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是像《三国演义》的起句：“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因此被今史学家认为循环停滞。但单说版图，就汉唐的比三代更大，明清的又比汉唐的更大，如何可说是停滞？而且西洋像罗马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欧洲，大英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世界，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又皆崩溃了即从此不能再合，由此可知华夏的有大一统，及分裂了又能结合，是有他的本领的。
中国史上每次大乱，是因新制度初行时尚带苛性，未能与人生的全面相调和，而还有是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的震动。
西汉亡于王莽的六筦，而六筦其实开端于汉武帝。井田废后，财政惟恃税收，以供朝廷的平时开支尚可，要举办大事则不足，而且财政成了不过是政府的账房，不像井田时的与民间产业为一。秦筑长城，治驰道，造宫殿，所以会引起骚动，即因没有可以代替井田的新财政制度来动员民间经济。汉朝初开时，朝廷自天子以下不能具钧驷，并非民间的财力亦到了山穷水尽，而因井田时的公田与国工国贾已废，新的财政制度却尚未达起，不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汉文帝的节俭原是美德，而亦因限于收入，只可如此。景帝时吴楚七国反，朝廷即无法应支这笔军费，井田时有征伐，是井邑出兵甲粮秣，而景帝时良家子从军却要靠举债了。其先汉高祖与项羽战，已是多靠占据了敖仓的积谷，又利用秦朝在关中的贮蓄，而项羽则因军需无出处而败。要到汉武帝，有平准及筦盐铁，来代替井田的征发制，朝廷的财政才又生于民间经济而为其核心，有了新的行动大力。秦开郡县制，汉设六筦制，但郡县制至二世而乱，六筦制亦至王莽而乱，皆因其初时不免辛涩。郡县制的辛涩是到汉朝才去了，六筦制则要到唐朝，才好比七分熟的桃子又红又白一般可爱。
制度虽没有错，但带有苛性即不好，同样的制度可以做来风姿不同的。每次大乱皆不等触及生存问题，甚至不为对制度有何意见，而只是感觉世景雾数，朝廷像银河里的星座晦暗了，民间就要动起刀兵。因为所争的是世景，所以亦没有阶级斗争那样革命的政纲，并非区区农民暴动，而是天下人皆反。而问他们为什么反，却说是“苍天将死，黄天将立”，乃至“三户亡秦”之谣，但若认真封起六国之后，或奉起太平教为国教来，是要碰钉子的。原来那口语童谣亦不过是像“桃之夭夭”，兴也，却并不即是一首桃花诗，底下倒是“之子于归”，天下另有所归。
至于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而起的震动，则如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一体化，上起周朝，下迄宋朝，实经过两千年之久才完成。尚有华北经济自晚唐起另成一规模，至明朝才与中原结合为一体。而珠江流域则自唐宋时已见强大，但至清末民初尚与中原的产业未能相习。在同化过程中的变动，亦是使农业与工商业代代成为新相知，且引发新制度。故汉唐宋明清各有其文明的新姿，各有其划时代的制度，划时代的版图。
周秦皆以黄河流域为王畿，而长江流域迄自成风气，不能与之相安，故秦始皇感觉东南有天子气，而秦末民间起兵，首发难者亦果然是楚人。秦汉两朝，黄河流域的繁盛是得力于通西域的商路。而长江流域亦南方海道渐开启，因为西方有波斯帝国又罗马帝国出现，连印度与中国往来亦一部分走西域陆路，一部分走海上商路，而引起长江流域产业的新活泼。秦惠王时，五丁凿通四川，楚汉之际，赵佗又疆理南粤，而景帝之世，乃有吴楚七国之反。吴王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可见当时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殷盛。西汉末年，王莽因行六筦与纷更币制而乱，亦是长江流域起来了绿林兵。
