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們又要回頭來，略講所謂做學問。讓我做個簡喩，好像做生意，定要懂得結帳。既不能沒有帳，也不能盡是流水帳，過一時候總要有個總結。這如我們做學問講的「由博返約」，「約」就是總結一下。做生意人能懂得用帳簿，慢慢兒就懂得生意。孔子所謂「溫故而知新」，「溫故」就是把舊的總結一下，這樣自然懂得前面的新方向。讀書也要懂得這樣讀。
我們開始講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一路下來，講到上一堂范曄的後漢書；這是從西周經過春秋、戰國、兩漢、魏晉到了南朝劉宋，差不多一千三百多年。在此一千三百多年中，中國的史學研究怎麼般在演進？我們不必定說它是「進步」，但總在那裹往前，故說是「演進」。現在我們要在這地方暫時切斷，且不管下面，回頭來重想一番，這一千三百多年內，中國的史學是如何般在演進。這不是一個大題目，不是一種大知識嗎？實際上也只是我們講過的這許多，只要回頭來綜合一下，我們就能了解這一事。至少我們該在這一事上，另外用我們自己的智慧聰明，拿來想一想，如是學問方能有消化。如若今天看尙書，明天看春秋，後天看史記，大後天看漢書，看著半年一年來，看過了這許多書，儘向下面看，那不是辦法。我們該回頭來重看一番。倘使我今天不再講下，只由諸位拿這個題目自己去想，這就最好不過了。因我今天所講，也不過要告訴諸位這樣的一個方法，並不是說我對這問題的講法就對，還得諸位仍由自己拿此題目回頭去思考。這是一項大工作。
而且我們講史學，也不能只就史學講史學，還該擴大。史學只是全部學問中的一部門，不能越出於全部學問之外而獨立。我們今天，要講這一千三百多年來史學的演進，我們就該推展一步，看這一千三百多年來中國全部學術的演進。我們該從大處著眼。惟此事體大，我今天試提出一個簡單的講法。
我們試從漢書藝文志講起。漢書藝文志的前身，便是劉向劉歆的七略。一路下來，直到隋書經籍志，其間從後漢書、三國志以下就沒有志。唐初修隋書，才有經籍志，上承漢書藝文志。這兩志就等於是當時一個皇家圖書館的分類目錄，把中國當時所有書籍拿來分類。從此可以看出當時學術的大體情況。我已講過，下面還有八史經籍志，此處暫不講。只講從漢書藝文志到隋書經籍志，在中國這一大段時期中的學術演進。我試先舉一例講。
在漢書藝文志的分類裏，那時還沒有史學。說得正確一些，那時並不是沒有史學，乃是沒有為史書編成另一個獨立的部門。換言之，也可說那時學術界乃是沒有一個「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乙太史公書只附在六藝略的春秋下面，可見那時的史學還包括在經學之內，而不成另一獨立的部門。可是到了隋書經籍志，經學、史學便分開了。第一部分是經學，第二部分便是史學，第三部分是子，第四部分是集。中國後代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就從這時候開始。其實在晉代的荀勗著中經，已分經史子集四部，但他稱作甲乙丙丁。這所謂「有開必先」。隋書經籍志就正式稱經、史、子、集四部分列了。史部的第一書就是史記。史記已不附屬在春秋之下，而成為史部的第一書。下面就是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這許多稱之曰「正史」。但史部除「正史」外，尙分有十三類。諸位從此可以想到，從太史公史記以後，史學就在中國學術裏獨立出來，不僅有正史，還連帶有著十三類的史；這不是中國史學一個極大的演進嗎？
二
