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作这篇短文之先，有两种要点，必须述明，然后再略抒写出我自己的见地。（一）我以为批评事业，尤其是文学上的批评事业，原不容易，且为不可能的去举出一种范畴，强人同我，但文学须与批评相辅而行，而文学中的诗歌，更不同于论文、小说、戏剧，则批评更须有提出商榷的需要。（二）中国自有人提倡文学革命以来，已经数年，虽多少见出一点发扬与努力的气象，而诗坛的收获（兼创作与译述而言）极为薄弱。（虽是书坊中一本本的新诗集，新诗选等出刊的不少，但有可供真正赏鉴与批评之价值者极少。）迟至今日，始有此专门研究之“诗”出现。这等原因，固不止一端，而批评界的寥落，与少有真正指导者与提倡者，自当为其重要原因。所以我作这篇文字，一则抒写我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意见，再则望由此得引起批评界的兴趣与讨论。
诗界革命，创作新诗，才过了几年，现在人人差不多都认为这是当然的结果，已无讨论的必要。即在这几年中，有几位研究诗的人，发表了好些对于新诗的创作与诗的将来的问题的文章，而且也有人曾专出过几本诗集，但终竟没大惹起批评界的重要的讨论与批判，这不能不使我们惊怪了！固然，在中国文坛上，现在“筚路蓝缕”的时代，多数人缺乏文学上的修养，尤缺乏对于诗的嗜好与神感，若说到批评，谈何容易。然我以为在中国当代的诗坛上，我们一面既须努力开垦自己创作的田地，一面更须引起与要求一般批评者的兴味。必如此方能使讨论之花开得灿烂而繁茂。
我相信文学上的批评者与创作家，有同等的贡献与功能，原是没有畸重畸轻的分别。因为批评者既负有指导创作家的责任，更能将创作家的作品，精密分剖介绍于无量数的读者。所以即有美丽芳香的好花，若没有风与昆虫的媒介，哪能结成好果，我用极浅露的话作譬喻，以为这是真正批评家的唯一功能。
说到诗的批评，则第一：先要明了诗在文学上地位与什么是诗；第二：批评要有精当的观察与其批评的艺术。然后对于诗的批评，方可得有正确的把握，不至流于浮夸，偏颇，恭维，谩骂之途，而入于诗的正当批评的轨道。
关于第一的讨论，若详细说起，绝非数千字的文字所能尽括，而且也为本文题目所不许。于此处，我只好提出一种最简当最概括的意见来。
诗在文学上的地位与什么是诗，是互相为因果的。本来文学是人类活动——兼精神的与物质的而言——的片断的影像，而为有艺术的文字所写出的。文学当然是情感的扩延与集合的产品，而由此可以安慰人生的。实在我这并不是来作文学的定义，然而这种说法，总可以说是不至大为谬误。那末，诗是文学之一，其在以上所举的这个范围之内，当然无用疑惑。不过诗与一切的散文——散文诗不在内——所以相异，而且必须在文学的领域上，划出诗的境界来的原因，我的浅见以为一则以文体的形式不同，一则最大的分别，乃是诗有韵律的节奏的自然，由热情中冲发而出，更多音乐化的妙用与感人的想念的。所以寇克（S. Cook）曾说：“诗是立在天然与结合中间的保守，诗的活动，在我们中的外部的快乐与精神上的世界。……”我以为他所说的天然，自是我们目所见的景象，耳所闻的声音，手所触的实体，神所感的想象。他所说的结合，必是我们由天然中得来的印象与我们精神上的感兴，联而为一，而后诚于心，形于吟咏，写于纸上，便可为诗。所以我敢武断一句话，即是诗人之诗，不论其表象是悦乐，是悲哀，是诅咒，是赞美，但其所以必作成诗的，就是要慰安自己，且可因此以感他人。借此种想象与有韵律而音乐化的文字，以慰安一己的精神，而发抒其不能不流露出的热情，是为诗的所由产生。诗与戏剧，最易分别，（但诗歌剧自当另论）诗与散文，则稍有文学知识的，当然明了其判分的所在。散文能抒情写景，固与诗同，不过散文多是有系统的，实用的多，文字虽极美妙，总不能如诗中韵律的音乐化的之普遍。本来诗与散文，在古时代，同发源于哲学思想的文字上的表现。不过到后来，诗的境域狭些，而散文兼包有实用与易于了解的功用，故而似乎已有显著的区别罢了。但若详细研究文学的发源史，则诗较散文，发生在先，此是东西各国所同的。