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笔名陈瑜。1898年3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先祖世代务农,由河南迁居入湘。父亲田禹卿,在湖南岳阳、邵阳等地做厨师。田汉九岁丧父,靠母亲易克勤纺纱织布为生。
田汉六岁入塾启蒙。十岁时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及至新学堂开办,他靠舅父接济才得以继续入学。1909年,他入长沙选升高等小学,1911年升入长沙修业中学预科。时值辛亥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时期,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报名参加了湖南革命党人组织的学生军。焦达峰等革命党人遭到杀害后,学生军被解散。1912年,田汉得到舅父易梅臣的帮助,考取由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的公费生。他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异,读书期间得到徐特立的亲切关怀和资助。徐特立注重启发学生们了解社会,关心国家大事,锻炼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写诗作文的才能,对田汉的一生有很大影响。
田汉自幼酷爱戏剧,童年时在长沙农村就喜爱看皮影戏、木偶戏、湘戏以及农民自己演唱的花鼓戏。以后在长沙看到文明戏(话剧),更萌发了对戏剧艺术的倾慕与追求。在求学时期他就开始练习作剧,写有《新教子》、《新桃花扇》。
田汉在长沙师范勤奋学习的同时,广泛阅读了革命刊物,如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国风报》和《民报》、《上海时报》等等,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6年秋,田汉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时值舅父易梅臣被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田汉随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他先与舅父同住东京小石川茗谷町湖南经理处当抄写员,同时在舅父的指导下自学。舅父易梅臣是南社诗人,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他悉心教诲田汉向上之道,指导他怎样读书做人。
经过勤奋自学,田汉考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值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田汉在易梅臣的关怀指导下,积极关心社会问题,并搜集报刊上的经济材料,撰写了一篇《俄国革命的经济原因》,对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作了扼要分析。文章引起易梅臣的好友李大钊的注意,并从北京写信来加以鼓励。后来田汉回忆说:“倘使当时按照大钊同志的方向继续前进,我早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幸大钊同志在北京牺牲了,梅臣先生也死在军阀赵恒惕之手,失掉了指导我的人,同时我的兴趣被吸引到文学戏剧方面去了。”[1]
在日本,田汉接触了大量西欧现代戏剧和日本的新剧,并受到各种文艺思潮流派的影响,良莠不辨,兼收并蓄。他“一面热衷过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启蒙思想,一面却又迷恋过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2]。在“艺术救国”思想指导下,他凭着青年的热情和正义而写作,企望当个剧作家,以“中国未来的易卜生”自许。1919年,田汉在东京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国内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文章,追求进步。暑假,田汉从东京回国省亲,与表妹易漱瑜结婚,10月同往日本攻读。1920年,田汉在东京发表剧本《咖啡店之一夜》、《梵峨嶙与蔷薇》,开始走上了戏剧文学之路。
1920年初,田汉经宗白华介绍与郭沫若建立通信联系,相互倾慕。同年3月,田汉由东京到福冈访晤了郭沫若,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交谊。他和郭沫若、宗白华之间的书信,当时编为《三叶集》出版。1921年7月,他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经过长期酝酿正式成立了创造社,鼓吹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注意自我表现,积极冲破“文以载道”的旧传统。
