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的井田到秦汉以来的非井田是一变，像“变调忽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井田虽废，但仍不发生土地大兼并的风浪，虽然亦有兼并的说法，那是与西洋的兼并不同的，且西洋封建时代亦没有中国历朝政府的把兼并看作不该。中国是没有商业资本为祟，没有地主贵族，而且农业本身很健康。
秦汉以来贵族的封邑，仍像前此井田时代贵族的采地，只许收用赋税，并非私有其地，那赋税亦与国课同率，并不重的，民间总之只须出一份，缴了贵族的即不必再缴国家的。而地主则称员外，在朝廷的官员之外，当然没有政治身份，此即地主贵族的名词在中国史上不成立。虽有豪绅恶霸，亦个人的行动没有阶级为护法。西洋封建时代不曾听说有豪绅恶霸，更没有农民控告地主的案件，因为他们的地主贵族对农民怎样虐待亦都是合法的。所以包龙图只是中国才有。中国土财主而且常会遭人欺侮，西洋何曾有这种事？中国历朝的规矩，不许士大夫与民争利，若有强夺民田，便宰相亦犯法，要革职没籍的。
土地兼并又必是商业资本为祟，中国却井田虽废，仍保持众产业平等和谐生发的传统，如宋时临安城日宰千猪万羊，即连畜牧业亦有如此繁盛，各业皆健康，故农业亦健康，而商业亦变得驯良了。
战国时魏李悝有一家百亩的收支数字，其生产力已非中世纪欧洲所及，秦汉以来更普遍施肥，又有新种的发明与输入，例如苜蓿及棉花的种植，而且农具与牛马之多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加以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生在一起。生产力高即免于经常的贫乏，农作的种类多及与手工业生在一起，即能抵挡荒歉，可以弥补，不至于出卖土地。
中国历朝皆讲究灌溉工程，且州县皆设常平仓，民间亦有义仓及茔田，专为防荒歉及救贫乏。茔田是民间每分遗产，总留约三分之一的田产值祭祀，几代的茔田若干年一轮值，便贫家娶妇嫁女的钱亦有了，平时的亏空也弥补了。而常平仓及义仓，则更是有计划的以三年的丰收备一年的荒歉，朝廷且以天下的财力，移长补短，来赈济一地。凡此皆是西洋封建时代所没有的，亦比现代银行贷放政策还要意思好。中国史上的大荒歉，是朝廷把理路都来乱了，产业全面起摇动，如明末那一次，农民弃地流亡，地主亦都把地契挂在路边树上不要了，连城市工商业亦慌张散失，那里还有人利用荒歉来集中土地？这是旧朝要没，新朝要开，天下的气运何尝在土地问题。
法国大革命后，自耕农至今保持优势，即因农业的生产力提高了，不像前此的经常贫乏要出卖土地。而且生产力强大则地租低，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可以租地经营农场赚钱，所以现代西洋虽土地私有而已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可是从来亦不发生过土地问题，连佃农亦可以是小康之家。中国竟是根本没有地租。西洋早先巴比仑的地租，单对谷物的产量有高到9/10的，而对农作物的总产量则高到1/3、1/2、3/4、4/5不等，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的地租更连没有个限制，现代他们虽然地租低，亦到底还有地租。中国则二千多来年佃农向地主缴纳的，一直只是相当于地价的1.2/10，就南方来说，是租谷仅占稻作产量的3/5、2/5或1/2，其他如豆麦棉花蔬类的收获全归佃农所有，除去田赋，地主的收入只等于一分利。民国以来我家乡嵊县上虞一带租田与梢田并行，租是缴谷子，佃户与地主四六对分，梢地是值百元一亩的田缴十二元或十元，这明明只是地价的利息。至如李嘉图与马克思的地租论所说，还有在利息以外，由于土地的垄断权利而得的叫地租，中国可是没有的。而及至二五减租之后，则地主更连地价的一分利亦没有了。中国的地主也本来无法垄断土地，如江浙有大买小买，土地竟为佃户与地主所共有，地主不能更换佃户，除非佃户不缴租或地主自己收回来种。且百元一亩的地价，你要买时，从地主只可买得田底四十元，田面六十元则要向佃户买，若只买得田底，佃户便只照四十元的地价缴租，而你即使连田面也买了，可是佃户种过了多少年，这田面便又成了是他的，你简直没有法子。
此外中国民间分遗产，不像西洋的可以专凭立遗嘱人的意旨：亦不像战前日本的只归长子长孙继承，却是必要兄弟之间平分，长子长孙虽多有一份，但不过是一点意思，乃至姊妹虽不分产，可是必定竭力办嫁妆，那所费亦与分产相差无几，此外还要留起茔田，虽是怎样的地主，经过一分再分亦都变成中小农了。西洋及战前日本的遗产制度是对产业负责，而中国则对人远比对产业看重。中国人亦羡门第，亦爱产业，可是仍有人的洒脱，如说“王侯将相本无种”，如说“穷的那有穷到底，富的那有富到头”，毕竟气慨不凡。
中国而且利息低，没有地租而只付低利息，所以地主与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礼》郑康成注：民从官贷钱，利息最轻者年仅五厘。又注：王莽时贷以治产者，但计所赢取息，无过岁什一。《史记》里吴楚反时，贵家子从军，向商人贷钱息十倍，即对本对利，这要算最重，后来想是依照汉高祖微时欠酒家钱的办法，索性都不还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苏轼兄弟反对，说民间利重者亦不过二分，随亦减为二分。这长年二分以后就一直定为最高额，民间借贷与典当都不得超过，称为官利，是官家规定的，典当的伙计称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圣旨取息，而许多是还不到一分半。《红楼梦》里贾芸借得醉金刚倪二的银子，自动说愿出重利，亦不过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严嵩及《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被抄家，犯条之一即是重利盘剥，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亦几乎为此吃官司。西洋人则过去那样痛恶犹太人，可是从来亦不说重利盘剥的犯法。他们是要到产业革命之后才有低利息，中国可是不必经过革命，还比革命得来的更好。
