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今天續講東漢以下到隋代之史學演進。我在上一堂特別提出「雜傳」和「地理」兩類的重要性，今天我想在這兩類中每一類舉出一書略為講述。隋書經籍志裏許多書，現在失傳的多，但保留下來的也還不少。我將在中間特別舉出兩部，略為一講。並不是舉來作史學名著。但稱之為史學中間的一部名著，也非不可。
一是雜傳類裏的高僧傳。此書在隋書經籍志裏稱為僧祐著，實際上該是慧皎著，慧皎是南朝梁人。此書共十四卷，講到了在四百五十三年中二百五十七位高僧，共分十類，一一為他們作傳。還有附見的二百三十九人，共可有六百僧人。除此高僧傳以外，隋書經籍志裏還有別人所寫，如名僧傳等，可是只有此一部傳下。以後就有續高僧傳、再續、三續的高僧傳一路下來，為我們研究中國佛教史一項重要的史料。
除高僧傳以外，又有傳燈錄，此是記載禪宗祖師們言行的。這樣我們可說中國已有了極詳細的佛教史材料。諸位當知，宗教家不看重歷史；特別是佛教，它本身就沒有歷史，連在印度也沒有歷史。但佛教傳達中國，中國僧人就把中國文化傳統看重歷史的眼光，來記載佛教史。即論世界各大宗教，有精詳的歷史記載的，也就是中國佛教了。但把歷史來記載宗教，這情形就會和原來的宗教發生很大差異。宗教本身不看重歷史，今把一代代的教主，和下面很多其他傳教的人，分著年代，再分著門類，詳細把事情記下；把歷史意義加進去，至少其本身的宗教觀念，會因此而開明得多，就會變成一種新觀念，不啻在宗教裏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因此下面才有所謂中國佛學之產生。此即佛教之「中國化」，乃是說在宗教裏邊加進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人文歷史觀點。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諸位研究歷史，定要求其全，又求其通。如講魏晉南北朝到隋這一段的歷史，斷不能把佛教排斥在外，置之不論。在這段歷史裏，從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一天天的發展、變化，中間究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該從整個歷史來看，也該以全部佛教之演進來看。研究史學的人，只要在這個時代裏發生過了什麼事，都要求其全，求其通。從時代來看宗教，從宗教來看時代。時代變，宗教也跟著變；宗教變，似乎也是這個時代在變。像此之類，諸位要研究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等，都不能把佛教放在門外邊。佛教在當時，是社會上一個重大的宗教，他有一套信仰，有一套作為。時代固是影響著宗教，宗教也在那裏影響時代。中國的正史是紀傳體，包容不了宗教，宗教還是在外邊。我們只有在正史以外再來找宗教史。如像高僧傳，便甚有價値。在史學上、宗教上，都有極大貢獻。我們即使不研究佛教，但佛教總是歷史中一大部門。將來到了唐以後，一路有佛教。歷代高僧傳便是佛學史上一寶庫。諸位千萬不能忽略。我們不能抱一種關門孤立主義，把此等重要事項置之度外。
二
現在再講地理方面。我在此方面一百三十九部書裏邊，也特別舉出一部，就是酈道元的水經注。漢代桑欽著水經，酈道元為之作注。特別是史學方面的注，在魏晉南北朝時很盛行。我們已經講過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再有大家知道的，如李善的文選注，像酈道元的水經注，再有就是下邊要講的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可說是當時四部有名的史注。桑欽水經本是薄薄的一小本，經酈道元一注，變成了一部大書。後人把水經本文和注放在一塊，實際上就是讀水經的注。等於我們把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附在春秋下，很少人去掉三傳，專來讀春秋的。
