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率称西方近代科学为自然科学，其实西方近代科学主要在反抗自然，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乃一极不自然之手段。如自来水，大城市中皆填塞河道，另装水管，即三四十层高楼皆可输送上达。显属人为，绝非自然。电灯发明，经千次以上之试验始成，至今转夜为昼，通宵达旦，光明照射，亦出人为，非自然。自有电灯与自来水，乃有现代之大都市。此亦出人为，非自然，更可知。
又西方自罗马时代即有喷水池，至今各地林园，几乎到处皆有。中国则筑石为假山，如元代苏州有狮子林，至今尚迄立如旧，尤为奇特。假山较近自然，喷水池则显见人为，以此为例，可谓其余皆然。
深论之，人为必本于自然，而自然中亦必演生出人为，两者不能严格划分，然终不免于有轻重之偏。东方偏自然，西方偏人为，此乃双方文化一相歧。姑就气候历法言，地球绕日运行，同此自然，同此岁月。而计时计月计岁，则可有不同。西方用阳历，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年年如此，每年只有一天之差，此即显见其重人为之迹象。中国用阴历，一年亦分十二月，但以空中月光为准，月圆为一月之中。其他如上弦、下弦、晦、朔，皆以月光定，其与自然若更亲切。唯分年有闰月，则稍似不自然。
中国最先有夏历，其次有殷历周历，岁首相差各一月，但同为阴历。孔子曰：“行夏之时。”以春夏秋冬四时言，则夏历更自然。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皆在冬，不在春。冬春夏秋则为不自然。故孔子主用夏时。以太阳之运行论，日南至宜为一岁之首。中国人亦言冬至夜大过年夜。兼顾季节及农事，则夏历岁首若最为自然。西俗又特重耶诞，虽与冬至相近，然其重人为不尚自然之意，则更显。
又中国分二十四节气，亦最重自然。以三月三为上巳，五月五为端午，六月六为浴佛，七月七为牵牛织女两星相会，八月十五为中秋，九月九为重阳，则因农村人事辛劳，故多择春秋佳日，供其休息娱乐。而配以端午重阳等名词，则若人事必追随于自然，而又必附会之以历代人文故事，则若休闲娱乐之更富自然性。西方城市工商之寻求休闲，从事娱乐，假宗教之名，七日得一假日。又增周末，则每七日得两日假。此等规定，亦显属人为，非自然。中国则五日旬日一休沐，亦似较近自然。
推此言之，一尚自然，一尚人为，事无大小深浅，到处可见。如文学，中国人谓诗言志。人心有志，出言成诗，此亦一自然。西方如荷马史诗，沿途歌唱，博求听众，事同商业，则属人为。故其题材多恋爱战争神话冒险等外在故事，而张皇夸大，耸动听闻，则更见为不自然。神话为玄古人类之自然所有，但亦可张皇夸大，离情离理，失其自然。
中国古诗三百首，亦有恋爱战争神话，但一出于自然。如“期我于沫之上矣”，此亦言恋爱，然仅止于此。又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征人远戍，有涉战争，然亦仅止于此。生民之诗，“履帝武敏歆”，此明是神话，然亦仅此而止，更不张皇夸大。周公、孔子以后，神话渐消。墨子言天志，庄老言自然，皆无神话成分。屈原离骚始有之。但离骚乃忠君爱国之辞，神话非所重。近人乃从诗骚中，挑出其神话成分，亦可得数十百条，拟之西方，则如小巫见大巫，不相伦类。
汉魏以下，诗体大变。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皆如小说，可以演成戏剧。然后来此等诗体绝少。孔雀东南飞本言爱情，木兰诗本言战争，而两诗叙述，则皆偏重在家庭伦理方面。此可征中国诗之特性，亦即中国民族特性、文化特性之所在。
