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重组织，中国社会重生发，此又东西文化一大歧点。西方古希腊乃一商业社会，人生分为两截。经商乃手段，赢利寻乐始是目的。故其工作必带有一种功利观。城邦林立，不易团结。海外活动，蹈履风波，妻离子别，死生莫卜，家庭观念遂滋淡漠，易生一种个人主义。悲莫悲兮生别离，又易带一种悲观主义。
他乡异国，投人所好，此乃一种揣摩心理。机械变诈，不以深厚之同情为基础。还乡享乐，如文学，如戏剧，如艺术，如跳舞运动之会集，都在大群中寻找个人乐趣。内外分隔，各重其己，不在于群。又转瞬即变，贵能当前争取，不计前，不计后，无长久之时间观。但每一人终须在群中生活，此群则总是个人的，功利的，分散的，暂时的。如何来维持此群，则端赖于有组织，有法律。这又是外在的。人生须在此外在束缚中来谋求个人的功利与娱乐。
法律组织力量薄弱。马其顿起，希腊即告崩溃。罗马于商业外，注重军人之武力结合，乃有帝国创兴。而罗马法亦为此下欧洲人所称道。帝国崩溃，封建贵族堡垒纷峙，终不能组成一国家。其时宗教盛行，各求灵魂上天堂，亦属个人主义。而凯撒事由凯撒管，宗教信仰，其势单弱，乃有教会组织。故西方宗教，不如中国社会之礼乐。亦仍是西方社会一形态，一组织，乃必附带有法律。苟非法律与组织，即不能维持此信仰之存在。
文艺复兴，城市工商业又复起。现代国家建立，其组织又变。然个人主义之本源则仍无变，乃又产生出近代之民主政治。但仍必有政党组织。要之，有组织必生有分裂，亦唯有分裂乃始有组织。西方社会，乃可谓实一分裂性之组织，亦可谓乃一组织性之分裂，如是而已。
现代科学兴起，商业益盛。大企业大工厂大公司，各有其组织，而个人主义则亦日益猖狂。自由平等独立之口号，乃举世弥漫。要之，则是个人与组织争，组织与个人争。宗教信仰，国家政治，社会经济，莫不皆然。科学乃为其相争之武器，其他各项学术思想则为之助阵。此诚近代西方世界不可避免之一大悲剧一大厄运。
其实人生分先后两截，内外两面，自原始人类已然。出离洞居，以渔以猎，图果己腹，此为其生命之前一截。及其返洞闲暇，漫向洞壁绘画雕刻，或月夜洞外，歌舞作乐，此为其生命之后一截。而其显分内外，则人人易知，不烦论。渔猎转为畜牧，此为人生一大进步。牛羊成群，同游如友朋之好，同时即是一种娱乐享受。人生之前后两截，内外两面，不啻融成一片，岂非一大进步而何。所憾者，逐水草而迁徙，穹庐流徙，无可宁居。及其转为耕稼，而人生又获一大进步。
农业人生之进步有两端。一在其有定居。再则耕耘收获，可免游牧人群之日务宰杀，以成全其内性仁慈善良之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于五谷，生之育之，若抚婴孩。长之成之，若侍老人。而俯仰天地，一心同德。苟不与天地参，亦无以成其业。故农耕民族，一天人，合内外，亦辛勤，亦娱乐，其生命乃可无先后内外之分。水旱荒歉，则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曰勤曰俭，有生产，又有积蓄。子孙百世，不尽顾其前，乃亦顾其后，而始有一种悠久之生命观。邻里乡党，率土之滨，亦莫不同此一生命。于是乃又有一广大之生命观。抑且业农不尽为己，亦以为人，故绝非个人主义。天地生五谷，不专为农人。业农亦不专为己。孔子曰“仁”，曰“知天命”，“罕言利，而与命与仁”，实已道尽农业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中国儒家思想，实本农业人生，一而二，二而一，非有他也。
农业之外，又辅以工业。蚕桑纺织，陶冶为器。一织家，一家陶，衣服居住，利及他家。自无而创有，为私亦为公，并在工作中带娱乐性。工农性质同。百工繁兴，乃日中为市。各以所有，易其所无。交易双方，商得同意，故曰商。非由第三人居间为商。有登垄断而望者，孟子讥之。此后乃有第三人居间为商，又有货币为媒介。商人乃可掌握货币以为生，不渔猎，不畜牧，不耕耘，不制造，而乃可获大利，超渔猎畜牧耕稼制造之上。于是遂又回复到原始家庭生活截内外两面之人生。唯商人重利轻离别，则其家庭生活，较洞居人为不如。此则又为人生一大变。虽在人生中若有大进步，而亦有大退步之另一面。不定居，此其一。心多机巧，投人所好，斫人性，伤人德，有所不顾。获大利而求娱乐，亦以斫己性，伤己德，此其二。商业之有害人生者在此。