因为诗的范围很广，在上古时代，自然兼有民间歌谣与片数的散文，而含有诗意者而言。这恰同于哲学上的胚胎哲学（embryonic philosophy），是一样的。所以诗在文学上，自然是有最早且最重要的地位的。（我常以为在古代的人，思想较单纯，言语较质朴，文字亦尚不甚复杂，故文言中，多有诗的意味。他日当为专论，以研究之，此处从略）至于所以诗在文学领域中占重要地位的原因，且永久不变的，我以为有下列几种：（一）作诗的冲动，纯由于人对自然界及人事，作情感上不可自已的应付。（二）因有韵律的音乐化的言辞，足以慰安一己的人生观。（三）易与作片段的描写与感叹。（四）作诗者除慰安一己与感动他人外，无其他之目的。
文学的目的固然在于用同情来慰安人生与提高人类的思想及调节人类的感情，但若说到用最经济的艺术与直接的方法来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在文学的领域中，便尤不得不推崇到诗的功能了。因为有上述的几个原因，则诗人所以能有极隆重的尊崇与高贵的价值处，也可以想见。而诗在文学中的重要，更可不言而喻。
我们既以上述者，为不甚谬误，则诗坛的批评者，自当分析省察，而审慎与精确的发表其批评的见地，以助诗坛的滋生与繁盛，其责任是若何的重大！在中国这等的文学贫薄的现象之下，创作的诗，诚然没有几首有很好的价值，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则批评界的幼稚与浮浅，自须分任其责。至于如何作诗的批评，我实在不敢下怎样武断的主张。但我们若按照诗在文学上的地位看起来，则批评者的艺术与观察，亦必须至少如我下面所说的我们方可认他为有诚意而有研究的批评家。虽然在创作者，固无意于取得他人批评的优劣，以为己诗的优劣标准，但我们既以批评为在文学界不可少的任务，则由商榷而可获得良好的批评的进步，且由此有助于诗坛上的发荣滋长，那也是我们所切望的！
如何去作新诗的批评？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在我的思想中，以为极有兴味。但我因时间所限，在以下只能提出两种意见来，以供有批评新诗的兴趣的朋友的先引罢了。
（一）批评者的观察。
（甲）广义的。愿意去作文学上的批评任务的人，我想必多是富有批评的才能的，不过有观察的精密与否的分别，遂至批评的文字，有的使人佩服，有的可发一笑。固然各个人的作品，自有其创作的动机与为何作此创作的目的。在批评者未必能搔着作者的痒处。但我殊相信，苟使批评者能以忠实的研究与精密的法则，去批评创作，即不能完全获得创作者的内在的同情，但总不会有很远的距离。且必能获得多数读者的同情与向往。不过这要看批评者的观察如何了。本来在文学上的主观，人各不同，作者一面，批评者一面，而多数读者更不能有同一的目的与见地。但我以为人性殊不能悬隔太甚，莫泊桑的小说，人人都知其描写人生行为与性质的深刻。歌德的诗，凡是读者，多知其有高尚的精神与代表出伟大的人格与真理。其他凡文学上的作品，尤其是诗的作品，虽作者的感情，目的、动机，万不能与非作者的人相同，而声入心通的力量与兴感，则殊不可掩。有批评者忠实的评论与正确的介绍，则作品的优劣与所代表的思想及其目的，必可有几分的相似。于此须看批评者观察的能力与才识如何。照诗的批评者的观察的广义说，我以为诗既是纯为人生感情的有韵律的表现与冲发，则诗中思想来源的背景，还须得求之于作者的自身。凡作者的性格、年龄、家世、环境与其平日的理想及遭遇，都须有概略的知悉，则由其自身四围的归纳的考究所得，而后其所作诗的思想，乃可“昭然若揭”。用此等宽广与精密的批评法，不惟用之于诗，一切文学上的批评，都应如此。不过诗是情感的产品，而情感的发生，与其人的身世、性格等，尤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等广义的观察，为诗的批评者不可少的。但是这样理论，太偏于想象，作者既非批评者所熟知，则欲使批评者皆用这等精细的调查工夫，“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那不是言之聊为快意么？