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当求快乐,此属人生大义,无可讥评。但何等事始是快乐,此则大值研讨。人生所有事,可分手段与目的两项。手段仅为达成目的,多属不得已,非深具快乐性。目的完成,始是真快乐,此亦无可疑。

原始人类,以渔猎为生,辛苦营求,非为可乐。待其有获,返其穴居休息,始为可乐。或在穴洞壁上偶有刻划,或月夜出穴洞门,老幼歌舞,洵属乐事。待其由渔猎进入畜牧,乃为人生快乐迈进了一大步。既常群居聚处,橐驼牛羊,又属可爱。有感情,可安逸,较之渔猎时代显已大异。然逐水草而迁徙,居穹庐中,斯亦可憾。转入耕稼,乃又为人生快乐迈进了一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手段目的融为一体。且畜牧为生,日宰所爱以图饱腹,心有不忍。稼穑则收割已成熟之稻谷,非有杀生之憾。百亩之田,五口之家,既得安居,又可传之百世,生长老死,不离此土,可乐益甚。所谓安居乐业,唯耕稼始有之。

农事亦有荒歉,三年耕,常有一年之水旱。农人则诿之曰天命。然天命有正反面。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收获乃其正面,荒歉则其反面。乐天知命,外面大自然与内部人生亦融成一体。天人合一,自安自足,是为农业人生最大快乐事。

由农业转进更增有工商业,此又人生一大进步。但从此中西人生乃生起了大歧异。西方古希腊,自有城市工商业,而郊外农业,乃成为被奴役被榨取之一群,其生无乐可言。而城市工商业,则终是手段非目的。必出外贸易,争取利润,亦无自安自足之感。罗马继起,以武力向外征服,与经商为生又不同。中古封建社会兹不论。文艺复兴,都市工商业稍又复苏,乃建立欧洲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渐旺盛,亦终不能自安自足。乃向外竞求殖民地之征服奴役与榨取,而发生最近之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全部人生备受大顿挫。

美国继起,其民主自由之政体实为一手段,而工商资本之繁荣,则为其目的。其最基本之精神,则为个人主义。故民主政治服从多数。多数则是,少数即非。此正一种个人主义之十足表现。工商社会本属一种个人主义之社会。资本愈集中,则少数个人之势力乃日益膨大,于是被榨取被奴役之次级商人,乃及大群佣工,争平等争自由之心理,遂日益增强。民主政治由此建立,而今日美国社会,代表其政治力量者,乃日形分裂。拥有大量资本之犹太人,当占十分之三,黑人解放,生齿日众,其力量亦当占十分之三,来自欧洲之白种人及少数亚洲东方人,当仅占其力量之十分之四。此种形势,观于美国最近之中东政策,而内情益显。

次当论及犹太人。凭商业为生,而从不见其有一种建国能力。殆因犹太人最富个人主义。但单独一个人,何得生存,故犹太人乃必信有上帝。耶稣亦犹太人,近人考其幼年,曾游印度,或当受佛教影响。虽亦同信上帝,乃不谓上帝专爱护犹太人,并爱护及全世界人,乃有耶教之兴起。但耶稣唱教实亦一种个人主义,仍非有政治兴趣,故曰凯撒之事由凯撒管,置人世大群事于不论,而专一注意于个别灵魂与上帝之接触。灵魂信仰亦显属个人主义。唯耶稣心中之上帝,与其他犹太人心中所想望之上帝有不同。故犹太人不信耶稣教,而耶教盛行欧西,则亦非易事。

耶稣生前仅得信徒十三人,其中一人乃叛徒。耶稣死后,乃由罗马帝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大群受压迫民众作地下活动,乃至罗马皇帝亦不得不信从耶教,以期平安。故西方社会之有耶教,实亦如此下现代国家之有民主革命,同是下层多数人对上层少数人之一种反抗运动。一部西洋史,亦可说乃同向此一路线而前进。即如中古时期,耶教宣传能于欧西人之个人主义中,培养出一些大群的共同爱,北方蛮族能自封建社会中创建出现代国家,此即耶教教义深远影响之一种表示。故西方虽说是政教分立,但有政亦终不能无教。

