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四日 国际联盟总会讨论表决“李顿报告”。点名票决的结果，除了我国投反对票、暹罗国[290]弃权外，赞成票达四十二票，议长宣布通过，日本代表愤而退场。
三月三日 三陆地区大地震的同时发生大海啸，岩手县釜石地区受害甚大。岩手、宫城、青森及北海道，死者达一千五百名，流失家屋达三千栋。
三月六日 英国文豪萧伯纳访东京。
五月四日 为出席于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我代表石井菊次郎、深井英五等乘龟田丸出发。
五月十六日 作为“昭和三大疑案”而闻名的私铁、卖勋、合同毛织三大受贿案于东京地方裁判所合并审理，在事发第五年终于宣判。
五月十七日 “五·一五”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暗杀）的概要由陆军、海军、司法三省方面同时发表。
六月七日 于市谷监狱收容中的佐野学和锅山贞亲[291]发表清算共产思想的《转向声明书》。其后，共产主义者中不断出现转向者。陆军浜松町飞机场第七联队火药库发生大爆炸，焚毁飞机二十余架。
六月十九日 受到来自国际技术界同时抱以不安与好奇的双重瞩目的丹那隧道，尽管屡屡传出不成与冒险的消息，终于在经过了长达十五年的工期、两千五百万元的巨额建设成本及牺牲六十余名建设者之后，于本日开通。
七月二日 于静冈县富士山下的原野演习中的步兵第一旅团三百余名士兵出现中暑症状，其中重症患者十八名，发狂自杀者七名。
七月十四日 称为“神兵队”的团体密谋第二次“五·一五”事件，但在付诸实施前暴露。[292]
八月十一日 海军军法会议对“五·一五”事件做出的死刑及无期监禁的求刑，被认为过于严酷，来自全国各地呼吁减刑的请愿书被集中到决策层。
八月十九日 在关于“五·一五”事件的陆军军法会议上，对后藤映范等十一名均做出四年监禁的判决。
十一月一日 三井合名会社发表方针，将提供三千万元基本财产，以此作为财团法人，投入社会公益事业。
十一月四日 长崎日惠社北川孝、西村满治从非洲埃塞俄比亚帝国归朝，通报了若从该国政府获得六十万町步棉花栽培地的租地权的话，便可望安置移民十五万人的情报。
十一月十六日 无线电的发明家马可尼氏夫妇访日。
十一月二十日 去冬以来，“全协”（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成员一起遭秘密逮捕。仅在警视厅管辖之下，截至本月十二日，“全协”方面被捕者就达一千六百九十六名，青年同盟方面则有两千五百名。其中被起诉者，“全协”方面有一百四十五名，其他方面则多达二百四十名。至此，事件大体告一段落。从本日起，仅限东京地区解除新闻报道禁令。
十二月二十日 夜，呈现据云千载一遇的月球、金星和土星轨道交错的空中奇异现象。
十二月二十一日 因长崎医科大学的学位买卖疑案，据传该校全体教授及副教授集体辞职。
内山完造四十八岁。在萧翁（萧伯纳）来沪之际，改造社特派木村毅[293]来沪，他受山本社长的委托，安排萧翁与鲁迅先生对谈。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出现了——刚好萧翁正在与鲁迅先生、蔡元培先生和宋庆龄女士座谈时，木村君得以拜会萧翁（于宋庆龄女士府上），并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文章。木村君达成目的后，又赶在萧翁乘船经天津赴北京之前，捷足先登到北京站，再度拜见萧翁，然后径直回国。而在萧翁乘船抵达横滨港之际，又仿效在上海宋庆龄女士“独占”萧翁的故技，使改造社“垄断”萧翁没商量——这一幕幕的场面何其快哉！
对于“五·一五”事件的判决，海军与陆军大异其趣。相对于海军从一年到十五年以下监禁的判决，陆军则一律判四年监禁，量刑上轻了不少。关东大地震时，对残杀大杉荣等人的甘粕大尉判得也很轻。这令人想到，在这样的时候，陆军方面是连司法判决也要插手并“酌情”的。这实在是混账透顶的事情。而在这次大战中，日军关闭上海的料理店，在浦江饭店内单设军方专用的料理店，还把那些关张的料理店里的艺妓招来，办成专侍军人的游乐场，着实是愚蠢、可笑之极。我之所以对陆军素无好感，也是因为如此这般一路看下来的缘故。每每想到这些，都会觉得像《拂晓的逃脱》[294]那样的电影，今天日本国内的人都能看到，这本身就是很好的日本人教育，当然也是拜战败之所赐。
在“昭和三大疑案”中，有所谓“卖勋事件”，也是一桩愚蠢得可以的事件。这宗长崎医科大学学位买卖事件，暴露了日本人不考虑充实内容与培养实力，徒对形式上的勋等和博士头衔等留恋不已的一面。虽然也属个别情况，但跟那种学生家长千方百计为孩子弄一张毕业文凭的做法如出一辙，完全是形式主义，实在很无聊。没有实力的头衔意味着什么呢？我对一般人那种一味迷信头衔的全无定见和教养之低实在很撮火。
