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近世学人考证之者,颇亦翔实矣。寅恪则疑吾国中古医书中有所谓腋气之病,即狐臭者,其得名之由,或与此端有关,但平生于生理医药之学绝无通解,故不敢妄说,仅就吾国古来腋气之异称,及旧籍所载有腋气之人,其家世种族两点,略举事例,聊供谈助而已,尚希读者勿因此误会以为有所考定。幸甚幸甚!

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五八《小儿杂病诸侯·六》“狐臭”条云:

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而此气能染,易着于人。小儿多是乳养之人先有此病,染着小儿。

寅恪按,腋气今仍称狐臭,如报纸药品广告及世俗语言中犹常见之。其得名之由,依巢氏之言,以为“有如野狐之气”,义自可通。但今日国人尝游欧美者,咸知彼土之人当盛年时,大抵有腋气,必非血气不和。其与染着无涉,更不待言也。

唐孙真人思邈《千金要方》卷七四之九《胡臭漏腋·第五》论曰:

有天生胡臭者,有为人所染胡臭者。天生臭者难治,为人所染者易治。

寅恪按,南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有腋下胡气之目,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一“金石”类“绿矾”条附方中亦引之。“胡臭”之“胡”,自是胡人之“胡”,盖古代“胡”“狐”二字虽可通用,但在《千金方》《仁斋直指》《本草纲目》编著之时,既不可认“胡”为“狐”之同音假借,而诸书俱作“胡”,不作“狐”,亦不得谓以音近之故,传写致讹,然则腋气实有“狐臭”及“胡臭”不同之二名可知也。惟二名孰较原始与正确,颇不易决。考唐崔令钦教坊记》云: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

文下原注云:

谓腋气也。

寅恪按,范汉女大娘子其先代之男女血统,无从得知,但竿木之伎本附属于唐代立部伎之杂戏及柘枝舞者,而此种伎舞乃中央亚细亚输入我国艺术之一,其伎舞之人,初本西胡族类,又多世擅其业者也(详《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四五《柘枝舞大曲附柘枝舞小考》等,兹不赘述)。据此,则范汉女大娘子之血统,殊有西胡人种混杂之可能。其“微愠羝”者,或亦先世西胡血统遗传所致耶?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四“斥乱常”条云: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长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李四郎”条云:

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

寅恪按,何黄两书皆谓珣出自波斯,且其兄玹又以鬻香药为业,故珣为西胡血统,绝无可疑。至珣本身是否实有腋气,抑尹鹗仅假“胡臭”之名以为讥笑,诚难确定。但《鉴诫录》之作“胡臭”,足与《千金方》《仁斋直指》《本草纲目》等书互相印证,而李珣本人则因此条记载之故,亦发生体有腋气之嫌疑也。总之,范汉女大娘子虽本身实有腋气,而其血统则仅能做出于西胡之推测。李珣虽血统确是西胡,而本身则仅有腋气之嫌疑。证据之不充足如此,而欲依之以求结论,其不可能,自不待言。但我国中古旧籍,明载某人体有腋气,而其先世男女血统又可考知者,恐不易多得。即以前述之二人而论,则不得谓腋气与西胡无关。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

孙思邈生于隋代,与巢元方为先后同时之人,故不可据巢书作“狐臭”而孙书作“胡臭”,遽谓“狐臭”之称尚先于“胡臭”也。世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未尝一及腋气,故略举事例,兼述所疑如此。

(原载一九三七年六月清华大学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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