倘使諸位把隋書經籍志書目作一統計，史部所收的書共有八百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這是指當時所存的書。還有知其有而已亡了的書。這且不講。隋書經籍志全部書目共有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即把卷數來作一衡量，大槪史書占了七分之一。我們可以想見史學在當時中國學術界所佔份量已相當的大。至於如何分十三類，我們且慢慢兒再講。但隋書經籍志裏這許多書到現在，實際上都丟了，剩下的並不多。淸代有章宗源、姚振宗兩人，都對隋書經籍志做了一番考證工夫。兩書都收在開明書店的二十五史補編裏。諸位只看隋書經籍志，就只可看出在史部中這八百十七部的書名。若參看章、姚兩人的書，則幾乎每一部書凡可考的都考了。但所化工夫雖大，所得成績並不大。要之，這些丟掉的書，已然無多可講了。我們也可如此說，大槪這些書在當時本是沒有甚大價値，所以不傳到今天。
我們上一堂講過，在裴松之的三國志注裏，還保留著當時史書一兩百種。雖然搜羅不完全，我們還可見此一兩百種書的大槪。又若再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這裏又收有很多零零碎碎的。總之是存者少，亡者多。但諸位應問：到後代，這許多書固已亡失了；在當時，即隋以前，或說從漢代起，特別是從東漢起，魏晉南北朝，怎會在這一段時間裹出有這許多史書？這許多史書出在當時，定有一種意義，以及其實際的作用與影響。否則東漢、魏晉南北朝這一段長時期裏的新的史學，怎會出生？又史學在當時究曾發生了什麼作用？有了什麼影響？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應該要研究的。
諸位要知道，「時代」與「學術」互相發生作用。為什麼這時代會產生這許多書，此是時代影響了學術。但這些書對這時代又發生了什麼影響，這是學術影響了時代。倘使我們再換說「東漢以後中國史學的發展」，或說「中國的新史學」，這不又是一個大的題目嗎？我們此刻在講史學名著，這許多書已經丟了，無法講；並且也不是名著，可不必講。但我們若是光講中國史學，或我們重換一題目講「中國史學史」，則這一段時期就是中國史學特別値得我們注意的時期。向上面講，上面還根本沒有獨立的史學；向下面講，諸位再看唐書藝文志，一路看下，才知這一時期的史學，還要高出於唐代。中國的史學怕只有兩個時代很盛，一便是這一期，再有一個時期便是宋。此下明、淸兩代也都不能比。
我們要講史學名著，當然先該懂得「史學」。要懂得史學在整個學術裏怎樣產生？史學的意義和作用何在？特別是史學和其他學問不同的在那裏？這些我們當然該知道。不能因為在這時期裏這些書現在大部分丟了，我們就可置而不論。古人都已作古，已死了，我們還講什麼歷史？漢代早已亡了，魏晉南北朝也都沒有了，但我們正是要在這裏邊作研究。
三
我們根據這一點，試來看一看大家知道的兩漢經學。從西漢到東漢，經學上很多博士講經學的書，諸位一查隋書經籍志，到今天，絕大部分亦都丟了。但我們不能說，經學在兩漢無任何意義，也沒有發生什麼作用與影響。我們要講中國古代學術在漢代發生了大作用、大影響的，當然莫過於經學。那時史學還沒興，子學是衰了，集部也還沒有。諸位試想，我們要講兩漢史，那能不讀兩漢書中的儒林傳乃及他們的經學？兩漢時代人講經學，可拿「通經致用」一句話作代表，便是要把經學在當時起作用。諸位只讀一部漢書和一部後漢書，便能在這裏仔細看出經學在當時所曾發生的實際作用與影響。這又是個大題目。此刻把我們的眼光從經學轉移到史學上來了。現在我們則在此講史學，那能說中國已往歷史可全不管，又說中國無史學，無供我們研究之價値。我們該好好回過頭來看從前，該要排出幾個大題目來講，不該零零碎碎都找全不相干的小題目。如我上面所講，兩漢經學究在當時發生了什麼作用與影響？此是歷史上一大問題，而且許多材料也都安放在那裏。諸位只要細心詳讀漢書和後漢書，一切事實，自可尋見。