耶稣又言,富人入天国,如橐驼钻针孔。此言亦犹太人所不能受。美国人自英伦三岛远赴新大陆,亦为坚守耶教教义,不为拓荒谋富。而犹太人之赴美,则专为财富,与英民移殖不同。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最见繁荣,而美国犹太人之势力亦日见庞大。以色列之获建一国家,亦多仗美国。美国在全世界最亲善者,除英国外,亦首推以色列,财力武力不断援助。然此数十年来,以色列乃不断与阿拉伯诸邻国冲突,唯求国势向外扩张。石油问题兴起,美国人乃不得不急起谋求中东之和平,而以色列则无动于衷。既不信耶稣,而又必占有耶路撒冷。自愿有国,而巴勒斯坦人则尽可流亡。以色列之为国,乃毫无亲友睦邻之意向。希特勒尽力压迫排斥犹太人,大量驱入集中营。即如美国犹太人,亦身在美国心在以色列。不计苟无美国,何能再有以色列。图以个人利益为第一,犹太人次之,以色列以外,举世其他各国,美国在内,尽属第三。犹太人之始终不能自建一国者,其主因正在此。而以色列之终不能亲友睦邻,其主因亦在此。求其症结,则为犹太人之太过主张个人主义。

阶级斗争亦仅是一种手段,其本源则仍为一种物质人生之个人主义。物质人生与个人主义实一非二。亦唯个人主义,乃始有唯物史观之主张。两者实为一体。不主个人主义,便不可能有唯物史观。欧西人纵不采用马克思之阶级斗争,而仍多信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亦正为其同抱有个人主义故。凡所作为,其目的则同属个人相互间之斗争,唯手段有不同。只观其同务工商业即可知。

欧西工商业亦多属个人唯物,唯耶教则有一对上帝之共同爱,可为个人物质人生供一大补剂,使人心获得一安乐之向往。西方人信奉耶教,正为补己之不足,但亦信奉唯物史观。科学宗教并存,大体亦如其政教之分立。凯撒上帝相敌相争。西方民主政治,乃求减低凯撒权力。而世界人事仍感日难处理。如今日美国政治三力量,即成一难题。西方民主政治,即从个人主义起,终难对付其个人主义之存在,此为西方一难题。

西方民主政治当推英美为标准,而英国之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亦互相分裂,较之美国联邦为尤甚。其他各国多党群裂可勿论。失败之余,困难重重,而犹能稍有起色者,为西德。而亦仍有东德之分裂。故个人主义可以共危难,难以共安乐而亦终不得安乐。

原始渔猎人,其时尚无群。争取对象,唯在自然。亦可谓其生活方式即是个人主义。西方工商社会已有群,唯争取对象除自然外,更转向其四围之大群,可谓乃原始渔猎人之一种进步。科学发明,自夸为战胜自然,实则主要乃在战胜同群。原子弹核子武器,可使大群歼灭,虽其发明运用,非赖个人,必赖团体,其实亦仍是一种变相的个人主义。民主政治必分党以争,其实亦皆个人主义。人类既必赖群以生,宜当有大群主义以超乎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之上。更宜天人合一,超乎自然人文对立之上。唯有大群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抱有天人合一内外融通之哲学观,如是乃庶有快乐人生之可望。

近代英国哲人罗素,谓美、苏、中可成世界三大强国。因此三国,皆可成一大农国。帝国主义崩溃,唯有大农国乃可不向外争取,自安自足。但美国则偏重工商个人主义,前有门罗主义,但不愿再向此途发展。中国向以大农立国,深具一种大同太平之大群主义,乃及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天人合一、内外融通之哲学观。而今则景慕西方,争学美苏,自相分裂。举世乃无一可求自安自足之大农国出现。人人怀抱一个人主义,向自然争,向大群争,彼我各相争。如此人生,又何得安乐。

