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国画集》将刊行于柏林巴黎，为写此文以介绍西人。
当西历纪元第五世纪，中国绘画已经历汉魏六朝发展臻于高点。人物画大盛；山水画亦已入佳境。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大放光芒，照耀百世。于是谢赫综合画学理论辑成绘画之六法：曰气韵生动；曰骨法用笔；曰应物象形，曰随类赋彩；曰经营位置；曰传移模写。此六法中之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即是临摹自然，刻画造化中之真形态。经营位置，是布置万象于尺幅之中，使自然之境界成艺术之境界。骨法用笔则是中国绘画工具之特点。笔与墨之运用，神妙无穷：可以写轮廓，可以供渲染，有干笔湿笔轻重虚实巧拙繁简之分，而宇宙间万种形象，山水云烟，人物花鸟，皆幻现于笔底。且笔之运用，存于一心，通于腕指，为人格个性直接表现之枢纽。故书法为中国特有之高级艺术：以抽象之笔墨表现极具体之人格风度及个性情感，而其美有如音乐。且中国文字原本象形，即缩写物象中抽象之轮廓要点，而遗弃其无关于物之精粹结构的部分。故与文字同源之中国绘画，自始即不重视物之“阴影”。非不能绘，不欲绘，不必绘也（西画以阴影为目睹之实境而描画之，乃有凸凹。中画以阴影为虚幻而不欲画之，乃超脱凸凹，自成妙境）。
中国古代画家多为耽嗜老庄思想之高人逸土。彼等忘情世俗，于静中观万物之理趣。其心追手摹表现于笔墨者，亦此物象中之理趣而已（理者物之定形，趣者物之生机）。苏东坡云：“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东坡之所谓常理，实造化生命中之内部结构，亦不能离生命而存者也。山水人物花鸟中，无往而不寓有浑沦宇宙之常理。宋人尺幅花鸟，于寥寥数笔中，写出一无尽之自然，物理具足，生趣盎然。故笔法之妙用为中国画之特色，传神写形，流露个性，皆系于此。清代画家邹一桂尝讥西洋画为无笔法，其实西洋画家亦未尝不重视用笔：尤以炭笔素描于笔致起落中表现物体之生命。惟中国画笔法之异于西洋油画者，即在简之一字。清画家恽格（南田）云：“画以简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恽本初云：“画家以简洁为上。简者简于象，非简于意。简之至者，缛之至也。”故徐悲鸿君称艺有两德为最难诣者：曰华贵，曰静穆；而造诣之道则在练与简。其言曰：“中国画以黑墨写于白纸或絹，其精神在抽象。杰作中最现性格处在练。练则简。简则几乎华贵，为艺之极则矣。”此实中国画法所到之最高境界。华贵而简，乃宇宙生命之表象。造化中形态万千，其生命之原理则一。故气象最华贵之午夜星天，亦最为清空高洁，以其灿烂中有秩序也。此宇宙生命中一以贯之之道，周流万汇，无往不在；而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老子名之为虚无；此虚无非真虚无，乃宇宙中浑沦创化之原理；亦即画图中所谓生动之气韵。画家抒写自然，即是欲表现此生动之气韵；故谢赫列为六法第一，实绘画最后之对象与结果也。
生动之气韵笼罩万物，而空灵无迹；故在画中为空虚与流动。中国画最重空白处。空白处并非真空，乃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且空而后能简，简而练，则理趣横溢，而脱略形迹。然此境不易到也，必画家人格高尚，秉性坚贞，不以世俗利害营于胸中，不以时代好尚惑其心志：乃能沉潜深入万物核心，得其理趣，胸怀洒落，庄子所谓能与天地精神往来者，乃能随手拈来都成妙谛。中国绘画能完全达此境界者，首推宋元大家。惟后来亦代不乏人，未尝中绝。近代则任伯年为徐悲鸿君所最推重；而徐君自己亦以中国美术之承继者自任。徐君幼年历遭困厄；而坚苦卓绝，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且认定一切艺术当以造化为师；故观照万物，临摹自然，求目与手之准确精练（在柏林动物园中追摹狮之生活形态，素描以千数计）。有时或太求形似；但自谓“因心惊造化之奇，终不愿牺牲自然形貌，而强之就吾体式，宁屈吾体式而曲全造化之妙。”斯真中国绘画传统之真旨。盖中国古代绘画，实先由形似之极致而超入神奇之妙境者也。花鸟虫鱼之为写实不论矣；即号称理想境界之山水画，实亦画家登高远眺之云山烟景。郭熙云：“山水大物也，鉴者须远观，方见一障山水之形势气象。”其实真山水中之云烟变幻，景物空灵，乃有过于画中山水者。且画家所欲画者自然界之气韵生动。刘熙载云：“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于此可以窥见中国画家写实而能空灵之秘密矣。
徐君以二十年素描写生之努力，于西画写实之艺术已深入堂奥；今乃纵横其笔意以写国画，由巧而返于拙，乃能流露个性之真趣，表现自然之理趣。昔画家徐鼎尝自跋其画云：“有法归于无法；无法归于有法；乃为大成。”徐君现已趋向此大成之道。中国文艺不欲复兴则已；若欲复兴，则舍此道无他途矣。
文后附言；中国画以笔墨写出物之神态意境，恍如目睹。但画境内虽有深有空，有明暗阴阳，有远近，却无显明之立体凹凸与阴影如西洋画。虽六朝时张僧繇画凹凸花，远望眼晕凹凸如真。但后来中国画始终不肯画阴影，不肯用透视法刻画手可捉摸之立体。画面中处处灵虚，多有空白，若一刻画便有匠气。而西画不然，此为中西画根本不同之点，殊堪注意，曾于《图书评论》第二期（按：即《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一文）从宇宙观及技术工具之观点比较略论及之，读者可参阅。
（原载《国风》193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