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辩注叙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①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②正辞③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
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④天下之汙隆⑤，名之至也。
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⑥，以俟⑦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注释〕
① 政化：政事与教化。 ② 辩言：论证。 ③ 正辞：准确地判断。 ④ 原极：推求本源。 ⑤ 汙隆：汙即“污”，汙隆指世风的盛衰。 ⑥ 指归：主旨。 ⑦ 俟：等待。
〔鉴赏〕
近人谭戒甫在其《墨辩发微》中，曾经这么评价鲁胜及其《墨辩注》：“盖墨子雅言善谈……遂开华夏二千年独到之辩学，但未尝揭‘辩’之名以总名其书也，其以‘墨辩’名其书则自鲁胜始。鲁胜仅注《经说》四篇名为《墨辩》，固已揭其指要矣。”这是对鲁胜及其贡献极为中肯的评价。可惜鲁胜所著《墨辩注》后因遭乱世，已亡佚，现仅存其叙近300字于《晋书·隐逸传》中。但管中窥豹，亦可略见一斑。
先秦之际是墨学发展的高峰，与儒学并称为“显学”，孟子就曾经指出过“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可见在当时，墨家学说是相当流行的。然而，“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由于秦汉以降，社会状况较先秦之际有了根本的改变，入汉以来，黄老之术和儒学相继成为官学。而墨学则不为世人所重，因而也就逐渐衰微，以至于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对于墨子的生平及其著作都不甚了解了;及至编定《汉书·艺文志》之际，班固虽然记述了“墨子七十一篇”，但是，在当时，汉儒已是很难看得到《墨子》的。同时，即便是有些人注意到了《墨子》，他们也只是对于其中有关政论的部分感兴趣而已，对于其中与名辩、刑名相关的《经》、《经说》等代表了墨学逻辑思想精髓的诸篇目却并不重视。于是乎，“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正是因为如此，鲁胜希望自己的《墨辩注》乃是“兴微继绝”之书。
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现实的，都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某种程度的反映，鲁胜的《墨辩注》也是如此。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兴微继绝”，但更重要的还是与当时盛行的“名理”之学分不开的。成于汉末的清谈发展至魏晋之际，已经逐渐由对具体人物的品评转向了抽象的辩名析理，“近者魏文侯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傅玄传》)。“名理”之学在魏晋逐渐流行起来，成为名士清谈的品题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胜更加注重的是对《墨子》一书中关于名学的论述，认为“墨子著书，依辩经以立名为本”。于是，鲁胜将《墨子》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称之为《墨辩》，并为之注。正如作者在其叙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教化之准绳也。”辩名析理，是鲁胜注《墨辩》的直接动机。
在叙文中，鲁胜叙述了先秦名学发展的渊源和师承，认为名学乃是滥觞于孔子的正名，墨子“作辩经以立名为本”，然后惠施和公孙龙子继其衣钵。接着作者以简练精到的语言对名家中所涉及的基本论题，如坚白之辩、有无之辩、两可之说、异同之论。“略解指归，以俟君子”，作者的作注实际上包含着对于当时的社会思潮——名理之学——的关注和响应。同时，作者对自己注的本身也是不无欣慰和期待的，“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全文至此而止，一气呵成，言简意丰，回味深远。
“盖《墨子》以墨子为本，名学为用，善启其端;三墨继之。日益发舒，终于体用圆融，创成完之辩学，无论四篇、六篇，总曰《墨辩》，鲁氏可谓千古卓识矣。”(谭戒甫《墨辩发微》)这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鲁氏对于当时名理之学的影响，远远不如其“兴微继绝”的意义。今天，虽然《墨辩注》原文已亡佚，但其叙仍然是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