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自此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当初周武王营洛邑，是为照应黄河中下游，而光武帝的东京则是为更就近照应长江流域，以与黄河流域的比重调和。汉朝黄河流域的产业重点仍在陕西，山东一带因距离稍远，每被长江流域所吸动，前次吴王濞反时，即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皆被卷入，所以光武建东京是贤明的。而当时黄河流域的产业基础亦实深厚，且自汉武帝置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四郡，甘肃新疆很兴旺，皆与陕西的产业相结，所以还吃得住长江流域。及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发生了大瘟疫，那次大瘟疫是世界性的，从欧洲传来，又经黄巾之乱，产业被破坏极严重，如此它对长江流域的比重才陷于长期失调，要到唐朝才再建。
东汉时是长江流域产业的新地位益益威张，先已有马援征交趾，后更去印度取经的人亦多走南方海道，这海道虽比西域陆路历史浅，却分外见得发育快。那次大瘟疫，长江流域又受害较轻。黄巾之乱，此地亦少波及，东吴但有山贼，荆州且更安静。荆州东连吴会，西控巴蜀，南有潇湘江水交通，联结南方海道，是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又北有汉水，荆州与襄阳合称荆襄，是开向中原经济的大门，所以刘表亦会有一代的名望，而且此后一直是政治军事的重镇。但是长江流域不能就此代替黄河流域为华夏的王畿，三国之时，东吴最繁华，蜀最法严，但气魄仍是曹操这边最大，魏在黄河流域。
三国之时，南方海道越发兴旺，为东吴所有。巴蜀则自秦时有寡妇清开矿致富，汉武帝时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及王莽末年公孙述称帝，已早有了气象，又经诸葛亮经营，成都沃野千里，纺织业亦发达，蜀锦很有名。诸葛亮又继马援而渡泸平蛮，从东吴分得一部分南方海上的贸易，故能“功成三分国”，而且六次出兵讨魏。巴蜀的地形，吴会的财力，若像西洋，乃是各各分立为民族国家，中国却因有汉文明的大一统，故惟有争中原，而终不自外于中原。
晋朝的统一时间很短暂。关中自东汉末年丧乱残破，曹操迁都许昌，晋亦都洛阳，黄河流域失去关中为根基，对长江流域终无力统率。又自曹操征乌桓，司马懿征辽东，通朝鲜日本的东北商路增强了今时华北地方的产业地位，此地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成为三个互不相下的力量，遂有五胡乱华，从此分为南北朝。晋室南渡后，长江流域虽然偏安，却还统一，而北方则群雄割据，黄河流域整个的陷于分崩离析了。
但关中仍在恢复兴起。彼时印度正全盛，西域甘州凉州物阜民殷，与华夏的联系仍通过关中，故苻坚能以百万之众南窥晋室。其后隋唐皆是凭关中的产业新气运，才又统一江南，而且削平了北方群雄，连华北地方的产业亦收来置之于肘腋之下。唐朝是远比汉朝更有西域工商业的明亮，玄宗时凉州的上元夜灯市，繁华竟不减长安。而长江流域则经东吴与东晋的风流人物，楚民族的浓重气氛已化为平易，与汉文明遂无间阻，唐朝壮阔如西汉，却有汉朝所不及的温柔艳丽，此即是江南的。唐朝的游冶郎如李白等，皆喜欢长安及甘凉及吴会，长安是“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发秦川”，甘凉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吴会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但唐朝至天宝年间，西域商路盛极而衰，因其时印度已开始凋落，被回教帝国所垄断，西方世界与中国通商几乎都转移到南方海道了。于是甘州凉州萧条，而关中失去背景，遂又河北跋扈，江南游离，安禄山之乱，河北变成了藩镇割据，而江西的永王璘亦叛，其后还有李希烈自称大楚皇帝。及黄巢入长安，关中更从此破落，连残剩的西域陆路贸易亦转落于契丹之手了。契丹且又占领东北商路，故其势力骤然强大。
