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
一
自恩师陈寅恪先生，于去年十一月初，归道山后，好多朋友知道我在清华曾跟陈先生念过几年书，都说要我快点写些文章，来纪念他。俞大维先生也曾将他的大作《怀念陈寅恪先生》的单行本，赐寄给我。文末有一句话：“深盼……在清华研究院、香港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这对我确也有很大的鼓励。《清华校友通讯》的主编赵赓飏先生，二次来信，更说要我也写点关于陈先生学术思想的纪念文章，可是都因为我近来的工作，过于繁忙，难有写文的时间。而且一想到二十一年前在广州向陈师辞别的情况，更感到心如刀割，非常难过。总希望能得一个适当的机会，先将陈师的学术思想，静静地思考一番，再来下笔。
可是我的环境，总是难得安静，而陈师的学问，精深博大，要在短短的纪念文里表达出来，的确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纪念的文字，又不能再拖，所以现在也就只好先写点关于回忆陈师的文字。至于关于陈师的学术思想方面，虽然我也曾叫我所指导的在港大和珠海二校的研究生，先行搜集陈师的专著和论文以至序跋一类的短文，门人李光尧牧师也已写了一篇《故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的著作目录》，但对陈师学术思想系统性的报告专文，还是无法即为撰作。这是要请俞、赵二先生和其他关心的友好，多多原谅的。
二
首先想讲述的，就是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有过对陈师最过意不去的一事，又是最当感谢的一事。当一九三〇年的夏天，我快要毕业的前二月，一天的下午，大约一点多钟的时分，我到北平姚家胡同，去拜谒陈师，对看门的说明是陈师约我来的。门房带我到了客厅，陈师母出来，问我看陈先生有什么事。我说：我是清华的学生，因为做了一篇讲“客家源流”的论文，曾请先生指正，先生约我可在今天来取。陈师母说：
“陈先生正好午睡。好吧，请你稍为坐坐，等陈先生休息好了，我代你讲去。”
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陈师忽然从客厅旁边的卧房出来，要同我讲话。陈师母看了很不高兴，就对陈师说：“你是要午睡的，怎么忽然又起来呢？”
陈师说：“我在床上还没有睡着，听了说话，知道罗先生来了。他不知道我要午睡，又是难得来的，所以我起来了。”
陈师母说：“午睡就是午睡，睡不着也要休息。”
我看见陈师给师母责备了，觉得我这次冒昧，实在无可饶恕。便对陈师和师母说：“对不起，容我告辞吧。”陈师反而温和地说：
“坐一坐吧，论文我看过了，很好。现在我到房里去拿了给你。”
我拿回了论文，就告辞回校。看看论文里面，陈师批了的字。在第二章他批了一句：“家谱内，多有材料，须再查考。”在结论里，我提到孙中山先生的上代是出自客家的系统，而孙先生母亲杨太夫人，却是讲香山话的。孙先生兼有父系的刻苦耐劳，和母系的雍容大雅的感染，这与他个性的构成，实在有很大的关系。下面就提到陈师的家系，略说陈师的父系是出自义宁的客家系统，母系则出自浙江有名的俞家，这与陈师个性的构成，自然也有相当的关系。这些话，背后本来牵涉很广，我那篇论文的结论，自然还是过于简略。我即翻看那页的上头。果然陈师特别地批道：
“孙先生开国伟人，自宜表白；寅恪何得与比，万请删去。”
这使我更是感到惶恐。我这次的拜谒陈师，因为不知老师有午睡的习惯，竟使老师在学生面前为师母出于深爱的责备，我这不知趣的学生，真是罪该万死。
陈师在我论文上的批语，给我以很大的启示：就是族谱里有很多的材料，可为做历史研究的取证。我从此即发信向广东各前辈和友好征求与客家历史有关的族谱。后来进入清华研究院，虽然以“百越源流与文化”为研究的专题，但课外的特别工作，就是搜集与客家有关的资料，尤其是闽粤赣客家各姓的族谱。到了第二年，并以获得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派遣，曾亲至广东的东北江，对客语通行的地方，做了半年实地的考察，准备先写一部《客家史料汇篇》。当时曾将大纲寄呈陈师，并请陈师赐给序文。陈师看了大纲，便复示道：
“甚妥，‘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想必极有精彩，急欲一读也。各案件想皆能一一注明年月出处，以便复检。弟若无心得，则不敢序尊作，若有一得，亦拟写出求教。……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二年）。”
这可知陈师对我研究族谱的鼓励了。接着我更进而研究中国谱牒学的整体。后来我在港大中文系所发表的就任讲座教授的演讲，也是以“中国族谱研究”为题目，这怎能叫我不感谢陈师呢。
