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下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
任是国名，即今山东兖州府地方。屋庐子是孟子弟子。
战国之时，人多昧于理欲之辨。故任国之人，有问于屋庐子说：“人不可一日无礼，尤不可一日无饮食，不知礼与食二者，果孰为重乎？”屋庐子答说：“饮食虽切于养生，而食又赖礼以节其流，无礼则必失之纵，是礼重于食也。”任人复问说：“礼固可好，而好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与礼二者，又孰为重乎？”屋庐子答说：“好色虽人之所欲，而色又赖礼以别其嫌，无礼则必至于淫，是礼重于色也。”任人欲逞其辩，遂设难以问屋庐子说：“子谓礼重于食，固也。设使身当饥饿之际，此时若拘于礼，则必不能得食，而受饿以死；若不拘礼，则可以得食，而救饿以生。当此躯命所关之时，尚必以礼食乎？吾恐食可以无礼，而生不可以灭性，谓礼之重于食，殆不然矣。子谓礼重于色，固也。设使身处穷乏之中，此时若拘于亲迎之礼，则必不可得妻，而婚姻以废；不拘于亲迎之礼，则可以得妻，而家室以完。当此怨旷无聊之日，尚必以亲迎乎？吾恐婚礼可以不行，而人伦不可以或废。谓礼之重于色，殆不然矣。”屋庐子屈于其说，不能对。明日乃往邹邑，备述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说：“礼之重于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诘问者，事之变。于答此问，何难之有？”盖事无常形，而理则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则其辩不攻而自屈矣。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
揣，是度量。岑楼，是楼之高锐如山者。钩，是带钩。
孟子承上文说：“吾谓任人之问不难于答者，何以言之？盖理欲轻重，本有一定之分，故谓礼重而食色轻者，乃据其大分而言也。如任人之论，则执其偏胜之说，以校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轻重将失其平矣。且如岑楼至高，寸木至卑，为从其根底而比较之也；如不从下面揣度其根本，惟就稍末比并其高低，则举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楼之上，寸木反高，岑楼反卑矣。举食色而加于礼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异于是哉？金之质至重，羽之质至轻，为其分剂适均而称量之也。岂是说金不必多，一钩也为重；羽不必少，一车也为轻？将取一钩之金，以抵一舆之羽，则钩金反轻，舆羽反重矣。取礼之常而当食色之变，其轻重不敌，又何以异于是哉？”要之，岑楼不以寸木之加而损其高，钩金不以舆羽之多而损其重；礼之大体，亦非可以食色之变而改其度。君子惟道其常而已。
“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承上文说：“礼之重于食色，犹之岑楼本高，钩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谓食色为重，礼为轻，其所以比较之者，失其平矣。盖礼有轻重，食色亦有轻重，惟取礼与食色之并重者而比之，乃见礼之为重耳。若饥死以灭性，乃食之重者也；待礼而后食，乃礼之轻者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则食乃躯命生死所关，其重于礼甚矣，岂但如任人所云食重而已哉。不得妻而废人伦，乃色之重者也；亲迎而后婚，乃礼之轻者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则色乃居室大伦所系，其重于礼亦甚矣，岂但如任人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谓寸木可高于岑楼、钩金反轻于舆羽者，惟其比较之太偏，故其重轻之悬绝耳。岂可据之为定论乎？”
“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紾，是捩转臂膊，用绳拴缚。
孟子又承上文说：“礼与食色，从其偏重者较之，则轻重易差；从其兼重者较之，则定分自见。汝何不往应任人说：‘子以饥死为灭性，食固重矣；然敬兄，亦礼之重也。设使当饥饿之际，缚兄之臂膊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干犯礼义，忍于兄而夺之乎？子以不娶为废伦，色固重矣；然以正相从，尤礼之重也。设使当鳏旷之时，逾东家墙而牵搂其处女，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蔑弃礼法，敢于逾墙而搂之乎？’吾知兄之臂，则忍于恶逆，不但不以礼食矣。搂人处子，则敢于强暴，不但不亲迎矣。此则宁可饥饿而死，必不可兄以戕恩；宁可不得妻而废伦，必不可搂人处子以乱法。礼之重于食色，显然较著矣。以此而应任人，任人尚何说之可解哉？”大抵先王制礼，本以防范人情，维持世教，有之则治，无之则乱者也。而猖狂自恣之徒，乐放佚而惮拘检，至有乞墦不羞、钻穴不耻，则礼坊之坏极矣！时君世主，不能以教化提防之，而反为流连之乐、荒亡之行，纵败度，欲败礼，思以匡世励俗，不亦难乎！此孟子于任人之辩而力折其妄，为世教虑至深远矣。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
曹交，是曹君之弟。
是时性道不明，人皆高视圣贤，以为不可几及。而孟子每道性善，必称尧、舜。曹交疑之，因问于孟子说：“圣人莫过于尧、舜。尧、舜之为圣，疑若古今绝德，非人之所能为；乃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不识果有此理乎？”孟子答说：“尧、舜虽圣，与人同类，何不可为之有？信有此理也。”曹交不喻“为”字之意，乃以形体自负说：“交闻自古能为尧、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汤。文王之长十尺，汤之长九尺，是有此非常之躯干，方有此非常之事功。然则欲为圣人，必非眇小者之可能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长，比文不足，比汤有余，似具圣人之体貌矣；及揣己量力，则但知食粟焉耳，更无他长可以表见于世，有其形而无其实，交之有愧于汤、文远矣。敢问如之何乃可以为尧、舜乎？”孟子答说：“圣人所以为圣，不在形体之间。子乃以尺寸长短较量汤、文，何有于此？亦惟励作圣之志，反己自修，去其不如汤、文者，就其如汤、文者，黾勉为之而已矣。岂有志欲为而力不逮者哉？”
“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
匹，是鸭鸟。乌获，是古时有勇力的人。
孟子承上文说：“吾谓作圣之功在修为、不在形体者何？视观人之勇力可知矣。有人于此，匹雏虽至轻也，举之而不能胜，则为无力之人矣；今有人焉，百钧虽至重也，而曰：‘我能举之而不难。’则为之有力之人矣。人力之强弱，惟辨于举物之胜与不胜如此。然则乌获之力，能举千钧者也。使有能举乌获之任者，不必其形体之相似，而膂力相当，是亦今之乌获而已矣。若使能为尧、舜之所为，岂不即今之尧、舜乎？人乃谓‘尧、舜之道，非我之材力所能负荷’，往往以不胜任为患。岂知力之不胜不足为患，患在志安于卑近，而无克念之诚；功狃于因循，而无勇往之力，可为而不为，斯乃圣狂之攸判耳。诚一为之，夫何不胜之足患哉？”
“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说：“人之不能为尧、舜者，其患固在于不为矣。然尧、舜岂难为者哉？今夫长者在前，我徐行而让步于后，这便是知敬长之礼，叫作弟。使长者在后，我疾走而突出其前，这便是有傲长之心，叫作不弟。夫徐行者，不过于步趋之间，遵先后之序，岂有甚高难行之事，为人所不能者哉？惟其忽长幼之节，是以废事长之礼，盖有自不肯为耳。岂知这孝弟之道，近之则为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实圣人尽性之事。故虽尧、舜为人伦之至，其道若至大而无以加，然尧惟亲睦九族，而后有平章之化；舜惟慎徽五典，而后有风动之休：是尧、舜之道，亦只在孝弟而已。孝弟之外，别无性分；则性分之外，别无事功。虽尧、舜，岂得而加毫末于其间哉？夫圣道不越于孝弟，而孝弟惟在于徐行。则欲为尧、舜者，信乎其不难矣。”
