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达的径路,很平易近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学步。所以孔子的人格,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做人类的模范。我们和他同国,做他后学,若不能受他这点精神的感化,真是自己辜负自己了。

 

一、孔子事迹

孔子事迹流传甚多,但极须慎择。如《孔子家语》《孔丛子》两书,其材料像很丰富,却完全是魏晋人伪作,万不可轻信。《史记》算是最靠得住的古书,然而传闻错误处也不少。所以《孔子世家》也不能个个字据为事实,只好将他作底本,再拿《左传》《论语》《礼记》及其他先秦子书来参证,或可以比较的正确。本书并非史传,所以不必详考事迹,但将孔子一生生涯分出几个大段落,列一极简单的表便够了。

周灵王二十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1),孔子生。

孔子本宋国人,其曾祖始迁于鲁。

孔子少孤,其母与其父非正式结婚。

孔子二十岁左右为贫而仕,尝为季氏之委吏乘田等官。

孔子二十四岁丧母,有门人助葬。

孔子三十六岁鲁季氏逐昭公,孔子避乱适齐。

孔子三十八岁自齐返鲁,门人益进。

孔子四十八岁阳虎囚季氏,欲用孔子,孔子不仕。

孔子五十一岁见老子

孔子五十二岁初仕为中都宰。

孔子五十三岁相鲁定公,会齐侯于夹谷。

孔子五十五岁为鲁司寇,堕三都。

孔子五十六岁去鲁适卫。

孔子五十六岁至六十九岁历游卫、曹、陈、宋、蔡、郑、楚诸国,居卫最久,陈次之。

孔子六十九岁自卫返鲁,修《诗》《书》,定《礼》《乐》,作《易传》。

孔子七十二岁作《春秋》。

孔子七十四岁卒,时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

综合各书所记孔子事迹,有应注意的几点如下:

(一)孔子出身甚微,不过一羁旅之臣,并非世族,而且是庶孽。

(二)孔子教学甚早,《礼记·檀弓》记孔子葬母,门人助葬,其时孔子仅二十四岁。

(三)孔子政治生涯甚短。宰中都,相夹谷,都算不得什么事业。孔子的政治生涯,其实只在五十五岁那一年。最大的事实,就是堕三都,目的在打破贵族政治,但是完全失败了。

(四)孔子游历地甚少。后人开口说孔子周游列国,《史记》也说孔子干七十二君,其实他到过的国只有周、齐、卫、陈,或者到过楚国属地的叶。那宋、曹、郑三国,经过而没有住。算起来,未曾出过现在山东、河南两省境外。

(五)孔子著书甚迟。自卫返鲁后,始删定“六经”,其时已六十九岁,距卒前仅五年。

二、孔子所处之环境

(一)鲁、卫在古代文化史上之位置。鲁为周公封国,具天子礼乐(《礼记·明堂位》),伯禽初之国,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世家》)。所以文武周公时代的文化,传在鲁国的最多。后来诸姬之国,都认他做宗国(《孟子·滕文公上》)。吴季札聘鲁,乃尽见各国的诗与乐(《左传·襄二十九年》)。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二年》)孔子生在此国,自然受的感化甚多。一方面为文献荟萃,能开出一种集大成的学术;一方面当然含有保守性质。卫为殷故墟,乃前代文化中心。史称其多君子,在春秋时,程度和鲁国不相上下。孔子在卫很久,亦蒙他的影响,而孔子弟子,亦卫、鲁两国人最多。

(二)霸政之衰息。其时正值晋楚弭兵之后,晋霸已衰,楚亦不竞,而吴越方相继崛起于南。当霸政时,各国不甚敢互相攻伐,人民尚稍得苏息。到这时,兼并之祸又渐起了。前此各国内政往往受盟主干涉,不敢十分横行(《孟子》引齐桓葵丘之会,凡有五命,多涉各国内政),到这时,益发无复顾忌了。孔子所亲见亲历的,周则王子朝攻逐敬王,鲁则季氏逐昭公,阳虎囚季氏,卫则蒯聩出公父子争国,齐则崔杼、陈恒先后弑君,楚则平王弑灵王,吴则阖庐弑王僚。此外各国小篡乱尚多,纯然是乱臣贼子的时代。孔子生当此时,所以正名分弭祸乱的思想,不得不起。

(三)贵族政治之堕落。春秋中叶,算是我国贵族政治全盛时代。那时的贵族,实在能做社会的中坚,而且帮助社会发达。到孔子时,渐渐堕落了。如晋的荀、韩、魏、赵、范、中行,齐的崔、庆、高、陈都是互相残杀。观叔向与晏婴私语,互相叹息于季世齐国的情状,是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晋国的情状,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左传·昭三年》)。晋、齐是两个大国,为贵族政治的模范,今堕落到如此,其他可以类推。所以改造社会,破坏贵族政治,实为当时迫切的要求。

(四)社会思想之展开。试留心一读《左传》,可以看出上半部和下半部很有不同,上半部所记名人的议论多涉空泛,而且都带点迷信的色彩;下半部差多了,内中有许多极精的名理,如子产、叔向、蘧伯玉、晏子、季札、苌弘等辈,尤为精粹。在学术思想史里头,都很有价值。那时创立学派的人,老子是不用说了。像关尹,庄子拿他与老子并称,都叫做博大真人(《天下篇》),像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见《列子》),像史䲡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见《论语》),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见《荀子·非十二子篇》)。这些人都是和孔子同时,各人有特别见解。《论语》记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又记:“或曰:以德报怨,何如?”这棘子成和那“或人”,都是有一种反抗时势的主张。还有《论语》里头许多隐姓埋名的人,如荷蒉、晨门、楚狂接舆、丈人、长沮、桀溺等辈,主张极端的厌世主义。这都是因为社会变迁,渐渐产出些新宇宙观、新人生观出来。在这种机运里头,所以能产出孔子这样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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