唐诗有：“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又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此两诗亦兼涉战争与恋爱，而吐词含蓄，乃深入人心，传诵不辍。若亦小说化戏剧化，则事变感人转不如性情感人之深切。中国诗特性正在此。近代国人乃谓中国诗文不昌言恋爱战争，为封建礼法所限，认为其不自由不自然。不知恋爱战争特草昧时期之自然。发乎情，止乎礼义，不务战争，乃进入人文时期之自然。人类之从自然进入人文，乃人类一大自由，进化一大自然。又安得以恋爱与战争为人生终极之止境。
西方自史诗外，又有小说、戏剧，皆主恋爱战争，力求张皇夸大。于恋爱战争外，又有神话武侠冒险侦探等。但真实人生中，此等事极少见。乃又有创为写实体之文学。而写实终非写实，仍必张皇夸大，否则无以刺激人，广号召，即不成为文学。故西方文学终属人为，非属自然，亦宜可知。
中国人言目击道存。张皇夸大非可目击，即失真非道。中国文学则贵能抒情写意。人生情意无穷，然人同此心，则亦同此情意。人能深入此大同中，独自抒写，迥异寻常，此乃是文学家大本领大手笔。故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妙手之偶得，乃始为文学家能事所在。但非深入自然，则亦无可有此偶得。故中国文学不重在外面事务之描写，而小说戏剧乃不得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唐人元微之有会真记，乃当时言情写实一小品，不能跻于文学之上乘。元代乃有西厢记，始成小说，可演为剧本。实则从会真记来，一如搜孤救孤之从史记赵世家来。此皆张皇夸大，而近代国人则必认此等乃始为中国之新文学。明代又有西游记，始近似于西方之神怪小说。但元明兴起之小说剧本，皆非中国文学之正统，在中国文学史上乃后起一旁枝。近人乃必崇奉此等作品，认为到此中国乃有真文学之影子出现。而认为以前文学皆死文学，必如此乃始是活文学。不知在人生中，事变皆易死去，情意则可长存。中国文学重情义不重事变，正亦常求其能成为一种活文学。此则近代国人或尚未深知之。
人类思想亦即人生一自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梦见周公，则日必思之。孔子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自称好学，则绝非学而不思。孔子之于学于问于思三者，乃相互融洽会通一体。下及墨翟、庄周诸人皆然。思必见于行，行必本于思，行与思同归一体，故不得单独称孔子、墨翟、庄周诸人为一思想家。要之，学问思想行为三位一体，齐头并进，中国学者则皆然。专务思想，此唯西方哲学家为然。此亦先有一番张皇夸大之心情寓其间，乃以思想为人生一项最大学问，终身以之。而其与当身当代之日常人生亲切行事反不顾及。于是西方之哲学与文学乃同为专门，同出人为，于人生中之学问行为转多不自然处。中国人从事学问，皆从其当身当代日常人生亲切行事之实际需要，有情意，有思想，一本自然，而不加以人为之过分张皇与夸大。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多通人，少专家。不仅无哲学家，亦可谓无思想家。张横渠著正蒙，程明道犹言其乃苦思力索所致，非自然所得。西方则好言创造，力求自我表现，必别标一格，以求异于他人。此又中国尚自然，西方务人为之一例。
故倘谓一部中国思想史，古今几千年来，先后相承，只就前人所认几项大题目大纲领上，不断推阐体认，极单纯，但亦多变化，如一老树，冬季枝叶凋零，而根干依然。西方则如杂树丛生，虽亦蒙密郁勃，然无巨干大本，不能有老树之参天。又譬之水，中国如长江大河，众流汇归。西方则不择地而出，各成断港绝潢，即有大湖巨泽，亦无朝宗于海之大观。即譬之史乘，中国古代封建上有一中央政府，西方封建则各拥一堡垒而止。故西方学术思想，于哲学外，仍得有宗教。中国则无哲学亦无宗教。近代国人讥中国如一盘散沙，守旧，不进步。但趋新尚异，只是花样多，未必是进步。中国人信古好学，西方人则重自我表现。中国文化寓有极深厚之时间性，西方文化则重在空间之扩张。西方亦有自然，但不如中国乃为人文化成之自然。中国亦有人为，但天人合一，内外合一，乃成为一种极天真极自然之人文。此乃其大异所在。
