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示《原外王篇》，似有见于兼，无见于独。独谓分子，犹云个人。兼谓集体，旧云团体。 此意自有是处，而不尽然。吾兄学综道墨，今已高龄，闭门守静。弟本不欲多言，而又不得无言。道墨二家同不悟社会发展，人祇知道家欲返于太古之朴，其实，墨子之天志、明鬼、非乐、自苦等等思想，则主张后退，与老氏不异也。余向者以墨子有科学思想，不欲非之，然墨子究非哲学之才。 而拚命反对孔子。二家之言盈天下，势力远超过于儒家。自西周王道溃而春秋霸业兴，春秋之季，霸业又溃，民不聊生，孔子欲救之不得，晚年始悟统治阶层不可不毁去，庶民之潜力不可不唤起。其有教无类之宏愿，致有三千之众集于门下，非偶然也。惜平道墨及诸子一致反儒，六经之道郁而不明。卫鞅霸图遂见信任于秦孝，韩非之说又为吕政所采用，于是暴力崛起，中夏自此衰替而不进者二千余年。此余少时读史所深痛也，今不欲作蔓谈。贱年已过七十，实不能求新知，惟深玩六经而有志乎天下为公之道。吾坚信社会发展不容停滞，坚信人类必破黑闇而启光明。孔子之言社会，戒孤而尚比，孤者，人各独立，不相联系，生养各自营，无有合作，老子所慕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是也。孔子《大易》《比卦》明万物互相比辅而生，伊川《易传》得其旨。 化私而为公，《周官经》之制度，处处是要易散为群，化私为公，惜乎从来学人不求解。此种制度非推倒皇帝不能实行，从枝节处袭取则无不败者。荆公亦不悟及此。 此其为万世制法之旨，至今乃可了然耳。来函谓《周官》之制未免设防而用察，民之由都市移郊外，或由郊外人居都市，皆由原住地方以书，证明其无罪行，即此一端可见其多防而密察，必非圣人之书也。兄之论如此，弟窃以为过矣。夫以一切旷废为宽大，听庶民之自生自死，自好自坏，一切无所领导，无所制约，此汉以来所为积弱久衰而不可振也。《周官》之制积极领导庶民，自生产事来，以至一切政务，经纬万端，包络天地。学校之教，道与艺并重；社会之化，礼乐与读法并重。其用心之深而详，规划之大而密，根本深厚而纤悉无不顾到，吾虽欲称述之而不可得。譬如天之大，其何以称述之乎？兄不细究经义乃疑其设防而多察。圣人作此经，本为拨乱初期权宜之制，以一向缺乏政治经验之庶民，一旦欲其舍旧而更新，倘以放任示宽大，于其行动得失，一无所防，一无所察，则不轨之民乘机而起，社会将至解纽溃败，可断言也。圣人思虑之远大而深细，兄乃不精究而妄诋之可乎？兄习道论，故不喜察。然学道而志于用世者，鲜不用察。韩非固不足道。若诸葛公深于道，而为政亦尚察。张江陵以儒学融通佛老，其用察也尤精。吾于葛公、江陵无间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