鲁迅先生为木刻的普及竭尽全力。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中，先生所倡导的木刻运动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运动。它具有两方面的属性：在致力于普及苏联和德国木刻的同时，对自己国家古已有之但正走向衰落的传统木刻倾力保存。具体地说，即一边推进可资普及新木刻的出版工作，如《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木刻士敏土之图》《木刻纪要》[295]等，一边同时推出《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明代小说插画》[296]等书籍，足见先生考虑之周详和用心之良苦。而在我所尊敬的先生的这些工作中，能小有参与并略尽绵薄，对我来说便是无上的快慰了——特别是为了普及新木刻运动，不为头两次的失败所吓退，接着又办了第三次木刻展这件事。同时，在中国启蒙木刻、贩卖木刻刀等作画工具给初学者，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快意之事。
照日本军部当初的考虑，如果只是“九一八”事变的话，原本是不难控制局面的，但事态居然发展到大东亚战争，这本身就是失败，无论如何该在黄河一线断然停战。实际上战线越过长城一线已然铸成错误，绝对不能从黄河继续南下。日本军部利令智昏到了何种地步，透过此事亦可明了。
鲁迅先生的诗并不多。我有幸受赠一首，内人也曾蒙先生书赠过一首，惜今已散失。我受赠的那一首题为《二十年来观中华》[297]。住在后面的山本初枝[298]女士受赠的一首[299]（由小田狱夫先生译成日文）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首诗后来得到郭鼎堂[300]先生的盛赞。其他友人也曾对我说过，鲁迅先生的诗品卓异，可惜对不谙诗艺的我来说，殊难解其中三昧，实在是莫大的遗憾。
据近藤春雄著《现代中国的作家与作品》一书中所收的《汉译现代日本文学目录》，出版这些汉译作品的出版商约有三十九家书店。其中，在敝店成立之后或同一时期开业者有二十一家。翻译的种类共计约八百三十种之多。而其中，不论是从出版社，还是从译者来说，在敝店成立后付梓的作品，尤其是译者为我所熟稔者逾三百三十种。包括其他的作品，从时代来说，敝店成立后译介出版的作品占了大半。说句自恋的话，这些版本的大部分都是我的书店提供的。特别是左翼书籍的译介，即属于上述第三部分的三百三十种图书，说全部出自敝店的供货也不为过。每每想到诸如此类的事体及其与敝店的关联，看到以我的书店为中介，日本文化对中国人产生的影响之大，不禁萌生某种飘飘然之感。就自恋之甚和脸皮之厚而言，我深知自己属于日本人中为数不多的那一类，这也相当麻烦。而在众多译者中，如鲁迅、郭沫若、田汉、夏丏尊、谢六逸、沈端先、郑心南、张资平、查士元、崔万秋、黎烈文、黄源、高明、汪馥泉、钱歌川、胡仲持、葛祖兰、刘大杰、樊仲云、钱稻孙、林伯修、俞寄凡、包天笑、陈望道、李达、楼适夷、丰子恺、孙俍工、徐半梅、欧阳予倩、冯雪峰、朱应会、陈彬龢、林骙、章锡琛、查士骥等人，均为我所熟知的朋友。除此之外，还有曾在北京大学待过的尤炳圻[301]及其他众多人士，恕不一一。说起来，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内山书店竟然与如此众多的中国文化人交游过往，能不感慨系之！这八百三十种译著的译者绝大部分都是我店里的主顾，在此所枚举者仅为其中相知较深的人。如果把作家和其他文化人一一枚举的话，将是一个相当冗长的名单，今暂且割爱，容日后再叙。上述著作[302]的末尾，收有现代中国作家的传略，共计二百二十人。其中明确知道曾经留学日本者，有四十三人。这些人均为中国作家中的大家及中坚，实在很了不起。而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与我的交往，并不仅限于一面之交，而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说实话，能把这些写出来，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事。
此前第一次和第二次版画展，似乎与中国观众之间缺乏互动，故这次打出了“世界木刻画展览会”的看板，居然非常奏效。而这次鲁迅先生却没说“老板，算了吧”的话，我在为这份坚守咋舌的同时，也为自己终于能把一件事坚持到底而感到欣慰。总之，此次画展大获成功。我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之基督教诲的真意，懂得了所谓“最后五分钟才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