现世界人生,既陷入一不快乐境界中,其寻求快乐,仍必采用一争字为手段,但不知人生以安乐为目的。从此手段,绝不能达到此目的。如欲为一拳王,日夜苦练,此又何乐。一旦登台获胜,荣膺拳王宝座,名利双收,初若可乐。但以前是我立意要打倒人,此后则是别人立意要打倒我,仍得日夜苦练,再次登台,若被打倒,一切落空,乐又何在。若获连胜,仍是一该打倒的目标,仍该日夜苦练。但精力有限,年过三十,即须勇退,否则终被打倒。人生如一场梦,醒来最多四十岁,此下又究将以何为生?

抑且争胜负实如无胜负。如赛跑,抢先不到一秒钟,争前不过半肩头。裁判既定,第二名以下,尽只为此第一名捧场。又如赛篮球,相差半球或一球,而胜负定。分数相等,加赛五分钟再判。胜负定于法规,相争类似儿戏,究于人生有何价值意义可言。

更多者是观众,一场比赛,或数万人,鼓掌如雷,欢声四起,散场归去,各如无事。今日全世界各种比赛,无可计数,种种差不多,场场全如此。人生快乐,几尽此矣。其他如歌台舞厅,电影电视广播,凡属消遣娱乐诸项,实皆商业化,或供政治宣传,绝少人生意义。甚至如绘画雕刻文艺创作,亦尽成商品,以畅销广售为第一义。人生商业化,尽人尽事皆商品。只属手段,目的何在,无人知,亦无人问。今日之人生岂不如此?唯其如此,故不安不乐,求变求新,而又美其名曰进步。实则最多仅是商品进步,财富进步。而又以钞票代黄金,通货膨胀,商业不景气,又成今日人生一大忧虑。要之,非灵魂上天堂,则无以结束此不安不乐之人生。虽凯撒亦无奈之何。耶稣教义如此,西方人群所崇奉,即所谓十字架精神,岂不然乎。

近人或言经济当从稳定中求发展,但个人经济终不稳定,大群经济始有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乃于发展中失去其稳定。阶级斗争则唯于发展上求破坏。中国向来经济,纵谓其不符近代发展之水准,而稳定基础,则已深厚建立。近代国人,一慕西化,或美或苏,国家分裂,旧有基础扫地无存,又何发展可言。罗素仅著眼外面物质条件,未注意到人文全体,则所言亦如梦呓,渺无可证。而世界人生前途,乃亦难想。抑并世其他各民族,如阿拉伯印度已莫不采用西欧之科学经济物质建设,而犹求保存其自己之传统。果使中国人亦能以西方之科学与经济为手段,而善保其传统,以人群之大同与太平为目的,岂不可使大群人生共享其快乐。愿吾国人其深思之。

今人又言,牺牲享受,享受牺牲。不知此两语亦全属个人主义物质人生所有。倘为大群主义,则乐天知命,安分守己,非牺牲,亦非享受。即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在大群中完成其一己,非牺牲,非享受。徒于语言文字上求变求新,而不求其内实深处,则终难免歧途之亡羊。

中国近代史,西力东渐,乃最大一问题。但鸦片战争,割香港,辟上海为商埠。不过一百四十年,上海租界已收回,香港殖民地亦即将收回。此已一大变。而远在英国势力东来前,荷兰人已先来台湾,葡萄牙人又先来澳门,其影响乃远异于后来之英法。尤如利玛窦来中国,读中国书,学习中国文化。徐光启诸人之从学于利玛窦,皆有遗书可证。岂不亦远异于后起之所谓西力东渐。

利玛窦前尚有马可·波罗,随回教势力而东来。所谓西力东渐,实阿拉伯回教在前,西欧耶教在后。而回教东来,则一变其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剑之旧习,而转融为中国传统之和平化。印度佛教东来,尚远在阿拉伯回教东来之前,但涅槃境界一转而为即心是佛,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之中国禅宗化。在一部西力东渐史上,其先后变化有如此。