讓我舉一粗淺的例。如我講太史公史記，特別講到他引用董仲舒的一番話來講孔子作春秋是怎麼一回事。我曾說：從來講春秋的，沒有比董仲舒這幾句話講得特別精采與扼要，而這幾句話卻並不見在董仲舒其他的書裏。我講太史公作史記，正就根據這幾句話。那麼太史公不也就是「通經致用」嗎？他通了春秋，便寫出了一部史記，這不是當時一個通經致用的實例嗎？這部史記，在隋書經籍志裏，便成了十三類史書中的第一類第一部，稱為中國之「正史」，這樣的通經致用，不是其用極大嗎？諸位此刻說經學沒用，但在太史公身上就發生了大用。
現在我再舉一例。我曾寫了一部劉向歆父子年譜，講到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他說：現在我們所稱的經學，並不能稱為漢學，乃是新朝王莽時代的新學，這許多經不是古人傳下，都由劉歆偽造，來幫助王莽篡位，所以稱之曰「新學偽經」。康有為這些話，全是瞎說。我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就在講明王莽篡位、變法，一切事都根據著當時的經義而產生，證據都在。漢書的下半部，從劉向生到劉歆、王莽之死，那一段時間裏漢朝人一切議論作為，都要根據經書。王莽代漢，也是根據經義而來。我在我的劉向歆父子年譜裏羅列證據極詳極備，這又是一個「通經致用」。用的對不對，則是另一事。
我今天只舉此兩例。若我們再要進一步來研究漢人的經學在漢代發生了什麼作用和影響，如太史公本春秋作史記，則影響在史學上；劉歆、王莽據經義禪代變法，則影響在政治上；此其犖犖大者。只要根據前、後漢書、從歷史事實上著眼，如是則經學始成為「活經學」。不要像淸儒般，他們儘說研究經學要根據漢人，而淸代兩百六十八年的所謂「漢學家」們，幾乎全在經書的訓詁、章句、校勘、輯逸等種種工作上著眼，把大半精力卻化在紙片上，逐字逐句，而他們所講的經學，則實在已殘闕中，由他們來搜索整理。他們自稱曰「鈎沉」、「稽古」，但他們所得只是一種紙片經學，也可說是一種「死經學」。單從經學裏來研究經學，並不能像從歷史時代上來研究經學的一般有效。他們並不曾注意到那時漢人是怎樣來使用這經學的。如舉董仲舒為例，他主張表彰五經，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在他的天人三策裏，對當時漢代政制發生了如何重大的作用和影響？在我所寫的秦漢史裏就對這層有切實的發揮。這才可說是在歷史上的活漢學，也可說是一種眞實的漢學。這也不僅是漢代人如此，即下至魏晉南北朝也還如此。經學在當時，雖不能和其在漢代時相比，也還有其活的眞實的使用。唐代亦然，宋代更甚。下至淸代，他們所研究的只是他們一套的經學，全不是漢代人的經學，也不是漢以下歷史上的一套活經學。
我們從這一點上，要知道，一切學術定要有它的「時代性」，要在它時代裏能發生作用影響，這種作用影響，一路傳下，便成了「歷史性」。時代性也即是歷史性。只是有一些不能傳下的，時代過了，這種學問也過了，則僅有時代性，而更無歷史性。必要待時代延續，我們才可稱之曰歷史性。古代的經學，並不是在漢代已亡了，漢以後還有經學的作用與影響；這就成為經學的一種歷史性。凡一切學術，都不能脫離了它的時代性與歷史性而成為一種學術的。眞個脫離了時代、脫離了歷史，便也並無此學術。如講孔子春秋或孔子論語，都有它的時代性，在當時已發生了作用和影響。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不是聽受了孔子這一套話而在當時便發生了大影響的嗎？而這套影響又能愈傳愈久，愈來愈大。到戰國、到兩漢、直到今天，孔子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最具歷史性的人物，而儒學就成為中國歷史上一種最具歷史性的學術。所謂經學，只是儒學中之一部分而已。
