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轼曰：“太史公论诗：‘《国风》好色而不氵㸒，《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予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先王之泽衰，然後变风作，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於无所止者而已矣。若夫发乎性，止乎忠孝，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按少陵之诗，千古无不推奉，然至比之变风、变雅止矣，东坡更谓其为风雅之正，尤在“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之上，非徒以大言伏世人也。“废乎性止乎忠孝”七字，评杜实至精矣。荆公诗“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又足为发乎性止乎忠孝注脚也。
秦氏观曰：“杜子美之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李陵、苏武之诗，长於高妙；曹植、刘桢之诗，长於豪迈；陶潜、阮籍之诗，长於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於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於藻丽。於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亦不能至於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子美其集诗之大成者与？”按东坡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集大成”之说，首发於东坡，而少游和之。然考元微之《工部墓志》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总萃焉。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此即“集大成”之义，特未明言耳，则亦非东坡、少游之创论也。顾少游谓子美“集众家之长”可，谓由於“适当其时”则不可。假令子美生於六朝，生於宋、元，将不能“集众家之长”耶？抑非其时而遂降与众家等也？少游，词人之亻隽耳，论诗则胶矣。且孔子所以为“圣之时者”，时中之义。今既谓子美“集诗之大成”，则宜取微之所言“无可无不可”者当之。若以“适当其时”之“时”，为“圣之时者”之“时”，不几於郢书燕说耶？至以“豪迈”目曹植，则不尽其量；以“冲澹”目阮籍，以“峻洁”目灵运，则不得其情。此与微之以“孤高”目颜、谢者，同一粗疏也。其尤疏者，微之、少游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以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势姿态而已，於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为列代诗人之称首哉？元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所见远矣。
黄氏庭坚曰：“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後人读书少，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直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按《东皋杂录》云：“或问荆公，杜诗何故妙绝古今？荆公云：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予考“破”字之义，张氏迩求谓识破万卷之理，仇氏沧柱谓熟读则卷易磨。愚以张氏为近之，惟其识破万卷之理，故能无一字无来处，而又能陶冶点化也。元氏遗山云：“子美之妙，元气淋漓，随物赋形，谓无一字无来处可，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遗山之说，尤兼赅无流弊。今人诗非空疏则，未尝不读杜也，亦考遗山此说耶？又程氏云：“韩文杜诗号不蹈袭者，然无一字无来处。大抵文字中自立语最难，用古人语又难，须是用古而不露筋骨。”王氏世懋云：“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後，欲令人毁靓妆，张空，必不能也。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何如耳。”愚以荆公、遗山、程氏、王氏四说互证山谷，前辈金针，殆已度尽。
