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kè]①(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第。幼时就读家塾,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年13随兄衡恪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巢鸭新文学院高中。越二年考取公费赴日生,因脚疾回国,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次年留学欧洲,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主攻语言文学。又因脚疾,被迫回国。1913年再度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回国,辗转于南昌、南京、北京各地生活。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4年后转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教授的指导下,潜心于东方古文字的研究。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中文系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白诗研究等。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中国史教授。越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又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转教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赴牛津大学讲课兼治眼疾,治愈无望,辞去教席。于第二年经美洲回国,仍回清华教书。1949年到广州岭南大学讲席。1952年院系调整,转为中山大学教授。以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初,曾遭到迫害。80岁时,因心力衰竭和肠梗阻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又屡次赴外国求学,掌握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理论,因此他通晓东西方文学,深得二种文化的精髓,虽无国外任何学位,但却为举世公认的 “大师巨匠”。他一生颠沛流离,有时甚至生活难继,即使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仍然勤于研究,学问不辍。他著述等身,给我们留下了 《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皇皇巨著。其学问涉及了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其中有的学科在国内属于新开辟的领域,在国外也处于领先的地位,故被称之为 “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 的奇人。
陈寅恪先生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朝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 “误译” 或“误解” 的问题。他对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各种文字的佛经研究,也值得大书一笔。敦煌文献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外国人研究很多,但也有局限性,有的只是隔靴搔痒,不得深入其里。先生通晓外文,擅长训诂,谙悉经典,因此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多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悬案,“抠”出了中国敦煌佛学研究的特色,他的敦煌文献研究,可以说至今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当今学者也不得不膺服他的独到见解和洞察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执牛耳。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先后对 《大乘起信论》 和 《六祖坛经》 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先生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释,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先生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总之,陈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影响了后出的几代学人。
陈寅恪先生除了精通多种外文,还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从而为他从事宗教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不仅对佛学研究匠心独到,而且对其他宗教亦深有探讨,其讲授的课程和指导研究的范围还包括《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 等。这些研究在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上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①陈寅恪(按照方言应读作chén yín què,因为“恪”在义宁话(修水话)读【que】第四声,陈寅恪先生的小名叫“恪儿”,修水方言中“恪”与“却”,“雀”同音,翻译成普通话里的音就念què,陈寅恪自己曾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陈寅恪先生在北方教学期间,对其相熟的人习惯了用方言称呼其南方的叫法。而赵元任先生“ke”读成“que”,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其一直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对其以示尊敬。对于各人对其名字读音的误解,陈寅恪先生从不放在心上,有人叫其“ke”他应,叫其“que”他也应,也从未有过纠正,有人问其原因,陈先生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没有必要去纠正别人的读音”。精通国学的大师将其一生精力都灌注在学术研究上,他更希望世人了解他的学问及价值,对待自己的名字读音纠正反倒顺其自然。“ke”还是“que”,很多人认为,若不是陈寅恪先生相熟之人和家乡本地人,还是应该读成“ke”,这个国语标准的读音,以免引起尴尬。
