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谈朱子的《论语集注》”。
《论语》在汉代，和《孝经》《尔雅》等书，同属小学，是大家的必读书。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朱子的《论语集注》，元以后，悬为功令，科举考试必根据朱《注》发挥。因此元、明、清三代，七百多年，朱子的《论语集注》，亦为人人的必读书。我今天要讲的正是朱子的《论语集注》。
先讲朱子写此书的经过。向例一书写成，都有序，或请别人写，或本人自己写。但《论语集注》并没有序。对其著书原委，未有说明。兹据《朱子文集》和《语类》以及《年谱》约略报告其经过。
朱子十二三岁时，从其父读《论语》。其父韦斋先生也是理学家，教朱子读二程《论语说》。二程说《论语》未有专书，只从《二程全书》中可见他们对《论语》的说法。朱子十四岁时，韦斋卒。到朱子二十岁，看谢上蔡（良佐）的《论语说》，开始用红笔圈，又用青笔、黄笔，后用黑笔。前后共用四种色笔圈抹。可见他读《论语》非常用心。那时朱子是从二程后学之说来上参二程，再从二程之说来上参《论语》。
到他三十四岁时，写了两部书：一为《论语要义》，一为《论语训蒙口义》。他自己说，前书之成，“先遍求诸儒之说，合而编之。晚亲有道，尽删余说，独取先生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待《要义》既成，以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因为删录以成《训蒙口义》。”
朱子尝说，读《论语》，只当没有《孟子》；读《学而》第一章，只当没有《为政》第二章。因为他把各家有关此章的说法汇合来看，参伍比较，读完前一章，再用同样方法读后一章；是以用力大而费时久。等他拜李延平（侗）为师，所谓“晚亲有道”，才感觉到讲法应有一个标准。惟二程之说，最为可信。因此，他这一时期成此《论语要义》，乃是采取他父亲以至李延平意见，从二程门人来参二程，从二程来参《论语》之一途径。至于《论语训蒙口义》，乃是“本注疏以通其训诂，参释文以正其音读，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乃是把思想、义理方面加以删节，加进了训诂和音读。但此二书可惜都失传了。
朱子在二十几岁时，师李延平，三十四岁时作《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到四十三岁时，又把《要义》一书改写为《论语精义》，后又改为《论语要义》。但此是后来的《要义》，并非三十四岁所成的《要义》了。过不多时，他又把此书改名为《论语集义》。我们只照此几番书名之改定来作推想：朱子起初推崇二程，因及其门人与同时朋友的讲法，汇成《要义》。后来愈研究愈觉得其中之深趣，故改书名为《精义》。但过了一段时候，又觉得他们的说法有些并不很“精”。他说：“《精义》中惟程先生说得确当。”所以又改名为《要义》。此时只认为其所收诸家之说，亦甚重要，却不一定都精确。但再过一段时候，他又感到《要义》也有些不很“要”，所以终于复改为《论语集义》。
朱子开始服膺二程所讲，因而遍求之于程门诸弟子，及其同时往来讲学诸友。其后对二程门人说法有不满意，最后对二程说法也有些不满意，所以把他的书名也只叫作《集义》了。至是，朱子已经五十一岁。而他的《论语集注》，却是在四十八岁时写成。
二
现在再说《论语集注》和上三书不同处。上三书只是罗列各家说法来通《论语》，而《论语集注》则完全以《论语》本文为主，而加以解说。朱子自己说，“约《精义》《口义》之妙得本旨者为《集注》”是也。
朱子写《论语集注》，同时又写《论语或问》。因为许多人的讲法，本收于《论语精义》《要义》等书者，此刻写《集注》，则采取了各家说法的并不多。为何要取此舍彼？其理由则详于《或问》中。朱子自己说，“疏其去取之义为《或问》”是也。我们若能先看《论语精义》，再看《论语集注》，然后看《论语或问》，从朱子写此数书之经过，便可知道朱子为学逐步前进的层次。