三
陈师的籍贯，是江西义宁县，即前清义宁州的修水县。他的上代是从福建的上杭（汀州所属）迁去的，本属客家系统。义宁的客家人，多数是在清初从福建的汀州和广东的嘉应州迁去的。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陈师曾对我说：这些从闽粤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甚至阻挡客家学子入场应考，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另设“怀远籍”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陈师一家，自他高祖胜远公，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
陈师一家，正因为是客家系统，而客家又是保持中原文化特别浓厚的民族，所以初期很少和义宁的本地人通婚，除了和义宁的别姓客家人相通婚外，甚至常常和汀州及嘉应州的别姓人通婚。陈师的祖父曾任湖南巡抚的右铭先生（宝箴），和嘉应州本州（今梅县）的黄公度先生（遵宪），极其友好。这固然是由于同抱经世维新思想，然与这义宁陈族和嘉应州本州的黄族，上代本有亲戚的旧谊，也不无多少的关系。这也是陈师因我研究客家语言和历史，所以特别对我说的。黄公度先生的幼子黄季伟先生，于民国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当我回到梅县视察时，曾将右铭先生与伯严先生寄给公度先生亲笔的书信和诗笺，送给我几页。从这些文件，正可看出当日的局势和陈师一家与黄公度先生的关系。其中如右铭先生的三封短信说：
公度仁兄大人阁下：昨晚得总署电，不划作租界一节，英使竟即允行，颇出意外，非灼见不及此。惟昨电询借款事，除湘埠外，尚有何事？须得复再为商复也。敬颂新祺。总署电钞呈。愚弟期陈宝箴顿首。初五日。
昨晚得谭复生一电，呈览。法若已据琼州，各国恐将继起，沿海屯兵，各口皆非吾有，如困长围中矣。樵老处想冗不及回电，且有难言者。盍由尊处电询其世兄，稍悉近状，朝议，何如？
公度仁兄大人鉴。弟箴顿首。十二日。
来函敬悉：法人又复来索，必又哑忍秘授。瓜分之局定矣，尚何言哉。我辈当此，既无可为，偷生何益。承念，但不能不感耳。盛电已复，以借款不敢妄议开导，当随督帅筹办矣。
公度仁兄鉴。箴顿首。二十七日。
又如伯严先生寄给公度先生的诗，说：
黄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天荒地变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万里书疑随雁鹜，几年梦欲饱蛟鼍。孤吟自媚空阶夜，残泪犹翻大海波。谁信钟声隔人境，还分新月到岩阿。三立。此为夏间得第一次寄书所偶题，聊附录之。
黄公度先生本来想撰著《客话献录》一书，因为奔走国事，没有做成。季伟先生因我于一九三三年曾出版所著《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曾受公度先生的影响，所以特别要将那与他父亲有关的珍贵文件，送一点给我纪念。但我所受公度先生的影响，乃是撰书的远因，而陈师对我所作《客家源流考》一论文所加的批语，乃是近因。因为《客家研究导论》乃是自《客家源流考》所扩充而成的，而《客家源流考》则是曾经陈师批阅，而指示修改的。
四
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记得我和朱延丰、钟道铭等初进研究院的第一年，不知怎的，朱延丰兄忽然爱上了北平女子篮球队里白白胖胖的某女士，似乎打得很热，但他不肯将她介绍给同学认识，我们几个书呆子都不免自感落伍。不过延丰兄本来也不是善交际的，果然，没有半年，就告吹了。有两个星期他没有上课，又不在宿舍里住宿。有人说他回江苏原乡去了，有人说他可能失意后有什么自杀的危险。陈师听了非常着急，特地叫我往各处去找。我和有关的同学商量了几次，又到北平找了一次，总是没有头绪。正苦没法对陈师交卷的时候，延丰兄自己回学校来了。我对他说：你优哉游哉地过了两个星期，但陈师可急坏了呢。延丰兄老不说话，后来还是我说：听说胡适之先生进行一种翻译计划，我们可求陈师介绍，做点翻译，来寄托寄托。我和他同去见了陈师，我说明延丰想兼做翻译的工作。陈师非常高兴，就写信向胡先生推荐。胡先生自然也很客气，他回信说：
寅恪先生：谢谢你的信。……朱延丰先生愿译历史书，极所欢迎。他愿译哪一个时代的历史书？有什么Preference没有？Shotwell前告诉我，勿译“文学的历史”，当译学者的历史；他举Breasted：Ancient Times为例。我当时因此书是中学（High School）用书，不甚以为然。近日读其书，始知此书确是极好的书，最能代表最新的考古成绩，而文字尤可读。一九二七有修正放大本（已成为名著）。我想寻一可靠的人译此书，文字务求通畅明白，使此书成为西洋史的人人必读的门径书。你看朱君能胜任此事吗？乞酌复。谢刚主说：你说孙行者的故事见于大藏，我很盼望你能告诉我。匆匆祝双安。降魔变文已裱好，甚盼你能写一跋。适。二十、五、三。