论述中国隋唐两朝制度的历史著作。陈寅恪著。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三联书店再版,此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重印。共10万余字,文言文写成。分叙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附论8部分。以详赅的史料与精辟的考证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提出隋唐制度有3个源头,一为北魏、北齐,来自承袭汉魏制度的东晋南朝前半期制度以及保有汉魏制度的河西凉州文化。二为梁、陈,为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至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又传入李唐。三为西魏、北周,为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与六镇鲜卑文化的混合品。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与梁陈之源最为重要,西魏、北周之源实较微末。这一观点改变了唐朝制度为西魏、北周遗物的传统观念,推进了隋唐制度的研究,使该书成为影响较大的一部研究古代制度史的著作。 查看详情>>
诗人评传。今人陈寅恪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之七。全三册,八十馀万字。分缘起、清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五章。此长篇专著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晚年的一部力作,对明清之际传奇式的女诗人柳如是的身世、事迹和作品都有精辟的考论,资料丰富,考辨精详,力辟种种讹传之谬。同时还涉及同她有交往的几位诗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幾社爱国诗人陈子龙和东林党领袖人物钱谦益。作者考证柳如是用过的许多名号,有:杨爱、云娟、美人、影怜、杨朝、朝云、柳是、柳隐、柳因、柳如是、蘼芜、河东君等。作者指出:“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又叙其受李存我、陈子龙、钱谦益影响,及参加幾社的活动等,理出了她思想成长的轨迹;尤其考述她支持钱谦益暗中谋划反清复明的组织活动之事迹,从而对饱受贬毁的钱谦益提供了重新评价的依据。 查看详情>>
《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及杂稿》是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讲演录、讲义及部分涉及魏晋时期历史的研究性杂稿,是一部系统的断代史之作。 《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及杂稿》覆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问题、新发现:如民族以文化分而不是以血统分,陈朝是南方蛮族创立的朝代,东汉、孙吴和西晋的统治者属于同一个阶级等。 查看详情>>
古典文史论文集,陈寅恪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为陈寅恪文集之二,共收文20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将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汉末黄巾起义,西汉赵王伦之废立,东晋孙恩作乱,北魏太武之崇道,刘宋二凶弑逆等事,悉用滨海地域观念加以解释,以匡前人所不逮,立论颇为独到。《读哀江南赋》有感于自来解释此文,或诠古典或引时事而忽略当日之实事与“今典”,遂就此论证庾信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处。《论韩愈》仿僧徒诠释佛经之体,厘分六门以证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阶;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是书较为重要的文章还有《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支愍度学说考》、《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李白氏族之疑问》、《从史实论切韵》等。作者治学精审,学问通博,其考证方法不主要依靠版本的校勘或章句的训诂,而着眼于事物的相互联系,找出事物发展的过程,使考证立于更为可靠的基础。《金明馆丛稿初编》的许多文章便证明了这一点。 查看详情>>
陈寅恪撰,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三联书店再版,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重印。陈寅恪(1890—1969),中国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西欧,后到美国、德国钻研梵文,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学识渊博、精于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宗教学等,通晓多种文字,尤精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原书于1943年三联书店出版,以后又多次重版。此书前有作者自序,内容分: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中上、下篇内容多涉及丝路民族关系及迁徙、融合等问题,对丝路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查看详情>>
作品荟萃了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辜鸿铭、蔡元培、夏丏尊、李叔同、闻一多、徐志摩、陶行知、郁达夫、朱自清、林徽因等大师及其相关的文字。从不同视角反映了大师们的生活、读书、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历史观。一段文字代表一段人生,代表一段历史。作品字字珠玑,充满智慧、哲思,有滋有味儿 。《国学有滋有味》一改国学严肃、高深的固有印象,所选取的文章贴近学习、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读者从中也可以看到大师们活泼的另一面。论求学,开篇有梁启超高屋建瓴地讲解为什么要求学;继而有华罗庚以曾经身处困境依然发奋求进的经历,鼓励读者要正确认识困难。论交友,有弘一大师与夏丏尊的十年遗书之托;有胡适、郁达夫、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深深怀念;有辜鸿铭与胡适、林语堂与鲁迅之间纵有误会也胸怀磊落。论家庭,有梁实秋述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沟;有朱自清面对五个儿女时的痛与快乐;有蔡元培宁愿改变以往的观点,转而相信逝者有知的丧妻之痛。这些沉默的文字背后,相信读者能感受到国学大师们谆谆教诲之殷切、倾心相交之赤诚及克服困难之笃定。 查看详情>>