《论语集注》可说是朱子一生用功《论语》最后所得的结果。此书完成以后。大家便只读他的《集注》，而忽略了其他两书。所以朱子常劝人看他的《精义》，好多研究各家的见解，比较它们的得失，也使自己多启发。他说：精力强的人，既看《精义》，又读《集注》。如果没有这分精力，则只看《集注》便也可以。这因为《集注》太简要，故必以《集注》和《精义》对看，研究两书不同所在；然后再去求解于《或问》，才会明白《论语集注》的取舍。对于这种读法，他的好友张南轩（栻）认为：每一条注解的是非，人家看了《集注》，再看《精义》，自然会发现出中间的好坏，根本用不到再撰《或问》加以审辨。此书容易引致一种好批评、喜议论的风气。朱子接受了他此意，《或问》不再刊行。我们今天见到的《或问》，只是朱子门人传抄下来的本子。
三
朱子大约在三十四岁时即开始从事于《论语》有关的著作，到四十八岁《论语集注》写成，前后花了十四年工夫；但此后还时时改写。从他《文集》和《语类》中看，得知他随时修改的情形。
他五十岁知南康军，公务繁忙，曾教他高第弟子黄干读《论语》，对各家说法，再加研究，把研究结果告诉他，让他再加覆审。他说：我在此两月间，只看两篇《论语》。这是他写给吕东莱（祖谦）的信上说的。
五十四岁时，又写信给人说：我对于《论》《孟》二书，虽然用功一辈子，粗有成就，然今读之，一、二大节目处，仍有谬误，不时修削，有时随手又觉病生。
六十岁时，又对友人说：我的《论语集注》，为朋友抄去，印刷成书。但其中尚有不妥当该改的地方。
六十一岁时，又说：此书甚恨发表得太早了。他又曾用官府的力量，谓此书非定稿，禁人续印。
六十七岁时，更说：南康所刻《论语集注》，虽为成书后的改定本，但仍有许多不惬意处，再待改定。
综上所述，可见朱子四十八岁后尚在不断修改他的《论语集注》。《集注》既然不断的修改，《或问》也当跟著修改；但朱子因为精力不足，没有把《或问》追随著《集注》继续改；于此遂形成《集注》《或问》两书间有了许多矛盾。《或问》究竟修改到什么时候才停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由《集注》与《或问》之间的歧义，可以窥见朱子用心的经过。
四
刚才说过，朱子教人读《集注》之后，还要看《精义》。《精义》难读，为要校量各家短长，不易折衷。《集注》已有定说，比较易读。但朱子又教他弟子们切勿轻易去看《集注》。他说：《精义》有许多话，《集注》就不同了，著语不多，一字是一字，有时一字有十字的用处。朱子又告诫学生：不要看某字重要，某字不重要；重要的固然重要，或许仔细看后，不重要的倒反更重要。所以他说：《集注》添不得一个字，减不得一个字。又说：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朱子又说：《集注》每一个字都如在天平上称过的，孔子怎么说，我怎么注，不轻一点，也不重一点；不高些，不低些。他对《集注》的自信又如此强！
说不定我们今天所见的《论语集注》，大部分早已不是朱子四十八岁前的原作。最重要的是，朱子起初推崇二程，可是当撰作《集注》时，见解早已多与二程不同。他说：程先生讲经，理在解语内。他写《论语集注》，理皆在经内。可见二程所解，不免有不得《论语》本文之本意者。朱子曾批评郭象注《庄子》，说的是他自己，未说中庄子。他的《论语集注》所采引，必是妙得《论语》本旨者。
《集注》于正文下，先解说字训、文义，与圣经之本义。诸家说明白切当者，引用不没其名。在每条注下多加有一圈，圈下又有一些话。圈下的与句下的注不同。句下之注，乃注解《论语》本文；放在圈下的，则有两种情形：
一是通论一章大义的。
一是因其非《论语》之本义、正义，而别为一种引申义、发明义；可以推广本文原义，却与原义不同；此不得为是《论语》之本义，故引置于圈下。
