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氏敬曰：“子美才富学博，其为近体长篇，多至千言，而气力愈壮，称擅场矣，然诗家妙义，正不在多。且如《麟趾》、《甘棠》，每章十馀字，汉高《大风》二十三字，倾动千古。自《三百篇》一变为辞，再变为赋，滥旁薄於古风，壮浪豪举於近体者，足矣。若夫长律娓娓，只足当其富有，无关性情。盖诗至近体，不免雕琢，更加凑砌，兴味已尽，葛藤蔓延，甚觉无味。故予於长律，不甚解颐。”按高氏棅曰：“排律之作，源自颜、谢诸人，唐兴，始专此体。开元後，作者之盛，声律之备，少陵独得其兼善者。其出入始终，排比声韵，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而不可也。”据此则排律导源甚远，不得疑其在近体之後；而少陵之无施不可，又不可以“雕琢”、“凑砌”、“葛藤蔓延”斥之也。郝氏必谓诗家妙不在多，而以《麟趾》、《甘棠》、《大风》为例，则《宾筵》、《闷宫》，何以列于《雅》、《颂》？《孔雀东南飞》一作，何以高於汉人？诗殆未可以多少论也。然仆窃疑少陵酬应之章，排律为多，即如《赠翰林张四学士》、《赠集贤崔于二学士》、《赠鲜于京兆》等作，大都褒称先达，感述沈伦，习染时贤，格亦无甚变化，较之《谒玄元皇帝庙》、《行次昭陵》、《重经昭陵》等作，精力甚逊，盖亦犹五七律中有率不经意之篇也。平心而论，排律一涂，杜直以馀力行之，可慕其宏富，斗靡夸多，亦不可斥其冗长，举一废百。胡氏应麟曰：“杜排律五十百韵者，极意铺陈，颇伤芜碎。惟赠汝阳、歌舒、见素、李白诸作，格调精严，体骨匀称。每读一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端，如周写生，太史叙传，逼夺化工。而杜从容声律间，真古今绝诣。”又曰：“杜大篇钜什，如《谒先主》、《赠歌舒》等作，阖辟驰骤，如飞龙行云，鳞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阴用兵，百万掌握，变化无方。虽时有险朴，无害大家。”此二段措议平允，不似京山概贬长律为“无关性情”，太高而无当也。若杨诚斋云：“杜排律多矣，独《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图》一首，琼枝寸寸是玉，ヤ檀片片皆香。然排律仅可止此，五十韵、百韵非古法矣。予嫌其以次乘为上驷，既不甚的；又诗患长而无力，不在古人有之与否，若能以笔笔奋迅之才，行滔滔百韵之体，虽自我作古何害？”诚斋以少为古，是亦京山之见也。若德州卢氏统谓“杜公排律，自六韵以至百韵，无不从容研玩，锋发韵流，尽洗排当，力由天授”。此则一例推尊，予亦未之敢从耳。
卢氏世氵曰：“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子美恰与两公同时，乃恣其崛强之性，颓然自放，独成一家，可谓巧於用拙，长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戆者也。”按胡氏应麟曰：“以少陵之才攻绝句，即不能为太白，讵不若摩诘？彼自有不可磨灭者，无事更屑屑也。”又曰：“五七绝各极其工者太白，五七绝俱无所解者子美也。”又曰：“少陵不甚攻绝句，遍阅其集，得‘东逾辽水北滹沱’、‘中巴之东巴东山’二首，与太白《明皇幸蜀歌》相类。”信如胡氏之言，是杜之五七绝，大率无足法矣。然敖氏英曰：“少陵绝句，古音黯然，风格矫然，用事奇崛朴健，与盛唐诸家不同。”锺氏惺曰：“少陵七绝，长处在用生，往往有别趣，有似民谣者，有似填词者。但笔力自高，寄托有在，运用不同。看诗取其音响稍谐者数首，则不如勿看。”观此二说，则知杜公绝句，在盛唐中自创一格，乃由其才大力劲，不拘声律所致。而无意求工，转多古调，与太白、龙标正可各各单行，安得谓其不屑为此，遂致绝无所解，只“东逾辽水”、“中巴之东”二首足传哉！卢氏谓“崛强自放，独成一家”，乃在个中。但又有“巧於用拙”云云，则似此老吊诡为心，求胜同时名士。此小家闪奸伎俩，心术不广，文章必怪。杜公一生平直，似无此见地也。果如卢氏之说，曷不全力出奇，而又为花卿、龟年风流蕴藉之作何哉？总之，杜公天挺之才，横绝一世，无所不可。自率本怀，则为绝句创调；偶从时轨，则为绝句冠场。疑其不习者非，疑其弄巧者亦非。学者论诗，当两体兼收，不可专取间响稍谐者，亦岂可专仿词气奇僻者哉！黄氏生曰：“杜公绝句，不入正声，特闻蜀中《竹枝》之音，聊戏效之耳。读者不必律以正法。”此则不知其为大手创调，而径断其为摹仿戏作，识弥粗矣。