水經注照理是一部地理書，隋書經籍志也就放在地理類。書中多講水道交通，農業灌溉，特別注意到水利。但漢代桑欽作了水經，經過幾百年到酈道元，他親自到過好多地方，來為水經作注。諸位當知，水道是會變的，原來這條水這樣流，後來這條水換了方向，不是這樣流了。原來這條水經過這裏，後來經過那裏了。原來兩條水分的，後來合了。原來兩條水合的，後來分了。原來有這條水，後來沒有了，乾涸了。原來沒有這條水，後來新成一條水了。中國最初重要地區都在黃河流域，到了南北朝，長江流域慢慢兒開發。隋唐統一以後，就慢慢兒南方重過於北方。我在國史大綱裏有一篇中國南北經濟的變遷。由於經濟變遷就影響文化變遷，而同時重要的也就是水道交通等各方面的變遷。我們講地理的沿革，多注重在地名都邑等；而酈道元的水經注卻是拿水道交通為主，都邑附見在水道的旁邊，又把這些都邑曾經發生了些什麼事也一幷記下。在地方上曾發生過什麼事，那是歷史。所以酈道元的這部水經注，固然是一部地理書，實際是一部極有價値的歷史書。我們要講中國古史的水上交通、物產、文化種種變遷，這部書關係非常之大，値得參考。
可是後來人不一定淸楚這書的價値。而這書描寫各地風土景色，描寫得非常好。唐代柳宗元的文章，最受人歡迎的在其山水遊記方面，如永州八記之類；大家說柳宗元這一類的文章就是學著水經注。於是水經注就變成為文學家所注意的一部書。再後來，這書屢經傳鈔，變成經、注混淆，桑欽的「經」同酈道元的「注」慢慢分別不淸。直到明代，那時並沒有一部很好水經注的版本，淸代人就化著工夫來重訂水經注的文字。其首先特別重要的是為經、注作分別。在此方面特別有貢獻的是戴東原。他為四庫全書館校水經注，說是根據永樂大典。那時永樂大典藏在內廷，非外面人可見。但在戴東原同時稍前，也曾有人用功校過水經注，主要是趙東潛。他的書也送進四庫館。後來人見戴東原所校，有許多和趙東潛相似，於是疑心戴鈔了趙。這就成為當時學術界一大問題。
戴東原有一弟子段玉裁，他特為戴東原辯護，寫了許多文字都收在段的集子裏。但這一問題，直從乾嘉時代一路下來沒有解決。到淸末，永樂大典流傳到外面，經王國維看見了大典中半部水經注，拿來校戴東原所校的水經注，一點也不對。原來永樂大典本的水經注完全仍是舊的，經、注不分。由此可見戴東原實是說了謊。但王國維只校了前半部。後來商務印書館訪求得整部永樂大典的水經注，把來印出，兩面一對，顯然戴東原根本沒有根據永樂大典。
我那時在北京大學教書，曾向商務印書館預約了一部水經注，等它出版，我想把此問題來作一研究。可是那年暑假我回到南方去，待秋間回到北平，晤見北大史學系同事孟森先生。他告訴我：他在暑假中做了一件大工作，把全部水經注都校了。他說：你此工作可不必做了。但可惜他的全部稿子沒有好好整理發表，接著是「七七」事變，而孟先生也過世了。
此下胡適之還要為戴東原抱不平。但大典本的水經注人人都看得到。戴東原是否根據永樂大典來校水經注，此問題極易解決，不煩多論。而且若使戴東原只是根據永樂大典來校水經注，這還有什麼大功績可言？大抵戴氏大功，是在其分辨經、注。可是校水經注不僅此一點。戴東原在四庫館校水經注年月有限，他曾參考了趙東潛所校；而趙東潛的後人又看見了戴校四庫本，有許多或許為趙東潛校本所沒有，他們也把來加進去；於是這書有戴鈔趙的，同時也有趙鈔戴的。此刻儻能查出當初呈送四庫館的趙氏原本，此問題也可解決一部分。但我想此問題結論很簡單，已有了，也不必在此上更多操心。
我寫近三百年學術史寫到戴東原，在小注裏就附帶提到這問題。後來我在香港，胡適之曾寫一信給我，說我和王靜安同樣未脫理學家習氣。我給他一回信說，此問題現在已都不値得講了。若得反共勝利回到大陸，你再高興看重這部水經注，不如組織一個考察團，這裏面應要有史學家、地理學家、水利學家、農業家、考古學家，各方面人物參加。雖然水經注中所記載的地方不能一一全去，幾條大水像黃河、淮水、渭水等都該去跑一周。原來這條水這樣流的，現在不這樣流了。原來這裏有這條水，現在沒有了。原來這裏是很繁盛的大都邑，現在荒廢得變成一個小村鎭或荒地了。這項工作，也像酈道元注水經那時，古今對照一下，可知其間有很大的變動。這事不僅為研究歷史，實對北方開發應有大用。何必專為戴東原一人斤斤辯誣。