“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孟子又承上文说：“尧、舜之道不外于孝弟，则圣人果不难为矣。子欲学为圣人，岂必求之远且难哉？自吾一身而言，衣服言动之微，皆道之所在，学圣则圣，学狂则狂，在子之趋向何如耳。子若服尧之服，而非先圣之法服不敢服；诵尧之言，而非先圣之法言不敢言；行尧之行，而非先圣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则反身循理，无一事不在于规矩之中；虽不必容貌如尧，而衣冠言动，都与尧相似，是亦一尧而已矣。子若服桀之服，而从其诡异之制；诵桀之言，而从其邪僻之词；行桀之行，而从其暴虐之事。如此，则悖理乱常，无一事不出于规矩之外；虽不必容貌如桀，而衣冠言动都与桀相似，是亦一桀而已矣。夫能为尧，则必能为舜；而出于尧，则必入于桀。为圣为狂，机惟在我，子可以不审择所从哉？”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曹交闻孟子之言，有感于心，说道：“交始初只疑圣道难为，幸而得闻夫子之教，乃知尧、舜可学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诚，有不容自已者。如得见于邹君，可以假借旅馆以为驻居之所，愿暂留于此，而受业于夫子之门墙，庶几得尽闻圣道之传，终成学圣之志矣。”夫假馆而后受业，则其求道之不笃可知。孟子乃从而拒之，说：“子欲假馆受业，意以道之难知，而求师于我也。不知这个道理，具于性分之内，著于日用之常，天下古今，坦然共由，就与那大路一般，岂有隐僻难知之理，而待人指示者哉？但人自迷于向往之途，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诚归于家庭之间，而求此道于事亲敬长之际，于吾之所谓孝弟者，皆务身体而力行之。则行止疾徐，随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动，随所觉而皆师。不必身亲授受，而自师之资有余矣。岂必留此受业，而后可以求道哉？”孟子此言，虽为曹交而发，然孝弟不待外求，尧、舜可学而至，实万世不易之论也。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高子，是齐人。《小弁》，是《小雅》篇名。昔周幽王初娶申后，生子太子宜臼；后得褒姒，生伯服。甚嬖爱之，因黜申后而废宜臼。于是宜臼之师，为作此诗，以述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诗曰“小弁”。关弓即是弯弓。
公孙丑问于孟子说：“吾闻高子说《诗》也，以为《诗》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为小人之诗也。”孟子问说：“高子以《小弁》为小人之诗，其说云何？”公孙丑答说：“高子谓《诗》之为教，温柔敦厚，故虽父母恶之，劳而不怨。今《小弁》处父子之间，而为嗟怨之词，有哀痛迫切之情，无温厚和平之意，此所以为小人之诗也。”孟子说：“凡说《诗》者，当会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矣哉，高叟之说《诗》也！夫谓《小弁》为怨则可，谓怨为小人则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当怨者也。譬如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此人，我虽知其杀人之不可，然不过从旁谈笑而开导之，初无急迫之意；此岂有他故哉？以越人与我，情分疏远，利害本不相关，故因其疏而疏之也。如使其兄关弓而射此人，则己恻然，恐陷其兄于杀人之罪，当必向前垂涕泣而劝止之，不胜其惶遽之情矣！此岂有他故哉？以兄与我，手足至亲，休戚本同一体，故因其亲而亲之也。今《小弁》所处，乃人伦之大变，废嫡立庶，且将有亡国之祸，正与其兄关弓而射的一般，安忍恝然无愁、谈笑而道之乎？故其为诗，哀痛迫切，庶几动亲心之感悟，不致陷宗社于危亡，正是垂涕泣而道之之意，盖亲亲之情，不容自已者。这亲亲之心，乃至诚恻怛之念，仁之发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谓《小弁》为小人之诗乎？泥其词而不通其志，此高叟之说《诗》所以为固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凯风》，是《国风•卫》诗篇名。卫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诗以自责，其诗名曰《凯风》。矶，是激水的石。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小弁》之怨，固是亲亲。至于《凯风》之诗，七子不得于其母，犹小弁不得于其父也，何为痛自刻责，却不怨其亲乎？”孟子答说：“人子之情本无亲疏，而父母之过则有大小。《凯风》之母，虽是有过，然失节之辱，止贻玷于家庭，是过之小者也。若《小弁》之父，贼天性之恩，乱嫡庶之分，祸且及于宗社，是过之大者也。使亲之过大，而我漠然无所动其念，不知咨嗟哀怨，望之以恩，则亲既绝我，我又自绝于亲，已疏而益疏，其薄于亲甚矣，于心何忍焉？若使亲之过小，而我愤然有所迫于中，遂即抵触叫号，继之以怨，就如以石激水，水不能容乎石，微激而遽怒，其不可矶甚矣！于心亦何忍焉？以此观之，愈疏，是有忘亲之心，忘亲不可谓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矶，是无顺亲之心，不能顺亲，亦不可谓之孝也，此《凯风》所以不怨也。怨与不怨，各有攸当，恶可比而同之乎？昔者孔子称赞帝舜说：‘舜其为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犹怨慕其亲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夫舜以怨慕而称至孝，则《小弁》之怨，未可谓之不孝也。高子乃以小人目之，何其说《诗》之固哉！然怨慕虽人子之至情，而天性暌离，实人伦之不幸也。使大舜不遇瞽瞍，宜臼不遇幽王，岂乐于以孝称哉！及瞽瞍惑于嚣妻而宠傲象，幽王溺于嬖妾而宠伯服，则知贼人父子兄弟之恩、伤天性之爱者，多自衽席始矣。可不戒与！
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石丘，是地名。
昔战国策士有姓宋名者，将往楚国游说楚王。孟子偶然与之相遇于石丘之地。因问宋说：“先生此行，意欲何往？”宋答说：“今百姓之苦，莫甚于战争。而列国相争，莫强于秦、楚。我闻秦、楚二国兴兵构怨，战斗不休；意将南向而见楚王，说以罢兵息民说，使无攻秦。设或楚王不悦吾言，我将西向见秦王，说以罢兵息民之说，使无攻楚。不遇于楚，必遇于秦。或者二王之中，将必有一处遇合，则吾之说可行，而志可遂矣。”孟子又问说：“先生此行往说秦、楚，我且不敢问个详悉，只愿闻个大指，说之以何为词乎？”宋答说：“两国构兵，由其见利而不见害也。我将见秦、楚之王，而说以兵连祸结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寝耳。”孟子因辟之说：“当今游士之策，皆以战攻为尚。先生独于兵戈扰攘之时，而以罢兵息民为说，意在措天下于安宁，志诚大矣！但谋人国家之事者，宜论道理，不宜论利害。今先生欲言构兵为不利，则是以利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从也。名号不正，将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矣。或者其不可乎！”