刘氏会孟曰：“子美年四十五，自陷贼。明年，自拔取拾遗，扈从还京。又明年，始外补。又明年，始弃官入秦州。自是流离展转，凡三迁。当时朝廷虽乱，道路无壅，雄藩宾客之盛自若也。公以三朝遗老，负海内诗名，其游迹所经，如锦江、洞庭，意气浩然，江湖胜境，楼台高会，长歌短赋，倾晤宾主。当奔走流离，仓卒患难，而所遇犹若此，宜其诗之淋漓悲壮，迈群杰出乎！”又曰：“古今穷诗人，独称子美。然在天宝，则及见丽人，友八仙；在乾元，则扈从还京，归鞭左掖；其间苦厄，惟陷数月耳。後来流落夔、蜀，田园花柳，亦与杜曲无异。”按江氏盈科曰：“李青莲是快活人，当其得意时，斗酒百篇，无一语一字不是高华气象，及流窜夜郎後，作诗甚少，当由兴趣萧索。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戎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於诗中发出，故读少陵诗，即当得年谱看。”此君论杜，与辰翁却相反。然予每笑辰翁之论杜，与此君之论李，同是一副鄙陋心胸，而考之又不悉也。夫诗为心声，枯菀穷通，皆可自见。今谓少陵之出群，由於东道之豪盛，已觉不成议论，又以得见丽人为少陵喜幸，此其鄙恶居何等乎？青莲奇气凌云，视爵赏如尘芥。今谓流窜夜郎以後，兴趣索然，此稍有气概者所不为，况傥荡如青莲者乎？就使少陵境遇称怀，亦不得谓诗之冠世，即由乎此；就使青莲夜郎以後，诗篇少见，安知不由编辑零落，亦不得断其兴趣颓唐，而况皆不然哉！今详据杜公《年谱》，并核其诗以为证。廿四岁，赴京兆贡举，不第，诗所谓“忤下考功第”者也。其後游齐、赵，在东都，至长安，既未通籍，困境可知。三十六岁，帝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李林甫命尚书省试，皆下之，公应诏而退，诗所谓“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者也。四十岁，进《三大礼赋》，始命待制集贤，又为宰相所忌。明年，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其实无以自遣，诗所谓“才杰俱登用，愚蒙但隐沦”，“微生г忌刻，万事益酸辛。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者也。四十四岁，始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乃得一官，诗所谓“耽酒须微禄”者也。十一月，往奉先，诗所谓“入门闻号兆，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者也。四十五岁，自奉先往州，自奔行在，遂陷贼中，其痛苦不待叙。四十六岁，四月脱贼，谒上，拜左拾遗。此一生最得意处，然家室未卜存亡，诗所谓“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者也。旋即以疏救房，诏三司推问，赖张镐救之获免。八月，放还省家，诗所谓“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者也。即在谏省中，亦不甚г足，诗所谓“朝回日日典春衣”，“我贫无乘非无足”者也。明年六月，即出为华州司功，诗所谓“无才日衰老”，“削迹共艰虞”，“孤城此日肠堪断”者也。四十七岁，关辅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诗所谓“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者也。十月，发秦州往同谷，寓焉，诗所谓“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岁拾橡栗随狙公”，“手脚冻皴皮肉死”，“短衣数挽不掩胫”，“男呻女吟四壁静”者也。十二月，入蜀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诗所谓“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者也。明年，卜居浣花溪，诗所谓“卜宅从兹，为农去国赊”，“百年粗粝腐儒餐”，“恒饥稚子色凄凉”者也。又明年，公年五十，仍居成都，间往蜀州，仍归成都，诗所谓“老被樊笼役，贫贱出入难”，“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者也。五十一岁，仍居成都，诗所谓“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者也。其秋至绵州，冬挈家至梓州，又至射洪，诗所谓“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将老忧贫窭，筋力岂能及”者也。五十二岁，在梓州，间往汉州，秋往阆州，冬复回梓州，是岁召补京兆功曹，不止，诗所谓“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长傍人”，“穷愁但有骨，使君寒赠袍”，“别家三月一书来，避地何时免愁苦”者也。五十三岁，归成都草堂，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此晚年最适意处，然屈居幕下，实非其志，诗所谓“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者也。