李氏纲曰：“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而《离骚》作。《九歌》、《九章》之属，引类比义，虽近乎俳，然爱君之诚笃，而疾恶之志严，君子许其忠焉。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心不忘君，故其词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摹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也。”按作诗当先辨六义，《风》、《雅》、《颂》，朱子谓之三经；赋、比、兴，朱子谓之三纬。三代以後，《风》、《雅》、《颂》之体，不可摹袭，而赋、比、兴，则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虽无《风》、《雅》、《颂》之貌，而实《风》、《雅》、《颂》之心也。作诗若有赋而无比兴，则诗心凋丧，而去《风》、《雅》、《颂》益远。惟子美以志士仁人之节，阐诗人比兴之旨，遂足为古今冠。学诗者熟玩《三百篇》之比兴，而子美之真心不难求，大节不难见矣。不然，导源已差，诵览著述，愈多愈缪。陆务观所谓“氵㸒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者也。
朱子曰：“杜诗佳处，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惟虚心讽咏，乃能见之。”按薛文清公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气象。‘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气象。‘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唐诗皆不及此气象。”此即朱子所谓“佳处在用字造意外，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者乎？然此类亦甚多。李氏于鳞谓“如‘文章有神交有道’，‘白小群分命’，‘随风潜入夜’，‘出门流水住’，皆道也，悟者得之”。愚窃取此意以读杜诗，叹其渊源活泼泼地，取之不尽。而黄山谷则谓“子美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陈绎曾《诗谱》又谓“刘琨、卢谌，忠义之气，自然形见，杜以此为根本。谢灵运以险为主，以自然为工，杜深处多取此。刘越石、鲍明远有西汉气骨，杜筋骨取此”。赵氏氵方又谓“杜审言、陈子昂、沈期、宋之问皆杜诗渊源”。范氏温又谓“杜律诗法度全出於沈期，如‘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之类”。此皆於杜之格律字句间求杜之渊源者，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耳。至如坡公爱“轻燕受风斜”“受”字，陈舍人爱“身轻一鸟过”“过”字。葛常之谓“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是炼中一字；“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是炼末一字。潘老谓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此直以用字造意尽诗人之能事，寻求不已，必堕入魔障者也。惟叶氏石林曰：“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今古之怀，皆见於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容肆，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凡字皆可用也。”此段议论，虽讲用字造意，而所见超乎象外，入其环中，可以参倚朱子之说，而痛砭今之专研《律髓》、《诗眼》，至於病入膏肓者。
蔡氏绦曰：“诗家视陶渊明，犹孔门视伯夷。集大成手，当终还子美。”按东坡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愚窃谓东坡持论太易，如子建、公，先不可以并称，鲍、谢亦非子建之匹，三代以下之诗圣，子建、元亮、太白、子美而已。子建、元亮，浑然天成，不在太白、子美下。其诗体则不如太白、子美之兼容并包，不可以元亮为胜子建，亦不可以元亮为胜太白、子美也。蔡氏比元亮於伯夷，是亦以诗圣品之，极得分际；惟脱漏子建为不精密。钟记室曰：“子建之诗，如人伦之有周、孔，羽毛之有鳞凤。孔门用诗，陈思入室。”胡氏应麟曰：“兼六代者陈思，兼唐人者杜。”锺氏以周、孔属子建，实不料後有子美；胡氏以子美为只兼唐人，似不甚确，然藉此可知子建、子美无优劣也。敖氏器之谓“子美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拟议”，几矣，终不如杜诗“集大成”语为尤的实耳。