中国古代，早有商业。然始终以农工为本，商业为末，本末分明，故商业乃未见其大害。后代中国人则言信义通商，讲信则不务欺骗，尚义则不重私利，商业乃亦不以个人功利为本。凡属公利，则不许私营。商人并受政治统制，不许进入仕途。选举考试，商人皆摈不在其列。祖先曾有经商者，乃谓之家世不清白。故商人之在中国社会，乃为四民之末。中国人之轻商有如此。中国人仅重谋生，不重营利，此为中国社会一特色，亦即中国文化一特色。
中国人又言，利者义之和。大群人生必主和，即个人人生亦主和。夫妇为人伦之始。禽兽之生命延续，乃一自然。人类之生命延续，则属人文。西方重男女恋爱，为夫妇之始，仍属个人主义。中国主夫妇和合，融成一体，为成家之本。礼者体也。故夫妇和合，有礼有乐，成为人生一新体，但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组织。父子易代，亦有礼，先后亦合成一体，而乐亦寓其中。此皆从生命言。个人乃一小生命，夫妇父子各相为伦，乃成大生命。生命则必有一种生发作用。夫妇生育子女，乃由夫妇一伦生发出父子一伦，由已有生发出未有，从旧有生发出新有。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五谷一年一新，人生则可以日新月新。成群为国，亦可常新。此乃一民族之大生命，推而至于天下并世各民族亦无不然。
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从生命内部生发来，不从外部组织来。中国乃一宗法社会，群体日扩，主要在其内部生命之生发，不重在外部之组织。自部落社会进至于诸侯封建，又进而至于郡县一统，政制体制之日益扩大，亦由内部生发，不由外部组织。近人亦知中国人群乃由礼治，非法治。此言甚允。中国人仅称君位，不言君权。位以礼言，权则以法言。居君位，当尽君职。为君者而求拥有权，必先掌有军。但中国秦汉以下，中央卫兵额数少，边陲戍卒多。战事平，统帅回朝，有爵而无位，乃绝无军权可言。唐代府兵，分布全国，而关内占少数。宋代佣兵制，亦多在地方。明代衙所，略如唐代之府兵，同亦分在地方，不集在中央。唐宋明三代之兵部尚书，乃文职，并不由帝王直辖。皇帝既不拥兵，又何得而有专制全国之权。元清两代，外族入主，乃特有蒙古满洲之部族兵，以防汉人之动乱。但其他制度，则一承中国，无可改动，仍依前朝。要之，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绝非一军人政府。亦无帝王专制制度之存在。一读通典通考诸书自知。
再言法律。历代律文，皆可详考。制定法律，亦政府专职，而皇室无其权。律文大意，亲亲尚贤。君位自当尊，君权则有限。君位世袭，可免争端，而亦无伤于一国治平政治之大体。中西法律用意大不同，乃由其社会与政府之不同来，此篇不详论。
唐以下，有礼户吏兵刑工六部尚书，迄于清，千年未有变。礼户吏乃为政之体，兵刑工则为政之用。六部之上，则尚有相位总其成。王室则与政府分，政府内部和合成体。职位之别，则如一身之有五官四肢。故政治实同人类一生命体，乃由其生命生发出组织，非由组织可以产生出生命。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国会代表民意，与政府相对立。而司法院则评定其两敌体之争。行政则美国由总统英国由首相一人掌握。三权之分，乃由组织。而此组织，则非生命。则可谓西方民主政治乃无生命的。若谓其生命在民众，则民众与民众，又必分党以争，则仍是组织，非生命。生命乃一和，岂有一内部分裂相争之体，而得成为一生命体。
美国总统之下有国务院，实即外交部。中国外交属礼部。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中国国际关系亦尚礼，礼则与仁义相配合，则国与国，亦当如父子君臣之融合为一体。此乃见生命之大。故一国一政府之在天下，亦如一身之有五官四肢，同在一大生命中。又岂当分权以相争。近代世界各国皆由组织来，而国际则独无组织。天下无一大生命，则列国生命又乌得相安而长存。