五十四岁，辞幕府，归草堂。严武卒，遂离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云安，居之，诗所谓“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者也。五十五岁，自云安至夔州，诗所谓“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沈绵疲井臼，倚薄似樵渔”者也。五十六岁，迁赤甲，又迁西，又迁东屯，复还西，诗所谓“乱後居难定，穷荒益自卑”，“囊虚把钗钏，米尽拆花钿”，“无钱从滞客，有镜巧催颜”者也。五十七岁，出峡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诗所谓“暮年飘泊恨，今夕乱离啼”，“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饥藉家家米，愁徵处处杯”者也。五十八岁，自岳州至潭州，未几入衡州，夏复还潭州，诗所谓“穷困挫曩怀，常如中风走。羸骸将何适，履险颜益厚”，“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者也。五十九岁，春在潭州，夏再入衡州，欲如郴州，因至耒阳，诗所谓“隐忍枳棘刺，迁延胝趼疮。萧条向水陆，汩没随渔商”，“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者也。而其秋竟以寓卒矣。统观一生，无非穷困，“楼台高会”，“田园花柳”，特偶一遭逢耳，安得谓其苦厄之境，只居数月乎？辰翁读杜不熟，遂论其诗，亦可嗤矣。若太白以乾元元年戊戌长流夜郎，以宝应元年壬寅冬卒，首尾四年馀耳。然此四年中，自《流夜郎留别宗十六》诗、《流夜郎赠辛判官》诗以下数之，长歌短赋，不下四五十篇。其中高华豪迈之作，指不胜屈也，况又有辑未备，分年未的者哉？且太白临终尚有诗，安在其兴趣索然也？雪涛任意挪揄，当由心境猥琐；而考古不审，贻误後人，与辰翁所论，皆李、杜之障蔽也。予故不惮详覈以辨之，且以戒世之识鄙而学疏者。
赵氏次公曰：“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一寓於诗。其曰：‘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也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有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按杜公之诗，人之推服至极者，如秦少游以为孔子大成，郑尚明以为周公制作，黄鲁直以为诗中之史，罗景纶以为诗中之经，杨诚斋以为诗中之圣，王元美以为诗中之神，亦蔑以加矣。其为人，则《新唐书》本传云：“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数语亦简而核。然本传又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则於杜公之经济出处，犹未之识也。考杜公诗，於国家之利病，军国之成败，往往先事而谋，援古而讽，无不洞中要。而其难进易退，去就皎然，亦何尝非“接淅而行”、“三宿出昼”之宗派哉！详见集中各诗，不及备述。赵氏止引二联，尚属挂漏。然断之曰“王佐之才”，“出处与孔、孟合”，则信非溢美矣。故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而州学孔庙戟门则祀子美。夫以子美之诗，抉经心，执圣权，以从祀孔子庙，不较胜於唐人之从祀何休、王弼哉？元顺帝追谥文贞，为千古诗人之仅事，要亦当之而无愧色者也。黄氏彻曰：“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云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据此则谥以文贞，其美尚有不尽者欤？
李氏纲曰：“肃宗之弩房，人无敢言，独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废斥终身，与阳城之救陆贽何异！然世罕称之者，殆为诗所掩故耶？予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观者如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语文章妙天下而已。”按葛常之《诗话》引张无尽《孤愤吟》云：“房未相日，所谈皆皋夔。一朝陈陶下，覆没十万师。中原已纷溃，老杜尚嗟咨。”盖为罢相时，杜子疏力救而发也。是则之衄师非无罪，而杜之救为徇私矣。然之败也，由於恢复两京之遽，固志大而虑疏；而之初意，亦欲持重俟时，中人邢廷恩等促战，仓皇遂及於败，则亦不当专为罪也。