“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告宋说：“吾谓先生之说秦、楚不可以利为名者，何哉？利之所在，众之所趋，有利则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说道罢兵息民乃国之利，则秦、楚之，必欣然悦于利而投戈解甲，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免于锋镝死亡之忧，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不战之利也。利端一倡，举国之人皆熙熙然争骛于利：为人臣的，怀图利之念以事君，而无实心尽忠者矣；为人子的，怀图利之念以事父，而无实心尽孝者矣；为人弟的，怀图利之心以事兄，而无实心敬长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惟利是视，竟不知有仁义，皆弃去仁义，怀利以相交接如此。则见利必争，失利必怨，亲爱之心既忘，篡弑之祸将起，国不至于灭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说一行，而其害至于亡人之国。先生欲以此为号而说秦、楚之王，不亦误乎？”
“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又告宋说：“先生所以说二国者，既不可以利为名，则亦有仁义而已矣。诚使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说道殃民非仁、伐国非义；则秦、楚之王必欣然悦于仁义，而休兵止杀，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蒙休息生养之泽，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仁义之道也。仁义一倡，举国之人皆将熙熙然争趋于仁义：为人臣的，心存仁义以事君，自谓臣职之当尽，非有所利而为忠矣；为人子的，心存仁义以事父，自谓子职之当供，非有所利而为孝矣；为人弟的，心存仁义以事兄，自谓弟道之当执，非有所利而为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知有仁义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怀仁义以相交接也。如此，则彝伦式叙，上下交欢，有尊君亲上之风，无悖逆陵犯之俗，其不能兴王业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利之害如彼，仁义之利如此。先生欲说秦、楚之王，亦说之以仁义可也，何必以利为言哉？”夫宋志于息兵，欲以救一时之民困；而孟子晓以仁义，则以正万世之人心。论治道者，宜知所择焉。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
季任，是任君之弟。处守，是居守其国。连，是屋庐子的名。
昔孟子居于邹国。时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因其兄有朝会之事，替他居守其国。一向仰慕孟子之贤，遂使人自任至邹，执币帛以为纳交之礼。孟子受其币而不往报焉。及处于齐平陆之邑，时储子正为齐相，他也仰慕孟子之贤，使人自齐至平陆，执币帛以为纳交之礼。孟子亦受其币而不往报焉。其受币之同如此。及至他日，孟子自邹到于任国，乃亲去见季子，以报前日之礼。又一日，自平陆到于齐国，却不亲去见储子，以报他前日之礼。其报礼之异如此。屋庐子幸其请问有由，乃喜而说道：“连也仰慕夫子之道，每欲请问，但无间隙之可乘耳。今观处季任、储子之事，一见一不见，是必有义理存乎其间，今乃得其间隙而可以请问矣。”夫孟子之处二子，固必有称物平施之道，屋庐子一得其间而即喜，亦可见其善学孟子矣。
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
《书》，是《周书•洛诰》篇。以物奉上，叫作享。仪，是礼意。物，是币帛。役字，解作用字。
屋庐子问孟子说：“季子、储子同一币交，则宜同一往见也。今夫子至任，就往见季子；及至齐，即不肯见储子。夫子之意，岂是为储子为齐相，不似季子摄守君位之尊，故轻之而不见耶？”孟子答说：“君子交际之义，只论道理，不论名位。我之不见储子，非以其为相之故也。独不观之《书》乎？《周书•洛诰》篇有云：‘凡人享献于上，贵在礼意有余。若物有余而仪不足，虽币帛交错，都是虚文，这便叫做“不享”，惟其未尝用志于享故耳。’夫以物享人，《书》乃谓之‘不享’者何？盖人必以恭敬之心将币帛之物，方可以成享礼；若不用志于享，而徒致饰于币帛之陈，则有文无实，不成享上之礼矣。《书》所以谓之‘不享’者，盖为此也。彼储子徒以币交，而诚意未至，不得谓之成享矣，我何为而往见之耶？”
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屋庐子闻孟子之言，得其所以不见储子之故，在于礼意之不足。始知圣贤交际，自有义理而不苟也，遂欣然有悦于心。或人不晓其意，以为同一币交，如何有成享、不成享之辨？乃疑而问之。屋庐子晓之，说道：“二子之币交，有成享、不成享之异，但观其所处之势而可知矣。当时季子为君居守，托国政于其身；若自任之邹，必出境而远涉，越国见贤，国谁与守？其不得之邹者，乃势之所不能，非心之所不欲也。若储子则异乎是。其官则齐相也，主治有人，既无居守之责；况平陆乃齐邑也，相去甚近，又无越国之劳，可来而不来，可以见而不见，是其不之平陆，乃心之所不欲，非势之所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邹，则虽以币交，而礼意已备，此所以谓之成享。储子得之平陆，而不一至，虽以币交，而仪不及物，只见其为弥文而已，此所以谓之不成享也。或人又何疑乎？”观此而知为君相者，既不可无敬贤之礼，尤不可无好贤之诚。敬贤而不能以诚，贤者犹不肯至，况于简贤弃礼者哉！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淳于髡，是齐之辩士，名，是声誉，实，是事功。
淳于髡因孟子仕齐，无功而去，乃讥之说道：“士君子处世，只有出处两端：若以功名为急务，而汲汲然先之，这是心存于救民，而为人也；若以功名为缓图，而泄泄然后之，这是志在于守己，而自为也。自为、为人，总之全尽此心之理，仁者之事也。今夫子当路于齐，位居三卿之中，是已出而用世，非复自为之时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泽民，名实未加于上下；忽然致事而去，又不能终其为人之志，人己两无所成，进退皆无所据，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晓之说道：“子疑我去国为未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能深谅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宁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贤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感币聘而五就汤，因汤进于桀，而五就桀，惓惓以救世为心者，伊尹也；不羞汙君而必事之，不辞小官而必居之，由由然与物无忤者，柳下惠也。三子之行，或清、或任、或和，其道虽若不同，然其志意之所趋向则一而已矣。所谓一者不同，乃仁之所在也。盖清非忘世，任非好名，和非辱身，总归于理之当然，心之无私而已。然则君子处世，可就则就，固非有意于为人，而以名实为先；可去则去，亦非有意于自为，而以名实为后。要求合乎此心之仁焉耳，何必其行之尽同也。子乃执去就之迹以议我之未仁，殆未识仁者之心矣。”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公仪子，名休。子柳、子思，都是鲁之贤者。