我自己對水經注，並未用過大工夫。只在我的先秦諸子擊年裏，引用了水經注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在司馬貞史記索隱以外，酈道元水經注也曾引用竹書紀年的許多原始史料，對我有絕大的幫助。諸位今天若要讀水經注，可讀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在趙東潛同時，全祖望也曾七校水經注，後來他把那項工作讓給趙東潛去做了。胡適之曾有幾篇文章在抗戰時期零碎發表過，中間有一篇說，他的朋友丁山告訴他，全祖望七校水經注靠不住。其實在王先謙合校水經注的例言裏就說過了，所以王氏合校全沒有引用全祖望。王先謙既已如此說了，何待再要胡先生的朋友丁山來說呢？可見和我同一時代的學術界，實在讀書粗心，已遠不能和我們稍前一代的人比了。
三
現在再講第三部書。這不在隋書經籍志的史部，而在子部小說類中，其實也應是一部史書，而且很重要，這就是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劉義慶是南朝劉宋人。梁代劉孝標為它作注。據說從前劉向曾寫過一部世說，後來並無流傳，所以劉義慶的書稱作世說新書。後來又不曉得何人把此書名改成了世說新語。書裏都記著些當時人的佳事佳話，在社會上流傳的。而劉孝標的注，則採用了一百六十六家的書，這些書都在正史之外。後來劉知幾史通很不看重劉義慶此書，但很看重劉孝標的注。他說：
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赜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
他說劉孝標的學問識見，可以同班、馬一樣寫大歷史，他不做這工夫，乃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見他很看不起劉義慶的書。然而此書連同劉孝標注直流傳到今天，由今看來，這是一部對當時人物歷史極有關係、有價値的書。重要是在能表現出當時的「時代特性」。每一時代同另一時代不同，正因其各有特性不同。要能表現出這一個時的「歷史特性」的，那麼這部書就是歷史上一部重要的書。
若使我們要研究從東漢末到隋代這一段，特別是魏晉到南朝宋的這一段，我們該要懂得這一段的時代特性在那裏？歷史特點在那裏？我想諸位都會提出一句話來，說：這是一個崇尙淸談的時期。話是對了，東漢以前沒有淸談，隋、唐以後也沒有淸談，「淸談」正是那時期一特性。但我不免要接著問：什麼叫淸談？其內容是些什麼？諸位要去找材料來解答，最好就是讀世說新語。我在國史大綱裏，有時不根據陳壽三國志，不根據晉書、宋、齊、梁、陳書，只就根據世說新語，舉出幾件故事來講當時人的觀點和風氣。我又寫過一篇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1)一文，重要材料還是根據這部世說新語。
此刻我再舉一例。世說新語中第一類是「德行」。諸位只從此德行卷，正可看出當時所謂的德行，究是怎麼樣的一回事？把來和東漢一比，這裏顯然便有個時代不同。我曾告訴諸位，三國志裴松之注，有許多事沒有注進去；我曾舉出了兩例，這兩例就在世說新語裏。
近人也有說史記有貨殖傳，認為太史公對歷史有特見，後來人不能及。這話也有些似是而非。如講史記貨殖傳，子貢是孔子的大弟子。下邊來了陶朱公范蠡，他是越國大臣。又下邊到白圭，做過梁國宰相。下邊到呂不韋，做秦國的宰相，秦始皇還是他兒子。這些做生意人，在當時社會上地位重大，太史公自該來寫貨殖列傳。下面的做生意人，沒有社會地位了，即是沒有歷史地位了，僅不過是發點財做一富人而已，那當然不該再要貨殖列傳了。又如太史公又寫了遊俠列傳，為什麼後來人不寫了？這也因在後代社會上遊俠不成為一個特殊力量，卻不能怪史家不寫。為何中國古代有貨殖、有遊俠，而後代沒有了？這是歷史的變。我們要知道中國古代社會同後代社會的大不同之點在這裏，這裏才隱藏著有問題。如在後漢書有文苑傳，而史記、漢書沒有，但以下直到淸代就都有。那又是歷史變了。古代沒有專門所謂的文人，社會上沒有這流品，不能怪史家不為作傳。又如後漢書有獨行傳，而古代則並沒有所謂獨行之士。如伯夷叔齊，也可算得是獨行，但不成一類。而東漢以後便多有之。這又是中國社會變了。