而在西力东渐之前,乃为东力西渐。蒙古在俄罗斯建汗国为最后。先之有突厥在欧土建土耳其国,更先有匈奴在欧土建匈牙利国,而土匈两国迄今依然存在。何以故?则因匈奴突厥蒙古,尚在游牧社会中,大群主义已渐萌芽,故其势力每能衰而复盛。西方工商社会个人主义,其力量每一衰不复盛。此如人之老病而死,其生命又焉得复盛。中国人则又异于匈奴突厥与蒙古,乃一以其和平姿态而渐展渐拓。如明初郑和十三太宝下西洋,迄今马来亚新加坡中国社会依然屹立。清代中国人至美国,迄今亦仍有中国社会之存留。此亦一种东力西渐,其情况亦与西力之东渐大异,岂不就史迹而可知。而东西文化相异,亦从此可证。

中国封建时代有井田制,耕稼乃公职,非私业。唯九一而征,什一而税,轻徭薄赋,以公私皆足为主。故中国古代农业非私人资产,亦非劳工共产,乃国与民之公产。工商业亦皆分官授职,营公不为私。全社会成一政治结合,各个人在同一大群中,各有其本分,相安而不争。其理想境界则曰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修即修其安分不争之德,齐治平则在经济上职位上,人生各方面,相融相和如一体,以达于大同而太平,此即人生目的所在,亦快乐所在,非更有他求,而亦何争之有。故可谓中国自有史以来即非一种个人主义,而为一种大群主义。故曰敬业乐群。其业乃为群,故当敬亦可乐,亦即是安分守己。若在今世,群集一资本家大工厂中作劳工,被榨取被奴役,业何可敬,群何可乐。中国古人不重在分古今,乃重在分夷夏。从未尝谓仅一言而可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疑。故须不断有修齐治平之功。

中国古人,亦非不知有平等自由。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此非平等而何?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非自由而何?自修其身,即自修其性。故孟子曰:“是不为,非不能。”若在近世工商社会,修身即修在外部事物上,不修在内部心性上。所为乃为人,非为己。不为即失业,无以自活。中国大群社会,重为己,不为乃自暴自弃,故贵能知耻。所指各异,自不当相提并论。

中国秦汉以下,乃成一民族大国,亦即一文化大国,道一而风同。农工商各业,虽与三代封建时不同,然一贯相承,非有大异。政治大方针,仍以重农为主。汉代田租,仅收三十分之一。唐代尤只收四十分之一。其对工业,凡民间普遍日用,如丝织,如陶瓷,一皆以官设局,既禁私人营利,而治其业者,世袭家传,精益求精,皆得保有其一种绝高艺术,而不断向前,故中国人并称工艺,工业皆成艺术,不言工商,非为牟利。而商业得擅大利者,亦均由官统制,如汉武帝时代之盐铁政策,开近代西方国营经济之先河,尚在耶稣纪元第一世纪,而迄为后世所沿用。如茶政,如运输漕政,莫不皆然。近代国人,乃谓吾国乃是一农业社会,不知农业社会自有进步。一切工商业亦自可包括在农业社会之内。中国古人已早知防止商业资本主义之为害农业于未然。故中国商业实早盛于西方,唯重农轻商,则为中国所独有。

西方古希腊,则即已重商轻农,故其人生亦常为一种个人主义。近代集体主义,亦即个人主义一变相。乃手段,非目的。中国则自古即为一种大群主义,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此言其共成一体,非谓是帝王专制。农业普济人,而己生益广。商业榨取人,而己生亦益狭。中国封建时代,已早有一统一王朝在上。西方封建时代,欲求一神圣罗马帝国而不可得。西方封建,乃经济性。中国封建,则属政治性。西方社会,以经济相结合。中国社会,则结合于政治。秦代统一,其时人则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经济政治文化人生,同归一统。何以能然?则因其人生之抱大群主义,非个人主义故。今日国人,一尊西化,不肯言秦汉以下乃政治一统,而必曰帝皇专制。不知西方先求武力一统,故有罗马帝国。次求财力一统,故有资本主义之帝国出现。单凭帝皇专制,则仍是一种个人主义,乌得望大群之一统。中国大群主义为西方所无,乃亦为近代国人所不知。则中国四五千年来之大一统,舍帝皇专制四字外,又何以说之。