严氏羽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按言宪章，必当言祖述，少陵所祖述者，其《风》、《骚》乎？沧浪不言，何也？且少陵取材，奚啻六朝？观其《过宋之问旧庄》云：“枉道只从入，吟诗许更过。”《陈拾遗故宅》云：“公生扬马後，名与日月悬。”《郭代公故宅》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观薛稷书画壁》云：“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赠蜀僧闾邱师叙闾邱均》云：“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哀故国相张公九龄》云：“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则知少陵於本朝诸巨公，靡不息心研玩，安得以其“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之句，遂谓其取资止於六朝哉？
范氏温曰：“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又曰：“齐、梁诸诗人，以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伤其正气，由於理不胜而词有馀也。杜公虽涉於风花点染，然穷理尽性，巧移造化矣。”按王敬美云：“杜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拙累不能为掩瑕也。抑知拙累正所以为古气哉？”陈後山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诗，工、易、新、奇、常，莫不好也。”观此，乃知诗不嫌拙。昔赵秋谷议渔洋、竹之诗曰：“朱贪多，王爱好”。爱好则与“拙”字相反，故为渔洋诗病。范氏之言信当矣。然予考王琪曰：“子美诗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蔑’之类，所谓转石於千仞之山，势也。学者效之过甚，岂远大者难窥乎？”屠氏隆亦曰：“人谓少陵最可喜处，不避粗硬，不讳朴野。予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沈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则然，擅场正不在此。”此二则最平正无流弊。盖“拙”字不可故避，致来“爱好”之讥；亦不可目为擅场，但装拗语硬语，自许浣花衣钵，实堕小径旁门，如王元美所谓“不画人物而画鬼魅”，柴虎臣所谓“献吉摹仿杜诗，多任心率笔，拙而无味，俗而伤雅”者也。范氏能知杜诗工拙相半，固为有见。但李贺、温岐，刻划害理，其病正坐一巧。梦得优游，差胜两家。范氏并贬之，似太过。至谓“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亦不尽然。杜有全首拙者，七言绝最多；全首工者，七言绝亦有之。他诗愈多。其工拙杂糅之作，诚难更仆数，终不得谓其篇篇皆如此耳。
江氏盈科曰：“子美作诗之时，即有意於传世。其诗曰：‘为人兴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按诗之为道，非惊人事也。必以惊人为事，李贺之奇，卢仝之僻，将为正宗，而温柔敦厚之教晦矣。且传与不传，非己之分内事。方作诗时，即有意於传世，是诗为务外徇名之物，非言志之用也。世教陵夷，学校浮薄之子，钻研吟咏，无非为惊人传世之资，好名弃实，凿情害理，诗未传而心术学术已不可问。然则杜公有此二语，何也？曰：杜公自逊其初年学述之未成耳。言“兴僻”则非中正之道甚明，故紧接二语曰：“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则知老而学力大醇，不复有此偏僻之兴，所以春来花鸟，无事雕肝钅术肾之深愁，而物情自然由中也。若以“老去漫兴”者为不精，则其结句云：“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语意已不实注。何者？谢公险句固多，要以天然为拔萃，“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人人脍炙，杜岂不知。陶公一生，本天为诗，曷尝有惊人之意挂其胸次哉？杜公他日又云：“晚节渐於诗律细。”“细”与“漫与”是二是一，“漫与”乃所以为“细”也。必求惊人者，粗中之徒，任气陵蔑焉耳。杜公殆故抑其少作，而发此微言，以教人欤？程氏曰：“杜诗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作题目。馀人诗非不佳，可命题者终少。好诗与好句，政自不同。”程氏此论极有味。人能知好诗与好句之优劣，则知惊人之句，必非典雅之诗，看董子三策，浑灏优游，殊不存一惊人之志也。黄山谷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须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观子美到夔州後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後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朱子谓“杜诗晚年横逸不可当”。