这封回信，陈师就交了给我，要我和延丰商量。可是没有几天，就因我接到家电，说我父亲病势转剧，要我赶快回去。我即匆匆地请假回粤。延丰兄有没有照胡先生的意思翻译，我不很清楚。可能不久延丰即找到了最为美满的对象，就是后来和他结婚的太太，自然也无须拿翻译做寄托了。
我父亲是在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在兴宁去世的。那时我还是在由上海搭船返汕头的途中，赶到家里，始知我父亲已去世七日了。母亲领我到灵柩前遵礼成服，我深悔没有提早回来。即为撰印哀启，分寄本邑的族戚和外县的师友。陈师接到了讣告，即亲自撰写挽联一对，寄来兴宁。那挽联说：
惜公抱经世才而未竟其用，
有子治专门学能不负所期。
这对我自然也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的作用。
五
陈师自民国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五月起，在清华大学讲学，最先专在国学研究院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指导学科的范围，有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接着在大学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讲授“唐代西北史料”，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高僧传研究”，与“佛经翻译文学”，及“文学专家研究”，以至“蒙古源流研究”等，每种课程均以新的资料印证旧闻，或于习见史籍发现新的理解。凡西洋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有新发现的，亦必逐类引证。因为引用外文的专籍特多，所以学生每不易笔记；但又因其每讲都有新的阐发，所以学生也津津有味。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挟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而其风度和声音笑貌，也最为学生所神往。
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学生们每要求他以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师又谓：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但同学们多数也不敢采取这种办法，因为如果所提出的问题，被人认为是不聪明的问题时，面子上也很难看。
陈师对历史研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陈师又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这句话含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昔年和我讨论陈师的名言，他说这句话给他印象很深、影响很大。
陈师喜欢将几种基本的书，以平日阅览时的意见，或发现其中有新的问题时，则写在每页的书头。因为讲授晋南北朝史，自然对于正史如《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与《南史》《北史》等，及《资治通鉴》与《三国会要》等，都必尽力研求，然于《世说新语》，及慧皎的《高僧传》与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亦极为爱好。尤其对《世说新语》，在书头上写了的札记，和所记别书与它有的事项最多。他本来想将它写成为《世说新语笺注》，后因抗战初期，清华大学辗转迁往昆明，他将藏书运往香港，再由海道经越南运入昆明，这曾经批注的《世说新语》原书多册，竟在途中失去，这使陈师曾发生很大的伤感。
六
不过陈师在清华所授的课程，到底还是以属于与唐代文史有关的专题为较多。就是“文学专家研究”，也多讲元白诗里的史证。早期的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的历史系与中国文学系和民国十九年以后的研究院，各同学跟陈师研究的，也是以唐代文史以至隋唐的塞外与西北的交通等为选择专题范围的为较多。陈师写定印行的专书，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元白诗笺证稿》等，自然也是以隋唐为范围的。