故中国乃为一种道义政治,非权力政治。道义之具体化则为礼乐。自秦以下,古代相传之礼乐乃渐趋于社会化,实进步非退步。故中国常以礼俗两字连称。礼已成为俗,而俗必源于礼。于是中国全社会人生乃成为一种礼乐人生。姑举岁时节令一项言之。如旧历岁除元旦,新春过年,是中国社会一大礼,亦即中国人生一大快乐。家家户户,不论贫富贵贱,同此礼,即同此乐。此乃大群一共同风气。又如清明扫墓祭祖,亦是一大礼,亦民间一大乐。又如端午节纪念大诗人屈原,赛龙舟,饮雄黄酒,吃粽子,举国一乐事,亦即举国一大礼。又如中秋赏月,重九登高,皆是人生适应大自然共同一礼,亦即人生共同一乐。推此言之,中国民间种种乐事,莫不存有一礼,上通天神,下及万物,广大人生,有甚深之涵义。岂如今日种种运动竞赛,专为私人或团体争荣,为大众寻乐作方便。此与中国之礼乐传统,自见有别。

余幼年居乡村,每年有迎神赛会。所迎或关公,或城隍神。神位前行伍,连绵亘数里。有乐队,有古器物珍玩之展览。有狮象龙虎飞禽走兽之模型制造。有猴有犬,既驯又乖,投以食物,接啮逗欢。有楼船车骑之队,有旗帜锣鼓夹队进行,有各种杂技表演。尤引人注目者,如高跷,足缚丈余双木,人行如在空中。又作各色打扮,如八仙过海,铁拐李何仙姑,神态逼真,演技生动,非经长期练习不易臻此。然非为比赛,亦无报酬,胥出自愿贡献,同为乡里造欢造福。群村踊跃观赏,并有远地亲戚前来,共娱盛会。要之,则象征一和,不涵蓄一争。此与近代盛行之运动会可谓迥不相侔。

又如神庙演戏,如关帝庙城隍庙等,必建有戏台,骑楼环拱,观者盈座。台前旷地,骈立皆满,亦有择空野临时筑台。要之为敬神,而兼存娱众之意。凡此等事,既非官办,亦非商营,乃由地方士绅筹款运用,系地方一礼俗,也即大群主义礼乐人生之一种表现。

余家居荡口镇,镇居鹅肫荡之口,亦称鹅湖。宽五华里,长十华里,平常禁渔捕。岁寒择日开放,大小渔船毕集,或用大网,或用长钩,或一船鹭鸶数十,满湖皆是。镇上士绅亦驾舟游观,余家某岁亦参加,旁近渔船获大鱼,竞奉献,即烹作午餐。此日所得鱼,除诸绅家得少量分送外,供全镇人度岁购买,各渔船仅得额酬,非可私占。其实此一礼俗,乃远从西周封建时代沿袭而来。