1922年9月,田汉携妻归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随后又任教于大夏大学和上海大学。这期间,田汉致力于戏剧运动,从事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与在戏剧界初露头角的欧阳予倩、洪深等结为好友,在艰难困苦中共同创办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电影剧社等,合作主编《南国周刊》、《南国月刊》等杂志。田汉等人所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团结了一些知名的艺术家和一批进步青年,在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给当时的文坛很大的推动,开创了话剧运动的新局面。他所主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为我国话剧事业培养了编剧、导演、表演、音乐、美术诸方面的众多人才。这个时期他创作的剧作有《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江村小景》、《苏州夜话》、《古潭的声音》等。这些剧作表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艺术上熔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炉,反映了田汉对黑暗现实的鞭笞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获虎之夜》被誉为中国早期话剧的代表作品。《名优之死》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也有些剧作品,如《湖上的悲剧》和《南归》,流露出一些感伤情调,存留着作者早期的“唯美的残梦”和“青春的感伤”[3]。田汉这些剧作的相继出版和南国戏剧运动的蓬勃开展,使我国当时因追求商业化而趋于没落的话剧得以中兴,并为我国话剧的健康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田汉重视培养文艺人才,并善于发现人才,如戏剧界的郑君里等,美术界的吴作人等,音乐界的冼星海、聂耳等,贡献甚巨。
田汉在思想上的突进是1930年。1927年南国社改组之前,田汉以自己为中心从事艺术活动;南国社改组后,采用委员制,依靠多数人的力量共同推进革命戏剧运动。从1927年下半年起,他就一步一步地转向了革命。1929年,他在南京公演《孙中山之死》被当局禁演,使他对国民党当局有了深刻的认识。1930年初,他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又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被选为执行委员。他在《南国月刊》上发表了十余万言的《我们自己的批判》,对近十年的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和批判,并严格剖析自己,批判南国戏剧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方向和艺术方向,这标志其思想和创作上的成熟,是其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其后,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成批的文学和戏剧方面的优秀分子投到左翼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田汉利用企业界的力量,组织了艺华公司,联系各方人士,掌握了“明星”、“联华”和“艺华”三家影片公司。同时,田汉所领导的南国剧社的转变,也带动了戏剧协社和辛酉、大夏、摩登、复旦等许多戏剧团体,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戏剧工作的强大的统一战线。
1932年4月,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田汉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文艺思想的发展,“对人民疾苦和民族命运不断的关心”,“使一个带着若干小资产阶级感伤情绪的剧作家终于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4]。此后田汉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了新的高度,创作热情十分旺盛,创作活动扩大到了话剧、电影、戏曲、诗歌等许多方面。他写了近三十个剧本,题材大多是反映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如他创作的话剧《梅雨》、《乱钟》、《1932年月光曲》、《回春之曲》、《阿比西尼亚的母亲》,电影《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等,洋溢着磅礴的战斗激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完全摆脱了过去的感伤、消沉情调,对当时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田汉写的《顾正红之死》,以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为背景,热情地讴歌了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在戏剧发展史上第一次塑造了我国工人领袖的英雄形象。1934年,田汉创作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由聂耳作曲并主演,在上海演出闭幕时,观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久久不离开剧场。这一剧作为革命歌剧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田汉还积极推动革命音乐活动,同著名的音乐家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合作,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文委成员同时被捕。