陈师自开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学时，即曾提及李唐皇室的姓氏与李虎一家在北魏、西魏与北周的关系等问题，最初以为李唐皇室的上代或与北魏的李初古拔有关，继之则以为李唐皇室上代或出自赵郡李氏，而非出自陇西李氏。这与朱逖先先生（希祖）始终都以李唐皇室父系为出自陇西李氏者，意见不无出入。双方曾发表论文数篇，在学术上均有重大的启发和价值。二位大师虽然对这问题的结论不同，但私交却始终很好。
我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始离别清华和燕京二大学的研究院，接受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的聘约，担任校长室的秘书和广东通志馆的纂修。接着朱逖先师也应聘为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的主任，要我兼任研究所的编辑。我曾特别禀报陈师，说明所以暂离北平的原因。陈师得信后，于一九三三年的元旦，回信给我，内说：
……近日时局如此，华北前途，尚难预测。兄暂还珂里，网罗搜集乡邦文献，实为上策。逖先先生晤时乞代致意。《曹溪通志》，如有便，祈见寄一部，若费力费钱，则可不必也。……
可见陈师始终是关怀学生的工作和就业情况的。第二年朱师以改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史学系主任，约我也到南京去任教，自是我就在中央大学讲授《隋唐五代史》等课程。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和朱师的女公子结婚，九月更兼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自然我讲授各种课程，也特别对学生说明是要参证陈师所发表的许多论文的。一九三六年八月，我因改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复返中山大学兼授“隋唐五代史”等课。后来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为日军袭占，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改聘我为专任教授，除增授史学方法外，仍是着重隋唐五代史。二十九年即一九四〇年，中山大学自云南迁回粤北，我于途经桂林时，曾依照陈师所讲须注意新资料的启示，曾于桂林西山，发现唐高宗时代的摩崖佛像。返到粤北，又以友人出任紫金县长的关系，因之而发现孙中山先生的上代族谱，乃撰作《“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接着更应命至重庆服务，兼在中央政治学校讲授“中国民族史”。这时适追随在重庆的史学界各前辈，组织中国史学会，曾通过与胜利出版社合作，将中国历代最重要的人物，各撰作专传一册，自孔子至孙中山先生，凡列二十余人。其中有《唐太宗传》一种，众议推请陈师撰作。时陈师适以香港为日军袭占，经自港密回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乃由出版社的社长潘公展先生，致函陈师，约请撰作。不料陈师得信，反而指名叫我撰作。其回信略说：
公展先生大鉴：奉胜一五三八号手教，惶悚之至。民族先贤故事集丛刊中，自不可阙《唐太宗》一种。弟虽在学校讲授唐史有年，而专攻此门者，人数本不甚多。……就前从受学诸友中，现在尚知其仍从事著述，可以信任者，似唯有罗香林君一人。罗君任职重庆，先生就近与之接洽，必有效果。罗君十年来，著述颇多，斐然可观，自不用旧日教师从旁饶舌，以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也。如先生以鄙意为然，则除与罗君接洽外，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屡承惠示，卒无以仰副盛意，衷心惭惧，无可比喻，尚希特别鉴原，是幸。……陈寅恪拜复。六月十二。
公展先生根据陈师的回信，硬要我担任。不多久，陈师以迁在粤北的中山大学，坚约他前往演讲。乃由桂林，搭火车，经衡阳，至坪石，住了几日。据说于演讲时曾提及推荐我撰作《唐太宗传》的近事，末说：
“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照岳丈的说法呢？”