民国以来农村因丝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经济破败而发生高利贷，多是长年二分，但道德与法律皆不给它保障，结果还是倒账的多。高利贷会助成土地兼并，但民国以来事实上远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见亦不像革命者所夸张的真有那样高利贷的浪潮。
明清人的笔记里常有这样的县令，一个是富室来控诉民户欠债不还，县令怒道：朝廷的命官岂是给你做总管，帮你讨债的？不受理。又一个盐商解来挑私盐的农民，县令问同伴有几个？那农民答八人。县令道：别人都跑了你独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盐，可见是个不自爱的人！其人说没有病。没有病必是能跑，你试跑给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其人跑至门边又回顾，县令说：“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盐商请示，县令怒道：你要赚钱，难道不许别人吃饭！这真是使地主与商人一点法子亦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原来是非常完备严密的，但总留有空隙余地，所以不伤人，不伤物。
西洋产业革命后，是以火与剑生生割断农民的土地脐带，例如英国毛织物商人劫掠农民的土地都用来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惨剧，然后这班农民才去到城市里做了无产阶级的工人队伍或产业预备军。中国则没有农民被土地缚住的事，西洋会被土地缚住，那是农奴之故。西洋的农民一离开土地就从此回不去了，而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则随时可以回去乡下。中国亦没有西洋那样城市人口过剩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早先井田时代农与百工商贾生在一起，井田废后的城市亦仍是丘甸县都的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的扩大，虽去田郊渐远，但并非离农业而去了。而农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带有本钱、货色与技艺，因为中国众业生在一起，农民原非单纯的耕田夫，要改业为工商很方便，在乡下是中小自耕农，到城市里便是中小工商业者，并非去做无产阶级。连城市的雇佣劳动者，亦像佃农雇农，都还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地主则大抵同时皆在城市开铺子作场，西洋史上地主转变为资产阶级，如所谓“普鲁士式的道路”，是桩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地主则可以参加城市工商业如此顺当，而无须资产阶级化。克鲁泡特金的“田园手工场”，梦想把工厂与人口疏散到田野里，中国则城市与乡村本来生在一起，乡村像荷叶，城市像荷花。
中世纪欧洲有基尔特，例如汉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对当地政权的集团自卫，并在同业之间限制竞争。中国亦有行会制度，却不是为对政府自卫，而且不必忧心竞争。中国是市场大。马可波罗记临安户籍有一百六十万家，即或是一百六十万人之误，但那是宋元之际，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却则有五万人，过去罗马帝国全盛时罗马城亦只三十万人，且罗马与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国则临安这样名城迢递相望，此即是国内市场大。还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贸易，皆沿途兴起新产业，此则是连国外市场亦化为国内的了。市场大即不必竞争，故讲“和气生财”，不像西洋的歌颂海盗。
市场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轻。古代及中世纪欧洲的利息高到没有标准，是因他们的商业靠冒险去欺诈与抢劫，利润率是天方夜谭里的，商人借钱利息重亦可，赚得来不在乎此，赚不来连本钱丢光，拼一磅肉让债主从他身上割去还债。西洋要到产业革命后才有薄利多卖主义，但中国的买卖则向来正常，商业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过什二之利，这平均利润不但压低了利息，而且保证了工商业现货周转的平稳，不受金融资本的支配。中国史上票庄规模之大，还过于威尼斯银行，连英格兰银行亦只在它与东印度公司结成关系之后才比得上。十三世纪的威尼斯银行是从高利贷出生，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银行是工商业的司令部，而中国的票庄则为盐茶丝及皮货瓷器各业的同行所开设，且一直保持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这样繁盛，票庄这样发达，可是货币终不跋扈，唐时“一曲红绡不知数”，宋时“一曲新歌百匹绫”，久久实物与货币并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发生金融资本主义。