淳于髡又讥孟子说道：“贤者处世之迹固难尽同，而其济世之功实难取心。昔者鲁缪公之时，以公仪休为相，而使之总理国政；以子柳、子思为臣，而使之分理庶职。此三人者，皆当世所谓贤人，而缪公用之，宜乎有扶衰拨乱之功，有尊主庇民之效矣。乃当时邻国交侵，疆宇日蹙，鲁之削弱滋甚。以国势衰微之际，众贤支持而不足，如此乎！贤者之无益于人国。其去就未足为重轻也。”淳于髡此言，盖谓孟子即不去位，未必能有益于齐也。孟子答说：“贤人去留，国之存亡攸系，何可谓其无益？昔百里奚初仕于虞，虞公贪受晋赂，不听其言，遂见执于晋，与虢俱亡；及其在秦，穆公加之相位，言听计从，遂霸西戎，显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即至于灭亡而不救，虽欲求如鲁之削地，不可得矣。然则鲁之仅至于削而不亡者，犹赖群贤维持之力也，岂可谓贤者无益于人国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緜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王豹，是卫人。淇，是水名。緜驹，是齐人。高唐，是齐邑，即今高唐州。华周、杞梁，都是齐臣。
淳于髡又设问以讥孟子说：“贤者之抱负难知，而事功易见。使其果有益于人国，髡岂有不知者乎？昔者卫人王豹善讴，居于淇水之上，河西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讴。齐人緜驹善歌，居于高唐之邑，齐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因夫死于战斗，哭之而哀，至于城为之崩，由是一国之中，其俗皆变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可见名实相须，有才猷蕴蓄于内者，必有功业昭著于外。苟身为其事，可以自见其才，而却无功效之可指，则是内外不相符，髡未尝见有此人也。看来当今之世，实是无贤者；若果有贤者生于其时，其才猷自足以经世，其功业自足以及民，髡必知其人矣。今既未见其人，安望其有益于国哉？”淳于髡此言，盖讥孟子仕齐无功，未得为贤也。岂知贤者所存，固未易窥测矣乎！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燔肉，是郊祭胙肉。税冕，是脱去冠冕。
孟子因淳于髡讥己未得为贤，又晓之说道：“子谓事功可以观人，似以贤者为易知，不知贤者固未易测也。盍即孔子之事观之？昔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三月而鲁国大治。齐人闻而恐惧，因以女乐遗鲁君。鲁之君相，惑于声色，果怠弃政事，疏孔子而不用。是时孔子已有去志，但未即行耳。适遇鲁有郊祭，孔子以大夫陪祀，礼当有燔肉之颁，又不颁及孔子；于是孔子祭毕即行，虽冠冕亦不暇脱。其毅然不肯少留如此。当是时，人之不知孔子者，以为燔肉甚微，偶然遗漏，如何便去？其知孔子者，以为郊必致燔，乃是待大夫之礼，今既这等疏慢，如何不去？此两说者，皆非深知孔子者也。乃孔子之意以为：使我因受女乐而去，则显其君相之失；设若无故而去，则又非出处之宜。故不以受女乐之大过去，而以不赐燔肉之细故行，使君相之罪既泯于无迹，而在己之去亦不为无由。其见几既如此明决，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然则君子之所为，信有出于常情拟议之外者。或以为为肉，或以为为无礼，皆众人浅陋之见，乌能知君子微意之所存哉？”君子之不易知如此。则孟子之所为，固非髡之所能识也。乃以知贤自任，而谓世无贤者，妄亦甚矣！盖是时游士、说客，皆挟其富强之术，以干世主、就功名。而孟子独以仁义之道与齐王言，欲以攻其好勇、好货、好色之疾，所以言常不合，仕齐不久而辄去也。然终不肯显言齐王之失，正与孔子去鲁同意。淳于髡乃以为未仁，又以为未贤，岂知孟子者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五霸，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武。
孟子见世道浸衰，王降而霸，霸降而战国，其势将使先王纪纲法度，荡然无有存者。故著其罪以警惕之，说道：“自古治世安民，德莫有过于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兴，虽不无扶衰拨乱之功，然矫命雄行，惟威力是尚，王法从此坏矣，此得罪于有道之世，而为三王之罪人也。至于今之诸侯，岂但不知有王法之可守，即五霸所申之禁令，亦皆废之不遵，而惟以巧诈相倾，殆又得罪于五霸，而为五霸之罪人也。至于今之大夫，岂但不知有霸略之可图，即诸侯所不敢萌之妄念，彼皆导之以必为，而惟以阿谀取容，殆又得罪于诸侯，而为今之诸侯之罪人也。”盖世变之趋愈下，故人心之伪愈滋，非得王者起而正之，祸乱之作可胜言哉！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五霸为三王之罪人，何以见之？盖三王之时，纪纲振举，法度修明。天子以时巡行于诸侯之国，这叫作巡狩。巡狩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也。诸侯以时朝觐于天子之廷，这叫作述职。述职者，述其所修之职事也。时乎春日，正是百姓每耕田的时候，中间有牛、种不足的，必赈贷以补益之，使他不妨于耕；时乎秋日，正是百姓每收获的时候，中间有粮食不给的，必赈贷以周助之，使他不妨于敛。天子省于畿内，诸侯省于国中，察闾阎之疾苦，行周恤之恩惠。三王之世，民皆家给人足，而无匮乏之患者，盖以此耳。”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
辟，是开垦。掊克，是聚敛。让，是切责。
孟子承上文说：“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适诸侯，本欲察邦国之治否，以验职业之修废也。若入其疆内，见得土地开垦，田野修治，老者养之以安，而不致冻馁，贤者尊之以爵，而罔或遗逸，且用俊杰有材之士，使之布列庶位，分猷而宣力。如此，是能克谨侯度，有功于王室者也，能无庆赏之典乎？则增益其土地，以示优异之恩，而有功者上，诸侯莫不欣然以为劝矣。若入其疆内，见得土地荒芜，四境不治，老者遗弃，而冻馁不免，贤者放失，而礼意不及，惟用掊克聚敛之臣，使之损下益上，蠹政而殃民。如此，是怠弃封守，违背乎王章者也，能无威让之令乎？则切责其愆尤，以示斥罚之义，而有罪者下，诸侯莫不凛然以为惩矣。夫以巡狩一行，而庆让并举，所以纲纪世道之具，联属人心之机，皆在于此。此所以为三王之制也。”
“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承上文说：“以述职之事言之，诸侯朝于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如期而至，固必有赉予之典矣。设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渐也，则贬其爵位，以次而降其官；再次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则削其土地，以次而损其禄；如或三次不朝，则悖乱已极，不但当削其地而已，遂命六军之众往诛其人，而更置贤者以守其国焉。此述职之法，亦与巡狩同一庆让之典者也。由此观之，三王之世，礼乐征伐之权皆出自天子，臣下无敢自专者。故天子但出令以讨罪，而不必亲兴伐国之师；诸侯但承命以伐人，而不敢擅兴讨罪之旅。此体统名分所在，由三王以来，未之改也。今五霸不用天子之命，牵连与国之诸侯，以攻伐诸侯之叛己者，名虽为伐，实同于讨，岂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犯上，得罪于王法者乎？我故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葵丘，是地名。束牲载书，是束缚牲口，将誓书用椟盛载于上。歃血，是涂血于口，以示不背盟誓的意思。树子，是册立的世子。摄，是兼官。曲防，是曲为堤防；旱则壅泉专利，涝则激水病邻的意思。遏籴，是闭阻籴谷，不使转贩。