中国各地风俗大同小异,果能网罗备载,比类以观,又能追溯其渊源所自,阐详其意义所在,则所谓大群主义之礼乐人生,自可朗然在目。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贫亦可乐,富当好礼,实则同是一乐。尤要者在大群之同乐而无争。孔子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古代射也是一礼,所争亦当合于礼。现代人好言中国国术,亦称中国功夫。播为电影,举世爱睹。其实中国功夫之更要精义在于无所争。良贾深藏若虚,中国功夫之传习更受重视者,多在山林僧寺道院中。如武当山少林寺,绝技精工,超越一世,历代相传。不仅不与人争,并亦不轻表演。方其济危扶弱,乃是一种侠义精神。既非出风头,更不求名利。若如近代电影所播,亦成一种比赛竞争,精神既失,面目亦必走样。即如传授太极拳,亦成商业化之一种谋生职业,亦非往日精神。然则今日国人高呼复兴文化运动,必求中国传统之一一现代化,乃一如清代武当少林诸高手。一一应聘来港台拍电影,一切绝技尽演出在银幕上,一经商业宣传化,则除为赚钱外,前途复何望。

余在对日抗战时,曾一度返苏州,时印光和尚在灵岩山。寺僧尽散,一伙头工人随侍。除夕,印光赏以数百文。晚餐后,伙头告,当回家。印光言,汝今夜仍当返。伙头言,既回家,当俟明晨来。遂辞去。半山树林中一强人,劫其钱去。伙头念钱既被劫,不如仍返山寺。归告印光。印光言,钱仍当送回。劫者因已晚,不下山,来叩山门求宿。伙头开门见是林中劫者,云,你果送钱来了。劫者初不知应门者即是被劫人,至是遂直认,并请谒和尚,跪求留寺落发。印光劝其归,好自为人。此事传出,来者如市。印光静坐一室中,壁上一洞,装一小木板。来者叩此板,得缘,板即开。印光或有言,或无言,言亦数语而止,板即复闭。余返苏距此事已半年,幼年曾读印光书,遂欲约友往访。但闻日军纷往,乃中止。中国人尚让不尚争,尚退不尚进,尚静不尚动。犹可谓中国人生有偏,但不得谓中国人生全走错了路。尤其在乱世,尚让尚退尚静苟存犹可乐。印光故事,前世屡有,见于记载。但亦终非儒家礼乐中正之道。故在乱世,释老方外乃获一般向往。武当少林乃及抗战时期之灵岩,凡所透露,实皆中国传统大群主义文化之一鳞片爪。今国人犹知仰慕,实属手段,非目的。今国人真所慕者乃如李小龙,若居之少林武当及灵岩,则瞬息间当失其踪影。此又不可不辨。

余闻印光事,乃知在中国历史上,逢乱世释老盛行,亦大有故。即在欧土中古黑暗时期,各地教会之贡献,其功亦不可没。正为其同能不争,能退能静,故能有此。唯今日则斗争进取,技术纷繁,日演日进,日扩日大,此诚为大可怕之事,岂不当憬然深思。

工商社会与礼乐社会相交换,工作与娱乐亦显然有分。工作乃手段,娱乐为目的。斗争比赛虽亦一手段,乃今日又成为人生一目的。流祸所及,所赖以防堵者,则为法律。自由与法律如胸如背合成一体。自由则如洚水横溃,法律乃如鲧之堤防。国际间两次世界大战后,洪水溃堤,依然随时随地可见。而个人自由之呼声,依然甚嚣尘上。蒿目世艰,尚复何言。

(二)

维持生命,乃其手段。生命之伸展,始是目的。树根在地下伸展,干枝向地上伸展,乃此树之生命本身。土壤雨露阳光,虽为树生命所不可缺,但非树生命本身,究与树生命有别。人生亦然。农业商业同为维持生命之手段,但农业是直接的,商业是间接的。农业较单纯,商业则复杂,多曲折变化。在维持生命的手段上,多耗精神气力,或可转有损于生命本身之伸展。或则误认手段即其目的,则其损害将更大。

论及伸展,须有环境。如一树生在高山深谷中,易成长,易伸展,易得为千百年一老树。若生在庭院中街市上,易受外面干扰,伸展难,更少百年以上的寿命。农人生活环境较安较宽。百亩之地,五口之家,子孙相传,邻里皆亲族,外面干扰少,本身伸展则易。商人群集都市中,出外经营,仍多在都市中,环境拥挤变动,不宽不安,其生命伸展亦就与农村人有异。