在二十五史裹，每每有新的類傳出現，如宋史有道學傳，此與以前儒林傳顯有不同。明代亦然。淸代就不行了，道學傳可有可無。而那時講歷史的人卻說，宋史不該有道學傳，只存儒林傳便可。其實是不同。儒林是儒林，道學是道學。既是那個時代新有了一種道學，就該立個道學傳。如剛才講過慧皎有高僧傳，當然古代沒有。但此下直到明代，高僧一路不斷，故不斷有續高僧傳出現。可見歷史記載要表現出當時歷史上的一個特點，也可說是歷史上一個極重要的特性，或說是某種新起事項。恰恰世說新語就表現出東漢末年一路下來的「淸談」這一個特點。所謂佳事佳話，也都是淸談成分占得多。所以此書直到今天流傳在學術界，而且成為史學上一部極重要的書。
劉知幾不懂這層。實際上隋書經籍志把此書放在子部小說家言已錯了，無怪劉知幾便要說它是「委巷小說、流俗短書」了。其實大書有大書的價値，短書有短書的價値。這部書體例像小說，實是一部極大有關史學的書。但我們也不能怪隋書經籍志的分類，只可說，小說家言也有很多極有關於歷史大事的。而且世說新語都是些眞確而具體的佳事佳話，不像後來所說的小說，都是無中生有。隋志把此書入小說類，乃承漢志的分類法。而此下又有變，小說該入集部，不該入子部。如唐代的一部太平廣記，那才眞是小說了。但在太平廣記裏，也可研究唐代當時的社會、經濟，乃至其他方面的材料很多。可惜今天我們沒有人來運用這部太平廣記來發揮當時的歷史實況。這部書，將來定會有人注意到。雖然是小說，事情都靠不住；我們如何來運用這部書，就要你的識見、眼光和本領來運使。我常說，我們倘能根據全唐詩和太平廣記，以這兩部書來研究唐代史，可以獲得很多極新穎的材料，為唐史開一新天地。至於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世說新語更見非常重要，只是在當時人不很覺得，即如劉知幾也無此眼光。但時代隔得久，此書地位便見不同。即是諸位講究作文章，此書也是非常了不起。
四
我現在講這三部書，高僧傳文章就非常好，水經注、世說新語的文章也非常好。說到史料，三國志裴松之注，水經酈道元注，文選李善注，同世說新語的劉孝標注，都極可看。劉孝標注裏就收有一百六十六家，眞是取之無盡，有很多材料在裏邊，在歷史的考據工作上也有用。我今天就講到這地方。
今天諸位要寫歷史，固然也不必定要寫正史，這要看各人的眼光。外面材料容易找，如何運用材料來表現出歷史上所謂一個時代的「特性」，這就要我們的學問。沒有學問，材料只是材料。有了學問，材料不只是材料。莊子說：「化腐朽為神奇。」材料不能運用，可以是些腐朽。成為歷史了，那便是神奇。
我們讀書，不能把書只當材料讀。世說新語不只是材料，我們要由此了解這一個時代的精神。水經注也不僅是材料，要懂得在當時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農業等各種歷史上的大變，都在此書中透露出。讀高僧傳，則四百五十年佛教傳來的變化，佛教在中國的新歷史，都在這裏。我從前老友湯用彤先生寫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時，我和他常在一起。他到什麼地方，一部高僧傳總不離手，熟極了。他這部佛教史是一部好書，而我看他化在高僧傳上的工夫眞是極大。可見書是人人能讀，但各有巧妙不同。若諸位認為做學問不須讀書，那就無話可講。若認為讀書是一件重要事，則讀書中的巧妙，諸位更應注意。沒有巧妙，一味死讀，那也是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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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者按：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一文已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