历史记载人事，亦一种自然之学。中国历史远古即有。西方历史则极为迟起，既重现实，则前代人生有所不顾。罗马帝国崩溃，乃起后人之惊讶。何以若大一帝国，竟而一蹶不振。于是乃旁搜远索，网罗一切零散材料，编排比次，写为罗马衰亡史一书。西方之有史学，可谓肇于此。但史学记往事，须求真实，不当张皇夸大，尤其记一国之衰亡，更无可张皇夸大处。于是遂继起有文学、史学之争。中国则诗有雅颂，宗庙歌唱，文学亦即史学。司马迁成史记，为中国正史二十五史之开山祖。其书之文学，亦卓绝千古。文学通于史学，中国人并不以为异。马迁有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乃马迁之一番历史哲学。文史哲三学，在中国，乃可混然一体，不得显为划分。此下不详论。西方文史哲为学，则可各自独立，相互不顾。故中国学问，和而不争，一若皆本于自然。西方学术间，则争议纷起，尽出人为，违于自然。
重学重问，则其心中常有他人之存在。重自我表现，则其心中常有一自我，求标新立异，跨越他人，以成就其一己。故西方自有史学，亦即分门别类，纷歧百出，政治史社会史等，难可缕举。其在中国，则社会之上必有一政府组织，政治之下必有社会基础，上下一体，无可划分。即如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兴起，岂非当时一大事。但究该划入社会史抑政治史，岂不转成一难题？汉初社会又变，史记有货殖列传、游侠传、儒林传。若此三者尽归入社会史，则仍必并入政治史，乃见当时之真相。若谓儒林传宜归入政治史，则货殖、游侠又何一不与政治有关。合而观之，始成史学。分而成书，则一鳞片爪，真相难明。
又如魏晋南北朝隋唐，门第鼎立，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然若将门第归入社会史，则各朝正史又将如何写？今人则谓中国古人不详知社会史，不知中国社会史已尽融入正史中。今人必以西方眼光读中国书，则宜其有此误解。佛教东来，下迄隋唐，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宋代理学兴起，书院讲学，直迄明清，此又中国社会一大变。释氏出家逃俗，正史中只约略道其情况，山林僧侣之思想行事，则别以专史详之。宋明理学家，仍如汉唐之儒林，正史不得不详。若专写中国社会史，岂可只详释老，更不提儒学？又岂可一并付阙，则不成为中国之社会史。又如宋代之义庄，以及宋代之乡约等，皆归入社会史，则以前之门第，此下之书院讲学，又何得不列入？书院讲学列入，则如东汉马融、郑玄等，俱当列入。而洙泗孔门早当列入。其他当列入者又何限。推类求之，必将见其扞格而难通。
中西社会不同，斯历史记载亦不同。国人尽可不通希腊史，而径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书。亦可不通中欧史，而径读康德、黑格尔之书。但岂可不通春秋战国史，而能通孔、墨诸子书。又岂可不通汉史，而径读董仲舒之书。不通宋史，而径读程朱之书。故专治哲学，在中国学人中，即为不通。因此中国无哲学与哲学者之专称。
近代国人，写中国社会史，乃将端午竞渡、中秋赏月等，尽量纳入。不知此乃社会风俗，而在中国，风俗与教化，又融为一体。风教间，文学又是一大项目。诗经有十五国风，楚辞有九歌，两汉有乐府，魏晋以下有世说新语，唐代有太平广记，宋代有宋稗类钞，元明之际有元剧，有水浒传，明代有金瓶梅等，此等皆文学书。又如清初顾亭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非文学，而实为明代社会经济一部主要参考书。其他有关社会问题之书尚多。不通正史，此等皆无可详论。今人读大学历史系，即不理会文学。又治社会史，即不理会历代正史。又不通历代之教化风俗。又或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相混淆。要之，历史乃一大整体，不会通以求，则真相难得。此乃一极自然之事。多为之分门别类，则出人为，非自然。