综合学术论文集,陈寅恪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为陈寅恪文集之一,收辑论文、校笺、序跋、考据短章11篇。书中《论再生缘》一文多涉诗事。《韦庄秦妇吟校笺》专为诗歌而发。作者于此篇用力甚深,博采诸书,胪陈众说,细加按断。遇有格碍难通之处,必寻根究底,务求确解;如根据不足,未能别具胜说,姑阙疑以俟考。行文计为三节:(甲)从洛阳东奔之路程。驳斥前说,考定诗中“汴路”之所指,彭门相杀之语及彭门与汴路之关系;洞明唐季徐淮军事之情势及“野色”、“冤人”、“金陵”等语辞之校释。(乙)从长安至洛阳之路程。辩证韦庄非讳“内库烧为锦绣灰,大街踏尽公卿骨”一联,盖由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志希免祸而戒其诗。(丙)诗句诠解。严谨详核,创为新见。笺“二郎四郎”、“大彭小彭”句,谓主奴全体忧泣;证“一升栗”为端已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颇显治史之明察,衡诗之滋味。作者脱出乾嘉学派只重文字考据的窠臼,利用唐诗某些佳构以叙事胜,提供了大量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重视唐诗之史料价值;以唐诗纠正史籍错误,说明历史真相,或别备异说,互相证发,增补阙漏,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将史学与文学熔为一炉,为唐诗研究开拓新鲜视角,其荦荦大者,首推《元白诗笺证稿》,次为《韦庄秦妇吟校笺》。此稿也善于在人们疏忽或以为无关紧要之处发现问题。如考释“野色”,参稽《旧唐书·郭子仪传》“野宿魂惊”语,细绎诗歌上下文意,谓“野色”乃“宿野”二字之讹倒;复钩沉史料,依地理系统及历史事实推证“宿野”为宿州或泗州之野,与诗中“河津”对文。《狐臭与胡臭》考察中国古医籍中所谓腋气狐臭者,其得名之由,与西胡血统人有关。谓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附会其间;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均为富于学力见解的文字。 查看详情>>
研究著作。陈寅恪著。共六章,分别笺证唐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元白《新乐府》和元氏《古题乐府》等诗篇;末附论文五篇,就白居易的家世、思想、创作以及白氏与友人元稹、刘禹锡的交游加以论述。此书虽名“笺证”,实异于一般文字笺释,乃是广泛采辑和引证各种史料、文献,与作品相参照,求得以史证诗、以诗证史、互为补充、互为发明的效果。如论元稹艳诗及悼亡诗,作者从诗中反映出来的元氏与情人双文、妻室韦丛的关系,结合时人的门第观念,以考证唐代士夫文人的婚姻选择和仕宦道路,皆有发前人之所未发。特别是其论元、白《新乐府》的章节,从社会经济、政治、司法、边防、习俗、伦理、宗教、艺术各方面着眼搜寻材料,详作比勘,不仅大大加深了读者对诗歌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亦有助于全面、真切地把握整个时代。这种“史诗互证”的方法,显然突过旧史家单纯引史事考释诗篇的传统,足以展示文学与人生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为古典诗歌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原书稿1950年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出版,后经作者屡次订补,于1955年、1959年分别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新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新一版,又增入作者撰写的十三条校补记。 查看详情>>
论文。今人陈寅恪著。本篇前半部分略论魏晋两朝清谈之发展演变,后半部分由两晋、南北朝世奉天师道之士大夫对于儒学及佛教之不同态度,论及陶渊明之思想。著者认为,魏末与西晋即清谈之前期,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之异同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清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是士大夫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完全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演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认为陶渊明终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学,却绝不受佛教影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能自创一新自然说,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其新自然说既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而来,又是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旧自然说而加以创改。它虽主张“自然”而反对“名教”,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等人之佯狂任诞;亦不似旧自然说过于看重有形的生命,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渊明之思想,实为“外儒内道”。在此以前,历代论陶者,多着眼于文学的批评,而较少侧重于其思想的探讨。本篇就魏晋时代之学术思潮的广度作探讨,从清谈内容的演变与陶氏家传之信仰立论,成一家之言,别开生面。但著者把渊明之思想归结为“外儒内道”,并誉之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有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本文有1945年9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单行本,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查看详情>>
陈寅恪先生所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共两篇,第一篇是冯著上册的审查报告,作于1930年,第二篇为冯著下册而作,时间是1933年。两篇文章拢共三千字,但内容极精要,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可以视做寅恪先生治中国学问的思想纲要和心得总结。就中包含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不仅“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且能“示来者以轨则”! 。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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