3月,田汉被解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不久在狱中患了背疮需手术治疗,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人保释出狱就医。田汉病愈后,仍被软禁于南京。南京政府当局允许他在南京从事戏剧活动,他随即组织“中国舞台协会”,约集上海戏剧界的洪深、舒绣文等在南京演出《械斗之歌》、《洪水》等剧,反映战区人民的痛苦,反对内战,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在高涨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中,田汉结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写了很多充满爱国主义的剧本,《乱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回春之曲》歌颂爱国华侨青年回奔祖国,勇敢参加抗日斗争的故事。田汉还写了《扫射》、《战友》、《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鼓舞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抗战爆发,实现了国共合作,田汉获释,并经中共代表团审查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在全国人民抗日洪流激励下,田汉迅速写出了宣传抗日的多幕剧《卢沟桥》,热情歌颂爱国军民英勇保卫卢沟桥的抗日激情与斗志,揭露国民党上层将领的妥协行径,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是年8月,田汉到上海,组织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1月由上海回到湖南长沙,与廖沫沙等人筹办《抗战日报》。1938年,田汉到武汉,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处长,主持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抗日宣传,广泛团结文艺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组成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戏曲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和后方演出。他还负责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等地抗战戏剧的组织领导工作。其后在长沙、桂林进行戏剧活动,带领抗日救亡演剧队、平剧宣传队、文艺歌剧队等,多次赴前线慰问,奔波于炮火硝烟之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这个时期他以饱满的热情不断创作,主要作品有《秋声赋》、《再会吧,香港!》(与洪深、夏衍合作)、《武松》、《琵琶行》、《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黄金时代》、《哀江南》等话剧、戏曲和电影剧本。
抗战结束后,田汉重返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46年,创作了著名话剧《丽人行》,对日伪统治的暴行进行血泪的控诉,实是影射国民党统治的倒行逆施。《丽人行》不仅具有感人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1947年3月14日,上海文艺界举行“庆祝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对他勤勤恳恳地“永远为人民服务”,“通过其艺术改造中国”,为戏剧创作和人民的戏剧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1948年,田汉转入解放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先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并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第一、二、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倡导戏曲改革,并先后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和京剧《白蛇传》、《谢瑶环》等优秀作品,成为他一生戏剧创作的最高峰。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田汉即被诬为“叛徒”而入狱,1968年12月10日冤死于狱中。1979年4月25日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给田汉恢复名誉,予以平反昭雪。
田汉一生创作和改编、翻译的各类戏剧作品达一百二十余部,编有《田汉戏曲选》(上下册)、《田汉剧作选》及《田汉文集》十六卷等。
