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xia ji)。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yao)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you)，以备制度。西土耆(qi)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词曰：
〔译文〕
有人认为，赋是古诗的别流。往昔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已经消失，歌颂他们成功的颂扬之声也就停止了;先代明君圣王的恩泽已尽，颂祷之诗也就不再兴起。汉朝的刘邦初定天下，百废待兴，没有时间顾及诗乐一类的事情。到了汉武帝、汉宣帝的时代，才增设掌管礼仪的官府，核定礼乐法度。宫内设置了金马门官署，让文人词臣待诏于此;又设石渠阁珍藏先代典籍。在宫廷以外设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负责校正乐律等事务，用来使已经废止的礼乐文章重新振兴起来，使三代盛世的传统得以继承，使汉代立国兴邦的伟业更加增添光彩。因此平民百姓心情愉快，各种表示祥瑞的征兆特别多，歌颂那些祥瑞征兆的诗作：《白麟之歌》、《赤雁之歌》、《芝房之歌》、《宝鼎之歌》相继完成，并进献到祖庙之中。宣帝时，神雀、五凤、甘露、黄龙这样祥瑞的征兆，被当作纪年的年号。所以文学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等人，从朝到晚，议论思索，日积月累，不断进献辞赋篇章。并且公卿大夫、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也时常抽暇创作。有的篇章因为抒写下方之情而达到了讽谏的目的;有的篇章因为宣扬君王的德业而达到了尽忠尽孝的目的。从容不迫推荐宣扬，显示给后世。这些篇章只是稍稍逊色于《诗经》中的雅颂之类作品。所以到了汉成帝的时代，就研究并且收录它们，天下进献的就有一千多篇。从此以后大汉的文章光辉灿烂，与夏商周三代同一文风。
况且，道德思想有衰落和兴盛的区别，学术文章有粗疏和精密的差异。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建立德业的帝王，不因为距离过去远或近而改变既定的法则。所以皋陶歌赞虞舜，奚斯颂扬鲁公，这些诗同被孔子所采用，那被采用的原则和理论，从古到今是一致的。检验上古就像三代那样歌颂盛世的德业，考察汉室又像此时这样使王者的德业更增光彩，赋的创作事属细小，但先代文学侍从之士所创立的体式，国家遗留下来的好文风，是不可缺漏的。我亲见国内政治清明和平，朝廷之中没有纷争十分太平，京城修建宫室，疏浚护城河，建起有树木和禽兽以供帝王围猎的苑囿，并且完善了各种典章制度。西京长安的故老，全都心怀幽怨思念之情，希望当今的君王能够怀念旧都，因而特别称赞长安原来的体制规模，很有些鄙薄东都洛阳的议论。所以我创作了《两都赋》，以极写令众人眼花缭乱的西都长安奢丽情况，并用当今东都的制度加以判断。赋的全文如下：
[评介]
班固的这篇序可以看成是一篇有关赋的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论文。
首先，班固强调赋是诗的一种流变，是由古诗发展而来的。“赋者，古诗之流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历来不尽一致。《文选》李善注说：“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诗经》的三部分内容，而赋、比、兴则是表现这些内容的表现手法。按李善的见解，就是说赋继承了《诗经》中的赋这一表现手法。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不免有失偏颇。班固在《序》中说：“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成、康之世是周的兴盛时代。作者惋惜自从周代衰微以后，歌颂王业的颂声就不复存在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汉赋是在新的时代继承了歌颂王业的诗歌传统，也就是以歌颂周代创业精神和太平盛世的诗歌为榜样，发展成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诗经·大雅》中有关周代开国的篇章，如《文王》、《大明》、《绵》、《皇矣》、《公刘》、《生民》等等，都曾为汉赋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总之，赋是古诗的流变，主要是指内容，而不仅仅是它的形式。
汉赋是盛世之声。汉朝立国之初，百废待兴，还无暇顾及文学创作问题。到了武帝、宣帝的时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各种祥瑞的征兆不断出现，这就提出了“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问题，即把已经废止和断绝的诗歌传统继承和发展起来，以宏扬大汉开国的伟业。汉赋色彩华丽，铺张扬厉，正是适应了反映太平盛世生活的内容需要。
汉赋发展和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汉代的文化政策。汉代设立金马门、石渠阁和乐府等机构，鼓励文学创作，为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赋的繁荣，创造了客观条件。许多言语侍从之臣，待诏于金马门下，“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时时间作”，潜心从事赋的写作。统治者则往往以赋作的优劣来决定人的取舍进退。这就使赋的写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到汉成帝的时代，文人词臣献赋已达千余篇，从而形成了仅次于《诗经》雅颂的一代文学，可以毫无愧色的同夏、商、周三代的文风相媲美。
关于赋的社会作用，班固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通过抒写下层人民的情绪来达到对统治者进行劝谏的目的;通过宣扬统治者的功德来达到尽忠孝的目的。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个讽谏，一个颂扬。实质上是在巩固封建统治这个共同目的下的两个手段罢了。班固是很正统的，他批评司马迁写《史记》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没有把儒家思想放在首位。他在写《汉书》时，一改司马迁的作法，把与刘邦争天下的项羽从本纪中剔除，降到传记之中。而司马迁曾寄予同情和赞颂的游侠、货殖、滑稽等三教九流人物，班固或删或贬，明确表明了自己维护封建正统观念的立场。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班固也是以坚持儒家正统思想作为最终标准的。在讽谏和颂扬两者之间，班固认为“雍容揄扬”，以颂扬为主。讽谏要“温柔敦厚”，不能触动统治者的根本利害。这从班固《两都赋》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那里的讽谏是极其微弱的。“讽一劝百”的概括同样适用于他。班固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社会作用问题，是很可贵的，这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