况考之罢相，《旧史》即系之兵败下，殊觉失之不审。《新史》曰：“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相”，虽兼二事，言仍未覈也。予检杜公《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云：“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必位公辅。陛下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画一保泰，素所蓄积。而性失於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之爱惜人情，至於玷污。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志气挫衄，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据此，则之罢相，自为琴工董庭兰事，与陈涛之败，了无交涉，盖陈涛之事，在前一年也。且尝建议遣诸王为都统节度，禄山见分镇诏书，抚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则之善谋，业已功在社稷，似可与陈涛之罪相抵。今只为琴工一事，遽免宰相，是欲使秦穆必替孟明，以一眚掩德也，岂用人之道哉！杜公救之疏，自为国家起见，故当时名臣，如颜真卿、韦陟，则谓甫此疏不失谏臣体，如张镐则谓朝廷罪甫，必塞言路，皆为能见其大。而《旧史》、《新史》既以之罢相，仍为陈涛斜之故，又以公之救，专为布衣交之故，於则不考时事，於公则测以私心，均不足为信史。若张无尽之作诗揶揄，尤ウ陋而不足道也。呜呼！观公《陈涛》之诗，则知公於无徇私讳匿之心；观公救之疏，则知公於国有爱惜人材之意，直笔忠悃，可质百世。故公之《谢推问状》云；“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深容直臣，劝勉来者。”夫以肃宗震怒之馀，而公之引罪曰“恳到”，曰“狂狷”，曰“直臣”，亦可谓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世人见素负时名，而谈释、老、仿车战，名实不称，比之殷浩。不知於建议分藩外，如救王思礼，荐严武，颇能裨益帷幄；殷浩钓名之鄙夫，非其伦也。公救之明年，为贺兰进明所谮，兼谮及公，同时贬谪。既功名不终，公亦羁旅以老。皆属时命，无可言者。然进明已杀张、许，又谗房、杜，凶人之谗贼善类如此，持论岂可更扬其馀焰而助之哉！李肇云：“宰相自张曲江之後，称房太慰、李梁公为重德。”司空图《房太尉》诗云：“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刘克庄云：“房虽败，不失为名相。”综是数说，之德望，岂易企及！若董庭兰依倚一事，考之朱长文云：“薛易简称董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体和，抚弦韵声，可感鬼神。给事中房，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予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其仁矣。当房公之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为相岂能遽绝哉？赇谢之事，予疑谮者为之，庭兰朽耄，岂能辩释，遂被恶名耳。故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了无愠色也。”观长文所辩，房公诚不失为长者；而易简即天宝时人，其言又信而可徵也。然则董庭兰尚不足以累房次律，而房次律何足以累杜子美哉！李伯纪比诸阳城之救陆贽，夫次律即非敬舆匹，而子美实无愧於亢宗也。後人读唐史，辄以房贻口实，杜之救房，即同瑕玷。予故录伯纪语，而历历证之如此。盖伯纪一代伟人，故能洞悉贤达事君交友之心胸，而叹其不苟於事；彼葛立方、张无尽之徒，何足以知之！
黄氏生曰：“杜公屡不第，卒以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虽前後铺陈时事，无所不备，而於当时荒氵㸒失国，惟痛伤而不忍讥，此臣子之礼也。说者不得公心，影响附会，辄云有所讥切。此注杜大头脑差失处，妄笔流传，杜公之目，将不瞑於地下矣。”按宋氏濂曰：“注杜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於卒尔咏怀之作，亦必迁就为说，子美之诗，益不白於世。”此论最通。夫杜即爱君，岂有篇篇寄意者？果如是，徒形其琐屑好名而已矣。此注者之凿也。黄氏之说，剧得杜意，然黄氏亦有所本。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已讥唐人咏杨妃者，为无礼於君矣。此等处有关名教，学诗者之开宗明义章也。顾黄氏谓杜公“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此论亦陋。君臣之义，无所逃於天地之间，何关穷达事！使明皇不赏《三大礼赋》，子美将肆其诋讠其耶？抑肃、代二帝於子美无知己之感，便可不需感慕耶？意在主持名教，而发论不本於性天，即不可以教忠而明礼。然则“大头脑差失处”，黄氏亦未能免。子美诗云：“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斯言也，乃纯臣之言也。