夫“横逸不可当”者，风动雷行，神工鬼斧，即山谷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也。世人不玩朱子“横逸不可当”之意，而耳食朱子夔州以後自出规模之说，便疑其老而漫与，率笔颓唐，无关佳处。试问夔州以後诗，如《谒先主庙》、《古柏行》、《诸将》、《秋兴》、《咏怀古迹》作，煌煌名篇，可置之耶？总之，杜公早年晚年，皆有极意研练之诗，亦皆有兴到疾挥之诗。谢无逸所谓“老杜有自然不做语到极至处者，有雕琢语到极至处者”。黄氏生论亦如此，予极韪之。若论其大概，则山谷晚年“不烦绳削”之言，实不谬。故唐子西谓“子美到夔州以後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如弹丸”。而杜公亦自以老去之漫与，为欲追陶、谢也。世人不知诗家真境，转取吕氏本中惊人即警策之说，谓“文章无警策，不能悚动世人，不足传世”。岂知悚动世人，乃诗之外心哉？吕氏又云：“晋、宋间人，专力於此，故失於绮靡，而无高古气味。”是亦自知前语之有流弊矣。仆平日论诗，窃取杜公“意匠惨淡经营中”、“下笔如有神”二语，分观今古，不拘一格，而以“下笔有神”者为极致。又恐“意匠经营”与惊人奇句，相似而不同之处，学者不能深辨，往往迷误终身，识流於怪僻，志失於务外，所害不细，故录江氏盈科语一则，而详言以折之，不惮其琐琐也。若观者仍有驳难，是必不读魏、晋以上之诗耳。李于鳞所谓“求工於字句，心劳而日拙”者，其此辈耶？山谷《大雅堂记》曰：“子美以来，四百馀年，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子美妙处在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得咀嚼有意，闯然入其门耶？”噫！心劳日拙者之多也，观此又不足怪矣。
宋氏祁曰：“甫混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馥，沾丐後人多矣。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按仇沧柱谓“《旧唐书》记事略而论文详，备载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唐书》记事稍详，其论赞一段，简括遒劲，颇类欧史笔意”。愚谓宋氏此赞，括未能也。“千汇万状，兼有古今”，第言其体繁变词富有耳，故接以“他人不足，甫独厌馀”也。又以能切时事，千言不衰为诗史，则杜诗之足贵，第在精而多耶？予考陆象山曰：“诗学原於《赓歌》，委於《风》、《雅》。《风》、《雅》之变壅而溢者也，《骚》又其流也。《子虚》、《长杨》作而《骚》几亡，黄初而降，日以澌矣。惟彭泽一源，与众殊趋，而玩嗜者少。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风》、《雅》，才力宏厚，伟然足镇浮靡，诗为之中兴。”此数行文字，能贯三四千年诗教源流，又洞悉少陵深处，语意笔力，皆臻绝顶，乃可谓遒劲简括耳。以作杜公传赞，庶几不愧。
屠氏隆曰：“王元美谓‘少陵集中，不啻有数摩诘’。此语误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独少摩诘之冲然幽适，冷然独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沈，不除烦热；摩诘参禅悟佛，心地清凉，胸次原自不同。”按少陵诗如“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天寒鸟已归，月出山更静”，“林疏黄叶堕，野静白鸥来”，“荻岸如秋水，松门似画图”，“谷鸟鸣还过，林花落又开”，“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如此之类，不堪枚举，置之右丞集中，当亦高境。屠氏偏执之论，其不知诗犹可恕也。至谓少陵“不除烦热”，彼将以感时愤俗，迸泪惊心，为禅悟所不屑乎？不知伦纪缠绵，人生大节，一概扫除，置身何等？摩诘“凝碧池头”一作，将亦谓烦热未除耶？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且少陵诗集大成，何独缺摩诘一体之有！元美语自不误，无可攻也。
李氏东阳曰：“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可以为乐。如太白《远别离》，子美《桃竹杖》，皆极其操纵，曷尝按古人声调，而和顺委曲乃如此。固初学所未到，然学而未至於是，亦未可与言诗也。”按西涯此则论乐府，颇得悬解，不似于鳞等摹袭为古，割裂为奇。然论杜则独以《桃竹杖》引为极则何也？太白《远别离》一作，惚变化，实造绝之构；若《桃竹杖引》，特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也。必求其至，《兵车行》为杜集乐府首篇，其长短音节，拍拍入神，在《桃竹杖引》之上。西涯殆舍熟就新，遂不自知其偏耳。
