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仔字元任，尝辑诗话，所谓苕溪渔隐者是也。其为孔子编年，乃奉其父舜陟汝明之命。舜陆序其书在绍兴八年，有曰：
孔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者，杂出于《春秋》三传、《礼记》、《家语》与夫司马迁《世家》，而又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足以证诸家之是非。予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为《编年》。
《四库提要》论其书则曰：
自周秦之间，谶纬杂书，一切诡异神怪之说，率托诸孔子，大抵诞谩不足信。仔独依据经传，考寻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而附以他书，其采摭颇为审慎。惟不免时有牵合，尤失于穿凿。然由宋以后，纂集圣迹者，其书众多，亦猥杂日甚。仔所论次犹为近古，故录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
余读其书，采摭颇广，而考订则疏。其所引皆不举其出处，厥为一大疏失。先秦古籍，其可信与不可信，往往相差甚远。睹其书名，即可逆揣其可信之程度。胡氏书既将所引书名全略去，又有所引异书而缀之同条之下，其为牵合穿凿尤甚。并仅有编次，不加考订，更见其疏。盖自《史记 孔子世家》以下撰写孔子传者，惟此为第一部。自朱子出而学术界考订之功遂日臻精密。胡氏书在朱子前，可见滥觞所自，固不得以后人著述体例相绳也。
又其书虽以《论语》为主，而编入《论语》诸章亦备见疏失。举其易见者：如《论语 八佾》篇子入太庙章，胡氏书编入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孔子之始入鲁太庙，决当在此以前，并当在年少时，故或人讥之曰鄹人之子。若在孔子五十一岁之年，已在鲁为显仕，或人固不当以鄹人之子讥之。此则细诵《论语》原文而可知其非矣。
又如《论语 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胡氏书编入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年六十九。今按本章当编次于孔子五十岁前初期讲学时，则情辞宛符。今编次于孔子晚年后期讲学之时，则显与《论语》本章原文不合。孔子之问四子，曰：“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知其时四子皆未获用于时。及孔子仕鲁，行乎季孙，子路已为季氏宰。及孔子晚年反鲁，冉有亦已为季氏宰，方大见任用。孔子何为在其后又有如或知尔之问？子路冉有之对，核之在鲁哀公十二年时两人之仕历与地位，遥为不称，此亦细诵《论语》原文而可知其非者。
又如《论语 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胡氏书编入鲁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此可谓大背情实。此时孔子尚未出仕，子路、冉有方从学于孔子门下，无由先与季氏有缘。何为季氏将伐颛臾，而两人为之先容于孔子。且季路、冉有两人相差二十年，故四子言志，子路序列在冉有之前，而此章冉有转列子路前。又孔子独责冉有，曰：“求！无乃尔是过与？”下文亦冉有独答，可见此事应由冉有负责。若以移列孔子晚年归鲁，冉有为季氏宰，见信用事，而子路亦同时仕于季氏，则情事适切矣。
又如《论语 子张》篇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及叔孙武叔毁仲尼两章，胡氏书皆以编入鲁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时孔子始出仕，尚未显用，叔孙何为遽公然毁之于朝？抑且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孔子五十一岁时为鲁司寇，子贡方年二十，今年尚仅十九岁，疑尚未从学于孔子。而叔孙之言曰：“子贡贤于仲尼”，可知此章当在孔子晚年，子贡见用于鲁，于外交上屡著绩效，声誉方隆，故叔孙疑其贤于孔子也。
以上皆引用《论语》原文，未经细考，而可显见其误者。亦有引用他书，不旁参之《论语》而误者。如季康子召冉求，胡氏书编入鲁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然《论语 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章，是冉有乃从孔子自陈反卫，必无自陈反鲁之事。冉有之归鲁，当在反卫之后，不在季桓子甫卒之岁。据《论语》而《史记》之误自显。胡氏父子知诸家书记孔子行事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而又不本《论语》以证诸家之是非，何耶？
又如孔子与于蜡宾，言偃在侧，胡氏书列此于鲁定公十一年孔子年五十三。其年其事，胡氏本之《孔子家语》及《小戴记》之《礼运》篇。然考《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孔子五十三岁时子游年仅八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其时尚未从游。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游年亦仅十六，决不遽以文学称。孔子反鲁，子游年二十三，其从游应在孔子反鲁之后。《论语 先进》篇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章，下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则断非孔子当时之语。若记孔子当时语，则十哲应称名，不称字。即此可证四科十哲乃《论语》编者所附记。子游决不在相从陈蔡之列，更何从侍孔子为司寇时与于蜡之祭乎？至言大同小康，所关何等重大，既不见于《论语》，则《礼运》篇亦属可疑，此不详论。
又如《左氏传》鲁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一长篇，下附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胡氏书引以编入孔子二十二岁时。《论语 颜渊》篇颜渊问仁章，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明是孔子自己语，非称引前人语。孔子以仁为教，乃孔子之最大教义，亦由孔子最先主张。仁礼并举，《论语》屡见，若克己复礼为仁一语乃孔子称引前人语，孔子为何抹去此前人名字不提？又孔子自所发明之重要主张又何在？王应麟《困学纪闻》据《论语》疑《左传》是也。胡氏书引《左传》此条，则何以解《论语》？此乃有关考论孔子学术思想之最大要端，较之何事在何年之编排，其重要性超出远甚，而胡氏不能辨，则其书他处之不能获得孔子生平言行之要领亦可知矣。
胡舜陟序列举《春秋》三传、《礼记》、《家语》及司马迁《世家》，独不及《孟子》。《孟子》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其去孔子为时不远，又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故孟子述及孔子，其重要性应尤在《左传》诸书之上。胡氏书殆因《孟子》书中语若无关于其逐事编年之具体需要，遂忽弃不加注意，是亦一大缺失。
《孟子 万章》篇有曰：“孔子之仕也，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又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此两条发挥孔子进退出处行止之义，大可阐发。胡氏书有称引，无考订，无阐发，此为其书缺失所在。据《孟子》语，孔子在齐未仕，又其去也速，则断无久淹在齐达于七年之久之事。胡氏书编列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至齐，鲁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年四十一去齐反鲁，前后共七年，其误显然。
孟子语最费研讨者，为“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一语。胡舜陟序谓：“孔子去鲁凡十三年，适卫者五，适陈、适蔡者再，适曹、适宋、适郑、适叶、适楚者一，而复自卫反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而实为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一语所误。实则孟子语当通读其上下文，乃指孔子之出仕而言。其先在卫当逾四年，而受禄出仕则不足三年。其在陈亦逾三年，其受禄出仕亦当不足三年。及其再反卫亦滞留逾四年，其受禄而仕果亦不出三年与否，今已不可详定。岂其于卫孝公仅公养之仕，虽亦受禄，与灵公时际可之仕不同，故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语，独于其仕卫孝公不严格绳之乎！至于适叶、适楚乃属一事，而胡氏书亦分别编年，其误更不必辨。
要之，胡氏书仅知称引，逐年编列，无考订，无阐发，牵合穿凿，一若全成定论，使读其书者全不见有问题曲折之所在，此其所以采摭虽勤，纵若审慎，果以后起之著述绳之，终为相差犹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