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觉民(1887年—1911年4月27日),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南后街杨桥巷口。他的生父林孝觊,字玉珩,叔父林孝颖,字可山。林觉民从小过继给叔父为子。林孝颖是当时福建有名的学者,以诗赋著称。林觉民幼时体弱多病,八岁时,母亲病逝,从此吃睡和嗣父在一起,跟随嗣父学习语文。他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
林觉民少年时就厌恶科举,十三岁那年嗣父要他应考童生,他不愿违背父命,怏怏赴试。但等试卷到手,他挥笔写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头一个交卷出场。
1902年,林觉民考入陈宝琛新办的全闽大学堂(后称全闽高等学堂)文科学习。那时,西方的新学说已传来中国,青年学生大都沉醉于自由平等的理想,林觉民便自号为抖飞。他在同学中颇具威信,学堂里闹过几次风潮,同学们都推举他出来领导。因为他具有不畏强暴的个性,又善于言谈,师生多爱同他攀谈。“总教习叶肖韩独爱其倜傥,尝优容之。”曾对他的嗣父说过:“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
林觉民对官立学堂的腐败很不满,便和思想一致的朋友在城北创办一所私立小学,又在城南魁辅里谢氏宗祠内创设阅报所,既鼓吹革命,又是校外同志之集聚所。他又热心于社会的公共福利事业,朋友如遇到困难,他都尽力帮助。课余他常和同学们议论时事,认为中国不走革命的道路就不可能自强,慷慨激昂,声望大著。他“好演说,语极动听,某晚在城内锦巷七星君庙参加爱国社演说,题为‘挽救垂亡之中国’,说至沉痛时,痛哭流涕,拍案捶胸,闻者感动。适学校某学监在后窃听,归语其同侪曰:‘亡清国者必此辈也’”。随着年岁的增长,林觉民为革命而献身的志愿越来越坚决。
1905年,林觉民奉父命同陈意映结婚,婚后夫妻的感情很好。次年,生一个男孩,取名伯新,他俩非常珍爱。他曾写过一篇名为《原爱》的文章,阐述青年男女对爱情应有的态度,读过此文的人都赞成称好。有位朋友写信对他说:“读大著《原爱》,理义公正,才情高绝,乃知文学家自有真也。”
林觉民在家庭中,也反对封建思想对妇女的禁锢,为了帮助她们的觉醒,他和堂兄在自己家院子里办了一所家庭女校,动员妻子意映参加,堂嫂谦修、堂妹孟瑜及部分亲友的家属也入学。他亲自授课,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他说妇女要解放就必须走出家门。在他的教育帮助下。秀琼、秀慧两个妹妹就没有缠足。
那时,去东邻日本留学成为中国青年的时尚。1907年,林觉民在全闽高等学堂毕业以后,经嗣父同意,也自费去日本,先学习日语。一年后,带去的钱已用完,刚好有一位丁姓官费生蹈海死,觉民得以补上此缺额,进庆应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同时兼修英语和德语。他孜孜力学,夙夜不懈。
当时,外国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的凶讯不时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常常聚在一起,互相流泪叹息。林觉民悲愤地说:“中国已处危险关头,大丈夫只有一死报国,为何要仿效古人那样相对哭泣呢?我们既然是革命志士,就应该站起来仗义执剑,争取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或许可以挽救危如累卵的局面。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谁还能忍受和坐视第二次亡国的惨状呢?”大家听完他的话,都肃然起敬。他对“于国文爱庄骚,逼肖其笔意,辞藻超逸,美词气,谈笑风生。每登坛演说,左顾右盼,久而弥壮”。由于他和陈与燊齐名,人们称呼他们为“陈林”,又因为他和林文及族弟林尹民共住一房,被人称为“三林”,按照年龄的顺序排列,他是“中林”。
林觉民早已加入同盟会,嗣父听说他在日本的要好朋友都是同盟会的成员,便写信提醒他多加留意。他复信说:“大人所不安者,恐儿学非所用,将有杀身之祸。今习文科,文科主心理、伦理诸学,岂有学心理、伦理之人而得祸者?”以此来宽慰嗣父。
1911年初春,林文收读黄兴、赵声的香港来信,知在港同志正筹备广州起义。留日福建学生当即开会研究,决定由林文去香港参与筹备起义事宜,林觉民则回福建发动响应。他们两人于3月3日离开日本回国,同船赴香港。黄兴看见林觉民来到,高兴地说:“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于是决定暂时取消他在福州响应的计划。
接着,按照林文的意见,林觉民秘密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到广州参加起义。嗣父见他突然回家,感到很惊异,他解释说,学校正放樱花假,应邀陪几位日本同学去参观江南一带的山水风光。他也没有把真情告诉妻子,虽然他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诀别,但为了实现为“天下人谋永福”的理想,他极力控制自己,进行掩饰。他得到福建同志的大力支持,在家乡只停留十天,即邀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吴适等人同赴香港。
4月23日夜,林觉民和林文、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骧等人先入广州。第二天,听说林尹民和郑烈已从日本到香港,觉民又邀更新同回香港为林、郑作引导。这一天晚上,陈更新和郑烈入睡后,觉民独自点灯,为家中亲人写绝笔书,直到天快亮时才停笔。第二天早晨,他拿着所写的书信嘱托友人说:“我死后,幸为转达。”便偕同林尹民、郑烈重入广州。在船上,林觉民和郑烈同睡一房,他轻声地对郑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