西方又有经济史，特为最近国人所重。中国以农立国，国之本在民，民以食为天。敬授民时，乃古代政治一重要项目。又井田制度，受田者既非农奴，而授田亦非西方之封建。又兼有庠序之教，俊秀得进为士。秦汉以下，井田制度废。而轻徭薄赋，俊秀皆得经选举考试入仕。其他如农田水利，更为政治一要项。史记河渠书，历代漕运制度，清初胡渭禹贡锥指所载之历代治河防灾政策，何一不以农业经济为重。其他工商业，自汉代盐铁政策以下，相承有一贯之政策。通商惠工，而不使走向资本主义之途径。考论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舍弃正史，则无所本。汉代如晁错，唐代如陆贽，其所抱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莫不一一与当时之现实政治息息相关。但在中国，乃无特出之经济学与经济学者，正如其无特出之政治学与政治学者。社会学亦然。融通协合，不再多有分别。则其无一部专门经济史，固亦宜然。
中国经济无不与社会政治有其紧密之相关。如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网罗晚明各地经济情况，分别撰述，而追溯渊源，有远至数百年千年之上者。故治中国经济史，不重在年代分别，而尤重在地域之分别。中国疆土广，生产富，工商业各具地方性。利病得失，既相通，又相别。政府之各项制度总其成，又以社会风气立其基。故如经济，必当由通学，不得为专家。即读顾氏此书而可知。
故治中国史，又必通疆域舆地之学。汉书有地理志，唐有元和郡县志，宋有太平寰宇记，明有一统志。舆地疆域之学，遂或从史学中独立，而有若与史学并驾齐驱。各地疆域志，自魏晋以下已极盛。唯其书多失传。至北宋，有吴郡广记续记，类此者当可二十种左右。此下愈兴愈繁，分省分府分县，莫不有志。下至清代，如吾乡有泰伯梅里志，此乃与无锡同城之金匮县所辖之一部分，东西南北各不逾二十里之一小地区，乃自吴泰伯以下三千年来，社会经济，人物文化，靡不毕载。乃成为一最小型之地域史。下至一山一寺有志。一书院有志，风俗经济，人物文化，莫不归入，融为一体。此亦本之自然，非出人为。西方一多瑙河，一莱茵河，既非长川巨流，两旁又疆土分裂，诸国骈立。此皆违背自然，事出人为之证。故西、葡、荷、比，各自立国，不能合并。甚至如英伦三岛，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虽同为一国，犹必分疆裂土，各有其独立之鸿沟。此尤西方史不自然一明证。
西方人群尊耶稣，必分天堂人间生前死后以为二，此亦为一种违反自然之信仰。又必共推一教皇，乃有马丁·路德之新教兴起。新旧教相互冲突，遂成西方史上一大事。而新教中又宗派繁兴，分歧百出，几于难可指数。此又一不自然。中国佛教寺院林立，分宗分派，亦在疆域上。如禅宗有南岳、青原之东西分峙，临济之北方特起，此亦形势自然。倘亦必推一佛教皇，以为一举世之宗主，则纵无争端，必多弊端。人为之不可久，亦自然趋势所必至。余又论东西方之音乐，亦一重自然，一本人为。已详别篇，不再论。其他类此者尚多，俟读者推类求之。
其实此一东西文化之大分别，乃从农业商业来。中国以农立国，故崇尚自然。西方古希腊即以商立国，乃重人为。其相异处，人人易知，不烦详论。而工业则界在两者之间。中国农工相连，即如歌舞，亦属工，故又连称工艺。中国一切工业皆趋向于艺术化，实则乃天人合一化。而西方则工商连言，乃日趋于机械化，而唱歌跳舞等则不谓之工。艺术必求精制，若系人为，而忽视其本源之同本于天，亦出自然。机械则求赢利，亦若自然，但实一出人为。此中奥义，恕不具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