黄氏彻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子美胸中语也。宜其孩弄严武，藐视礼法，而朱老、阮生皆与莫逆，遭田父泥饮，至被肘而不悔。其内直外曲，强御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测也。”按《旧史》杜本传云：“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性虽急暴，不以为忤。”《新史》语与《旧》同。其下云：“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将出，冠钩於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新史》本《云溪友议》，不足信，故鲁以严武镇蜀、章彝入觐证其伪。刘克庄云：“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子美《哭严仆射》诗云：‘老亲如夙昔，部曲异平生。’极其凄怆。至列之《八哀诗》中，忠厚蔼然。”王嗣亦云：“观公《九日寄严大夫》、严公《巴岭答杜二见忆》两诗，两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杀之讹。观《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无欲杀公事。”以上诸说，皆足明严之未尝忮公矣。若公之凭醉登床，斥严家讳一事，《旧史》则贬之曰“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史》则贬之曰“性褊躁傲诞”，此亦未免已甚也。史称公与武世旧，而武又少於公十四岁，则知挺之已与公为交好，公亲见武之成立，故《八哀》诗云：“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明友其父也。唐人朋友呼名，如李诗称杜甫，杜诗称李白，不足为异。其直呼挺之，用此礼也。特施之死後，而对子名父，为不宜耳。然玩其语意，实是追念故交，且爱武之极，乃有此惊喜过望之词。以沈醉不检，故脱口触讳，本非不足於武，何“褊躁傲诞”之有！是以武虽卞急，亦能略其形迹，谅其心曲，而不以为畔，且待之加厚也。今以醉中一言之疵，遽概之曰“褊躁傲诞”，其性实然。然则杜诗中所以爱美严公不一而足者，皆将侪於虚言而不足信，而公之醒时，转为谀佞诈伪之流，非第“褊躁傲诞”之过而已也。岂知杜公者哉！至其在武幕中之诗，曰“强移栖息一枝安”，曰“蹉跎效小忠”，曰“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方若有不屑俯就之意，未尝以为恩也，何“恃恩放恣”之有？吾叹作《旧史》者之视富贵人太重，而礼公太轻也。然即其不屑相就者，亦自嗟时命之乖，不能展其康济之志耳，非有憾於武也。以欲大庇天下之人，而老作诸侯之客，谓称其本怀感恩报不可，谓形诸嗟咏，即同怨望，亦不可。惟登床一语，不能谓非无心之小失；而要不当如史臣科断云云也。若常明黄氏，直以公之醉语，为疾恶刚肠，为孩弄严武，为不畏强御。此又於君子之过，从而为之辞者，鄙意殊不谓然。武本非恶人，公亦未尝疾武，疾武亦不应醉中名武之父，以此为豪视八极，士之礻是身接物，将何所不至也！故《新旧史书》论公已甚之处，断不敢从，而黄氏之说，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学者世间之常法焉。
