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瞽[gǔ]言，明清之际陈确的有关道德问题的论文集。共4卷，30余篇。自称其学说不苟同于习俗，“世皆切切然莫不以吾言之瞽”(《瞽言序》)，故命之曰《瞽言》。反对宋儒把天理人欲绝对对立，认为“存天理，灭人欲”之说造成“身心之害百出”(《近言集》)。指出富贵福泽和忠孝节义一样，是庸圣皆同的人欲。要求人们“只时从人欲中体验天理，则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作两件也。”(同上)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和道德追求同样具有合理性。揭露周敦颐“无欲”之说为“禅障。”提出气、情、才即性，人性不能离开人的自然生命，批判“另悬静虚一境莫可名言者于形质未具之前，谓是性之本体”的理论是“援儒入释”的学说。(《圣学》)重视“习”在人性修养中的重要意义，认为人的道德品质“所以有善有不善之相远者，习也，非性也，故习不可不慎也”。(《子曰性相近也二章》)并进而提出“素位”的道德修养方法，宣称“素位是戒惧君子实下手用功处。”(《与刘伯绳书》)只要人们各安其分，诚身改过，“正己反求”，则能“自得而无怨尤”(《生计》)，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瞽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陈确的伦理思想。 查看详情>>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政论著作。一卷。作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分“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正”、“离合”七篇,另附后序。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反对“孤秦陋宋”。反对“私神器”的专制主义,提出兵民分治、加重府权、选贤任能、关心民瘼等方针策略。强调“仁以爱其族,义以自制其伦”,认为黄帝轩辕氏的子孙当竭力“凝黄中之絪缊”,“拒闲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反映了作者坚持民族气节,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压迫的立场。收入《船山遗书》、《船山全书》。1956年中华书局将其与《噩梦》合编校点刊行。 查看详情>>

考订《方言》的著作。周祖谟撰。书前有作者1950年自序。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合吴晓铃《方言校笺通检》为《方言校笺及通检》出版。是书以宋李孟传刻本为底本，参酌清载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等人整理过的本子，并旁征字书、韵书、类书及其他典籍所引《方言》及郭璞注文，详论各家是非，细加比勘。所用主要参考书宋代以前者即达三十多种。其中原本《玉篇》残卷、《玉烛宝典》、慧琳《一切经音义》、《倭名类聚抄》、王仁煦《切韵》《唐韵》残卷等均为清人所未见。是书集前人之大成，又多所创获，对讹字、脱字、衍文及错乱之处的订正，甚为精当。罗常培序称之为“后出转精的定本”。书中所附《方言地名简要图》，对了解汉代方言分区，亦甚有裨益。罗常培序及作者自序论述了《方言》的作者、性质、价值等问题，并有对于研究《方言》的著述的评价，亦甚有参考价值。《方言校笺》有1994年中华书局印本。 查看详情>>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政治哲学著作。 共四十三卷。全书以“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 本”、“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 “齐家之要”为纲目;目中又有细目,“每条之中,首之以 圣贤典训,次之以古今之迹、诸儒之释经论史,有所发明者录之”。是对《大学》思想的发挥,故名“衍义”。此书以四书中的《大学》为本,推衍其义,故名。当时宋理宗荒于国政,奸佞用事。作者借《大学》之义,援引儒家典籍和史事,并附己说,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倡明君主为治之理。全书首刊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次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大纲。 查看详情>>

南宋朱熹编。一卷,附录一卷。为朱熹与其师李侗的书信问答集。包括朱熹对李侗的评价及所作祭文、行状,反映了李侗的哲学思想及朱熹思想转变和形成的过程。朱熹为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阐发儒家思想中的“仁”和 《大学》、《中庸》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二程 (程颢、程颐)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后世并称程朱。自元以来,历代王朝科举,均采用朱熹《四书集注》。熹整理文献,注释古籍,疑古文《尚书》之伪,不信 《诗序》,多有新意。内容讨论理学中的心气相合,理心为一、理一分殊等问题,提倡“主静”说,认为静坐默识是“养心之要”和“存养之功”。有许多文字是以讨论《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行事的方式来阐述理学思想。 查看详情>>

六卷。清陆陇其(1630－1692)撰。陇其字稼书，初名龙其，浙江平湖人。康熙进士，历任江南嘉定、直隶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后辞官归。学宗程朱。着有《古文尚书考》、《困勉录》、《松阳讲义》、《渔堂文集》等。是编因《三礼》之书多由汉儒采辑而成，其中所载古今典礼，自明堂、清庙、吉、凶、嘉、宾、军、礼以及名物器数，互相考核，多有龈龉不合处，遂取郑(玄)孔(颖达)诸家注疏，折衷于朱熹之书，并旁及《春秋》、律吕等与《三礼》相关资料，悉为采入，务得其中。然其有疑而未决者，则仍缺之，故名“读礼志疑”。陆氏以其覃思，墨守于程、朱，考辨《三礼》黄制、名物、器具，指摘经文之疑，辨正注家之误，多附己意，时有发明。于经文注疏、随文纠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实非一般。因是书为读书时随手标记笺注，后经其弟子编辑而成，故时有疏误。有《正谊堂全书》本、《学海类编》道光间刻本十二卷、书三时斋丛书本、张清恪合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十二卷，附一卷。 查看详情>>

王夫之著。一卷。作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题辞”言：“窃恐解之者希也，故命之 《俟解》”。全书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着重阐述了人生哲学方面的问题，劝人“养其习于童蒙”，“博文以礼”， 切戒“玩物丧志”。主张以《诗》教荡涤浊心，凡事要适如 其节。对宋儒和释老所倡“居敬”、“空疏”等观点亦有批 评。其中不少观点可与《张子正蒙注》相发明。收入《船山遗书》、《船山全书》。1956年中华书局将该书与《思问录》合编，校点刊行。 查看详情>>

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查看详情>>

一卷。清陈厚耀撰。杜预《春秋释例》中有《世族》一篇，载春秋周王室及列国诸侯大夫世系，但此书宋以后即湮没不见。陈厚耀据孔氏《正义》所引，并旁参他书，作此以补杜书。其书体例为表格体。首为《周世次图》，后附周王室之卿大夫，以下依次为鲁、晋、卫、郑、齐、宋、楚、秦、陈、蔡、曹、莒、杞、滕、许、邾、吴、越以及小国诸侯，都是先叙国君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世系无可稽考者，依杜预之例，别出“杂人”一类，另为一篇，附于卿大夫世系之后。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中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书相近。此书征引不及顾书详备，但顾书于世系无可考概阙而不录，而此书则悉胪采无遗，又为顾书所不及。据其《自序》称，此书“凡七易稿而后定”，可见其审慎。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现存雍正三年陈氏自刻本，当涂朱煌刻本、吴珏刻本、扬州刻本、嘉庆五年刻本。 查看详情>>

《正蒙》是张载最主要的著作。他的哲学思想的精粹，具体表现在这部著作里。朱熹曾经给这书做过注解，名《正蒙解》，虽然也表示推崇，大部分却把他的理论歪曲了。后来做注的，明朝有高攀龙、陈伯达，清朝有李光地、冉觐祖、张伯行、王植等，都不及王夫之所注的精确。王夫之的这部《张子正蒙注》，不但充分阐明作者的思想，更进一步发展了张载哲学，而且对于原著上有些观点表示不同的见解，对于字句的错误也作了不少的校正。《张子正蒙注》曾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由古籍出版社据太平洋书店本排印。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