孟子说：“所谓今之诸侯为五霸之罪人，何以见之？盖五霸之中，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为强盛。当时葵丘之会，诸侯咸集。桓公但就坛坫之上，束缚牲体，盛载盟书，以与诸侯约誓，更不消杀取其血以涂于口，而诸侯莫不听从，其信义足以服人如此。当时盟誓之词，共有五件：第一件相戒命说：‘五刑之属虽多，而罪莫大于不孝。有则断以大义，必诛无赦，以正纲常。世子既以树立，受命于朝，不得嬖爱庶子，擅谋更易，以摇国本。妻乃己之敌体，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废立，用妾为妻，以乱嫡庶。’此修身正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第二件相戒命说：‘贤才之生，为国祯干。必尊礼贤者，而隆其体貌；养育才者，而厚其常禄，于以彰显有德之士，使豪杰能自表见，而益坚其效用之心。’此用贤图治之资，不可犯禁者二也。其第三件相戒命说：‘人之老者不可慢，必恭敬之以尊高年；人之幼者不可弃，必慈爱之以恤孤弱。四方之宾客行旅不可忽，必善待之以柔远人。’如此，则近悦远来，而人心悦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其第四件相戒命说：‘有功之士，但当世其禄，而不可世其官，使名器至于冒滥；百官之事，但当有分职，而不可有兼职，使庶务至于废弛。欲举用有德之士，必选于众，而务在得人。欲诛罚有罪之大夫，必告于朝，而不可擅杀。’如此，则择人任事，而刑赏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其第五件相戒命说：‘邻国有水旱之灾，当交相体恤，无得曲防水利，使专于己而病于人。邻国遘凶荒之岁，当交相接济，无得闭遏籴贩，使我有余而彼不足。至于国邑之土地人民，皆当听命王朝，无得专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则既有睦邻之仁，又有尊王之义，不可犯禁者五也。戒命既毕，又复丁宁之说：‘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日既盟之后，当同归于和好。既欲讲信修睦，以笃邻国之交；尤当协力一心，以尊天子之命。庶会盟为不虚，而和好可常继矣。’夫五霸之禁严切如此，宜乎诸侯世守勿失者。今之诸侯，皆务以合纵、连衡，济其巧诈之习，不复讲信修睦、守其和好之盟，则犯此五禁，恬然不知有葵丘之会矣。其得罪于五霸，不亦多乎？我故说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今之大夫，为今之诸侯之罪人，何以见之？盖诸侯之设立大夫，谓其能辅之以正也。若君之过既已彰著，不能犯颜敢谏，却乃曲意顺从，以助其失，这叫作长君之恶。此则过本在君，而彼为之赞助，乃柔媚之小人，其罪犹小，或可恕也。若君之过尚未萌动，不能潜消默化，却乃先意迎合，以导其非，这叫作逢君之恶。此则君本无过，而彼为之引诱，乃倾险之奸人，其罪甚大，不可容也。今之大夫，皆阿意顺旨，以逞其逢君之谋，而蠹国殃民，使陷于危亡之祸。设使诸侯能自觉悟，必不能免于刑戮。我故说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夫大夫得罪于诸侯，诸侯得罪于五霸，五霸得罪于三王，皆由于王道之不行耳。若王者在上，操礼乐征伐之权，以施刑赏忠厚之政；虽有五霸，尚无所用其威令，而况于诸侯与大夫乎？世道升降之机，良可慨矣！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是鲁国之臣。南阳，是齐地。
昔鲁君欲使慎子为将军，伐齐以取南阳。孟子止之说：“兵，凶器；战，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素，乃可以即戎。若平时训练无方，既不知坐作进退之法，亲上死长之义，而一旦用之，使之摧锋陷阵、略地攻城，其势必至于丧败。是乃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谓之殃民而何？殃民之人，乃圣王之所必诛而无赦者，吾知其必不容于尧、舜之世矣。夫兵家胜败，诚不可知，吾特以轻用其民为不可耳。然以理论之，纵使子有克敌致胜之才，但与齐人一战，即能拓土开疆，遂有南阳之地，此于理且犹不可，而况于未必胜乎？此齐之所以不当伐也。”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勃然，是变色的模样。滑厘，是慎子的名。
慎子闻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悦之色，说道：“战胜攻取，乃为将之奇功，人所难得。今一战胜齐，遂取南阳，夫子犹以为不可，则必如何而后可乎？此滑厘之所不识也。”孟子晓之说：“我以战胜为不可者，盖论礼法，不论事功也。吾为子明言之。昔先王建邦设都，各有定制。故天子之都邑，地方必是千里，则赋税所入，可以供朝觐聘问之需，是天子所以礼待诸侯者，取足于此耳。苟不足于千里，则经费有亏，诸侯之燕享赐赉皆无所出，而王朝之礼废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过千里者也。诸侯之邦域，地方必是百里，则赋税所输，可以供祭祀会同之用，是诸侯所以守宗庙之典籍者，取足于此耳。苟不足于百里，则财用不继，国家之牺牲币帛，皆不能办，而宗庙之典籍不可守矣。此侯国一定之制，未有过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而后世乃以攻伐兼并为切，岂不悖哉？”
“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
俭，是节制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诸侯百里之制，创定于先王，而通行于天下。即以齐、鲁二国征之。昔周公以王室懿亲，著笃棐之绩，报功之典宜加厚也。乃其出封于鲁，地方不过百里。当时地非不足而止于百里，若有所限制而不得逾越者，取其能守鲁之典籍而已。太公以师尚父奋鹰扬之烈，报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于齐，地方不过百里，当时地非不足而止于百里，亦若有所限制而不得逾越者，取其能守齐之典籍而已。在天子，固不得以优厚之恩，加于常制之外；在二公，亦不得以亲贤之重，超于藩封之等，此二国之故典也。夫前人以百里受之天子，则后人当以百里嗣其先君，无所容其增益者。今鲁为方百里者五，四倍于始封之旧，其并吞小国，侵犯王制，已不少矣。子以为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齐邦国，则鲁之地将在所损乎？抑在所益乎？吾恐以百里之制，明一王之法，其当裁削也必矣。夫已据之土地且不能保，而他邦之封域又欲兼而有之，吾未见其可也。”
“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承上文说：“分封之定制既不可越，则诸侯之取与皆不得私。设使不兴一兵，不戮一民，徒手而取南阳以与鲁国，在仁者犹以为贪利苟得，不肯妄为；何况驱民于锋镝、杀人于原野以求之乎。夫越制而行，谓之不道；残民以逞，谓之不仁。虽曰‘鲁君欲之’，亦吾子所当救正者也。子未闻君子事君之道乎？盖君子之事君也，积诚感动，平时有辅养之功，尽力维持，随事有箴规之益。君不向道，则务引之于当道，使事事合理，而一毫非僻之事不行；君不志仁，则务引之以志于仁，使念念合理，而一毫残忍之念不作。此所以君无失德，臣无阿意，而常保其国家也。子诚能亟止伐齐之师，而勿以殃民为事，勿以战胜为功，则无愧于君子事君之道矣。”按，孟子引君当道一言，可为万世人臣之法。然孟子历说齐、梁之君，而终不能挽之于王道，则可见尽忠补过，固在于臣；而尊贤乐善，则系乎君。人主诚能虚心任人，然后君子得行其志，而治功可成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孟子见得战国之时，人臣惟务富强之术，以阿时好，而其君皆信任之，至蠹国殃民而不悟。故警之说：“人臣事君，惟当正言匡救，以向道志仁为先；不当曲意逢迎，以富国强兵为事。乃今之事君者，何其谬也！见其君乐于聚财，则以兴利之说进，扬扬然自夸其能说：‘我能为君开辟土地以尽地利，充实府库以聚货财。使用无不足，欲无不遂。’这等有才干的，在今日必以为良臣矣。然非暴征横敛，穷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谓民贼也。何也？君方拂民从欲，不能向道，不能志于仁，而但以黩货为务，是一桀而已。乃又为之克剥攘夺以富之，是以贪济暴，谓之富桀可也。夫君日益富，则民日益贫，必至于困苦无聊而已，非民贼而何？”