今天諸位做學問，多是受了「五四運動」以來的所謂新思想之影響，諸位才如此般來做學問。在我年輕時，我幸而並沒有受到這一套影響，所以也不曾為這一套影響所束縛。但到今天，這一套影響是快要過去了，不能再存在了；諸位還該照這樣的一套去做學問嗎？下邊將會做不出什麼成績來。我今天為諸位講史學，要從頭到尾，從歷史眼光講下，所以還要講周公，講孔子。我自信，我這一套話是可以存在的，不像五四運動當時那一套話，此時早都不存在了。然而我們也不能說它無作用，無影響。它還是有作用和影響，只是一種不好的作用和影響，不容得我們不反對。至於紙片上的學問，對當時的時代和此下的歷史無作用，無影響，則也不値得反對。
四
再換一個說法。我們看漢書藝文志，乃知中國古代學術有兩大分野，一是王官之學，一是百家之言。這我已講過，可是我對這些話，還要重重叠叠地再講。首先是淸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他在漢書藝文志裏找出此一分野；這是他一大發明。五四時代，胡適之寫了一篇文章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他說諸子之學並不從王官之學來。那麼又從那裏來的呢？他說這是時代要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這樣講。但在那時，本只有王官之學，則是千眞萬確的。如是則百家之言豈不是在王官之學裏產出麼？只不能像漢書藝文志那樣，說成儒家言出於這一個王官，道家言出於那一個王官，如此拘泥以求。而總之百家言是從王官學裏產生，這中間一個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就是孔子。孔子有一部春秋，那是六藝略中最後一部。孔子又有部論語，那是百家言中最早一部。到了漢人，小學讀論語，跑進大學讀五經，讀五經也照孔子的話去讀。五四時則要「打倒孔家店」。諸位若講哲學、講新思想，要自來一套，也未始不可。但諸位若講史學，研究漢代，便不該打倒漢代；研究宋代，便不該打倒宋代。漢、宋究是什麼一回事，要去研究它。那麼諸位便見中國學術到漢代是大變了。學術思想變，社會也變，政治也變。到東漢，中國的學術、思想、社會、政治又在變。變出下面三國、兩晉、南北朝。兩漢政府是一個統一的大政府，但後來變了。在那變的中間，就可從漢書藝文志變出隋書經籍志這一段中看出其消息。這裏面有「史」、有「集」，而漢書藝文志裏就沒有。這都是當時一種新學術。如何變來，我們已講過其中主要的一部分，如由於太史公之史記而變出「史學」來。
今天我們又要連帶講到中國那時的文學史，直從詩經、楚辭，變出漢人的辭賦；這在漢書藝文志裏有。它究是些什麼？又是如何變來？我們又不得不佩服章學誠講的話。他說：辭賦是從戰國遊士的「策」裏變來。這個詳細的演變，在我的秦漢史裏也講到。在漢代的辭賦，乃是出在宮廷侍從之臣，他們自己認為是接著詩經裏的雅、頌，在為政府作一種宣傳與頌揚。又有「樂府」，就如詩經裏的國風。漢儒講周天子在宮廷中采風問俗，經學家這樣講，漢武帝就也來采風問俗。當時各地的民歌民謠都采來宮廷，樂府也就成為漢代的一種王官之學。直到古詩十九首，它又脫離了樂府而自成一格，四言詩變成為五言，那就產生出後來的新文學，收在文選裏的這許多詩全來了。因此在後漢書裏，儒林傳外又增添了文苑傳。這在史記、漢書裹還沒有，但那時文章之士是已經有了。如從司馬相如到揚子雲，皆是辭賦家，但當時還沒有「文人」這一個觀點。「文學」獨立，要到東漢以後才開始。那麼才成為經、史、子、集之四部。可見文學也可說是從經學變來。這也是一個「通經致用」。
五
我講漢代的經學，在當時歷史上發生了這樣大的作用與影響。我此刻要講從漢書藝文志到隋書經籍志這中間的學術演進，是歷史上一件極大的事情，比漢光武、曹操這些政治人物，其影響或許還要大得多。這樣以後，中國的學問就變成了經、史、子、集四柱。以前的學問，只有上下兩層，上面是王官之學，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現在則變成了經、史、子、集四部了。當然，經學到魏晉南北朝時還有，史學也僅是魏晉南北朝時四柱中的一柱，不能同兩漢經學相比。