林觉民抵广州后,因为26日还有同志从福州来到香港,需要引导。所以他于25日晚再度赶到香港,直至27日早晨,才同陈与燊、陈更新等人率领全部福建志士同行,和林文等在广州会合。故是役闽人就义之多,仅次于粤。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起义爆发,林觉民和全体福建来的同志随同黄兴往攻督署。原定分十路进攻,因故改为四路,结果只有黄兴所率百余人第一路贸然发动,他们人人臂缠白布,腰束炸药,手持刀枪,奋勇冲击。可是,在总督衙门内却找不着早已逃遁的总督张鸣岐等人,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觉民怒不可遏,横目奋击,所向披靡。这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亲兵卫队赶来督署围攻,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觉民不幸中弹,力竭倒地被俘。当时报纸上刊登消息称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指的就是林觉民。
林觉民被水师提督李准等人提讯于水师提督衙门内。他本来普通话讲得很好,可是在座的多是广东人,怕他们听不懂,而当时广东官吏一般都会英语,他便讲英语,问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他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的时事,宣传革命思想。敌人们专心倾听,也好似为之动容。林觉民起初坐在地上讲,这时敌人为他打开脚镣手铐,请他坐在椅子上谈。接着,又送上笔墨纸张让他书写,他走笔疾挥,立尽两纸洋洋数千言,大有文不加点之势。当他写到激烈的地方,便敞开上衣,用手捶胸,激动不已。他写满一张纸,李准马上郑重其事地取去,捧到张鸣岐面前,张随即阅读,故作叹息的姿态。当林觉民写第二纸时,临笔稍为停顿,状似欲呕,犹恐污地未遂吐,以早受文明教育,性嗜洁故也。李准亲持唾盂近前始吐。他写完以后,又在堂上演讲,谈到时局险恶的地方,便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并且劝诫清朝官吏们应该洗心革面,为自己的祖国献身,革除清朝暴政,建立共和民国。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那么,自己虽死也瞑目了。
林觉民被关押了几天,一勺一水都不肯入口。赴刑场的时候,他面不改色,泰然自若,从容就义,时年才二十五岁。后与广州起义死难烈士共七十二人合葬于黄花岗。
林觉民的岳父陈陶庵当时在广州供职,最先得到他牺牲的消息,星夜派人送噩耗回福州,林家立即迁移住处。一天早晨开门,发现门缝中已塞进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林觉民生前托友人带回家的亲笔信,也就是他4月24日深夜所写的绝笔书:一张给父亲,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另一张给爱妻陈意映,写在一大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一千多字,语句悲怆婉转,十分动人。他首先说:“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忍悲为汝言之”,“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接着,他以生动感人的笔触回忆历年夫妻间的恩爱生活,“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虽然,眼前的小家庭是幸福的,但是,“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最后他说:“汝幸而遇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象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陈意映得知噩耗,几次昏死过去。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仲新。
林觉民撰。亦称《寄妻绝笔书》、《与妻书》、《绝笔书》等。载《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写给妻了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信中委婉曲折地倾诉了自己对妻子的厚意深情,请她理解自己勇于赴死的原因,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满腔仇恨,反复阐明了个人和家庭与祖国前途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并鼓励妻子要“为天下人谋永福”,不要为他悲伤。此信表现了作者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高尚品质和为拯救祖国危亡,使亿万苦难同胞从帝国主义魔爪和封建统治桎梏下解放出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全信笔调委婉曲折,不仅辞意恳切,中心明确,条理清晰,而且语言简明流畅,情真意切,直抒胸臆;并将叙事、说理和抒情有机融合在一起,把爱妻子的感情寓于爱祖国的感情之中,读来感人肺腑。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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