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参酌中西，主要乃主权在民，而能在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一归治权，不属民权。唯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始属民权。而选举人被选举人其资格皆须经考试院衡定，此不失为中国传统尚贤政治之用心。汉代有御史大夫，唐代有门下省，宋代有谏院，明代有六科给事中，皆司监察之职。有考试，有监察，而政体仍属合一。何待于竞选与司法之必分权以相争。
故知中国传统政治自有其一套内在精神。换言之，此亦一种生命性能之表现，不断绵延，不断发展，此可谓之乃代表民心民意，而始有此一种生发。如父母教子义方，子女幼稚无知，其生命前程正由父母代表作主。学术生命亦有其传统。后生无知，正待为师者之督促领导，代表作主。政治亦然。蚩蚩者氓，正待圣君贤相之代为作主。父子一体，师生一体，君民一体。中国人称天地君亲师，每一人之小生命，皆有一大生命为之代表作主。人文生命亦当由自然生命为之作主。今则因果颠倒，乃由各个人之小生命自我作主，争派代表，监督指挥，则为之君为之师者，转为之仆为之从，又何政治学术之理想可言。为父母者，又岂能先征胎儿同意，乃始生男育女。为师者，又岂能先听学生意见，以教以诲。为君者，乃必得听从民众决夺遵以为政，意见分歧，则必服从多数。则一身之头脑，必尊重于五官四肢互相分裂中之大部分，而定其趋向，又何以为头脑。人之处群必相争，其处宇宙万物亦必争。今谓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乃有人生之前途。则人生本出自然，亦即自然。战胜征服自然，人生岂不亦将被征服而败下阵来。当知个人小生命，终不得与大群乃至宇宙之大生命争。故生命终由生发而来，非由组织而成。尚德不尚力，此诚人生最主要一大原则。
撒克逊人远涉重洋，开辟新大陆，此本撒克逊人生命体之一大发展。北美十三州独立，自创新国，则乃由发展而分裂，由分裂而敌对，从此英美两国再不能和合成为一体。又如加拿大、澳洲，亦皆由撒克逊人分散发展而各成国。此皆分裂乃有组织，组织即成分裂之一证。其他西欧各国之海外殖民莫不然。即西欧本土亦各国分裂。今则大敌在前，各国仍不能和合。只从外面组织，即断绝其内部生发之机。苟能从内部生发，则自无另加以组织之必要。其病害则仍从商业来。故其开展中即有限制，成功中即寓失败。其实商必以农为本，古希腊之经商，亦即以农奴为之本。近代资本主义之帝国，亦仍以殖民地之农业为之本。生命之寄托，在外不在内，在人不在己，则何得有此生命之常存。
农业民族，生生世世，永在生命亲接中乃知生命之深义。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人生大道必以生命所天赋之德性为根据，即仁心为依归。德与仁，即在其生命之内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伦政治，礼乐工商，人生各业，皆属艺。唯从内部生命根基上出发，则生生不已。可以游泳自在，济其深而达于远。人生百艺本属相通，亦得和合成体。长江大河，达于海洋，实皆水滴之集合和会，流动不居。不待组织，而自成为江河。中国传统文化，即依此形象而前进。五千年来一部广大众民之大历史，又谁与伦比。
学术思想方面，亦可用组织与生发两观念来作东西双方之分别。西方重向外，注重纯理性之客观探求，人生情感摈而不论，谓是主观。哲学如是，科学亦然。皆摒去人事，而向外面自然界求。其实即宗教亦外于尘世而求之天堂。则宗教哲学科学，此三者，皆同一向外，非有内在生发，均不能善尽其指导人生之功能。既不能单从一方面来指导，又不能把此三者组织为一。而实际则取决于人生当前之利用，乃为一种纯功利的，至少是以当前功利为主，其距客观之纯理性则甚远。
中国人则认为人生真理应从人生内部生发，不从人生外部求。再进一步言，人生真理应向自己求，不向他人求。亲切真实，易于从事。人生有此身，更有此心。身属物质，心属精神。物质乃一自然，精神则发于人文。自然人文，本属一体。有其分别性，但亦有其和合性。西方人认精神物质为二，双方应有一组织。中国人则主精神从物质来，仍然和合。再言心，西方人分作智情意三面。唯纯理性乃属真理。中国人则认智情意三者合一，即心即理。毋宁由情感生发出理性，而纯思辨即非真理。故西方必分知行为二，中国则主知行合一。而行为实即是智情意三者之和合而产生。孔子仁智兼言，仁偏情感，智偏理性，由有理性，而情感始得表现到恰好处。故真理不在哲学之思辨组织上，而在人生之行为上。此种行为，乃由人之德性。德本于性，而性则是人生行为不断生发之真来源。