独幕剧,田汉著。《薜亚萝之鬼》写于1922年1月,同月16日由留日学生首演于日本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剧场,发表于1922年4月《少年中国》杂志第3卷第9期。1931年收入现代书局版《田汉戏曲集》第四集。1983年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版《田汉文集》。一个大雪的冬日,资本家蒋氏公馆内炭火熊熊,二小姐兰君和三小姐梅君在烤火、弹琴、看情书,准备堆雪人玩。大小姐竹君回来了,她是个女权主义者,刚参观了保丰纱厂回来。她拿出在纱厂得的照片,两个妹妹惊叹照片上的女工们怎么都跟“老婆子”一样。竹君遂讲起女工们工钱少,工时长,在车间里呼吸弥漫着灰尘似的细纱的空气,终日忍受巨大的噪音的痛苦生活。兰君、梅君大为同情,要邀女工来家里听琴、赏梅。竹君却指出施点恩惠的想法是不行的,应该去理解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小姐气质丢开。她决心“从今日起把我们所有的财产丢掉,去做她们的战友”。她要全家搬到纱厂边的屋子去,这个公馆捐作医院,薜亚萝(Piano,钢琴)也要卖掉。梅君对钢琴依依不舍。竹君告诉她,这钢琴是保丰厂分的红利买的,但为赚这笔钱保丰厂已有三个女子得痨病死了,这钢琴里有着工人的冤鬼。两个妹妹同意卖掉钢琴,和姐姐一起从此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查看详情>>
京剧剧本,44场,田汉著。1938年10月作于武汉,原名《渔父报国》,10月10日首演于汉口大舞台;1939年6月于桂林改编为大型作品,更名《江汉渔歌》,7月,由平剧宣传队首演于桂林金城大戏院。1939年12月、1940年1月连载于重庆《抗战文艺》第5卷第2、3期合刊和第4、5期合刊,后又多次修改。1940年4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单行本。50年代被改编成通俗小说,60年代被改编成连环画。故事是得自《汉阳志》。宋时金兵南犯,汉阳空虚,太守曹彦约起用民间豪杰许卨、赵观、党仲升等,联络江汉渔民数万,大破金兵,汉阳赖以转危为安。作为抗战救亡之剧,在阐扬:“今日吾人欲取得胜利必须全国男女老幼各尽其岗位报效国家。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用处,妇女有妇女应尽能尽的责任。” 查看详情>>
现代独幕话剧。田汉著。原载《田汉戏曲集》第4集,现代书局1931年4月版。1927年,江苏龙潭,江边的一个小村。母女二人在家中议论世道艰难。母亲说起二儿子在蒋介石的军中;女则提起孙传芳的部队这几天打过江南来,大哥出门16年了在北方军中当兵,如果回家来不知能否认得。因二哥要回家吃晚饭,女出门购物,下场。一穿军装男子上,这是长子崇佑,现为孙传芳军中的一个排长,现随军到江南而返家。母子相认,崇佑说起16年来的经历,尽是盲目地参加一场场的军阀混战,并展露脸上、身上一处处的伤疤。母亲欲出门为他借一身便衣,但崇佑不以为然,说:“咱们过了江,世界就是咱们的了。”“南兵来了,一枪就干掉他。”母下。这时女儿回来了。但崇佑不认得妹妹,在军队中养成的兽性复发,大叫“花姑娘”。女见此乃一北军,大叫“救命”夺门而逃。服役南军的次子适于此时回来。兄弟二人对面不识,互要对方缴械,终于格斗起来。长子一枪击中次子之腹。母亲抱便服与女急急入门。母大呼:“打不得!打不得!你们是兄弟呀!”但次子之枪已响,洞穿其兄的胸膛。女愕然:“这个难道就是大哥吗?”母亲绝望地号哭。 查看详情>>
现代独幕话剧。田汉著。初收入1932年湖风书店版《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剧本描写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九·一八”这天晚上,沈阳东北大学的一些学生聚集在宿舍里议论时局。尽管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有着各自不同的志趣与爱好,但都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怀着强烈的义愤。事变发生前,他们已推派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发枪抗日,当局却软硬兼施,不准学生抵抗,并指使学生中的极少数败类进行威胁和破坏。正在这时,日寇轰炸皇姑屯的炸弹轰响了,爱国学生叶仲群等挺身而出,组织学生敲响了校钟,集合全校同学,并决定联合全沈阳的学生和爱国民众,到兵工厂领枪,奋起抵抗。学生和群众在枪炮声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剧作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反映了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人民中迸发出的爱国激情,具有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剧中人物众多,几乎没有主要角色,但矛盾冲突尖锐紧张,有强烈的时代气氛和较大的气势,是作者这一时期创作的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众多剧作中有代表性的一部。 查看详情>>
现代独幕话剧。田汉著。初载1929年7月《南国月刊》第1卷第2期,后收入1930年现代书局版《田汉戏曲集》第五集。剧本描写一个流浪诗人被一场战乱弄得家破人亡,他所爱恋的一个牧羊姑娘也嫁了别人忧伤死去。于是他又流浪到了南方,寻找一向钟情于他的农家少女春姑娘。春姑娘在流浪者离去后一直痴情地眷恋着他,每天念着他在树皮上刻下的诗句,每晚枕着他丢下的破旧的鞋子。当流浪者梦影似地重来时,春姑娘如获至宝,不肯舍掉他;流浪者也疲于幻影的追求,表示要永远与春姑娘相守。不幸的是,在流浪者归来前的一刻,春姑娘已由母亲作主许给了一个农村少年。流浪者得知后,在失望的痛苦中悄然远行,南归的孤鸿只好又鼓着残翼向那遥远无际的旅途飞去。剧作表达了作者和当时一部分青年对黑暗动乱现实的不满,以及寻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与惆怅。该剧写于作者主持南国社时期,明显地留有早期的“唯美的残梦”和“青春的感伤”(《<田汉戏曲集>第四集自序》)。剧本以浑然一体的充满诗意的情境取胜,语言凝炼优美,抒情气氛浓郁,堪称抒情诗剧,在南国社公演时曾博得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眼泪,其感伤情调也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查看详情>>