黄巢乱后，关中从此降为山西的媵属。可是广州亦被黄巢杀了波斯商人十二万，却随即恢复，因为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皆正在兴旺头上。此地不服中原辖管，而为蜀，为南唐，为吴越。他们都很繁华，但是汉文明大一统的元气还不能出在这里。
此时是有个新的中原正在形成中。自从昔年隋炀帝开运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枢纽遂在开封，不像过去的从樊襄到关中。这运河不但联结江南，亦联结山东与河北，故五代藩镇亦在这运河圈内的山东河北河南地方最强，而宋朝统一了这运河网，遂亦统一了华夏。宋朝的京都在开封，是中原与江南成了新相知。惟有对华北终奈何不得，宋太祖最后才伐北汉，即是觉得河北的事不容易，而石敬瑭时已割让与契丹的卢龙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则到底不能收复，其后且至于迁都江南以避金兵。
但河北经济后来亦终归要统一于华夏的，而长江流域则到宋朝才真的同化了。宋朝虽不及汉唐的壮阔，都因为中国历史仍有着伟大的前景，不因一朝的偏安而气馁，而且因与江南成了新相知，故宋朝文明亦有比汉唐更好的地方。汉朝文明是诗经的，极其平正，虽燕赵之士的慷慨悲歌亦是直谅，而长江流域的楚辞则郁结难舒，悲歌而不慷慨。晋室内渡，王谢风流，竹林放达，底子亦还是这慷慨，他们不受一点楚辞的影响。他们是蒿目时艰，伤心人不堪闻泣，有意不使自己的心境变成像屈原，但有意即不免做作，故放达流为放诞。唐朝人则不忌讳，唐诗即颇有楚辞的成分在内，且把来化了，但亦还嫌太浓太艳。李白以汉文明的直谅，取荆楚与江南的新意，而化为简约明快，故苏轼喜之，以为尚在杜甫之上。李白与白乐天皆成于江南。晚唐白乐天的诗，其平易实开北宋诗的先声，故苏轼又极敬服乐天。唐朝的是繁华，宋朝的是清华，到宋朝才江南的美亦生于平正简易，比唐朝更能举重若轻。读宋诗，只觉更有一种平民的贵气。
却说那河北经济，只看隋唐东征，两至平壤。高丽日本来观国光，东北商路的重要性亦已可见。宋时河北经济对河南的比重，有如唐时甘凉对关中，但唐时甘州凉州新兴的产业是精致的手工业，且有农业与马匹，这些都很容易与华夏经济取得和谐，甘凉又是西域与华夏舞乐造像壁绘的交流地，除了产业还有文明的相契，故关中能与之相处得很好。而宋时河南与河北则合不来，这是河南自身的基础不及关中，而亦因河北的产业虽然强大，可是粗恶。
从河北输入中原的物产多是原料，如皮毛木材，东珠与人参，也有马与羊。河北并且出现了手工业时代的重工业，煤被普遍使用，冶铁术亦因之兴起，农业则有高粱与燕麦，又因植棉而兴起纺织业。这铁与棉亦输入中原，但没有一样是精制品，中原当然亦需要这种东西，可是拿什么去交换呢？河北人及东北异族的生活程度很低，不能消受中原的手工精致品，这生意就难做了。河北亦不像甘凉的是文明交流之地，中原与之更不易成为相知。宋时的边患虽还有西夏，但那只是甘凉昔日繁华的残山剩水，因关中荒落，而无可依归。最大的边患是契丹与金，契丹与金即是乘这粗恶而有大力的河北产业的龙性难驯，其勒索中原岁贡绢银，亦是因为河北与中原的正常商品交换迄未建立得起之故。
契丹辽金的入侵，并非两国之间的问题，其实乃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亦并非河北与华夏在扩大分裂中，而是在积极走向统一中。但要到明朝，才河北亦与中原一体，不只产业，连文明亦相知相契。
宋室南渡后，河南久久成为战场，与各方面的经济都失却联系，遂从此荒落，与关中一样，迄今不能恢复。但长江流域与河北经济则在南宋时各各有了新发展，而这回是直接受欧洲的影响。
基督教的欧洲直到十一二世纪，仍只靠沉没了的罗马帝国的余晖，昏黄地照见那些蛮族在断砖颓垣里拾着生活的破片。及南宋末年，阿拉伯人在地中海沿岸的建设，且因几次十字军，教会了这班蛮族从事工商业的新发展，才又有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活泼，而欧洲东北部则兴起通俄罗斯的陆路商务。这影响及于中国，是长江流域开始了与南洋通商的新局面，河北亦新开了沙漠商路。
