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之不遇于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谓命也①。若天民②则听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今译
孔子在春秋时代没有遇到可以行王道的君主，这也是命运使然。然而孔子周游列国，阐明道义，教化弟子，却并非是由命运决定的。而上天所生的一般民众，他们只是听天由命而已。所以说：“大人造命。”
简注
①《孟子·尽心》：“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②《孟子·万章》：“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又，《孟子·尽心》：“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实践要点
1. 这一段，区分“大人”与“天民”。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里说的即是“天民”。天民生活有保障，接下来才能有恒心。所以对于一般民众，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对于士人来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士人的志向是超越物质条件的，不论时运如何，士人都是坚守道义的。孔子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便是造次颠沛，君子都一定是坚守仁义的。因而士人可以超越命运。
2. 《尚书》有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上天降下民众，在民众之中，兴起君上，兴起师长。君和师协助上帝，恩宠四方。下民，也就是天民。而君、师则是大人。一方面，大人也属于下民，只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另一方面，上天仁爱万物，成就万物，也通过君、师来进行。所以君、师，或者说大人，实际上是参与到上天的造化中的，所谓“参赞化育”，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3. 在修身的时候，我们或许觉得身边的人都没有修身的心，常常任情任性，讲功利而不谈道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修身似乎很难。我们的“命”不好，修身环境不好。这时，我们可以想想心斋先生所说的“大人造命”。如果身边没有共同修行的人，我们就主动发展修行者，主动去创造一个好的修身环境。比如做公务员，我们便要十分关注新招的公务员，如果他们目光中还有一点纯澈，有要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心，那我就主动帮助他，鼓励他，使他那颗真心能保存下去。这样的人，一年有两个，那三五年后，我便能形成一个修身的小圈子了。在这个小圈子中，大家相互切磋，共勉于仁。这便是造命了。造命即是在当下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时命中，用我们的言行开出一条通往道德仁义的道路。譬如一棵生病的大树。给这棵大树治病，这是晚清民国的“改良派”。要把这棵树砍了，重新种一棵健康的，这是晚清民国的“革命派”。而造命，则如一株藤，它绕着这棵树，顺着树势生长，经过数年，不知不觉地代替这棵病树。
二、舜于瞽叟，命也。舜尽性，而“瞽叟厎豫”①，是故“君子不谓命也”②。陶渊明言：“天命苟如此，且尽（原诗作“进”字）杯中物。”③便不济。
今译
舜有瞽叟这样糟糕的父亲，这是命。舜充分依照本性行事，最终“父亲瞽叟被感化”，所以“君子不讲命，只是去尽性而已”。陶渊明说：“天命倘若真是这样，那也没有办法，还是喝酒吧。”这种态度就不行。
简注
①《孟子·离娄》：“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厎（dǐ）豫。”
②《孟子·尽心》：“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③陶渊明《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实践要点
1. 明儒罗念庵说：“心斋论‘仁之于父子’，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样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样命。可见性能易命。’”心斋先生谈论《孟子》“仁之于父子”一章时说，瞽叟没有被感化，舜是一样的命，瞽叟被感化了，舜也还是一样的命。可以看出，人如果依照本性而为，就可以转化命运。
不论瞽叟是否被感化，舜都是依照自己的本性、依照良知来做事情，舜的人生丝毫不会因为瞽叟的转化与否而打一点点折扣。侍奉父亲，如果能做到舜那样，那便绝对算得上圣贤了，其人生也绝对是光辉的。瞽叟是否被感化，这个是时命，或者说命运、时运。而舜的一生，其分量如何，其盖棺定论如何，这个则是舜自己可以把握的。
2. 人如果凭空多出一千万的财富是否可以彻底改变人生呢？我想是不足以彻底改变人生的，因为他还是以其原本的气质、原本的格局、原本的心态去使用这一千万。人生有诸多的侥幸和横祸。这些侥幸和横祸都不会真正改变其生命的品质。
外在机缘的变化无法真正改变一个人。一个人要真正变化，只能靠这个人内在的变化。即便外在机缘影响到一个人，那也是由于外在机缘触发了他内在生命的转变。
如何改变内在生命呢？如何变化气质呢？那就须通过尽性的功夫。比如，人的本性是爱父母的。那么我原先不够爱父母的地方，我现在就努力去爱父母，这就是尽我们的本分，也就是尽性。不断地做尽性的功夫，不断地把自己内在的本性发挥出来，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随之改变。这就是“性能易命”。
三、人之天分有不同，论学则不必论天分。
今译
人的天分各有不同，而谈论学习就不必去谈论天分了。
实践要点
1. 人的天分不同，这里的天分，指的是对人生的领悟力。有的人，天生心思澄明，不容易被私欲蒙蔽良知。这类人很早就把握住了人生的方向，人生顺畅，容易获得极大的幸福和人生成就。这属于“生而知之”者，又叫做“生知安行”者。因这类人天生就容易把握天道，所以能够自然而然就安身立命于天道上。有的人悟性差一点，但是通过学习，还是很容易明白依着道义而行对自己的人生是有益的。这种人属于“学而知之”，又叫做“学知利行”者，通过学习，利于自己依照天道而行。这样的人，因为学习，人生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再有一种是“困而知之”的人，这种人的天分更低一些，一定要到人生遇到很大困境时，才被逼着去体会天道。这种人又叫做“困知勉行”者，在遇到人生的困顿时，勉强自己努力践行道义。人的天分殊为不同，如果没有学，人各自依照自己的天分去生活，便会活出各自的命运。