说完了便哈哈大笑。这是后来中山大学的老同事告诉我的。可惜这本书，我答应了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写成。虽说我对唐史，也曾写过一些论文和别的有关的专书，但对陈师指名叫我撰作的，却没有在陈师生前交卷，这是何等可悲的呢！
七
民国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春，英国牛津大学礼聘陈师为中国学术的讲座教授，陈师乃特至香港，候轮赴任。不巧，恰逢国际局势转变，苏联加入英美阵线，以对抗德国，日本因与德意结为轴心同盟，终以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一时没有赴欧的轮船。陈师留居香港，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历史。至八月四日，以系主任许地山教授，不幸逝世，大学当局乃请陈师继为主任。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亦为日军袭占，大学被迫停顿，陈师乃秘密离去。陈师在港，虽时间不长，然在学术研究上所遗的影响，也甚巨大。这是我自一九五一年亦入港大任教后，文学院的老秘书吴仲舆先生常常向我提述的。
对日抗战胜利后，陈师以目疾，曾一度赴英就医，但没有痊愈。陈师旋复回清华任教，至一九四八年北平危急，中央特派人乘飞机接陈师南下。旋即接受广州岭南大学聘为特任教授，住在唐乐村的九家村。一九四九年三月，以岭南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沧萍先生去世，我前往吊丧，看了陈师送去的挽联说道：
短梦兴亡，珠海魂归迷故国，
高楼风雨，玉溪春尽感斯文。
这虽是对李先生说的，然隐隐中即含自伤的意味。我曾特至九家村请教，看见陈师，虽然安详如旧，然目力衰退，于光线极强的地方，始能看出那大如指头的文字。若文字稍小，或光线稍暗，便不能看见。我深恐陈师不幸失明，则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不幸，心里非常难过。
陈师对国家与文化的看法，实是合为一体。因各人对此文化感受和发扬的程量有异，故遇激刺而生的反应，其表现的强度或情况，亦各人有异。这在其所作《王静安先生挽词》的短序，已有明切的启示，短序里对文化的解释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这虽是陈师对王静安先生说的，然亦可以说明这个剧变的时代我们苦痛的由来。
我在一九四九年的端午，曾再去九家村拜见陈师。
我说：可能很快我就要搬家，那此后就“天荒荒，野茫茫”，不知何时何地始能再见老师了。我说罢，就潸然泪下。忍痛别了陈师，回到家中，就决意迁居。到了八月底，便将全家，迁居香港。这二十一年来，我之所以能由最初任教于几家流亡的专上学校，以至任教香港大学，由讲授中国历史以传扬中国文化，终至接任中文系的讲座教授，都是受陈师的启示而振奋而展开的。
但我自到了香港，即以顾虑陈师的处境，从没有和他通讯。一九五三年，港大增设东方文化研究院，我与同事刘百闵先生，曾商请中文系主任兼该院院长林仰山教授，设法聘请陈师来港。但那时该院的经费是美国救济中国知识分子委员会自动拨助的，限定须在登记的学者始能延聘。过了两年，该院经费改由哈佛燕京学社补助，那时虽已没有如上的限制，但在内地的学者已无法申请出境了。所以林教授始终没有将我和刘先生的建议实现。到了我兼该院院长的时候，那就更是机会已过，无能为力了。现在闻知陈师真的已归道山，那我又怎能不格外悲伤呢！
一九六三年正月，我曾将为着纪念港大五十周年而写的《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一书，寄给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教授（P.Demievill），他看了书里有一幅一九四九年夏陈师与师母在九家村的摄影，在回信里曾特别地说：
在你有关香港的一本书中，有陈寅恪的照片，我看到时，感情激动。我虽未曾见过他，但我相信他是仍生在世最伟大的中国学者。他看来瘦削，也许是工作过劳的缘故吧。……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巴黎。
戴密微教授，你可知道这位你所信为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现在已由瘦削而终至去世了呢。你是研究佛教文学和六朝诗的权威，这和陈先生的学问也很多牵涉，请你也做一篇纪念陈先生的文章好吗？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四日于香港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