这沙漠商路，是中国北部通过南俄与欧洲的贸易，从新疆起到甘肃陕西山西河北辽东一带，沿边都有蒙古驼商，运丝茶等出去，运皮毛等进来，连原来的西域商路及东北商路亦被包括在内，遂使河北经济走上一个更大的场面，所以塞外兴起了蒙古。《马可波罗游记》里，即记有忽必烈大汗如何用心建置并保护这辽阔地面上的驼马商队与驿站，几次皆为贸易被阻而对西方用兵。而这蒙古人与河北经济相结，遂南下入主中国。
元朝八十年间，从江南沿海到渤海的海运大盛，而运河亦漕船贾舶如织，河北与长江流域的联系一天比一天密切，而且元朝又以其抢劫所得建设北京，河北产业的精致程度遂渐与长江流域的相埒，而北京还比临安更财力充足。元朝的失败是太讲究权谋，分出人的等级，蒙古人第一，其次是各色胡人，汉人居末，他们若有一种贵气倒也罢了，却不过是战胜者的优越感与统治的权谋，这就使汉人不服。而且推行喇嘛教，凡喇嘛僧都有特权，他们兼并土地，垄断买卖，又要人信教，中国人很不喜这些。如此，长江流域遂先反，而开创了明朝。
明太祖建都金陵，但成祖随即搬到北京，继承元朝的成就。元朝还有一桩好处，是打倒了名门及儒生，民间因此活泼，乃有元曲的出现，其流风还开了明清的小说。明清的瓷器，亦比宋瓷厚重，更有世俗的好。但明朝亦继承有元朝的残暴，显然有一种威力感。元曲里的包龙图，是黑脸黑龙袍，明瓷亦大红大绿里要配上黑色，连绘的金鱼也是黑金鱼。这是因为河北与中原与江南刚刚结合，还有点不自然。过去秦法极严，还有隋炀帝亦重杀戮，皆因刚刚统一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再就是明朝，有厂卫，有权臣，明太祖成祖都是残忍的人，但因鞑靼为寇，宁王宸濠反叛，朝廷的威力感渐失，稍稍归于平正，才免了像隋朝的短命。
明初永乐年间，北京的王气如日中天，且遣三保太监郑和下南洋。可是明朝不能统一利用沙漠商路。元朝亡后，蒙古人散漫了，却由满族来重拾其坠绪，满族先是靠东北商路起家，后又兼并蒙古，而奄有沙漠商路。明末山东闹饥荒，便与东北商路的被满族把持有关，陕西闹灾荒，亦与沙漠商路的被鞑靼把持有关，如此便山东出了王仙芝张献忠，陕西出了李自成。而华北因发生这样的障碍，其对长江流域的统率力亦随之而削弱，长江流域的四镇都成了骄兵悍将，结果是满清进来代替了明朝。
清朝虽旗人，但与元朝不可比，当初雍正帝亦猜狠，但无明之厂卫。旗人是随即只见其堕落与无能，而民间对之亦不甚恨。中国人是对于怎样无理的东西，只要其作恶不太过分，不事事来干涉，也就可以存而不论，当他是鬼神一般敬而远之，化点钱买三牲箔纸送走他都无所谓，因为天下之大，何所不有，那里计较得这许多？而且满人不过做了皇帝，天下还是汉人的。民间还传说乾隆帝原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事实未必如此，但中国人的自喜，对于天日亦有偷天换日的狡狯想法，倒是颇可爱的。
清瓷与明瓷一样有世俗的好，却去了那种威力感，明朝人还有一种秽亵，大约是元时喇嘛僧所遗，及受缅甸热带密宗的感染。前此魏晋人的《飞燕合德传》，唐人的《游仙窟》，亦写男女的生理情欲，到得没有保留的程度，可是健康；明人的《金瓶梅》则使人往下沉，心里总也解不开，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的悲剧有一种恐怖。曹操的诗：“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连深悲大忧亦能慷慨，而《金瓶梅》则不能。清朝的《红楼梦》就清扬。
清朝士大夫被压低，但民间衣食器皿宫室之美，反因此而不沾道学气与文艺腔，民间的礼节亦更平直。而且清朝舞乐极发达，昆曲比元明更有平民的精致，而地方戏如秦腔、山西梆子、河南坠子、山东鼓词、汉戏、申曲、苏摊、绍兴戏、广东戏皆勃兴，且又秦腔转出京戏。北方戏实是黄河流域的正声，长江流域的亦好，皆是歌舞生于常言常行，而归于人事之正，此即平民的特色，亦是礼乐的乐的新声。此外还有民歌社舞，亦都是好的。
清朝的版图，亦是元朝明朝的合璧，北至外蒙古及外兴安岭，西至新疆西藏尼泊尔不丹，南至安南缅甸台湾等，倘若假以岁月，将可以混同为一个华夏的天下的，不料来不及完成，西洋的兵舰大炮打进来了。但是亦不必惊，因为还有新朝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