西方又有经验主义，仍重人生外面种种经验，组织成为一真理。此种真理，仍是一种认识性，仍待一种纯理性之智慧来探求。孟子曰：“尽心知性，即知天。”由知性透到知天，则仍是一种生命性之生发。尽心知性知天，一贯相承，只是一种生发，绝不是一种组织。而尽心工夫则已兼行为，亦非一种纯理性之探索。
西方哲学、宗教、科学，此三者既相分别，此外又如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亦分门别类，各有专家。大学中分院分系，尽向广大外面分别探求。大学则亦如一组织，而实无组织。倘能有组织，则院系分别上，当更有一会通所在。故组织亦只是外面一形式，不能成为内在一生命。
中国各项学术思想，则多自人生实际行为及其生命中生发而来。如文学，古诗三百首，岂不即生发于当时之实际人生。风雅颂皆然。不了解于当时之政治与社会，即无从了解此三百首。屈原离骚，亦自屈原之实际人生及当时楚国之政治情况来。近代国人又认文学应具独立性。则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之类，皆因事而发，岂不得称之为文学？而中国传统文学，其原有地位乃可一扫而空。
又如庄周书，内篇七篇，断然为中国文学之无上妙品，此岂庄周有意为一哲学家，又兼为一文学家，乃得有此成就。又如司马迁太史公书，其文学之美，有口皆碑，亦岂司马迁有意为一史学家，又兼为一文学家，乃得有此成就。实则庄、马之哲学、史学、文学，皆从二人之内心来，亦即二人之生命来。故知人当知心，而知人论世，如屈原、庄周、司马迁，皆当就其时代与其生平，而识其为人，深体其性情内蕴，及其真生命之所在，而始得了解其所表现。此真近人所慕拜之所谓创造，唯乃一种生命创造而已。但正其名，则应称生发，不曰创造。
东汉以下，中国始正式有文学一名目。此下凡为一文学家，莫不从中国人文精神之长期生命中栽根立脚。故文中必有作者其人，无其人则亦无其文。但中国人又称，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此乃求以文为人，而非有意于以人为文。中国人在一切学问背后有一人，故其学问皆乃其人之生命生发，即由其生命发出学问来。西方一切学问，则皆可超离于学者其人而存在。从事学问，即所以成其人。无此学问，即亦无此人。故其学问皆从外面知识组织来，非由内部生命生发来。
西方学人之成就，可谓乃其人生命中之一番事业，不得即谓是其人之生命。如是则事业乃以功利为目标，而生命转成为手段与工具。中国则生命乃目的，事业则为朝向此目的前进过程中之生发。组织则即是手段，亦为功利。生命自身之生发则为道义，非为功利，甚至亦不称为事业。西方重事业，乃有组织观、功利观，而生命地位则为之退失。中国则重道义，轻事业，而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乃益显。此为中西文化相异绝大一要端。
西方医学重解剖，亦即重人体组织。而此人体之全生命，则转所忽视。重解剖乃重斩割。人体可斩割一部分，换进一部分，以革新其组织。如最新之机器人、电脑等，乃皆以组织代替生命。中国人则重人体中之生命，更过于其组织。精、气、神皆对全体生命言，不对部分组织言。有生命乃始有组织，重卫生尤过于治病。其治病亦通全体以为治。
随生命而自然生发者，有两要项：一曰病，一曰死。但生生不已，乃为生命之真生发。其病其死，则为其生发中之一附带现象。生命之附带，则为病为死，而无害其生生不已之真生命。中国社会乃一生命生发之社会，故有治亦有乱，有盛亦有衰，有升亦有降，有进亦有退。通读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在其大生命中，不少病死之象。然病必复健，死必再生，无害其生命体之继续发展而前进。
西方重组织，非生命，则病而死，乃不再健，不复活。故中国好言常，而西方好言变。中国则变而不失其为常，西方则即变以为常。中国又好言同，西方好言异。中国乃于同中见异，而仍不失其同。西方则求异中得同，其所重则仍在异。此亦其相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