西洋经济一靠对外掠夺，二靠国家财政。中国则外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并不为打经济的主意，虽如汉武帝问大宛要马，唐明皇问交趾要象，亦并非拿它来裨补财政，虽战胜外国，亦从来没有订立要他岁输财物若干的条约，只有突厥辽金元对中国曾经如此，但是中国到底平了他们。对内是朝廷握有盐铁及漕粮，但不以之转化为国家资本，乃至从事大规模的建筑与灌溉工程，亦不是为了消化过剩资本或过剩劳动力。中国从来不靠朝廷的消费来繁荣市场。中国的官吏与军队在比例上是世界上最分量小的，井田虽废，州闾乡党的组织实际仍在，民间凡事自己会得处理，朝廷的官吏就人数少了，而军队是因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封建领主与商人基尔特作梗，早已施行征兵制，所以常备兵可以很少。
西洋经济的现代化是靠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面商品化，而以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为开始。前此欧洲人是世界上衣着最缺乏的民族，他们不曾养蚕，亦不晓得种棉花。及至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先是毛织，后又是棉织，遂把大众的衣着都包办下来，又因向印度埃及采购棉花，同澳洲采购羊毛，而世界市场乃扩大，不再被限制于前此珍宝香料及高贵的织物这几种商品，且其后又由衣着推广到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面商品化。中国则从《诗经》里“民之蚩蚩，抱布贸丝”，早已有这样的买卖，而且泉布的布还被作为货币，汉唐以来，天子赐群臣仍是绢若干匹，锦若干端，民间亦以棉织物丝织物纳税，衣着如此丰富，而且遍于市场，其他日用品亦如此，却不觉其商品化，一面仍是男耕女织，看起来像家庭自给经济，而那繁华的市场，则有它当然好，没有亦不会万民的生计一时都断绝，此即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的配合仍是井田的传统，其实连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那样的名词，用在中国亦根本是不适宜的。
井田废后最怕私有财产会像洪水泛滥，但事实是井田时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废后私有亦如公有。中国人是种花在庭院里亦喜欢它开出墙外，给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别墅也都开放给游人，连新娘的嫁奁亦沿途抬过让人看。中国人是房子的建筑也疏朗轩畅，让天光云影可以进来徘徊，而且喜欢楼居，开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铭》：“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轩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有这样洒落的胸襟，与外界连没有一点阻隔，这就不是个斤斤计较私有财产权的人了。中国是朋友有通财之义，连商人亦凭片面的记账可以取信，不必签字为凭。
中国人是对于物有正常的爱惜，但不把物看成严重，而且人早已高过了生存竞争的阶级。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女主角，因送爱人从军上火车，偷出去了一回儿，并没有耽误排演，就被从剧院开除。剧院的经理是个老妇人，一班歌舞女子受她虐待连没有人觉得不应该，因为她的严厉统统合理，因为生活的真理是这样残酷的。那女主角失业后受生活压迫，沦为妓女，战后她的爱人回来，她在火车站揽生意，回避不及，接着了，仍是当年的笑，当年的爱呀，趁他尚未知情，再得半日也好，再得一刻儿也好，然后她封还了他的订婚指环，自杀了。若是中国人，那女的心仍旧理直气壮，那男的亦必照常敬重她，还更爱惜她，可是美国人不能够，并非因她失了贞操，而是因她在生活上失败了，生存竞争倒下来的人是不可被原谅的。
中国人也讲勤勉，《尚书》里有《无逸篇》。西洋古时地主贵族可没有说勤劳是道德的。吴季札与孟子皆重夏禹的勤劳，历朝天子亦五更天气必上朝，连后妃亦不敢贪眠失时，这都是西洋所没有的。乃至民间现在爱挂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亦开头即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不但为治事，亦为保持人的清新，不坠于惰意暮气。又说四民各勤其业，皆不因生存竞争的压迫感，而是说的“勤有余闲”。中国是民国以来才有失业这样的新名词，但亦总不觉得严重。一个人失业一年半载，众亲友帮助帮助，也就渡过难关了。