现代戏剧家田汉早期的多幕话剧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29年。剧中的京剧名艺人刘振声老板,把“玩意儿(艺术)”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他把演戏和做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其信条是“演正派戏,做正派人”。老旦刘凤仙从小卖给人家当小丫头,挨打受气,吃尽苦头。一次失手打碎了她太太的一个玉钏子,惊恐之际逃到外面。刘老板看他可怜,收留了她,替她出钱请师傅教她学戏,还亲自点拨她,为她耗尽了心血。刘凤仙演戏与做人是脱节的,她的名声倍增,她的好虚荣的意识也随之膨胀。当地流氓恶霸的代表、衣冠禽兽杨大爷,垂涎于她的美貌及苗条的身段,抓住其喜欢让人“捧”的弱点,一步一步地引诱她,腐蚀她。今天给她拍张剧照,明天邀她出去兜风,后天为她做旗袍;刘凤仙上台演出,杨大爷就指使一帮地痞在台下喝彩,授意记者在小报上不着边际地大肆吹捧。就这样,刘凤仙一步步走向堕落,非但不报答刘老板,而且抛弃了恩师。刘振声痛心刘凤仙的背离,千方百计挽救之。对势力强大的黑社会,刘振声无所畏惧,拍案而起,最后怀恨死在舞台上。先生的死促使刘凤仙有所悔悟。在这个剧中,田汉塑造了一个忠实于艺术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对他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通过刘振声的悲剧命运,揭露了狐鬼横行的旧社会迫害艺人,摧残艺术的罪恶。该剧标志着田汉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查看详情>>
二十一场话剧。田汉著。1947年3月9日抗敌演剧九队在江苏无锡首演。修改本初刊于《剧本》月刊1957年5月号,1959年7月中国戏剧出版社社版。剧本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上海为背景,写了三个女性的不同遭遇。刘金妹是纯朴善良的纱厂女工,不幸遭日寇强奸,丈夫又被打瞎了眼睛,她借高利贷摆地摊又遭没收。为了生活,无奈以出卖肉体来维持一家的生活,她曾二次企图自杀,幸得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怀和帮助,重新走上新的生活道路。梁若英是个曾倾向革命,但又贪图安乐的知识妇女,摇摆于革命和堕落之间,最后在残酷的现实教育下,又重新回到革命的怀抱。李新群是为革命艰辛工作,英勇奋战,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强战士。她们有各自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但共同遭受的民族苦难,使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当时还没有一个剧本对帝国主义、汉奸和反动派的揭露、控诉有这么强烈,也没有一个剧本对党的领导表现得这样鲜明” (朱琳等:《愿将忧国泪,来洒丽人行》)。当时正是北平发生美军强奸沈崇案件和上海发生驱逐、逮捕和杀害摊贩事件之后, 《丽人行》的演出,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继无锡首演后,又在上海、北平、天津、长沙和武汉等地上演,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剧本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探索借鉴我国民族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和发扬街头剧的形式,采用多场次,突破舞台空间和时间的局限,简练明快,引人入胜,受到戏剧界和各阶层人民的好评。 查看详情>>
四场剧。田汉著。列为“大时代文库”第五种。汉口 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4月初版。作品宣传军民合作,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主要情节是:抗战爆发后4个月,南京失守,西南各省壮士东下杀敌。农村青年宝生、大毛等在村子被敌人占领后,联合群众,开始了保卫家乡的斗争。 查看详情>>
独幕剧,作者田汉。北新书局1937年3月版。北平,一富家。匆匆赶来的女婿伯诚正拉着岳母评理。原来他的妻子士玉和他闹离婚,已回到娘家来了。士玉同熟识的唐医生从外面回来,伯诚又拉着唐评理。于是士玉说明,伯诚在课堂上向学生散播对日本投降的论调,她又发现了他写的一批汉奸文章,这就是要闹离婚的原因。同情士玉的唐医生看出夫妻毫无共同语言,遂将伯诚劝走。 伯诚去后,母劝其女。她说明自己是个旧式女人,丈夫死了,守着两个孩子,只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但士玉告诉她不必操心,自己已能照顾自己了。 母亲的另一个孩子士锐回来了。他浑身朝气,谈论着参加抗日义勇军的事。姐弟俩一唱一和,互相鼓励。母亲急坏了,要他们每天念一个钟头心经,去除妄念,消灾解难。儿子立即敲起木鱼,摇头晃脑念起来,并要姐姐别哭了,帝国主义飞机大炮的进攻这个最大的灾难念念经就可以消除了。 母亲见自己的主张只被当作笑话,便暗自对丈夫遗像表白了一番心迹,然后把安眠药和入粥碗,又剪断了电话线。她骗姐弟俩喝下了粥,并要求儿女和她同睡一屋,然后锁上房门,自己喝下了药。姐弟俩谈论着明天要有个新的开始,只觉不适。母亲说明了要一起死的真相。姐弟俩奋力挣扎,但电话已断,门已锁,钥匙已被母丢弃。他们倒在门边,已无力呼救。外面,唐医生来了。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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