“‘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
与国，是交好的邻国。
孟子承上文说：“今之事君者，见其君喜于用兵，则以战胜之说进，扬扬然自夸其能说：‘我能为君连合与国，以壮声势；每战必胜，以树勋名，使威伸列国，功盖天下。’这等有谋略的，在今日亦必以为良臣矣。然非兴师动众，糜烂其民，何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谓民贼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于仁，而但以黩武为事，是一桀而已。乃又为之奋勇争斗以辅之，是以威助虐，谓之辅桀可也。夫师旅日兴，则死亡日众，必至于离散无余而已，非民贼而何？”
“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承上文说：“今之人君，皆以民贼为良臣者，岂不以国富兵强，遂可以取天下乎？然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剥民之财以为富，残民之命以为强，其道则权谋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则兼并攻夺，非先王之善俗也。若率由今日之道，而不能变今时之俗，上下相安，承敝袭陋；则虽与之以天下，而人心不归，国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将起而夺之，危亡之祸，可立而待也。安能以一朝居乎？”夫富强之臣，其无益于人国也如此。而时君世主，顾乃偏信独任，贪近利而忘远图，亦独何哉？欲保天下者，必力行仁义，以固结人心而后可。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白圭，是周人，名丹。貉，是北方夷狄之国。
白圭见得当时赋敛太重，民力不堪，故问于孟子说：“国家因地制赋，固不能不取诸民。然如今之税法，则甚重矣。吾欲于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于经费，下不病于诛求，不识夫子以为何如？”孟子答说：“为国者当有公平正大之体，立法者当为经常久远之规。故什一而税，乃尧、舜以来所以治中国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则是貉之道而已。以貉之道治中国之民，必有窒碍而难行者。子之言何其陋哉！”
“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陶，是烧造瓦器。朝食叫作饔，夕食叫作飧。
孟子既以白圭之论为难行，又诘问之，说：“治国之必资于赋，就如用器之必资于陶也。且如万室之国，生齿甚繁，而但使一人烧造瓦器以供其用，则将为可乎？”白圭答说：“不可。盖用器既有万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以有限之力而供无穷之用，何以能足？其势有所不可也。”夫一人之陶不足以供万家，则二十取一之赋不可以治中国，可类推矣。故孟子因其问而晓之说：“吾以子之道为貉道者，何哉？盖貉人之国，地高气寒，五谷不能生长。惟黍米一种，耐寒而生，物产甚薄，既无以为纳贡之需矣。且其居处无常，制度未备，无城郭宫室之营造，无宗庙祭祀、牺牲粢盛之备办，无诸侯交际之币帛、燕享之饔飧，无百官有司之廪禄。习俗如此朴陋，用度如此其省约，故虽二十取一，亦可以充足而有余耳。此在夷狄则然，岂可例论中国哉？”
“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
孟子承上文说：“华夷之界限不同，而制度之繁简亦异。居貉之地，则可以行貉之道耳。今居国中，处冠裳文物之区，有君臣祭祀交际之礼，以纲纪人伦，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禄，以任用君子，不可无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则交接之礼仪尽废，是去人伦矣；建设之官属尽省，是无君子矣。如此，则何以立国？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哉！吾就子之所明者而譬之。且如万室之国，陶以一人，用器者多，而供给者寡，则必不可以为国，子固知之矣。况中国之大，不止于万室；养君子以叙人伦，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使国无君子，则纲常何以扶植？政教何以推行？又岂可以为国乎？君子不可无，则经用不可废，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子欲舍什一之法，而从事于貉道，几何不胥中国而为夷狄哉？”
“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又告白圭说：“中国之地，乃尧、舜以来相传之土宇，则赋税之法，亦当从尧、舜以来所定之章程。故什一而税，上可以足国，而下不至于病民，此尧、舜之道，万世无敝，人不得以私意而轻重之者也。从古至今，其取诸民者，惟貉为最轻，惟夏桀为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尧、舜之道为可损而欲轻之，则因陋就简，而与貉同道，彼为大貉而吾亦小貉矣。以尧、舜之道为可加，而欲重之，则横征暴敛，而与桀同事，彼为大桀而吾亦小桀矣。桀固不可为，貉亦岂可为哉？子当守尧、舜之道，以治中国之民。若曰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见其能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丹，是白圭的名，周人。
白圭曾筑堤壅水，注之他国，以除一时之患。乃自夸其功于孟子说：“古今称治水者，必归于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劳，历时最久。今丹之治水，堤防一筑，泛滥即除，不必四载之勤、八年之久也，岂不胜于禹乎？”孟子斥之说：“有非常之人，然后能建非常之功。神禹之功，万世莫及。而子自负其能，欲加于神禹之上，吾窃以为过矣。昔禹之治水，岂尝用其私智、以穿凿为能乎？亦岂尝急于近功、以堤防为事乎？盖水有自然之性而不容强，有必由之道而不可遏。故禹惟因水之道，顺而治之，或上流有所湮塞，而不得循其故道，则因而为之疏瀹；或下流有所泛溢，而不得归于正道，则因而为之决排：此盖以水治水，而不以己与之者也。万世而下，称其平成，永赖之功，而尤服其行所无事之智者，盖以此耳。今子壅水而注之邻国，尚不知治水之道为何如，而顾自以为功，求胜于禹，不亦过乎？”
“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壑，是低洼受水之处。
孟子承上文说：“水性就下，而海则地势之最下者也。禹惟顺水之性，故因势而利导之，虽千支万派，无不使之奔趋于海，是以四海为受水之处，而各得其所归；所以水无逆行，而民无垫溺也。今吾子之治水，堤防于此，而灌注于彼，是以邻国为受水之处，而移祸于他邦；虽暂免一国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其视以海为壑者，不亦异乎。盖水性可顺而不可逆。逆而壅之，则泛滥四出，洚洞无涯，这个叫作洚水。所谓洚水者，即尧时之所谓洪水也。洪水为灾，则怀山襄陵，下民昏垫，是乃仁人之所深恶者。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使洪水之害及于他邦，其为不仁甚矣。禹之治水以导利，子之治水以贻害，乃又居以为功，求胜于禹，岂不过哉？”按，白圭之在当时，以薄赋，则欲轻于尧、舜之道；以治水，则欲多于神禹之功：此皆以私智邪说惑世诬民者，故孟子辞而辟之。非孟子，则尧、舜之道不明，神禹之功不著矣。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亮，是明理自信的意思。执，是有持守。