今检《集注》，统计它引用二程语，十分七八都放在圈下。这可证明朱子认为二程之说，非经“天平称过”，非与孔子原语意义一致。圈下又有“按”，这是朱子覆按那些圈下所引的话。诸位当知，朱子一生崇拜二程，后人也认他属于二程一脉的学统，故合称之为程朱；但在《论语集注》中，二程语多半放在圈下。如再把《二程遗书》中所有说《论语》的各条抄出，会发现很多为朱子所遗弃。即在圈下亦不予称引的。此乃与朱子起先由二程之说来探究孔 孟思想的途径大有不同了。西方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朱子的治学精神，实亦如此！
又《集注》圈下往往引用两三人的说法。因为各家所说不同，相似而少异，正可相资。又有的其说全别，未定孰是，则并存之，以待读者自己审择。惟两说并存，在朱子意中总是前说较胜于后说。如此之类，照理应在《集注》有一个“例言”，把他编撰之意加以说明，可惜朱子没有作。后人读《集注》，看似易，实不易。这也难怪，在朱子化了毕生几十年工夫的结晶，直到死前一年几月之内，还不断在修改；如此般的伟著，其用意深微处，自然遽难通晓。
五
现代学者，承接清儒，有所谓汉学、宋学，义理、考据之划分。依我愚见，讲明义理，亦有待于考证。如《论语集义》，集二程、横渠、上蔡以下许多家的说法，就其中酌取一家之言，奉为定论，这也就有考据工夫。博考前说，取其义理深长的为注，这即是说：从事考据，正所以为义理；而讲明义理，亦不得脱离考据。
我们只知朱子在易箦前三天改定了《大学》“诚意”章之注，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怎样改，未改以前旧注如何。我所知道的，只有清儒江永曾考出《大学》“诚意”章根本没有改，只是改了“诚意”章前“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注下三个字。此一段考据极为明确，载在《近思录集注·附录》考订朱子世家一篇的里面。但在看重宋儒义理的学者，传刻江注《近思录》，却将此篇《附录》删去。至于专心喜好考据之学的，连《近思录》也懒得看。于是变得治考据者绝不谈义理，谈义理者绝不治考据。此两途合则兼美，分则各缺，诚是可惜。我曾根据江氏所考来思索朱子在易箦前所以改三字之用意，却又久思不获。后来再细读《语类》，载有朱子关于《大学》“诚意”章所注答问的好几条。有些学生说朱子《大学》“诚意”章注错了。朱子起初斥责他们粗心，看得不透彻。到晚上仔细一想，却认自己注语确实比较《大学》原文讲深了一层。他承认学生质疑有理。再把现在《大学章句》与《语类》相较，始知朱子《大学》“诚意”章确曾改过，只是其事尚在前；那时忘却把前面“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下注语一并改，直到易箦前三天把来再改。而所以要改的意义，也就懂得了。所以不读《集义》，不读《精义》，不读《或问》，就不容易懂得《集注》，而更紧要则在读《语类》。读了《语类》，始知《集注》之几经改定，及其所以要改之意义。
读古人书，读本文，不易明白，因此有注，有疏。注是注的本文，疏是疏的注。因此我想《论语集注》最好也有一疏。更好是用朱子的话来自疏其《集注》。《语类》所集，始于朱子四十四岁以后，绝大部分是在其《论语集注》成书以后；他的学生根据二程及其他人说《论语》与朱子不同处发问，见于《语类》中甚多。我们援据《语类》，再来查考《集注》，就知道朱子《集注》屡有改定。《语类》各条，多数有年代可考，便可知朱子修改《集注》某一条在某一年，了如指掌。而且朱子所以要改的意义与理由，也在《语类》中明白说出了。
朱子修改《集注》，有时某一条改了一遍，又改一遍，甚至有改过三遍、四遍的。《孟子集注》中也有此例。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而且细处、大处，一样不苟且，一样不惮烦。当时陆象山因而看不起朱子，说治学应先“务其大者”，不应该那么“支离”。其实，这正是朱子的伟大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在许多说孔 孟大义的学者中，我们不能不承认只有他说中了最多。
六
《语孟集注》中，其实承用二程说并不多，并多与二程持异处，已在上面说过。但朱子为何毕生推崇二程，这里也该说一说。