蔡氏绦曰：“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生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甚有并其题而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惟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按蔡氏此论，最得乐府真处。诗为乐心，本以言志，若乐府必作古人题目，摹古人声调，是诗莫古於乐府，亦莫卑於乐府矣。王氏嗣谓“杜公《曲江三章》学《三百》，《七歌》学《离骚》，《新安吏》诸作学古乐府，俱自开堂奥，不肯优孟衣冠”。张氏纟延谓“李、杜二公齐名，李集中多古乐府之作，而杜公绝无乐府，惟《前》、《後出塞》诸首耳。然又别出一格，用古体写今事，大家机轴，不主故常”。胡氏应麟谓“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黄氏生谓“六朝好拟古，往往无其事而假设其词。杜诗词不虚发，必因事而设，此即修词立诚之旨”。王氏士禛谓“《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沧溟诗名冠代，只以乐府摹拟割裂，遂生後人诋毁，则乐府宁为其变，不可以字句比拟也明矣”。诸说皆可与蔡氏之论相证合。总之，杜有乐府而无乐府，无乐府之乐府，乃乐府真处，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又沈氏德潜曰：“唐人达乐者已少，其乐府题，不过借古人体制，写自己胸臆耳，未必尽可被之管弦也。”据此则後世诗人本宜自创一题，咏歌时事，沿袭旧题，情理未笃。故余窃谓杜之乐府，非变也，真也；今之好沿乐府题者，非古也，似也。若于鳞之比拟字句，更不足笑矣。
沈氏德潜曰：“苏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贵，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其为国爱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Ι，生平抱负无不流露於楮墨中，诗之变，情之正也。新宁高氏列为大家，具有特识。”按李于鳞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盖言唐人之五古，与汉、魏、六朝别也。王元美遂谓“杜长篇曼衍拖沓，於《选》体殊不类”。又谓“五言《选》体，太白以气为主，子美以意为主。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不伦，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耶？”王贻上亦以于鳞、元美为定论，而谓“五言古诗，杜甫沈郁，多出变调”。愚皆以为不然。李之《古风六十首》，直追正始以前，其才力更在射洪、曲江而上，昔人既以复古许之，不待言矣。杜之短篇，有建安气骨者，昔人屡言之，今亦不缕述。即以杜之长篇论，《北征》一作，谓与《风》、《雅》相表里可也，况汉以下乎？《奉先咏怀》一作，非即蔡文姬《悲愤》之规模，而又超出其上者乎？且《焦仲卿诗》、《赠白马王彪》诗，或千馀字，或四五百字，皆非寥寥短章，故胡氏应麟谓“杜之长篇叙事，有汉人遗意”。乃于鳞、元美、贻上等，第以《选》体之清婉简净者号为古诗，而忘汉、魏诗之荦荦大者，遂觉杜公之恢闳崛聿，创此变调耳。确士亦不敢定为汉、魏以来之正体，而特尊之曰“诗之变，情之正”，此与高廷礼不敢目为“正宗”，而别以“大家”尊之，同一迁就调停之见，而不自知其眼光纤仄也。且天下文章有非“正宗”而足为“大家”者耶？名目琐碎，而无理解，徒成笑柄耳，确士以为特识何哉？至统李、杜之全集以观，露语率语，稚语累语，诚间有之。然径谓其五古病率坐此，不足以争衡陶、谢，更不敢望曹氏门庭，立论之果敢而无忌，莫此为甚矣。况杜之似《选》体者正复不少，概谓变调，杜亦不受也。夫于鳞、元美、贻上、确士，皆诗家之铮铮者，而议论之沿讹习谬乃如此，此无他，徒就成见以立言，而蔽於所不见也。是故特识未易自许，亦未易推人也。
胡氏应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虽宕逸沈郁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建、渊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之才，不尽於古诗，而尽於歌行”。又曰：“李、杜歌行，廓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按胡氏论七言古，以李、杜并称大家，颇有见地，不似渔洋论七言古诗，独推老杜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能抗行，而以太白与嘉州并称也。然李、杜分别处，言之尚不详覈。予考州云：“李、杜歌行之妙，冠於盛唐，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欲绝者，子美也。”确士云：“七言古诗，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沈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分论两家，各肖其妙，较胡氏为胜。