孟子说：“君子于天下之事，灼然有定见，而自信不疑，这叫作亮。确然有定守，而特立不变，这叫作执。执则临事有担当，才能有成；而惟亮，则先事有主宰，才能有执，此应事接物之准也。若使研穷未到，造诣未深，道理上不曾分明，心体上不曾透彻，则事到面前，未免有影响之疑，二三之惑，方以为可行，又以为可止，非颓靡而不振，则迁就而不常，岂能有所执持，而成天下之事乎？信乎亮之不可无也！然所谓亮者，须要实见得是，方能信理信心。不然，则亦磋径之小信，执一而不通者耳。”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孟子所谓“亮”，即孔子所谓“贞”也。此又不可不辨。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
乐正子，是孟子弟子，名克。
时鲁君知其贤，欲用之以执国政。孟子闻之，对门人说：“乐正子见用于鲁，是贤人得志之时，吾道可行之会，吾喜之甚，至于忘寝而不寐焉。”孟子盖深知乐正子之所长，故喜之如此。公孙丑乃问说：“人必有用世之全才，然后可以当大任。夫子喜乐正子之为政，必为其才有足取矣。不知乐正子之为人，果强毅有执，可以担当大事者乎？”孟子答说：“否。强固彼之所短也。”丑又问：“乐正子果知虑有余，可以裁决大议者乎？”孟子答说：“否。知虑亦彼之所短也。”丑又问：“乐正子果多闻博识，可以理繁治剧者乎？”孟子答说：“否。多闻识亦彼之所短也。”盖是三者，皆当时之所尚，而非乐正子之所长，故公孙丑疑而历问之。然乐正子之抱负，有超出乎三者之长，而不囿于习俗之所尚者，公孙丑盖未之知也。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今之为政者，皆以强力、知虑、多闻为尚，而乐正子皆无之，则无以居其位而称其职矣。夫子乃为之喜而不寐，何为者哉？”孟子答说：“为政者不以一才一艺为长，而以兼容并包为度。乐正子虽无赫然可见之才，而其为人，则善人也。故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则心诚好之，不啻己出，汲汲然惟恐求之弗得、取之弗广者，此则乐正子之所长而已。”公孙丑又问说：“鲁，大国也。执政，重任也。好善一节，便足以治鲁国乎？”孟子答说：“善之出于己者有限，而善之资于人者无穷。为政者患不能好善耳，诚能好善，则虚怀雅量，足以容贤；开诚布公，可以广益。由是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且绰绰乎治之而有余，况区区一鲁国乎？然则勇、知、多闻不必兼备于己，而得位行道，自可以建立于时。吾之所以喜而不寐者以此。”
“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
孟子承上文说：“吾谓好善优于天下者，为何？盖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也。苟能不炫己之才，而惟好人之善，则虚而能受，如江海之纳众流；大而有容，如天地之包万物，将见风声所播，意气所招，不但相识的人益思忠告，近处的人皆来亲附，就是四海之内，在千里之外的，亦莫不感同气之相求，幸善言之可售，皆不惮涉远而来，告我以善矣。至是，则强者效其力，智者献其谋，多闻者程其艺。合天下之见闻，资一国之治理，何所处而不当乎？我所谓好善优于天下者此也。”
“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訑訑，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的模样。
孟子又告公孙丑说：“天下之治，用人则有余，自用则不足。未有不亲善士，不受善言，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平时妄自尊大，视天下之人个个都不如我；且好自称夸，谓天下之事件件无有不知。这风声一传，则天下之士闻之，必将私议说：‘此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却又自言“天下之善，我既已悉知之矣”。’这样的声音、颜色，人皆知其无受善之心，非惟缄口而不言，抑且望风而远去，是拒绝善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相为消长，使直谅多闻之士，自绝千里之外而不肯来，则谗谄面谀之徒，必然阿意取容，相继而至矣。谗谄面谀之人常在左右，与之游处，则所闻无善言、所见无善行，政事日非，而祸乱将作矣。求国之治，何可得乎？夫惟好善则有休休之度，无之容；有直谅多闻之贤，无谗谄面谀之士；善言日进，善政日修，其于治天下，何难之有？此好善之优于天下，而乐正子之为政所以为可喜也。”按，孟子此言，于治道最为关切。人君处崇高富贵之地，正士易疏，而佞人易亲；谀言多顺，而忠言多逆。使非诚心好善之主，未有能任贤不贰、纳谏如流者也。故好问好察，虞舜之所以圣；饰非拒谏，商纣之所以亡。有天下者，可不鉴哉！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陈子，名臻，是孟子弟子。就，是仕于其国。
陈子问孟子说：“今之君子，急于求仕，苟且以就功名，固不可。然不仕无义，但以隐为高，亦不可。不知古之君子，何如而后肯仕乎？”孟子答说：君子之处世，不必于仕，亦不必于不仕，只看道理何如，遭际何如。如其可就则就之，固未尝绝人而逃世，其所就有三焉。如其可去则去之，亦不肯枉己以徇人，其所去亦有三焉。或所处之地不同，或所遇之人不一，故其去就之迹，有不能一律而齐者。然就非贪位，去非好名，亦各尽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随时处中而不失其正也。”
“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
孟子既明君子之去就有三，乃历数以告陈子，说道：“自古国君之于贤者，其上则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养。这三件礼有厚薄，而君子所视以为进退者，恒必由之。如使为国君的，有乐道忘势之心，有任贤图治之志；其始则屈己以迎之，内致其敬，外尽其礼，且欲虚怀以听之，说道：‘吾将采纳其言，见诸行事。’这乃是可与有为之君，吾道大行之机也。君子方欲辅世长民，择君而事，岂得不委身而就之乎？使其言果得行，义无可去，则君子亦将久于其国矣。其或礼貌之恭敬虽若未衰，而言论之敷陈终不见用，则任贤之意不专，求治之心不笃，虽有礼文，不过虚拘而已。君子以道自重，见几而作，岂得不洁身而去之乎？盖道合则留，不合则去。君子之去就，此其一也。”
“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
孟子又告陈子说：“君子得君而事，言听计从，固所深愿，然而不可必得也。其次则在人君礼遇之何如。若进见之始，情意未孚，虽未即采纳其言，见诸行事；然接待之间，内致其敬，外隆其礼，未尝有一毫慢易其心，这犹是敬贤礼士之君，足用为善之机也。君子进必以礼，岂得不欣然而就之？如使礼意之勤，始终无替，君子亦不轻去也。及礼貌衰薄，渐不如初，此非为他，好所移，则必为小人所间，是亦不可与有为矣。贤者避色，岂得不毅然而去之乎？是盖以礼意之盛衰，决吾身之进退。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又告陈子说：“君子以礼貌为去就，已非其为道之本心，然亦不可必得也。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贤者身处固穷，朝夕之间，俱不能食，至于饥饿不能出门户，其简贤弃礼如此。既而闻之，乃始悔过，说道：‘贤者在吾国中，大则当推心委任，小则当不时周给。今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使尽展经纶，又不能从其言，使随事补益，则已失待贤之礼矣。乃至困郁无聊，饥饿于我之土地，是又不能尽养贤之道，吾之耻也。’于是致其供馈以周之。夫君之于民，固有周恤之义，而又有此悔过之言，揆之情礼，亦可受也。然岂滥受而无节哉？仅可以免死而止耳。夫周之可受，则有辞之馈，不可以终绝，是亦一就也。然受止于免死，则非义之交，不可以苟留，是亦一去也。君子之去就，又非其一乎！”合而观之，则知行道者，君子之本心；礼贤者，人君之盛节。明主诚能任贤使能，各行其志，使天下仕者皆愿立其朝，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设版以筑墙，叫作版筑。士，是狱官。