人类生命伸展,最要是男女结为夫妇,生男育女由家成族,由一小生命而推扩绵延成为一广大悠久之大生命,此是人文生命。较之其他生物之仍在自然生命中者大不同。农村居民稀少,村与村相隔亦远,男女之间少往来,而又非亲即族,择配不易。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获轻易成婚。商业都市,居人密集,男女往来易,于是比较挑选,而成婚机会反较难,常先有一段恋爱时期。但恋爱只是手段,结婚才是目的,而易于使人误认手段为目的。一旦恋爱成功,结成婚配,回忆往前一段恋爱生活,不可再来,反若有失。于是乃有婚姻为恋爱之坟墓之想法。过分看重了其手段之经过,反而轻忽了其目的之完成。上文所谓在手段上过分花费精神气力,会转损其目的之完成,此最是一好例。中国人重婚姻,西方人重恋爱,亦见其文化之相异。

实则真生命之伸展,应在婚姻以后,乃见人生真乐趣。而西方人乃多误认人生乐趣在恋爱过程中。正如此身饱暖乃有人生真趣,而人多误认谋衣谋食各种手段,转成了人生之乐趣。如商人经商发财,亦觉乐趣无穷。待其衣食无忧,却茫不得真人生之所在。还是经商发财去。但经商发财总是人生一手段,非生命之本身与目的。因而发财纵可乐,非真乐,于是在此外来再求乐。饮食服装,亦作种种讲究。山珍海味,锦绣绫罗,亦得不到人生本身之真乐。商业人生迷不知返,乃酿成了人生种种之苦痛。农业人生其手段直接单纯,又因其日常与生命相亲接,易从自然生活中透悟出人文生活之真生命与乐趣,而又易于伸展。故农业文化乃与商业文化大不同。

即如文学。诗三百,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此是雎鸠生命本身之真乐。由此兴起了人生夫妇之真乐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琴瑟钟鼓亦尽是外面手段,而终不忘失夫妇结合之一段真乐。但此段真乐,则终不在琴瑟钟鼓上。西方文学则尽力写恋爱,不知恋爱尚非人生本身真乐所在。而又从文学演进出音乐,成为一项专门艺术,认为人生乐趣乃亦可于音乐中得之。今试问夫妇在闺房中深夜弹琴,与在音乐大会上以一音乐专家之美名出席弹琴,其人生乐趣,孰真孰假,孰深孰浅,试就人生本身内心深处自寻味,自体会,究是如何。

所不幸者,既成一音乐专家,自会喜欢出席千万人之音乐大会,得人欢呼鼓掌,认为此乃人生一大乐事。其配偶亦可出席大会中,随众高呼鼓掌,亦人生大乐。乃不知此乐非人人可得,亦非随时随地可得。得成为一名音乐家已不易,得在一音乐大会上表演又不易。人人尽从此等处来求人生乐趣,则花样百出,曲折艰难,获得一机会,而又转瞬即逝。事后回忆,则如梦如烟,已渺不存在。须另求机会,另作表演,乃可再得此瞬间之一乐。今日人生乐处,则多走在此途上。而人生本身则转成一苦痛。

放翁诗“夕阳衰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在八百年前,中国一小农庄上之小集会,其规模简陋,何堪与近代大都市之大集会相比。然论参加集会人之内心乐处,则宜可谓无大差别。甚至可说此八百年前小农庄一集会,其乐乃更真诚,更亲切。人既误于以手段当目的,遂以会场大小,布置华朴,人数多寡,来作衡量。不仅认不到真乐,而其损害于人生本身之伸展则更大。

即如一丘一壑,一小区处,甚至一矮檐下,一小窗前,亦随处有人生真乐可得,何必是名胜地,大建筑。陈抟之居华山,林逋隐西湖,同得人生乐处。古人云:“风景不殊,而举目有江山之异。”有和风,有轻阳,此即风景,到处可乐。以江山为风景,乃在江边山上辟为观光区,凭商业意味,广作宣传,游者麇集,肩相摩,踵相接,人看人,衣饰华丽,呼笑嚣张,一团尘俗,谓之观光。则手段已失其为手段,人生风雅有如此?