虽胡氏亦尝分别李、杜之歌行，曰：“阖辟纵横，变幻超忽，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此又不免强别歌行以状李、杜耳。且胡氏谓“李、杜才不尽於古诗，而尽於歌行”，尤不然。诗各有体，体各有才，才各宜尽，谓“李、杜之才不尽於古诗”，将子建、渊明歌行绝少，其才犹有未尽者耶？无怪乎谓子建、渊明与李、杜为判不相入也，无怪乎谓李、杜七古廓大於汉、魏，而古质不及也。盖胡氏以貌论诗，不如古诗歌行，貌分而才一，故亦不知丰约文质，貌异而神融，殆所谓皮相之士也耶？至张氏笃庆，又谓“初唐七古，转韵流丽，动合风雅，为正体；工部一气奔放，宏肆绝尘，为变体”。此又扬何信阳、李沧溟之馀波，予已辨于《李诗说》中，不更赘矣。
李氏梦阳曰：“叠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前景寓目，後景感怀也。如‘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前半阔大，後半工细也。唐法律甚严惟杜，变化莫测亦惟杜。”按崆峒学杜，摹拟有痕，刻划过甚，诚开剽窃之风，若此论五律一则，则方圆之规矩也。胡氏应麟亦谓“老杜五律，虽中联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间之。故习杜者，句语或有枯燥之嫌，而体裁绝无靡冗之病。此初学入门第一义，不可不知”。此与崆峒皆为阅历之言。今人自以为情景交融，而不知夙非老手，何可挥霍任意哉？然周氏弼必谓“前联情而虚，後联景而实，轻前重後，酌量乃均。若前联景而实。後联情而虚，前重後轻，多流于弱”。又未免拘执过甚，视律诗如印板矣。
胡氏应麟曰：“五言律体，工部气象巍峨，规模宏远，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宏大则‘昔闻洞庭水’，富丽则‘花隐掖垣暮’，感慨则‘东郡趋庭日’，幽野则‘风林纤月落’，饯送则‘冠冕通南极’，投赠则‘斧钺下青冥’，追忆则‘洞房环冷’，吊哭则‘他乡复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从人间来者。”按胡氏铺叙杜公五律胜场，美矣大矣。然卢氏世氵曰：“五言律至盛唐诸家，而声音之道极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感天地，动鬼神，︳谟定命，远犹辰告，蒿目时艰，勤恤民隐，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有用之文章也。”如卢氏所论，乃洞澈杜公五律胜场处，胡氏犹论其粗焉者耳。学者於胡氏之说，求杜律之大，於卢氏之说，求杜律之精，不患不得门而入矣。
高氏棅曰：“七言律诗，盛唐作者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崔颢、贾至、王维、岑参各极其妙，李颀、高适当与并驱。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篇什亦盛，如《秋兴》诸作，前辈谓其浑雄富丽，小家不可仿佛，信然。”按杜之七律较胜诸家处，不在浑雄富丽也。高、岑何尝不浑雄，王、李何尝不富丽哉？且《秋兴八首》，兴象声色，诚为名构，然持较《九日蓝田崔氏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诸将》、《咏怀古迹》等诗，则《秋兴》犹非杜公七律之止境也。胡氏应麟曰：“近体莫难於七言律。高、岑明净整齐，所乏远韵；王、李精华秀朗，时觉小疵。学者步高、岑之格调，合以王、李之风神，加以杜陵之雄深变幻，七律能事毕矣。”又曰：“七言近体，盛唐至矣，充实辉光，种种备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极。”二段於杜律胜诸家处，独得其微，过高氏远矣。然胡氏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等句，为字中化境，强为分晰，殊属多事。盖既曰化境，则从心所欲，神动天随，何篇章字句之能辨哉？王元美曰：“七律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非老杜不能。”此与胡氏同一胶而不化之见，不可以论变化无方、境与天会之杜诗也。
周氏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并奏，清浊高下，种种具陈，真有唐独步也。然其间半入大历後格调，实开中晚滥觞之端。”按中晚七律能手，如刘宾客、柳柳州、白乐天、王仲初、许丁卯、杜紫薇、温八叉、罗昭谏之流，皆绝不学杜，非杜诗开之也。略能学杜而涉其藩篱者，惟一李义山，遂为晚唐七律之冠。杜之七律，何误於人？周氏不加详考，径立议论，妄矣！张氏远曰：“杜诗七言律，往往入《竹枝》、乐府，如《十二月一日三首》之类，俱有厚力深思，浅学不能及，亦不可学。”观此则杜律有不可学者，或坐古质太过耳，乌得谓滥觞中晚乎？中晚流易纤，惟不学杜故至此，今转以为杜罪，岂不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