民间又有摇会，有事有难则纠集亲友出资借给一个人，并无利息的，此后每年抽签轮还，余人续续补足，抽签中者可得一笔总数，各人皆是化零为整，不过次序有先后，这亦是救度了失业。金融这样活泼的在于民间，还比社会组织化的或国家银行化的金融机能更来得意思好。且又中国现代城市的工人亦仍不是无产阶级，乡下他总还有东西，至少亦有茔田。财产在民间这样活泼，亦只是因为人对财产的态度大方。对财产能态度大方，故汉唐乐府写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繁华，明清小说写中产之家有中产之家的热闹兴旺，连小家小户亦有世界的安定清贞。又虽贫如颜回原宪，亦“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是从这样的民间，故出来得汉魏六朝的荡子，而苏轼为官极勤农政工政，他自己却常会衣食狼狈，靠马生帮忙，兄弟资助，也不算为依赖。
中国人亦且不惯做薪水阶级，商店的伙计总利用公家的便利，同时带做自己的生意，主人并不计较。而亦不因此腐蚀崩溃，向来工商业欣欣向荣时都是这样的作风，若至于腐蚀崩溃，那是少数不识大体的人所为。连官吏亦不专靠俸给。清朝极盛期，袁子才为江宁县令，罢官后就起造得随园，当然不是靠俸给，但他仍是好官，并不伤民，而民间亦不小气，觉得只要是好官，给他享富贵荣华亦是应当的。又以前白居易算得廉洁，亦有家僮十余人，厩马三四匹，中国是民间过节送礼都讲丰厚，并非官场就算是贿赂。汉唐朝廷有道之时亦皆如此，而或至于贪污的程度，则是衰世之故。这种作风仍像井田时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四月里杜鹃啼遍千山，外面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阶沿的寸寸阳光与檐前新竹，特别照映得在堂前做针线的少妇如在水里画里。这时大门口走进一人，那少妇睄见了满心欢喜，和女伴说得一声“啊，他回来了”，就把针插在胸前围身布襕上，一只手执着未做好的鞋面，起身迎接她那才从学校放假回来的丈夫，在无限的世界与无限的世人里见着了这个是她的亲人。我无端在这里写下这一段，是为纪念我的亡妻，却觉得这种私情之美，亦通于汉文明的产业。
可是中国这样好，为何不发明机器？那是因为不需要。中国史上的天下承平富庶，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衣食器皿宫室很富饶，更何必急急忙忙发明机器？中国历朝有广大层的中产人家的饶足，见之于灯市，划龙船，及其他良辰吉日的排场，此皆为西洋所无。既然饶足，即应讲究产业性情之正，而且要有衣食器皿宫室之美，此即是教之以礼，使人世的无限亦遍在于产业。
西洋是过去青铜器时代即已埃及巴比仑走在中国前头，但没有到达像殷周的高度就萎缩了。随起的铁器时代亦是罗马抢先，但没有到达像汉朝的高度就萎缩了。其后北欧蛮族又向罗马从头学起，则不过一千年左右，时间不及中国史的四分之一，成绩更不能相比。当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用机器时，全欧洲的总生产量尚不及同时代中国的五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可是他们的手工业已走到尽头了。他们是这样急遽的跳入了机器时代。现代距离蒸汽器的第一次出现还不到二百年，他们又走尽了头，非原子能不能打开窘境了。
中国的不是慢而是正常，不是因循而是延长。过去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延长，炼铜的讲究亦成为后来炼钢的基础，所以能铸剑甲于天下，而铁制农器的精美及种类之多，亦是从铜器的精美及种类之多转化出来，中国的铸剑术传到日本，手工打就的日本刀远比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用机器制造的军刀犀利。机器理该可以胜过手工，而现代机器制品距离机器可以做到的精华还这样远，这人与机器的可惊的浪费要归咎于西洋已往手工业行程的潦草。而他们这次又发明原子能，则只可用来造造炸弹罢了。这完全是暴殄天物。
中国史并非循环停滞，秦汉以来一代有一代的声音颜色，如“初日照高林”，一朝有一朝的产业新规模，都大过从前，如马可波罗所记宋元之际的生产力即不仅为同代西洋所不及，而亦非汉唐所曾有。中国只是不堕产业竞争，过去青铜器铁器皆比西洋迟三五百年，机器时代亦不过是迟了一二百年。中国的手工业时代这样长，是在培养可以行于机器的产业与人的性情，到了明清这样的高度，即使无西洋的发明在先，亦下去自然会有一天出现机器时代，依顺序不会太远的。现在西洋虽然抢了先，亦仍要照中国的法子，才能有机器时代的天下清安。
现代世界显然不是生产力不足的问题，问题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内国外的斗争与战争，因此浪费并阻碍着生产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人与物皆得其性情之正，生产力的事倒是不必慌张追逐，总要做得好，宁可做得慢。
现在国际形势终不成定，中国只要政治有办法，产业是很快可以现代化的。产业并不能保障西洋，连科学亦不能自保，过去埃及巴比仑皆有高度的生产力与科学而亡，近代英国德国法国亦好景不长在，国际的力量对比不尽取决于生产力，而亦取决于形势，此即我们有着许多机会可以出头。我们能来天下之物，则他国之富可以亦即是我之富，而且依照自己的意思来安排现代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