我如此講學術，等於如我們在南方所見的大榕樹，一根長出很多枝條，枝條落地再生根。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一個大的根，長出了六藝。就中春秋這一個枝條落到地，又生出史記。它再長出來又是一棵大樹，這就是我現在講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諸位看這大榕樹，新的長出來了，舊的還在那裏。在史學裏又長出很多枝條，我們便要慢慢兒講到那時史學中的十三類。文學也一樣，詩經著了地，長出漢代人的樂府。樂府慢慢兒長成一新條，如古詩十九首又是一新條，就變成了當時的新文學。又如從百家言中的莊老之學落地，生長出王充論衡，又另外成一樹。我們要懂得此種學術上的「落地生根」，又重新長出新生命來。
其實春秋也就是從尙書長出，這層我們已經講過。但這榕又落地重生根，現在又長出史記來。經學在這時期，實際上已長到極大，以後的經學再不能同漢代相比。所以漢代五經以後不再有別的經。同樣的例，有了史記、漢書以下的二十五史所謂「正史」的，此下也不會再有第二種正史。因此，四史之後不是沒有史，沒有正史，但這些正史也只是從大傳統裏生出的小枝小節。有此傳統，而更無大的創興。經學是最早一個大傳統，以後直到淸代，有很多講經學的書，然而經學則只是此經學，不再有大的創興了。史學從經學裏創出，可是有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後的二十五史，只是一個正史的大傳統，下面也並無另一種正史値得我們特別提出來再詳細講，因為它也沒有創興了。當然諸位學歷史，二十五史都該看，可是我講史學名著中的正史，則就講到此為止，下面的不再一一去講它。等於像經學，講了尙書、春秋，下面再無一部新尙書、新春秋來了。
至於今天以後的中國史學，該再來些什麼，此刻我們不曉得。不過我想總有一點是可知的。就如大榕樹般落地生根，卻不能在上面把它根切斷；根切斷了，生命已失，那裏又來新的？倘使諸位，也不一定就是諸位，今天以後，來一個大史學家，又來創造中國的新史學，寫出一部新史書，也一定仍從以往舊的歷史裏來。一定要先創有太史公，然後再能有班孟堅，再能有陳壽、范蔚宗。這責任眞是大，非有一個大了不得的人，怎麼再來一個太史公？但現在則定要再來一個太史公才行。班孟堅只是學太史公，太史公又向那裏學？太史公學的是春秋，使經學變成為史學，完全變了。
諸位說中國此下不會再有太史公，一切該要從外國史學裏學來。這也可以。但諸位一定先要深通外國史學，再從外國史學中來一個中國的新太史公，這卻更難了。諸位須要益精益詳地去讀西洋史，眞通了西洋史學，再來落地生根，卻不能「不學無術」；不經一番學，如何能來創？要創總要有一個「術」，術即是一條路，或說是一個方法。這條路與這個方法，還是要學。太史公的父親，他就百家言都通，所以有論六家要指。太史公跟他父親轉一下手，他從孔子春秋變成史記。
諸位聽我前面這些話，要了解中國的史學已經完成，有了正史，則這個大幹已經起來了。我們下邊不再詳細去講這個幹，下邊我們要從正史之外來另加注意。
六
隋書經籍志史部共十三類，正史之外還有十二類，這裏頭緖紛繁。能不能有人來寫一篇「從東漢到隋代的中國史學」呢？當然還有人應寫「從周公到司馬遷的中國史學」，再有人寫「隋代以下的中國史學」，慢慢兒拼成一部中國史學史。這種工作是必需的，而亦是很難的。先須你寫一段，我寫一段，將來有人合起來成為一部中國史學史。或者你寫一部中國史學史，我也寫一部中國史學史，有了八部十部，將來定會變出一部更好的史學史來。如講中國通史，我所寫的國史大綱也只是一部，可是也已幾十年了；須有人不斷來重寫，寫有十部八部，自會慢慢兒來一部像樣的。學問不是一手一足之烈，一個人不能獨自做學問。孔子也只是集大成，不是由他一人創出。司馬遷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創出了一部史記，他也遠有所承。那麼我們今天能不能把隋書經籍志裏的這許多史書，來講一個「從東漢到隋代的中國史學」呢？像章宗源、姚振宗，逐部書講，僅是一種材料之學，不是我們此刻所要求的。但諸位要發憤做這工作，便得去看他們的書。而他們兩人的書，也僅是給你做參考。