孟子说：“天生圣贤，所以维持世道，康济民生，不偶然也。然穷达有数，屈伸有时，往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圣人之德，践天子之位，万世称为圣君。然侧陋未扬之日，尝耕于历山，躬执耒耜，其发迹乃在于畎亩之中。使不遇尧，则一耕稼之农夫而已。傅说辅佐高宗，成中兴之业，是商之良弼。然当初隐居傅岩，亲操版筑，就与做工的人一般。是其举用乃在版筑之间，何其贱也！胶鬲左右文王，成开创之功，是周之贤相。然当初身亲贸易，鬻贩鱼盐也，与做商贾的一样。是其举用乃在鱼盐之中，何其陋也！这两人都是王者之佐，使不遇高宗、文王，则终身工贾而已，谁则知之。管夷吾相桓公，一匡天下。然其始尝拘囚缧绁，桓公释之以为相国，是荐举于士师之中者。孙叔敖相楚庄，以霸天下。然其始尝隐处海边，庄王用之以为令尹，是荐举于海滨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然其初混迹市廛，穆公拔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是乃举于市井之中者。这三人，都是霸者之佐，使不遇三君，则终身罪废而已，谁则知之。”夫自古圣贤，虽君相异位，王伯异术，然皆起于困穷拂郁之中，则天意之曲成，盖有在矣。张子《西铭》有云：“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即此意也。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任，是重大的责任。空，是穷。乏，是绝。拂，是背戾。曾字，是与增加的“增”字同。
孟子承上文说：“舜之为君，傅说诸臣之为相，皆天之所笃生，以济世安民者。然皆起于困穷拂郁之中，这是为何？盖为君为相，是世间极大的责任，必才全德备之人，才足以当之；而非备尝艰难，更历变故，则无以成其德而达其才也。故天将以君相之任付托于斯人，则必先置之困穷之地，内则苦其心志，使不得展舒；外则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穷乏其身，使不得安养；见有行事，则违拂谬乱其所为，使不得称意。这等样愁苦无聊，真人情之所不能堪者，天岂无意于斯人哉？盖良心多发于忧勤，而气禀每纵于佚乐。经了这般挫折，则惕然而自奋，是所以竦动其仁义礼智之心，而使之益纯也。受得这般贫苦，则泊然而无求，是所以坚忍其声色臭味之性，而使之益定也。又且磨炼于人情，阅历于世故，则闻见日广，智虑日生，是又增益其才力之所不能，而使之充裕也。这等才全德备的人，出而当天下之大任，岂有不光明俊伟、超出寻常者哉？然则天之所以困之者，正所以厚之也。”尝观自古创业之君，皆以险阻艰难得之；而其后守成之主，多以丰亨豫大失之，则知天命无常，天心莫测，或以无虞而失国，或以多难而兴邦。人主常能仰承天心，慎保天命，则祖宗之业，万世无坠矣。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恒字，解作常字。衡，是不顺的意思，作，是奋起。征，是验，喻，是晓。
孟子承上文说：“自古圣贤，莫非天授；然必由困穷而后能兴起，况常人乎！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必先有过失，乃能惕然省悟，幡然改图，有所惩于前，则有所儆于后，人情大抵然也。盖事未有不慎其始而能善其终者。中人之性，少有怠惰，或不能谨于平日；到那事势穷蹙、仓皇失措的时候，其心困而不舒，其虑衡而不顺，思前算后，都行不去了。然后悔过自新，奋然感发而兴起，精神意气都从那愤激中鼓动出来，而平时怠惰之失，庶几其能改矣。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中人之资，少有昏昧，便不能烛于几微；到那事理暴著、掩护不得的时节，验于人之色，发于人之声，群讥众讪，都堪不得了。然后反听内照，豁然警悟而通晓，聪明智慧都从那障蔽中磨砻出来，而昏昧之失，亦庶几其能改矣。”夫困心衡虑而作，则虽柔必强；征色发声而喻，则虽愚必明。其与圣贤之动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其机一也。可见人不患其有过，而患其不能改。以成汤之圣，不称其无过，而称改过；以宣王之贤，不美其无阙，而称补阙。欲为圣贤者，毋自弃焉。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法家，是法度世臣。拂士，是辅弼贤士。
孟子承上文说：“善心每发于忧勤，祸患常生于怠忽。过然后改，岂独人情为然？就是治国之道也是如此。若使为人君者，有世臣大家谨守其法度，有忠臣贤士匡救其阙失，则内有所严惮，而不敢纵肆；有强大之敌国常畏其凌逼，有军旅之外患常恐其疏虞，则外有所警惧，而不敢怠荒：此国之所由兴也。若使入而在内，无法家拂士，则必亲谀佞而废箴规；出而在外，无敌国外患，则必怀宴安而忘警惕，将见心志日荒，政事日坏，而祸乱随之矣。国岂有不亡者乎？”盖治国之道，譬之治身、治家。治身者，以药石攻疾，常恶其苦口，而不知补救之功大。治家者，以铃柝警盗，常厌其聒耳，而不知防御之益多。故人主不乐忠言，是讳疾也，疾将日深；不虞外患，是诲盗也，盗将日至：此必亡之势也。故明君能容切直之言，盛世不忘无虞之戒。有天下者，可以鉴矣。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总结上文说：“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然但知安乐之可以得生、忧患之足以致死而已。今观圣贤之成德，中人之改过，乃在于动心忍性、困心衡虑之余；而国家之危亡，顾在于内外无虞之日。然后知人之生全，多出于忧患；而其死亡，多由于安乐：此其明效大验，彰彰甚著者也。盖人处忧患之中，则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有恐惧修省之诚，而无放僻邪侈之行，故可以成身，可以保国；譬如多病的人，兢兢保护，反得生全：所以说生于忧患。人处安乐之日，则求无不得，欲无不遂，盘乐怠傲之情多，而忧勤惕励之意少，故大则亡国，小则丧身；譬如壮盛的人，恣情纵欲，反致死亡：所以说死于安乐也。”夫人情莫不恶忧患，而所恶有甚于忧患者，莫如死。亦莫不好安乐，而所好有甚于安乐者，莫如生。人能于安乐之中不忘忧患，则有生全之福，无死亡之祸矣。《易经》上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有国家者，宜三复于斯。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术，是教人的方法。不屑，是不以其人为洁而拒绝之的意思。
孟子说：“学者受教之地不同，君子教人之法亦异。故或与或不与，或抑或扬，无非因人而施，期于成就，其为教亦多术矣。如何见得教之多术？盖人皆知教之为教，而未知不教之为教。彼进之门墙，列于弟子，有问则答，有惑则解，这固是教诲他。乃亦有习于不善，惑于异端，气质未能变化，心志未能专一，则君子亦有不以为洁而拒绝之者，这叫作不屑之教诲。若使其人果能幡然悔悟，惕然省改，遂能易恶以至中，去邪而从正，这也是我教诲他一般。可见来而不拒，因才而笃者，固教也；拒而不纳，使有激而兴者，亦教也。”观不教之为教，而教之多术可知矣。昔孔子之于孺悲，孟子之于曹交，皆是如此。然施教者，固必有曲成不遗之仁。受教者，尤贵有随事修省之实。若因其不屑，而阻于上进，是则自暴自弃者耳，亦将如之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