我的意思，以为诗的批评家，关于此一点，可用一种归纳的法则，以作其批评上的根据。什么是归纳的批评？即批评者，不要见了一首诗，即鲁莽的作深重的批评。必须将一作品，其诗中的风格（Style），趣味（Stale）与人格（Personality），叙述或描写的法则，以及情感是如何的倾露与隐伏，与作品中所包含的事物的表象，全数用深恳且精密的眼光去批评出来。一方能够多少探得作者的神味；一方能给予多数读者以明了的解析与观念。果使批评家都这样作去，我相信中国的诗坛，必有长足的进步。因归纳法的批评，是由外向内的。必先用细密的工夫，将作者的诸多背影与其所以作此诗的一切的潜在意识，完全由外象的收合，而归到作品的内容中去。必如此则作者虽若何的描写与假托，而作者的真性格必可发掘得出。莫尔顿教授，曾论文学上的解释的批评法：“第一须要我们有描写对话与偶然的事及性质等有证据的细目，在熟思的作品之下。……而如此情形，必由读者与赏鉴者中而取出其批评之点来。”因不如此广义的分析，万万不能将作品的全体分解出来。况且诗中所表现的情感与思想，是片段的，冲动的，更含有韵律的与音乐化的。即照普通以文学批评法，尚恐“挂一漏万”，若用含糊与仅凭主观而下囫囵的批评，什么“气格含浑”，“神韵飘逸”，“天外飞仙”，“人中奇侠”的批评法，固属搔不着痒处，即如近人的新诗批评者，动辄“吹毛求疵”，好作他人一字之师的，也是毫无益处。因为批评与创作不同，创作者可说完全立于主观的地位，（至于客观的描写法与叙述法另当别论）而批评者有时是允许主观的参入，但最要者，还是用忠实的解剖的作法，将作品之优劣与其影响，以介绍于多数读者为主要的目的。既不是创作者要借批评的言语以为轻重，也并不是批评者要利用他人的作品，以显露自己的才能的。
如上所述的广义的批评观察，自非于文学有深邃的研究与精密的工夫，高超的天才的，是不能容易达到。然“取法乎上，反得乎中”，我们固不敢望诗坛的批评者，立刻达到这种地步，然而我们不能不深深地盼望着呢！
（乙）狭义的。狭义的观察批评，我以为也可以说是属于主观批评（Subjective Criticism）的范围之内。因为广义的观察批评，完全解释的批评，是不易企及的。降格以求，则主观的批评，却也不可少的。不过此处所说的主观，万不可误会为完全由于批评者的喜怒，而随意乱说。例如苏东坡的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后人批评他说：春江水暖，为什么鸭便先知？鹅独不能先知？此如“曲文周纳”何异？那不过是“恶作剧”罢了，绝非真正的主观批评。主观批评是先要对于作品的内容，有深刻的明了，然后以自己的观念与感动至如何程度，以及以自己的对于文学上的兴感与嗜好，借此等为根据，为立论的出发点，以批评作者的思想与作品中的表象与作品的艺术的优劣。这因为我们要用主观而知批评文学上的作品，必先明白自己是在一种什么地位上的。每一首诗，或是创作的文学作品，从每个批评者看来，是有交错的观感，而不相同的。但最要处，须先将此交错的观感，投入文学作品的本身以内，然后去得到变化或独立的趣味来。尤其是诗的批评者，若要对其批评的对象，加以一己的观感的批评，则更不可不投入其中，必入之深，而后言之切，至于自己并未得到真诚的观感，一见作品，即随意用自己的遗传的与传染的主观，来下鲁莽的判断，这是主观的批评所不许的。一切事物，“见智见仁”，本不能先有定例，况在文学上，原为无定例与标准的，况且是诗，比较一切的文学，更片断，更属于冲动，且包含的思想与情感，更隐秘与更复杂的。而丰富的呢。但我总相信，在一切繁复的事物中，亦总须有个共同的法则，在文学中，一种共同的感动，总不能相去甚远。前人谓读《蓼蓼者莪》一诗，其不涕泪者未有。其实这便是文学作品上的最大范围的共同见地与感动。如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歌谣，必有一种安闲与自然的悦乐。读《易水》一曲必动慷慨悲壮的思想。读拜伦（Byron）的诗，必觉得热情磅礴。读歌德（Gcethe）的诗，必感到神思的超迈。