我們能不能把隋書經籍志裏這八百十七部史書，學太史公史記來製成一張表，也照經籍志所分十三類，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般，連同周天子，共分十三行。每一類的書都根據年代排下，第一類有史記，要隔了多少年才有漢書，又隔了多少年才來後漢書。照這樣，把當時史學十三類各分時代先後做一表。從此表裏，我們就可看它一個大的演變，一個演變的大槪。再把東漢到隋一切的歷史事情配上去。這工作很繁重，是一個不容易做的工作，但也是個大工作。
這是一個史學新興時代，將來除掉兩宋以外，其他時期沒有像這時代般的史學之盛。這一段的史學，對當時社會起了什麼作用與影響？當時的時代又怎麼會產生出這樣十三類的史學來？這不是一個空理論，這是現實事情。像蘋果落地是一現實事情，慢慢兒從此講出一個地心吸力來。諸位要講科學精神，主要當從具體事實講。但只講材料，便又不是科學。科學是從許多材料起，下面講出一套科學來。如講生物學，達爾文儘舉許多實例，而後講出一個生物進化，那才成其為科學。人文學也如此。我上面說過「由博而約」，一件件零碎事情歸納起來，而後可得一結論。諸位做學問，都要懂得這道理。
七
現在我把隋書經籍志裏的十三類題目寫在下邊：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共十三類。諸位要訓練自己讀書方法，讀漢書藝文志，不能只看一堆書目，要看如章實齋如何樣講漢書藝文志，才知在這一堆材料背後有一套了不起的意義。這十三類中，每一類裏都講其來歷。當然我們還有很多要補充。如：
第一類「正史」。從司馬遷史記講起。司馬遷史記怎麼來，我上面已同諸位講了個大槪。
第二類「古史」。乃是學古代史書而寫的。司馬遷史記是創了一個新，而大部分所謂古史則只是跟著春秋來，用編年體，沒有換新花樣。
第三類「雜史」。有一部分是跟著尙書來，一件一件事抄下，就等於一種「史鈔」。但諸位要知，任何一部史書大體都是抄來的，太史公史記不也是抄來的麼？只是抄，而沒有一個大系統，零零碎碎的，這就叫「雜史」，如戰國策就屬於雜史。
第四類「霸史」。中國自東漢以後又分裂了，有許多地方史不算是正式的國史，那就叫霸史，如華陽國志是。
今不論正史、古史、雜史、霸史，都還在一個大系統裏面，從古代已先有。下面再興起了許多後來的。如：
「起居注」。這也是很古便有，一路傳下，直到淸代。注的是皇帝的起居，為將來寫歷史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材料。
「舊事」。就是許多歷史故事，包括極博，朝廷政令亦在內。
「職官」。從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下有職官志。
「儀注」。是朝廷種種禮儀制度。
「刑法」。上自漢，中經兩晉，刑法演變直至隋唐一路下來，都可在此類中探究。
此上從起居注到刑法這幾類，大體都是政府檔案，專在政治方面。此下：
「雜傳」。這一類分量極多，共有二百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在全部史籍所收八百十七部中，此類就佔了四分之一。史記本來是紀傳體，此下在史學中人物傳記特別多，可說皆是史記影響。
