，而不能从思想的本质来说明“孔教”在当时的反动性。在思想上他也或多或少地保存着改良主义的成分。在文学上，他虽然也说过：“古而可好，何必为今之人哉！”但是他的文字的浅显流畅，还赶不上后来的梁启超，影响也自然不及梁氏之大。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文字的影响要比谭嗣同大得多。他的一部《饮冰室文集》就曾经拥有过大量读者。当他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时候，先后主编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等杂志。这些杂志——特别是《新民丛报》——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自己就曾经作过这样的“夫子自道”：“……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6)
严复也曾这样说过他的文章：“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言暗杀，则人人以暗杀为地义。”严复是反对梁启超这种文体的，但从这几句话看来，当时梁氏文字力量之大，就可以想见了。
梁启超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文章实在具有以下的优点：一、他没有遵守古人作文所要遵守的一切“义法”，冲出了“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的樊篱，奔放流畅，不受检束；二、提出了当时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热情。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久受封建思想束缚，一旦接近这样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都有着某种程度的革新的文章，自然会产生出一种新鲜的感觉，而深深地爱好了它。
下面举梁氏的一段文章来看看“新文体”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体：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7)
这样一段文字，真可算是汪洋恣肆，毫无检束了。这里面，浮夸和不精炼的毛病是有的，但是也随处流露着一股新鲜的气息。这种文体，在当时是有着它的进步作用的，它做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之间的一个桥梁。
不过，从整个历史进程上来看，梁启超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限制住了他。他同当时所有的改良运动倡导者一样，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一方面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另一方面却又想不改变封建统治的局面。他们主张“满汉不分，君民同治”，而且认为革命是“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所以他虽然鼓吹“少年中国”的朝气，但骨子里却是软弱、富于妥协性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如此，他们的文学主张也是不可能不如此的。
下面再谈谈当时所谓的“诗界革命”。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喜“持撦新名词以自表异”，实在是当时所谓“新诗”的一个最大特色。这种“新诗”的作者，都是当时的一些“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8)的改良主义者。这种诗，形式上基本上还是五七言诗的旧形式，除开加上一些新名词、新典故外，新的内容、意境是很少的。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一诗中，就有着这样的句子：
纲伦惨以喀私德；
法会盛于巴力门。
夏曾佑《赠任公》诗中也有着这样的句子：
质多举只手，
阳乌为之死。
所谓“喀私德”（Caste）和“巴力门”（Parliament）都是英文的译音，而“质多”却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把这些新名词、新典故搬进诗里面来，完全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也没有达到所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9)的目的。
当时，在诗歌方面，做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能够代表他们所说的“诗界革命”的，还要推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他的诗除了《人境庐诗草》十一卷外，还有《日本杂事诗》二卷。在《人境庐诗草》中，他首先提出了对于诗的主张：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10)
在这一段诗里，他攻击了封建文人尊古贱今的谬误思想，宣布了沿习剽窃的罪状，而且也提出了“我手写吾口”的主张。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见解。
在《人境庐诗草》里，有许多表现爱国思想和反帝情绪的诗篇。黄遵宪曾经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的目击者，而且他亲身参与过这一回的交涉事件，他的诗忠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具有着现实主义的长处。如《悲平壤》、《东沟行》写清廷陆军和海军失败的经过，《哀旅顺》、《台湾行》等篇写战败失地的惨痛，都强烈地表现了诗人愤慨的情绪。
他还有许多诗是模仿民歌的。如《山歌》：
嫁郎已嫁十三年，
今日梳头侬自怜；
记得初来同食乳，
同在阿婆怀里眠。
对封建时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也作了某种程度的暴露和谴责。
总之，黄遵宪的诗虽然还说不上是诗界的单命，同时也还没有实践“我手写吾口”的主张，但确实比当时“同光体”的诗人们要进步得多。在后来白话新诗的建设方面，他是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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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
(2)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4) 《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六。
(5) 裘廷梁——《白话丛书》的编者，该序作于戊戌（1898年）七月。
(6)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7) 《少年中国说》。
(8) 见《感怀诗》。
(9) 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10) 《杂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