2. 《中庸》讲：“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生知安行者）一次就能够领悟，我（学知利行者）要经历一百次；人家十次就能领悟，我要一千次。如果我果真能依此道而行，那么即便再愚笨也会变得明白，即便再柔弱也会变得刚强。
《中庸》讲：“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有人生知安行，有人学知利行，有人困知勉行，人的天分不同，但他们最终对人生的领悟是一样的（合于道），他们所达到的生命境界也是一样的（依道而行，获得人生最大的成就）。
3. 人如果学成，那么其言行就完全合于天道。这个时候，他处于任何位置，应对任何情形，都是由良知主宰。他是宰相，也是按照良知来做事，他是农夫，也是按照良知来做事。他们世俗的功业可能不同，但是他们生命的品质是一样的。邵康节讲：“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伐一局棋。”尧帝雍雍穆穆的礼乐教化，和饮三杯酒时所表现出的礼节，其力道是一样的；汤武征伐商纣王，其心力和对待一局棋是一样的。三杯酒和唐虞风化之盛，伐纣和下棋，在世俗看来，功业相差悬殊；而就当事人良知的运用而言，力道是一样的，皆是全力以赴。
陆象山先生说：“狮子抓兔，皆用全力。”狮子不管是捕猎大的动物，还是小的动物，它捕猎时都是全力扑上去。猎物不同，而其用心是一样的。
人的成就如何，功业如何，就在于人的一生是怎么过的。如果我是顶天立地过的，那我的一生就是顶天立地的。如若我患得患失地过，那我的一生就是患得患失的。外在的一切评鉴都不能论定我的人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的人生过得怎么样，只在我自己如何用心。由此看来，人如果学成，无论其境况如何如何，其生命都如往圣先贤一般光辉。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论天分，即是论个人的才智、个人的家境等等，也就是“人爵”；而论学，则是学忠信仁义，那就超越人爵了。在“天爵”上，我们的“命”完全是由我们自己“造”的。
四、或问“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①。
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乐天，何忧之有？我同天，何惧之有？”
今译
有人问心斋先生“智者没有疑惑，仁者没有忧虑，勇者没有恐惧”这句话的意思。
心斋先生说：“我体知天道，还有什么疑惑呢？我乐于天道的安排，还有什么忧虑呢？我与天道相合，还有什么惧怕呢？”
简注
①《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实践要点
1. 心斋说的知天，不是对外在事物的认知，而是对内的体知。不是“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的这个知，而是“我知道饿了，知道渴了”的这个知。“见父自然知孝”，我见到父亲，心中自然升起孝心，便自然而然去行孝了。这个行孝，是完全依照良知来做的，也就是完全依照天道来做的。我在按照天道做事情的时候，我自身有个理直气壮的感觉，天经地义的感觉——行孝这件事谁也不能拦住我。这就是知天。所以知天就是依照天道而行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内在的觉知，这种觉知伴随着一种理直气壮、天经地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感受。
同样的，我按照天道，也是按照良知，对父亲行孝的时候，我心中必然生起快乐。心斋先生说的“乐天”即是此意。乐天，不是“听天由命”。而是发挥自己的本性，在天地间自强不息地、依照天道地生活，并且在此过程中感到由内心透出的快乐。所以“知天”，是人在言行“同天”的时候，对自身行为的觉知，觉察到自己的一言一行确凿无疑，所以说“无惑”。
乐天是人在言行“同天”的时候，对自己本性的满意，对天道给自己的安排的满意——上天怎么偏偏把我的本性安排为孝悌慈，而不是不孝、不悌、不慈？我极其乐意接受这个安排。在我的一言一行与天道相合的时候，我感到心满意足。所以我还有什么忧愁呢？而“同天”，则是自己的言行合于天道，与天一样刚健不息。
2. 有人欲，人和天就分离了。我们便有了很多安排、计较、盘算。有的人把这一套玩得精明，这便是世俗所谓的“智”，而实则是人的自以为是。孔子说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不接受天命，而靠自己的小聪明，做生意，每每臆测都能够赚到钱。这个小聪明，却成了子贡生命上升的障碍。如果受命，则一言一行出自天德良知，没有不合道义的地方，所谓目代天视，耳代天听，神感神应。这才是真正的“智”，以及“知天”。
3. 世上有一种仁厚的人，处处展现出亲切有礼，然而仁厚更多的是一种“策略”。这类人深知，表现出仁厚的样子会让自己的生活与事业顺畅很多，而内心并不一定真的仁厚。这样的人常常压抑自己，有时候，压抑不住了，会突然爆发，甚至歇斯底里，与原先仁厚的样子判若两人。即便没有出现这种“爆发”，这样的人也常常是委屈自己，常常一个人发愁。世上有许多这样仁厚的“老好人”。这种仁厚，不是真正的“仁”。它是出于对世间功利人情的爱好而产生的。而真正的仁，基于对天道的爱好，而非对凡俗的爱好，所谓“乐天”。乐俗，便是一副仁厚的老好人的模样（亦即“乡愿”），并有无穷忧愁；乐天，便是真正的“仁”，并且没有忧愁。
4. 曾子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我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不合于良知（也就是“不直”，即“不缩”），即便面对一个寻常百姓，我难道不觉得理亏吗？如果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完全是出自良知，即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在自己不合于道的时候，那我就得泄气，就得理亏。如果这时候，我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这就不是勇，而是逞匹夫之勇、逞口舌之能。之所以要逞能、逞匹夫之勇，恰恰是因为担心自己不能，害怕别人看破。所以，这种匹夫之勇往往是伴随着恐惧的。有很多地痞流氓，他们表现出一副横行霸道的样子，实则是欺软怕硬的。所以，唯有与天同者，才能够不惧一切，只要合乎道义，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