「地理」。分量也多，差不多各地域各有書，零零碎碎，凡得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只比雜傳是少了，在整個十三類中占了第二位。
可知十三類中重要的，一是人物傳記，其次便是地理記載。如有名的洛陽伽藍記，只記洛陽一地之寺廟，而連帶述及洛陽之宮殿街道等種種。此兩類可說是十三類中特別値得我們注意的。兩類加起來，幾乎佔了十三類中之一半。
「譜系」。此是姓氏之學。東漢以後中國社會興起了士族大門第，直到唐代，譜系之學應時而起。
「簿錄」。從漢書藝文志到隋書經籍志，中間還有很多像此之類的書目，盡在這一類。此當從劉向歆七略開始，而隋書經籍志以後，此類亦不斷有迭起。
今再說此十三類中如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五類，古代有，後代也有，一路到淸代。可是「雜傳」一類，唐以後不再佔這樣大的地位了。五四時期有人說，中國人不講究傳記文學。此又是信口開河。太史公史記以下各代正史，不都是傳記嗎？此姑不論。如看隋書經籍志，一個人的傳記寫成一本書的儘不少，雜傳一類就多至兩百幾十種。有一人寫一書的，有一家寫一書的，也有很多人寫在一起的。我們今要問，在那時為什麼這樣看重人物，乃至家庭的傳記？如裴松之就寫了一部裴氏家傳，庄家、謝家的更多了。而「地理」一類亦更可注意，不論什麼地方，一山、一水、風土文物、一寺、一墓，無所不有。此下的「地方志書」與「家譜」，正可說都從東漢以下開始了。
諸位今且根據隋書經籍志，再往下看，如唐書、如明史，直看到四庫提要；下面的中國史學怎麼樣在變？還有新花樣沒有？還是只照這些舊類別？而舊類別裏為何這一時代特別重在這兩部分？如我們來寫「東漢到隋的雜傳」或「東漢到隋的地理書」，這也可算是大題目大文章。從這些再綜合出東漢以後到隋這一段時期中國的史學，光是書籍就有八百十七部，年代就經歷了四五百年，要在這裏講出一個大體來。如章宗源、姚振宗化一輩子工夫來研究，實也只重在材料上，沒有深入發見其中的意義。從章實齋以後，又有好多人專來研究漢書藝文志，但也沒有更好見解，能超越章氏之上。我們該在材料上更深進研究其意義，工夫不專用在考據上，而更要在見解上。
我們又說，從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章懷太子的後漢書注，引到當時很多書，當時的書為此而保留下來的不少。淸代又有一部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史學的也在裏面。如我們要找裴松之，他寫有多少文章，今天所找得到的，即都在嚴可均這書裏。淸代人做學問，也不能說他們沒有下工夫，但他們究竟只看重在材料之學，給我們很多方便。今天我們即講材料之學，和淸人相比，已差得太遠。因他們都是一輩子用工夫，而他們的社會也比今天安定。如淸政府來編一部全唐文，把唐代一代文章都收進去。而嚴可均私人也來一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把私人精力來和政府集體工作抗衡，那也就大可佩服了。
但我們今天做學問，究該比淸代人更進一步纔是。該從材料搜集之上，更深進到見解眼光方面。只是所謂見解與眼光，仍該讀書，從材料中來。不能架空發論，又不應該只用心小處。該能有大題目，在大處用心。將來的中國史學，勢必另有新趨，無法一一學步古人。但至少有兩項斷不能與古人相異：
一、是多讀書。二、是能從大處用心。
我此講首先提到「由博返約」，「博」便要多讀書。多讀書後，能從大處歸納會通，這就是「約」了。若如我們今天般，儘在小處，零碎尋一些材料，排比湊合，既失其大，又不能通。已無法追步淸代，更何論為後代開新。史學更是一種應該博深多通的學問，我們應該自知自己的缺點與短處。若只就自己現實，反來多方譏評古人，那就更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