王氏应麟曰：“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博士，均、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ν、李实类此。杜、韩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行其平素鲠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亦不独於鲜于京兆、张博士也。《投歌舒仆射》诗云：“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而《潼南吏》则云：“哀哉潼关卒，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歌舒。”何其前後违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检处，而置之集中，不肯删其少作，又见古人朴实，不讳过也。然於翰等，犹可解曰：前时败阙未见，自不应逆探其恶而斥之。若王维、郑虔，大节已玷，犹从而美之曰：“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反覆归圣朝，点染无涤荡”，何其深加惋惜乃尔！至称维曰天下高人，称虔曰天然生知，此真不能为少陵解矣。予尝反覆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爱贞洁，岂於此大节而反忘之？只缘於朋友一伦，长厚太过，有悱恻缠绵之仁，而无刚健断决之义。见维之取痢称、作诗志痛也，则以为心尚可原；见虔之潜以密章达於灵武也，则以为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伪署，市令之求摄，皆法之所不得宥，而义之所必当绝也。故太白之可谅，在於辞官而逃；维与虔之难逭，在於已汙伪命。少陵混视为一，虽无损於己之节目，然已增後学之疑矣。昔王伯安素善刘养正，养正从逆，伯安逼令引决。其母丧暴露，伯安使人葬之，且祭以文云：“君臣之义，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施於其母。”有儒生驰书辨论，君臣朋友，本无二理，伯安愧屈。夫维与虔之罪，即不至如养正之甚，而岂得谓其清白无玷，仍以朋友之礼待之，且为之嗟慕不置哉？然则少陵投献应酬之作之不能抗直者，转为唐人之常事，文字之未节，而不必申驳矣。然少陵之美王维也，顾氏炎武讥之。而王伯厚之讥郑虔失节也，何氏焯则驳之曰：“名士如珠玉犀象，虽无用而不可少”。至顾氏宸且文之曰：“供奉之从永王，司户之仕禄山，皆文人败名事，使自好者处此，不知作几许云雨反覆！少队当二公贬谪时，深悲极痛，至欲与同生死，古人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其交谊真可泣鬼神。”此二说乃名教之蠹也。夫所贵乎名士者，贵其识大义耳。使伦常之际，心目不清，则与粪土何异，而曰“珠玉”也？若供奉之辞官辞赏，先事而逃，与郑司户公然并论，此已不考之过。至司户之汙伪命，第目之曰“败名”，何其不知类也！且朋友，以义合者也，友如未汙，则当辨其冤于“伤心”、“严谴”之时，友如已汙，则当绝其交於功罪覈实之日，此非自好也，义也。今也知其汙而不得鸣冤，又痛其穷而为之饮泣，此温良而不断之失也。乃曰“不以成败论人”，交谊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为天地之常经，岂非疑误後人之极者哉！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歌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於义理者哉！剔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於诗教者必知之耳。
黄氏鹤曰：“公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馀，聂致酒肉。而史云：‘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票’，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亭。若果以饫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考。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是说。”按：仇氏兆鳌云：“元稹《墓志》：‘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或乃兼采本传，谓公卒於耒阳而殡於岳阳。考公之卒在大历五年，而史谓永泰二年，年次既属差讹，记事安得真确？”又唐人李观作《杜传补遗》，谓“公往耒阳，聂令不礼。一日过江上，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於何处。玄宗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於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夫子美卒於代宗时，玄宗之崩久矣。此皆诬妄可笑，不值攻驳者。以与太白皆临终被诬，故既论其生平梗概，而遂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