虽是读《蓼蓼者莪》的，未必些是孝子，读《易水》一曲的，未必些是壮士，各人的性情，经历，任如何不同，而由诗歌中——或由文学中，所反映出的最大的同情，万不至于有极远的距离啊！由此可见所谓在诗坛上的狭义的主观观察，虽可以批评者自己的见地，而对于作品的表象与艺术加以批评，但诗中最大的同情与最富有共同的兴感，总不会淹没的，失掉的。或者因批评者的主观不同，对于诗歌所加的批评不同，而诗歌的本身，反可借着他人观察与比较的力量，而更能见出他的优劣来。但于此有必先完具的两种条件：第一须批评者先投入作品的本身中，有真纯的感觉，而后依其主观而批评。第二无论对于作品的感觉至若何程度，而抒写自己的主观，必须忠实纯正。至于偏颇与无意味的颂扬，随意的谩骂，当然失却了批评的价值了。
（二）批评者的艺术。
对于这个问题的商榷，我以为不止是在诗的方面的批评者，应当注意于批评的艺术，即其他文学的批评者，亦是须加以研究的。因为既是属于文学的批评范围以内，批评的文字，当然也属于文学的范围以内。批评能以指正创作的优劣与引导创作，以达于更高尚的境界，更给予多数读者以充分了解的助力，那末，批评的文字的艺术问题，当然也要讲究的。在西洋的批评家，他们的文章，多为当时或后世所传颂，也是因为其有文学上的价值。即如中国以前的各种诗话、词话及诗品等书，亦有多为前人所喜悦且乐读的。因为批评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桥梁，必有文学上的趣味的文字，而后能引起读者的兴会与探得作品中的意义。这也是理所固然的。不过我们看到现在的批评界——自然诗坛的批评更少，其观察的程度不必论，而批评者的艺术，其急就与浮浅，是不能讳言的。也有有艺术价值的批评文字，而是少数中之少数了。实在现在的文坛，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常常出现，批评一道，更没人注意，间有几篇批评的文字，已属不可多得，若要讲究批评文字中的艺术问题，不更是反使批评者畏难而不前吗？然我想事实上这是不可免的。但诗歌的创作与批评者的力量，既有精密的关系，我们愿意使得诗歌的创作，日有进步，则对于批评者更不能不期其有同度的发育。在此时，对于批评者固不敢求全责备，然求其日渐改进与提出可资商榷的地方，想热心的批评者必不至因此沮丧了批评的勇气啊！
批评者的艺术，应当如何，这是没有一定的界限的。我以为文字的明了与意义的含蓄，这是忠实批评家所先当遵守的。但这样说法，太为含糊了。再进一步说，批评者对于诗歌的作品，而为文字的批评时，不可太片面了，只知注意到一字一句的妥当与美丽，须先掴捉到作品的全体，而后再下论断。不可太抽象了，仅仅用几个豪壮、飘逸的字眼，而将作品的真精神与真意义来混沌过去。不可太省事了，随意而书，漫无限制。至于文字须不可太散漫与太无文学上的组织。批评原不是容易的事，是应负有重大的责任的。有心因为批评而作文章，固然不好，而有时有深到的观察，缺乏文学上的艺术，以致说得不周密透彻，使人读了批评的文字之后，不能生若何感动，也是无益的。至于尖刻的言辞与偏激的意见，我以为也是不当有的。讲到真正的批评的艺术上去，则批评者的人格化，是当然要有的。因为批评的妥当与否，且不必说，而缺少批评者人格化，在批评的文字中，既减少他人对批评者本身的信仰，更不能对于作品负有忠实的责任。所说批评的艺术，绝不是只知去讲求作文章的法则与修辞学的研究，然多从艺术中，能看出批评者的态度来，也是不可掩的事实。所以我只将以上的几句话——就是文字的明了，意义的含蓄与不可仅知注意于字句的片面，不可仅用抽象的名词，以下肯定，不可太随意作文字，不可缺少文学上的组织与趣味，以作一得的贡献！
感到中国文学界，尤其是诗坛上的创作与批评的寥落，而作这篇文字。本来诗坛上的批评是目前的一种需要，而且更有可讨论的价值。我潦草地作这篇文字，既不暇考证学理，更没有什么统系，只合作一种参考与商榷的资料罢了。
多凭直觉，且在心绪不宁静时，匆忙中作的文字，其中疵谬，当然不少，这是要求原谅的啊！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