乐处在人生之本身。本身无可指说,人人反己即得。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颜子则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此皆维持生命之手段,生命本身不在此。孔颜所乐,亦不在此。生命有高低,孔颜所乐则在其生命之高处。平常人亦有生命,在其生命之平常处亦有可乐。而今人则在非生命处来求乐,并为求乐而损害及其生命之本身,而又误谓为人生之进步,则诚可惋惜矣。

犬生亦有乐,今人不能从犬身兴起己身之乐,乃以养犬为乐。人生如此,乐处愈多,反而无乐可得。乃唯攘夺斗争是务。如有名犬,身价千金,拥有财富,乃可购养。人生商业化,生命追随财富,乃终无乐可言。

今人又言美化教育。人生美化,亦是一乐。一群青年学生争头发长短,争学校制服之式样颜色,与教师争,与学校争,教育主要精神则搁置一旁。实则人生之美,即在人生本身之乐处。可乐即是美,非美始可乐。窈窕淑女,窈窕可乐,斯即美。窈窕乃指此淑女之生命本身言,非指三围体段言。唯中国人能在生命本身来审美,故曰“情人眼里出西施”。人情即人生之本身。眼里所出,即由看者生命本身出,此乃中国人一种唯心哲学,乃主观,非客观。西方人则另有一种美学,一切美乃外于人生而求。乃标举其美,以供人生之猎取,此乃中国人所谓之自讨苦吃。

凡今日人生种种进步,实亦皆是自讨苦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仅四十年,苦头愈吃愈多,抑且愈吃愈苦。其病只在误认手段为目的,不知向人生本身求,只向人生外面求。今当有一悔悟之机。如纽约富商,多不喜住纽约,多去郊外觅新居,有远去纽约数十里之外者。此即可生一悔悟。郊外居家,岂不乐。论其财富,即可不再往纽约作商业经营,衣食温饱,终生维持,不忧不虑。何必晨出晚归,只把郊外新宅作为夜间一休息所。精力恢复,仍赴城市挣扎。此非误手段作目的一明证乎。一人退休,人人效法,不数年而风气骤变。深言之,文化亦随而变。不仅纽约一市变,可以推至美国全国变,而举世亦随之变。中国人论人生,其吃紧处只在此。

或疑美国商业衰退,他国乘机跃进,又如何。不知人生本身并不专在商业上,亦不尽在商业上。他国商业跃进,乃与其他跃进者争,不与美国争。美国正可置身事外,在人生本身求伸展。如日本侵略中国,起而与日本争者当为美国。日本预防此争,乃先发动珍珠港事变。于是由中日战争而引起了美日战争。中国人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所讨论以求明通,所谓本末源流,人生大全体,已和合成一,而复何内外得失之分。故中国文化乃为人生本身求目的,而一切手段则尽在目的上,不易走失。而人生之乐亦随以生。

孔子深得此乐,颜渊追而慕之,亦同得此乐。两千五百年来之中国人,亦多追而慕之。孔颜难复生,而商业之在中国,则终有一节度限制,不得形成为资本主义,此即文化之大验。

明初中国人经商南洋诸埠,远在西方人东来之前,历六七百年之久,但终亦未形成资本主义,亦未有殖民政策与帝国主义之出现,凡其移民,与其土著相和相乐,相安以处。此亦有若西方商业文化之向外追求,但终能保留中国传统不远离其生命本身,遂能得此成效。此为人类世界史上不远一明证。即美国旧金山华侨亦可同列此证。既与英人之移殖来者不同,亦与犹太人黑人乃至日本人等之在美国者亦不同。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虽仅属一枝节,既有明显之示例,亦有潜深之涵义,幸吾国人其勿以轻心忽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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