二程年轻时，曾见周子 敦颐，周子教他兄弟去“寻孔 颜乐处”，这是理学兴起一条主要命脉。从前人读《论语》，并未在此等处注重，因亦不向此等处去推阐。朱子初见李延平，他的学问已有相当基础。延平告诉他两点：
第一，教他应在日常生活注意。
第二，教他多读圣贤经书，把经书中所说道理来与自己日常生活配合。
这两点也就是周子告诉二程“寻孔 颜乐处”之意。朱子接受了这两点，受用终身。《论语》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两章之涵义，显然是超乎训诂之上的。专用训诂，说不出此两章之精义。朱子讲《论语》，实是开了一条新路。我们要学孔子、颜渊，此两章不可不注意。孔、颜乐处，人人能学，但也最为难学；因须从日常生活中去学。此两章也不是格言之类，而是真实人生的一面，人人应当探求遵守。然又何须乎训诂？
《论语》有“四子言志”章，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有出人的抱负，只有曾晳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孔子独赞成曾晳，“喟然而叹：吾与点也。”我敢断言，从汉至宋，没有人注意到此章，他们的眼光只集中在仁义道德、治国平天下上面去。直到程明道才说“曾点便是尧 舜气象”。从此“与点”一义，屡屡挂在宋 明学者的口头，屡屡存在宋 明学者的心头。直到清人金圣叹，他取名“圣叹”，即因想慕孔子“喟然而叹”之意而来。这处应问孔子何以独与曾点？何以喟然而叹？这中间的道理，却又用不上考据工夫。专来考据，考不出中间深义。像“浴乎沂”，曲阜三月天气能否“浴”于田野之水中？此处考据无关大旨。只有明道要用心体会出此章之深义。朱子认为二程讲“回也不改其乐”，讲“吾与点也”，还没有讲到恰好处，所以花费著很大工夫来作注。关于“与点”一章，注了又注，改了又改，在《语类》中还可考见。想朱子自己认为：在小节处自己有不同意二程说法的，但在大端处，还是跟著二程前进，所以终生推尊二程不改口。试问这是何等的胸襟？
二程和朱子讲学，不可否认的，他们也曾受到禅宗影响，但不能说程 朱就是禅学。他们尽发挥“孔 颜乐处”以及“吾与点也”之意，他们究竟不曾把孔门的政治抱负看轻了。只是从人生日常生活以及其情趣方面多有阐发。这些处纵说是多少受了禅宗影响，但那能把程 朱理学和佛家禅宗并为一谈？
七
最后我希望学会同人研究孔 孟学说，应先用心细读《论语》《孟子》，读《论》《孟》必由朱《注》入手。更希望读朱子的《论语集注》，对于朱子所下的解说，切勿粗略看过。更望进一步有人能用《语类》和《集注》比读，试将《语类》中有关材料分条系属于《集注》之下，撰作《论语集注疏》一书，那更有益于后来读者之研寻。
朱子后学在此方面的著作也是有，如《通志堂经解》所收赵顺孙《四书纂疏》即是一例。但朱子的后学者们，似乎不能追步朱子，摆开了考据来讲义理。因此在义理方面，终亦讲不到精处。如赵氏《纂疏》，因朱子自言《论孟或问》乃未定之书，因此不敢用《或问》，只取其与《集注》同者疏于各条之下。但《或问》与《集注》异处，正可见朱子思想改变，其所认义理更进一层。其异同处更值得留心。再如赵《疏》引用《语类》，也只用其与《集注》同者，而于《语类》中先后辩难，朱子自己思想之转变痕迹，其讲究义理之由浅入深处，亦不见于《疏》中。更可异者，如朱子在易箦前改定了《大学》“诚意”注三字，赵《疏》却依然用了其未改以前之三字，似乎并未知朱子易箦前有此改定。岂不可异？即此正可证江氏之所考得。又如朱子“诚意”章注，朱子与他学生们几番辩论，赵《疏》皆不收。则朱子所以先后改了“诚意”章，后来又要改上面这三字之意，全不易见了。因此可见，我们后来若真有人要为朱子《论语集注》作一新疏，其事亦绝不易。非于义理真能精究到深处，则此等考据工夫实亦无从下手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台北 孔孟学会讲。复刊载于一九六八年元月《孔孟月刊》六卷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